1. 引言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物质极其丰富、科技高度发达；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生态恶化、自然衰败、道德滑坡、精神失衡。自然生态和人类精神意志层面的极端消弭成为生态危机的一体两面，何以解忧？于精神偏执处、于物欲文化根本处回正。苏轼对于自然的热爱，在世事流变中葆有对自然最原初的自洽，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生态哲学的内涵，更为当下生态危机的治理与解决提供了思路，为创造生态和谐社会以及构建生态环境打开了视域。研究苏轼的生态哲学对于哲学从边缘走向中心，对于绿色发展理念、可持续发展的推进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苏轼生态哲学中的自然观溯源
苏轼出生于四川眉山，温暖富饶的土地滋养着幼时心灵，是他生命最深沉的印记，他的生态之思在此萌芽。据说苏轼出生之后，眉山一座风景秀丽的彭老山忽然变得贫瘠，待苏轼走完曲折而又不平凡的一生后，这座山才重新繁茂起来。幼时于此，其母程氏对苏轼影响颇深，为其生态自然价值观的塑造提供了前提条件。在《记先夫人不残鸟雀》中曾记载道：“吾昔少年时，所居书堂前，有竹柏杂花，丛生满庭，众鸟巢其上。武阳君恶杀生，儿童婢仆，皆不得捕取鸟雀。数年间，皆巢于低枝，其鷇可俯而窥也。” [1] (p. 159)程母对于所居环境的保护，使得少年书堂草木葱郁，鸟雀安家。正是程母对于生命的敬畏、自然的热爱让年幼的苏轼倍感触动，成为其生态哲学的内在根源。
除了故乡眉山与程母给年幼的苏轼种下自然、生态的种子，这位被后世成为完美人格的哲人，其哲学思想中所蕴含的生态智慧的养成同样离不开中国古代哲学的涵养与启示。其父苏洵对苏轼的教育以严格出名，在父亲的严格监督下，天资聪颖的苏轼饱览群书，少年苏轼便对道家产生了独特的情感。他曾说：“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2] (p. 9)苏轼从小就将道家的思想融汇到自己的人格修养之中，同时《庄子》恣意的文风也对其也产生很大影响。
道家崇尚自然。老子强调道观天下，道法自然。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3] (p. 120)在老子看来，“道”是万物产生、发展、覆灭的规律，充塞于天地之间，流转于万物之中。陈鼓应曾对《道德经》概括到：“‘周’是一个圆圈，是循环的意思。‘周行’即是循环运动，‘周行不迨’是说‘道’的循环运动生生不息。” [4] (p. 10)强调了人与自然圆融统一的状态。庄子强调无为而治、“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5] (p. 78)的生态和谐思想，将人与自然的和谐观视为“大本大宗”。在他看来，万事万物都有其自然发展的过程，而人类必须顺应其发展、顺应物之本性，同样展现了对于自然的尊重。苏轼的生态哲学素养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其“文化成果中之最精致、超迈部分，其人生哲理之领悟，均得之对天人之际的悉心体察，得之于自然审美。这正是苏轼对道家哲学的忠实继承和具体发扬，也可视为宋人自然审美精神成果的最精致部分。” [6] 反观身处21世纪的我们，或许需要回望同样文化盛极一时的宋代，去看看苏轼与时代交锋时留下的生态哲学思想。
3. 苏轼生态哲学中的自然观
3.1. 身行万里
苏轼出生于四川眉山，这片拥有奇山秀水的土地给予了苏轼最早的陶冶与启迪。往后的人生祸患相伴，仍旧没有改变对土地和自然的热爱。他的一生既经顺境，复历逆境，位高之时可名镇京城，做封疆大吏，为帝王之师；失足之时沦为阶下囚，流放至蛮荒之地，而这位大哲人对此说：闻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7] (p. 546)。他说这失意之地也正是他得意之所。曲折和失意困顿了这位哲人的生活，却困不住他的内心，他乘着这些特殊的贬谪之遇，了悟生命与存在的真谛，将热爱生命与自然、尊重生命与自然、敬畏生命与自然内化成心底的本然诉求，因而他可以“江海寄余生” [7] (p. 199)，可以“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 [7] (p. 179)，在与自然万物中尽物性、尽人性，感天地体穹宇。
