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A Rose for Emily, 1930)是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它通过描写南方旧贵族世家的淑女爱米丽·格里尔生在南方小镇上神秘孤僻的生活和她充满惊悚和哀伤的爱情故事，反映了处于新旧秩序交汇和南北文化冲突下美国南方贵族阶级的衰亡史。国内外学界对《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的研究主要围绕该短篇小说的叙事风格、象征意义、女性人物、哥特式特征、主题(尤其是作者的“南方情结”、爱情和死亡等)、文体特征以及“玫瑰”的隐喻等问题。鲜有学者挖掘该作中大量充满视觉效果的描写和图像化的语言，因此本文将从这一点切入，从语象叙事(Ekphrasis)的角度来剖析这部作品主题的呈现。在《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绘画艺术与小说创作结合的痕迹无处不在，福克纳通过语象叙事这一手法，用“图画式的词汇”对爱米丽的人物及她的居住环境、场景进行刻画，这些描写在叙述者头脑中呈现的视觉印象都属于图像再现，而叙述者的叙述则是语言再现的体现。通过文本细读，本文将从场景和人物两个方面探讨该作的语象叙事特征，并对其呈现出的深层次的意义进行分析。在小说中，福克纳以文字为画笔，向读者绘制了一幅具有哥特风格的“南方淑女”肖像图以及她幽闭的生存空间，体现了福克纳对美国南方淑女神话的批判。
2. 语象叙事与福克纳的文学创作
语言与图像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西方文学和艺术研究的焦点话题。在古希腊时期，语象叙事经常作为引发听众情感的修辞技巧出现在演说中，而在文学作品中，它被视为一种诗画关系的隐喻，使读者同在场观众一样感受到其中人物、场景和事件的真实再现 [1] (p. 3)。在文艺复兴以及新古典主义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让文学模仿视觉艺术的理念得到发展。到浪漫主义时期，语言以其“自足的任意符号的表现力”在这场竞争中占据了上风 [1] (p. 3)。20世纪后期，米切尔(W. J. T. Mitchell)在他的论文集《图像理论》(Picture Theory: Essays on Verbal and Visual Representation, 1994)中强调了人类社会的“图像转向”(pictorial turn) [2] (p. 51)，图像与文学的关系再次回到学术讨论的中心。从文学和叙事学的角度看，语象叙事普遍定义为“对真实或想象的视觉艺术品的文学性描写”或是“对视觉再现的文字再现” [3] (p. 133)。简而言之，语象叙事研究同语言文字与视觉性的关系息息相关，其“最核心的问题是词语与意象的关系” [4] (p. 78)。在文学作品中运用语象叙事，作者既可以通过文字描绘呈现具体真实的视觉艺术作品，也可以利用语言文字构图，再现视觉形象或者人物的视觉经历和感受。
语象叙事与《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的创作有密切的关系。其创作者福克纳本就具有小说家与绘画爱好者的双重身份，他继承了母亲对绘画的欣赏和挚爱，虽没能以画家身份出名，但福克纳对绘画艺术以及对绘画思维、技巧的训练已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他小说创作的潜意识中，使他的作品成为“小说方面独一无二的一种实验” [5] (p. 168)。许多批评家都认为图像艺术对福克纳的文学创作有着明显的影响。韦德(Candace Waid)在《有意味的眼睛：透视福克纳的艺术》(The Signifying Eye: Seeing Faulkner’s Art, 2013)中就指出，“他的视觉语言构成了‘图画式的词汇’(pictorial vocabulary)，成为理解福克纳叙事策略的一个新视角” [6] (p. 161)。亨尼豪森(Lothar Hönnighausen)认为福克纳的文学作品带着英国插画艺术家的印记，布洛特纳(Joseph Blotner)也提到福克纳在巴黎的绘画经历为他的文学作品丰富了视觉印象 [7] (p. 64)。在《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也能发现福克纳将绘画艺术与小说创作结合的痕迹，他通过语象叙事这一叙事手法，用“图画式的词汇”对爱米丽的人物及她的居住环境、场景进行刻画，使该作呈现出一种视觉化倾向。
3. 幽闭的生存空间——场景的语象叙事
在《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所有的场景描写都与爱米丽的住所以及周边的环境有关。福克纳从视觉艺术的视角，以图像化的语言文字，向读者展现了爱米丽的居住环境，并将她的孤独状态与这种图像语言所呈现的氛围相联系，使主人公的生存空间达到一种视觉化的直观效果。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对爱米丽和她居住环境的描写，运用了语象叙事中常用的描述手法——框架手段(framing device)。一直以来对视觉艺术的描绘总是围绕着框里的内容展开，因此框架手段是语象叙事的传统视角，这个“框架”可以是镜子、门框、窗户等框架物，框架手段就是描述框架物内的视觉对象的手法。比如，透过马车车窗这个框架物，有效地将山谷转化成一幅风景画 [8] (p. 292)。因此，《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对爱米丽和她居住的房屋的描写，其实就是对一幅画的描写。小说开篇就对爱米丽的住所作了一大段描述：
那是一幢过去漆成白色的四方形大木屋，坐落在当年一条最考究的街道上，还装点着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风格的圆形屋顶、尖塔和涡形花纹的阳台，带有浓厚的轻盈气息。可是汽车间和轧棉机之类的东西侵犯了这一带庄严的名字，把它们涂抹得一干二净。只有爱米丽的屋子岿然独存，四周簇拥着棉花车和汽油泵。房子虽已破败，却还是桀骜不驯，装模做样，真是丑中之丑 [9] (p. 41)。
这段是有关爱米丽的房子以及周边环境的描写，将叙事者眼里爱米丽的生活环境呈现了出来。通过对房子的位置、构造和风格等特征的描写，这一语象场景向读者展现出了两幅画面，一幅是气派的、坐落在“最考究的街道上”的贵族居所，另一幅则是破败的、与周围“棉花车和汽油泵”格格不入的“丑”房子。从这两幅画面的对比可以看出，爱米丽的房子与周围的环境并不存在于同一个时空。汽车间和轧棉机之类的东西都意味着这个南方小镇已迈向了现代工业社会，而爱米丽的宅子却尘封于中世纪，就好似一幅停留在过去的画。对于爱米丽来说，这个“白色的四方形大木屋”是她守护私人空间的屏障，为她艰难地、顽强地抵御一切来自屋外的窥视和冲击。
接下来，小说又对房屋内部进行了描写：
那个上了年纪的黑人男仆把他们接待进阴暗的门厅，从那里再由楼梯上去，光线就更暗了。一股尘封的气味扑鼻而来，空气阴湿而又沉闷，这屋子长久没有人住了。黑人领他们到客厅里，里面摆设的笨重家具全都包着皮套子。黑人打开了一扇百叶窗，这时，更可看出皮套子已经坼裂；等他们坐了下来，大腿两边就有一阵灰尘冉冉上升，尘粒在那一缕阳光中缓缓旋转。壁炉前已经失去金色光泽的画架上面放着爱米丽父亲的炭笔画像 [9] (p. 42)。
门猛的被打开，震得屋里灰尘弥漫。这间布置得像新房的屋子，仿佛到处都笼罩着墓室一般的淡淡的阴惨惨的氛围 [9] (p. 51)。
对房屋内部的描写——黯淡的光线、尘封的气味、阴沉的空气、笨重的家具和失去光泽的画架等——再次体现了福克纳小说创作中的绘画思维。他将绘画技巧中的光线的明暗变化和色彩的建构作为描写爱米丽宅子内部的语象叙事重点，以昏暗的光线和黯淡的色彩等手法展现出一副死气沉沉、衰败破旧、辉煌不再的样子。除此之外，屋里包着皮套子的“笨重家具，”以及“布置得像新房的屋子”都透露出爱米丽为了保留“南方贵族传统的可怜体面”所做出的努力 [10] (p. 142)。而对爱米丽父亲画像的提及，则表示父亲虽早已去世，但他对爱米丽的影响始终在场，并时时刻刻使爱米丽生活在他的注视之中。因此，这段语象场景不仅创造出一种神秘、恐怖的哥特式氛围，更是凸显了爱米丽幽居独处、孤僻倔强、传统保守的性格。
以上对爱米丽的房屋外部及其内部的语象叙事揭示了她所处的生存空间。龙迪勇提到：“在各式各样的建筑物中，住宅由于与人的关系最为密切，所以常常成为叙事者用来表征人物形象的‘空间意象’” [11] (p. 266)。腐朽破败、满是过去痛苦记忆的住宅犹如锁链一般将爱米丽囚禁在这个幽闭的空间，禁锢了她的思想，扭曲了她的性格。爱米丽被这样的空间强烈、持久地框住，成为历史行进中孤独的落伍者。
4. “南方淑女”的肖像画面——人物的语象叙事