入仕之后，苏轼走过宋朝的大半江山，西起眉山，东至登州，南至儋州，北至定州，所到之处，纵情山水，草木为文。苏轼行至一处记录一处好风光，其文之多，别开生面。早年第一次出川在《南行集》中记录途径巫峡的奇景“瞿塘迤逦尽，巫峡峥嵘起。连峰稍可怪，石色变苍翠。” [8] (p. 34)两岸崇山云雾相绕，峰怪石苍翠。入仕之后行官至杭州径山，觉五峰罗列甚为奇巧幽邃，遂作诗记之，“众峰来自天目山，势若骏马奔平川。” [8] (p. 348)然仕途坎坷，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一时间从人人敬仰的中央官员变成蛮荒之地的有名无实职的谪官，苏轼内心的痛苦艰难在更为原始的自然中找寻解脱之法，写道“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 [8] (p. 5)他三游赤壁，观日落月起，水天一色，寄情山水之自然，体悟山水、草木的玄妙，感受个体生命与自然万物的契合，找寻物我不分的境界。在黄州的困苦生活带给苏轼的是对于“野性”的激发，是回归于生命原初。文中记道：“春色已盛，但块然独处，无与为乐。所居厅前有小花圃，课童种菜，亦少有佳趣。傍宜秋门，皆高槐古柳，一似山居，颇便野性也。” [8] (p. 1809)行至净居寺，止观明静明心镜，古寺云山慰心灵。他说：“十载游名山，自制山中衣。愿言毕婚嫁，携手老翠微。不悟俗缘在，失身蹈危机。刑名非夙学，陷阱损积威。遂恐生死隔，永与云山违。” [8] (p. 1025)乌台诗案的独特境遇打开了苏轼生命的极境，他在身心的煎熬之后打开了生命的又一重境界，更加注重对对生命最本真、最质朴部分的追求，规避了人类向来的秩序与规则，回归自然原有的多样与统一。
3.2. 身贬数乡
年少之时一朝名满天下，正是气盛之时，其母程氏不幸离世，守孝三年后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职，怀揣仁人志士救世之梦想，一心为民，然而好景不长，一朝乌台诗案，苏轼被陷构诬害被贬黄州，此后的人生里，贬谪就成了永恒的主题。以黄州为转折，接着杭州、汝州，惠州、琼州、儋州，三起三落，无端的陷构带给苏轼无尽的伤痛，这些伤痛被苏轼化之豁达，使其在自然中找到生命依托，成就了他在哲学、文学、书画、诗词等全方面各领域的成就。世人看来，他一朝成名即是巅峰，殊不知，他真正引以为傲的是那蛮荒贬谪的黄州、惠州、儋州。
贬谪黄州之后，苏轼开始着手撰写《东坡易传》《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二十一》中记录到：“某闲废无所用心，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欲了却《论语》《书》《易》，舍弟已了却《春秋》《诗》。虽拙学，然自谓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也。” [8] (p. 1482)
被贬黄州后的第一年初步完成了对《易经》的编撰，在《与王定国四十一首之十一》中记录到：“到黄州，无所用心，辄复覃四于《易》《论语》，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学，作《易传》九卷。” [8] (p. 1380)“某自谪居以来，可了得《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今又下手作《书传》。” [8] (p. 1519)
宦海浮沉，人生的际遇无从预测，使得苏轼对于个体生命的理解、自然存在之意义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感悟，老子云所谓“祸兮福所倚”，这次贬谪终究成为了苏轼自我与世界思索的必要场域。在《东坡易传》中，苏轼深入研究了“道”、“天”、“人”、“天人”等中国古代哲学本源性的概念，其自然观体现在建立在自然万物之上对“天道”、“人道”本源性的观点及其辩证认识。苏轼的门生秦观在《答傅彬老简》曾说过：“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 [9] (p. 981)苏轼首先作为一个哲学家而存在，苏氏之所以能够有其名是因为通其“道”，苏轼之道最深在于“性命自得”。“性”、“命”谓人道；“自得”，得“人”与“天”之自洽自适。