小说中使用的语象叙事不仅体现在对场景的描写，还有人物形象的描写，主要表现在语言的画面感和视觉效果上。周文娟在对福克纳小说中语象叙事的研究提到：“福克纳多运用视觉性的语言，以第一时间反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性格特征，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7] (p. 66)。福克纳通过对人物进行细致的刻画，给读者呈现出一幅幅肖像画面，以此反映了人物的性格特点以及个体人物在社会中的处境。小说中，出现了大量对人物容貌、体型、情态及服饰等真实生动的描绘，这与肖像画——专指描绘具体人物的绘画——的绘画特点一致。爱米丽是福克纳早期塑造的一位代表南方淑女神话的纪念碑式的人物，在小说中以一幅“南方淑女”的肖像画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其中对爱米丽、她的父亲以及最后死在她屋里的情人荷默·伯隆的人物肖像刻画，展现了在美国南方旧社会的父权制度下，爱米丽终生爱无能的悲剧命运。
长久以来，语言和图像在语象叙事中存在着主导权之争，也就是米歇尔所说的“paragonal” [12] (p. 1)。这种主导权之争体现的不仅仅是不同媒介之间的争斗，更是与媒介背后所承载的性别政治相关，具有广泛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因为“绘画或视觉艺术是静止、沉默、被动的女性的象征，而诗歌或语言艺术则是男性言说权威的象征” [1] (p. 4)。女性作为静止、沉默、被动的图像，只能被拥有话语权威的男性观看，成为男性世界的“他者”。在小说中，爱米丽被非人化了，她是“一个纪念碑”、“一个传统的化身”，是人们始终关注的对象，成为了一幅被叙述者“我们”持续观看的具有哥特风格特征的“南方淑女”肖像画。在这幅画中，爱米丽不仅是恪守传统、坚持自己贵族身份的淑女，她同时也是一个变态的、偏执的谋杀犯。
就语象叙事的功能而言，有学者提到语象叙事可以对主体故事起“开端、铺垫、引入”的作用，从而在叙事文本中承担着情节预示的功能 [2] (p. 52)。在《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叙述者“我们”一直将爱米丽一家人视作画中的人物：“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的爱米丽小姐立在身后，她父亲叉开双脚的侧影在前面，背对爱米丽，手执一根马鞭，一扇向后开的前门恰好嵌住了他们俩的身影”。这幅画像的描述实际上对爱米丽整个人生故事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铺垫作用。首先，阴影在绘画作品中有着自身的象征意义：“影子，往往象征着存在、死亡、警觉和不安” [13] (p. 9)。父亲叉开双脚的侧影在前面，意味着爱米丽的一生都活在父权的威严和阴影之下，即使父亲已经离世，但爱米丽仍然是父亲旧观念里保守传统的南方淑女。其次，父亲手上拿着的那根马鞭暗示着，父亲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而赶走她所有的追求者，这也剥夺了爱米丽拥有正常情感生活和被爱的权利，导致她失去正常爱一个人的能力。最后，画面中母亲的不在场预示着爱米丽对父亲畸形的依恋。爱米丽自幼丧母，随父亲长大，成长过程中缺失完整的母爱，因此她把父亲当作她唯一的感情支柱。总而言之，从这幅关于爱米丽和她父亲的画中，读者可以感受到充满压抑、阴郁的画面底色还有主人公爱米丽长期以来被父权文化驯服的状态，也为之后她的谋杀事件做了铺垫。而对爱米丽细致的肖像描写则进一步揭示了她的性格特点，深化了小说的主题。
作为“意识流”大师的福克纳在对爱米丽的人物刻画中，并没有展示给读者她的心理活动和内心世界，相反，他对爱米丽的外表进行了细致的描写。文中对艾米的肖像着墨较多的有两个部分：
她一进屋，他们全都站了起来。一个小模小样、腰圆体胖的女人，穿了一身黑衣服，一条细细的金表链拖到腰部，落到腰带里去了一根乌木拐杖支撑着她的身体，拐杖头的镶金已经失去光泽。她的身架矮小，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在别的女人身上显得是丰满的东西，而她却给人以肥大的感觉。她看上去像长久泡在死水中的一具死尸，肿胀发白 [9] (p. 42-43)。
等到我们再见到爱米丽小姐时，她已经发胖了，头发也已灰白了。以后数年中，头发越变越灰，像胡椒盐似的铁灰色，颜色就不再变了。直到她七十四岁去世为止，还是保持着那旺盛的铁灰色，像是一个活跃的男子的头发 [9] (p. 49)。
第一段的描写中，如果不是“金表链”和“拐杖头的镶金”，很难有人将这副肥胖矮小的形象和曾经“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的贵族淑女联系在一起。通过这种对比，可以看出爱米丽在精神上已经是“一具死尸”，而她在外表上依然保持着贵族的装扮，这体现了她为了维持自己作为贵族的体面所做出的努力，也凸显出她保守传统的性格特征。在第二段的描写中，爱米丽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失去了女性特征，“她的性别在岁月的流逝中含糊，她的性格在生活和心灵的磨练中不断得到锤炼，以至在其最后的岁月中，她的性格沉淀出了一些男性的特质” [14] (p. 60)。她那旺盛的、如一个活跃的男子般的灰短发体现了她女性性别特征的模糊，这种模糊是因为爱米丽作为他人眼中的旧传统的“偶像”，早已失去了成为正常女性的机会。在叙述者眼中以及小镇上居民的眼中，比起一个活生生的女人，爱米丽更像是一座静止不动的纪念碑或一幅画，因为她是南方传统的象征，她必须为南方传统尊严与荣誉而活。福克纳在对爱米丽的描绘中故意没有强调她的女性特征，能够让读者更加直观地感受到爱米丽作为“南方淑女”的悲剧人生。
如果说对爱米丽的肖像描绘展示了她作为美国南方父权社会的受害者形象，那么对她的情人荷默·伯隆的肖像描绘则是从侧面向读者展示爱米丽扭曲的心理和变态的爱情。父亲死后，爱米丽不愿意承认父亲的死亡，也不允许处理父亲的尸体，之后变得更加孤僻、冷漠。这时来自北方的荷默·伯隆出现了，他“个子高大，皮肤黝黑，精明强干，声音宏亮，双眼比脸色浅淡” [9] (p. 46)。爱米丽的肖像画面底色是黯淡的，而荷默·伯隆的肖像画则是明亮的，充满生机和热情。这种巨大的反差无疑让爱米丽像重获生机般地陷入爱情之中去。当镇上的人看到爱米丽和荷默·伯隆在一起后，只深信爱米丽“堕落了，”因为她作为南方旧传统的象征应当保持自己的体面和尊贵，而不是和一个身份低微的北方佬在一起。因此为了挽救爱米丽这个“南方淑女，”他们干涉她的婚姻，面对她的态度决绝，当爱米丽去药店买砒霜时，大家都以为“她要自杀了” [9] (p. 48)，而这对大家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因为她的长眠能够更好地守住南方的旧传统。然而，荷默·伯隆是“无意于成家的人”，这对于爱米丽来说无疑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她也因此由孤独走向了疯狂。因此，爱米丽通过谋杀情人的方式将其永远的留在她幽闭的生存空间，以和情人的尸体同眠共枕，这样残忍又变态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爱情和结束自己的孤独。爱米丽去世以后，小镇上的人打开了她房子里那个神秘的房间，发现“那尸体躺在那里，显出一度是拥抱的姿势，但那比爱情更能持久、那战胜了爱情的煎熬的永恒的长眠已经使他驯服了。他所遗留下来的肉体已在破烂的睡衣下腐烂，跟他躺着的木床黏在一起，难分难解了” [9] (p. 51)。福克纳对荷默·伯隆尸体的描写给读者带来巨大的视觉冲击，将爱米丽扭曲的心理以及对爱近乎变态的偏执，以一种直观的视觉印象呈现在读者面前。
通过在人物形象的描写上突出语言的视觉性，福克纳揭示了爱米丽的性格特征的同时，也表现了小说中的深刻主题。对爱米丽肖像的描写，展示出她被旧社会父权制度的束缚而备受禁锢的灵魂。对荷默·伯隆肖像的描写则让读者了解为何爱米丽会被他所吸引，伯隆身上所具有自由气质和生机勃勃正是爱米丽所缺少、所渴望的。最后对尸体的描写，把爱米丽扭曲变态的人格和心理以视觉化的语言展现在读者面前。
5. 对南方淑女神话的批判——语象叙事的意义
种植园经济奠定了美国南方文化的基础。南北战争之前，种植园主们致力于成为所谓的贵族阶层，住在充满贵族特征的房子里，让黑人奴隶为他们劳作，而他们则精心修饰他们的举止言行，把自己塑造成骑士的形象。为了建立贵族规和形象，他们还打造了典型的南方淑女形象，如19世纪的社会学家菲特朱格所评论的一样，父权制下的南方淑女“只要保持神经质、挑剔、脆弱、羞怯、顺从，绅士们就会仰慕她们，她的柔弱就是最好的长处，她只要去不断地修炼自己这种柔弱的状态……事实上，就和孩子一样，她的唯一的权利就是接受保护，而接受保护就意味着顺从” [15] (p. 214-215)。南方淑女最终目标是要成为极高的社会道德典范，从而满足南方贵族阶层的需要。