“道”作为本源性的命题，在苏轼看来：“圣人知道之难言也，故借阴阳以言之之，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者，阴阳未交而物未生之谓也，喻道之似，莫莫密于此者矣……阴阳之未交，廓然无一物，而不可谓之无有，此真道之似也。” [10] (p. 124)即在他看来用“阴”、“阳”来言“道”，一如“方言以辨惑”，是一种以俗情俗见去解释真理的方便之法，是通过一种灵巧的方式说出“道”，然而“道”的本质是“廓然无一物”，它包含阴阳但又不完全与阴阳划等号，所谓“夫道之大全也，未始有名，而易实开之，赋之以名。以名为不足，而取诸物以寓其意，以物为不足，而正言之。” [10] (p. 140)“道”本身就是“大全”，正如《道德经》开篇形容的“非常道”、“非常名”，“道”是至虚，是宇宙万物的起始点，“道”生万物，万物复归于“道”，在苏轼看来，“道”生万物，水为首，而后生万物。他说“阴阳一交而生物，其始为水，水者，有无之际矣。始离于无而入于有矣。”苏轼以“水”作为切入口，老子说“上善若水”、“弱者道之用”，“水”作为“弱”的代表是一个独特的哲学思想建构中的存在，它通“道”而非“道”，非“道”却能通有无。如此，“水”便是那个方便之法，以“水”为喻，行万物皆为“道”之法，正如“水”无形无常但不离“水”之内里。在这里，苏轼以“水”建构自然之道，其“道”指向自然的万物，“天”、“阴阳”皆出于此。区别于呈现方式的差异，“道”本身是完满无疑的，因而是“全”的，自然之道有其自身的流动方式，能够自行其是，万物自得，正如他在文章中写的“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7] (p. 179)在苏轼看来，任何世间万物之变化都有其“道”，任何事物的存在在运动变化中无限生成，因而苏轼的哲学必然的包含了其生态意味，必然导向对于自然万物的热爱与尊重，必然导向人类个体对于生命的自洽自适。这也是苏轼哲学思想中应对一切困难中最积极的素养，是苏轼在生活中即使遭遇政治迫害，仍能够通过自然找寻生命的平衡，仍能够在自然中找到皈依的最根本原因。
3.3. 以身作则
苏轼的生态哲学于他行为的塑造有着因果的关系，他的生态人格决定着他的生态实践，他们之间相辅相成。在苏轼的世界里，自然是大化和谐的有机生命体，世间万物美美与共。
在《新城道中·其一》中，“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 [8] (p. 437)春风吹断积水，山头、白云、树梢、初升的太阳是苏轼发自内心对于万事万物的热爱与欣赏。野桃子和溪柳是山间生机之物，是大自然和谐化生的产物，是天地之间生命充盈的宇宙图景，这些在苏轼的笔下也在他的内心。
不仅有发现自然之和谐的眼睛，更有守护自然之心灵。他以“水”打通了“天道”与“人道”，努力建构“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抒发着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密切联系，践行着“民胞物与”的生态使命，官至一处，植树种花从不落下，黄州的“雪堂”、惠州“鹤峰新居”、儋州“桄榔庵”都是他的杰作。
贬谪黄州之后对陶渊明仰慕备至，千辛万苦获得一片荒地，学着陶渊明的斜坡，自己取名“东坡”，记录到自己的日常“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 [2] (p. 235)他在此地带着家人辛勤耕种，悉心计划着种植各种各样的树木。后来又建立了一座粗朴的小房舍，名为“雪堂”，“雪堂”是家，更是一个花果园，他曾记录到：“堂之前则有细柳，前有浚井，西有微泉。堂之下则有大冶长老桃花、茶，巢元修菜，何氏从橘，种杭馀，莳枣栗，有松期为可斫，种麦以为奇事，作陂塘，植黄桑，皆足以供先生之岁用，而为雪堂之胜景云耳。” [11] (p. 1725)这位东坡先生“忘我兼忘世”，在苦不堪言的境遇里找到超脱消释之法，找寻自然而言之法，尊重自然，拥抱自然，热爱自然。
苏轼在《和陶和刘柴桑》中展示了他贬谪至儋州的生活状态，在“桄榔庵”广种植物并乐在其中，“漂流四十年，今乃言卜居。且喜天壤间，一席亦吾庐。稍理兰桂丛，尽平狐兔墟。黄橼出旧卉，紫茗抽新畲。” [12] (p. 2118)他善于发现和记录这些自然之物给生活带来的美好，也曾写过《种松法》总结种植松树的经验。苏轼于生态哲学之意义，小到对于家园的建设，大到对于自然环境的保护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小的家园与大的自然、社会紧密相连，因而与现代生态学中人类应当善待自然、尊重自然、爱护自然，有诗意地栖居是共通的。反观生态学对于自然的追求的实现，势必要人类内心产生对于自然的共振，要人类自觉抵达自洽自足的境界。
4. 苏轼自然观对后世的启示
时代发展至今，物质极大丰富、科技高度发达，然而人们思想层面的痛苦却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减少，反而愈演愈烈，人们在越来越追求理性与理智的世界里逐渐迷失，也许在人类文明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矛点出现的时候，我们应该重新深思工业文明以来的社会的变迁，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与存在的价值。浏览苏轼的一生，是大宋的新科进士，是皇帝口中的宰相之才，却也是被迫害贬谪的失意者，是躬耕东坡的农民，是食不果腹的穷人，然而这些都没有成为他厌弃自然与世界的理由。他在与自然自洽自得相处的过程中获得了内心的超脱，消解了人生所遇到的种种困境。苏轼在朴素的生活中找到幸福，在艰难的境遇下皈依自然，为当代人类提供了意识层面的引导，或许人类应当构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以疗救精神之苦楚，在与自然万物的自洽自得中寻求内在精神的平衡。
在精神层面构建和谐的引导之外，面对充斥生态危机的当下，苏轼的认识与实践也给予我们切实可行的解决思路。有学者说过：“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危险更多地来自于我们自己而不是来源于外界。”人类对于自然的无节制的开发与利用，腐蚀不仅是自然，更是人类心底的意志。或许真正的解决应当从意识层面入手，苏轼说“盖天下之乐无穷，而以适意为悦。方其得意，万物无以易之；及其既厌、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 [13] (p. 406)天下乐无穷，需要自己认识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于其自身的价值，需要处于内心的“天人合一”，发自内心的万物平等，他正是在内心的最深处了解世界万物的和谐统一，做到内心与万物的自洽以达内心之安定，自然之自然。
当今世社会人类独独偏向于无尽的财富，忽略长存的自然，事实一再证明，这种截断式地选择只会将人类拖进另一个深渊，在这种抉择之下人类与自然、与万物发生割裂，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所将建立在虚空的欲望之中，这种欲望即无法被填满亦无法真正支撑社会的发展。所以回归自然不是自然的选择，是人类寻求生命个体圆融状态的必然要求，是万物复归于道的必然选择，如此人类安身立命、生态发展才有可能。
5. 结语
林语堂评价苏轼是历史上少见的伟人，是诗人中的哲学家，是文人中的智者，是现世性与超越性水乳交融的一位哲人，是在生命中实现自洽的生态哲学范例，或许对于当今时代之昏昏噩噩，他的回归自然、朴实闲散的生活，与自然自得自洽的融合为人们提供了最好的生活范式。希望本文对于苏轼生态哲学的讨论能够唤起人们对于人与自然相处的启发，或许只有越来越多的人类看到生态危机，意识到生态解决应当从思想之根源处入手，生态哲学的使命才有完成之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