这就是南方淑女的神话，是南方社会经济形态变革与父权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南北战争后，南方社会的根基——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种植园经济体制——被无情地摧毁，南方种植园主们失去了他们的庄园、奴隶、财产和地位，而南方淑女们也成了历史前进中可怜的牺牲品。爱米丽作为南方名门贵族格里尔生家族的最后一位传人，也是整个小镇上最后一位“南方淑女”，被高高地捧在神龛之上，也同时被困在父权制的牢笼之中。福克纳通过语象叙事，勾勒出一幅哥特式的南方淑女的图画，其中“哥特式”与“淑女”的反差，体现了福克纳对南方淑女神话的批判。
这种“哥特式”与“淑女”的反差首先体现在爱米丽的生存空间与她的贵族身份之间。在上文对场景的语象叙事分析中提到，无论是爱米丽住所的外部环境还是内部空间，都具有哥特式的黑暗、阴森、神秘的氛围。爱米丽的房子历史久远，通过对其的语象叙事可以发现她的房子具有哥特建筑的典型特点，透出高耸、恐怖、诡异等特征。而对于房子内部则突出了“灰尘”的描写，例如“一栋尘埃遍地的屋子”、“在台面上堆积的尘埃中留下淡淡的月牙痕”、“一股尘封的气味扑鼻而来”、“在一栋尘埃遍地、鬼影憧憧的屋子里”、“就有一阵灰尘冉冉上升，尘粒在那一缕阳光中缓缓旋转”、“均匀地覆盖着一层长年累月积下来的灰尘” [9] (p. 42, 50, 51)。对灰尘的着重描写和强调，更加烘托出一种神秘感，令人倍感阴暗压抑，将阴森、恐怖、神秘的气氛渲染得淋漓尽致。这种哥特式的氛围不仅突出了爱米丽孤僻的性格，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为正常女性的爱米丽早就已经死在这个幽闭的空间，而作为“南方淑女”的爱米丽早已没有了生气，只是作为一种传统、纪念碑而存在。破败、诡谲的没落的贵族大宅与爱米丽执意保持的作为“淑女”的礼仪和姿态之间的反差展现了美国南方旧传统对女性的深远的影响，这种旧传统抹杀了爱米丽成为正常女性的机会，将她终生囚禁在父亲的宅子里、父权制的囚笼里。
除此之外，由“哥特式”的谋杀案牵扯出的关于爱米丽的情感和生理需求与她“南方淑女”的形象所要求的禁欲之间的反差，也构成了福克纳对南方淑女神话的批判内容。在对人物的语象叙事分析中，笔者提到了爱米丽扭曲的心理和变态的爱情，她将荷默·伯隆毒死后，把他的尸体封存，永远陪伴在她的身边。哥特式作品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对神秘而恐怖的气氛的渲染和安排令人毛骨悚然的情节” [16] (p. 149)。小说最后对荷默·伯隆尸体的描写，就给读者带了毛骨悚然的感觉，读到这里，才发现爱米丽也是一个对情感有需求的、活生生的女人。作为“南方淑女”，爱米丽一直以来都恪守清教中的禁欲主义，父亲赶跑她所有的追求者，也导致了她对情爱的排斥。来自北方的荷默·伯隆的到来给爱米丽的禁欲人生带来了一丝生机，他充满男子气概，爱米丽也自然而然地对他产生了欲望。然而，在小镇居民看来，爱米丽从来不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权利过正常生活的女人，她是南方妇道观升华出来的神圣的“纪念碑”，是南方旧传统的化身、义务的象征。这种畸形的环境和观念，再加上荷默·伯隆的抛弃，使爱米丽最终走上绝路，成为一个谋杀犯。通过南方传统妇女观中的禁欲主义和爱米丽强烈的爱的需求之间的对比，福克纳展现了他对南方淑女神话的批判。
6. 结语
作为“南方文学”的代表者，福克纳的小说的总是在追忆曾经作为历史典范的南方贵族，但同时也透露出这种历史荣耀在社会经济变化中所面临的困境。在《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这种困境和危机表现为没落的旧贵族阶级在历史进程不断向前的路程中恪守旧传统旧秩序所需要忍受的孤独以及旧传统中父权制文化对女性的迫害。从对文中场景的描写和人物的刻画，可以看出语象叙事在揭示这部小说的主题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运用文字再现的视觉再现为情节的发展、象征的表现和主题的呈现提供了氛围和条件。福克纳运用这种哥特式的叙事手法描绘出了爱米丽所处的幽闭的生存空间，并塑造出美国南方旧社会父权文化下“南方淑女”爱米丽被禁锢的灵魂和扭曲的人格。通过“哥特式”和“南方淑女”之间的反差，福克纳批判了美国南方旧传统中的南方淑女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