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侯外庐是中国现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研究中国哲学，创造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新范式。在《中国思想通史》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社会史乃至思想史，说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 [1] : p. 305)在对于墨子思想的研究中，他通过对于经济基础即土地变化所带来的新阶级的研究，探讨了墨子思想的起源问题，探讨了土地变化对于新国民阶级发展的影响。
2. 墨子思想的社会基础
(一) 经济基础变化
经济基础在中国古代的表现形式为土地，春秋战国时期土地的私有( [2] : p. 30)正在逐渐产生，同时随着铁器加入生产，社会生产力得到促进发展。这些因素致使了分工的发达，由于分工的发达便形成了新的阶级，并因此产生了新的阶级关系。可以说，墨子的思想是这种经济基础变化所带来的必然反映。侯外庐看到“战国的显族( [2] : p. 45)社会代替了渐进地代替了的氏族社会，这是显学发展的物质条件。”( [2] : p. 196)正因为有了基础的物质条件，才孕育出墨子思想这种意识存在。墨子思想的产生作为这种经济基础变化所带来的结果，自然会成为借由这种变化所产生的新的阶级的代言人，并自然地与代表对立阶级的思想产生天然的冲突。孔学优良传统的萎缩实质上是旧贵族势力的衰微，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经济基础的变化。到了战国时代，“土地财富的所有形式下降，劳动力分散”( [2] : p. 14)，随着旧贵族势力的衰弱，那些为了维护贵族阶级的统治而服务儒者同样也受到了影响，反映到后期儒学的思想之中，就表现为一种“萎缩”。另一方面表现为产生了土地私有的显族制度，随着手工业者，商贾的逐渐成熟，新的国民阶级产生，而代表维护这种国民阶级的思想也应允而生，并随着这种国民阶级的逐渐成熟而得到加强。
孔学为了调和贵族阶级和新国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不愿采取革命而选择维新的作法，使得自身一直囿于一种同样矛盾的立场。基于前期儒家思想的过度和矛盾，随着古代国民阶级的不断发展，使得这种思想产生了分化( [3] : p. 387)。侯外庐认为，除了荀子(孙氏之儒)外，其余两个支流的孔学反映着社会的落后残余，实为孔学优良传统的萎缩( [2] : pp. 191-192)。在孔学萎缩的同时，由于新国民阶级的出现，相对应的哲人的思想也应允出现。侯外庐认为，“在这个交替的时代正是中国古代社会转入不完全典型的显族时代，人类性的问题、社会的国民之富的问题以及天上宗教的问题，都发生了变革”( [2] : p. 193)。
(二) 阶级关系变动
儒分为八后，部分孔学后继没有继承并发展孔学的优良传统，随着以手工业者、自由民、奴隶等群体为主的新国民阶级的渐趋成熟，代表新国民阶级的墨学必然会应运而生并与“萎缩”的孔学相对立。作为新国民阶级思想代表的墨子思想，他与孔子的对立是“批判的”而不是“抹煞的”。之所以是批判而非抹煞，表面原因在于墨子的思想与孔子具有一些相同的志趣，例如在对于春秋“僵死仪式”的批评上，陆九渊曾对春秋形式文化有所叙述，“周道之衰，文貌日胜，事实湮灭于意见，典训无于辨说，揣量模写之功，依放假借之似，其條画足以自信，其习熟足以自安。”( [4] : p. 28)墨子认为孔子的思想在这方面确实具有一些正确且不能更改的道理( [5] : p. 447)。正如鸟、鱼在面对热旱时所做出的反应一般，孔子对于春秋形式文化的批判是不能随便否定的。而这种同意的内在原因在于孔子与墨子都有调和贵族阶级和新国民阶级之间矛盾的意识，问题的关键在于墨子是完全站立在新国民阶级的，因而他的思想充满着革命性与激进性，对贵族阶级是批判的态度，而孔子的目的还是为了维护贵族统治的秩序，因而采取维新而不是革命的手段，这样的差异就使得两人的思想虽然有一些相同的志趣但最终分歧远大于共识。
墨子思想代表着新国民阶级，不同于孔子囿于调和的矛盾，墨子没有被这种矛盾所掣肘，因而他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激进的。在公孟篇中所描述的儒者已然成为了一个“教条信仰的牧师，偶像地答复着圣经的问题”，“子墨子问曰儒者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 [5] : p. 444)因此，墨子反对背诵古训、反对儒者之古言古服，认为儒者“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 [5] : p. 328)墨子反对的是这种形式化的礼乐，反对的是一种思潮，“一种春秋儒者为了贵族阶级的统治工具——仪式而服务的思潮”。侯外庐看到孔子墨子两个人所代表的阶级立场不同，因而他们选择了不同的做法，“孔子批评春秋的仪式，墨子否定了古代仪式”( [2] : p. 197)，思想是阶级立场的反映，而经济基础的变化产生或者分化了新的阶级，而中国的经济基础就是土地，因而随着土地的变化，新的阶级产生，新的思想随着产生。
侯外庐从经济基础的变化及阶级关系的变动两方面分析了墨子思想形成的原因。经济基础在古代中国的环境下表现为土地的所有。土地的变化为“由氏族贵族的所有制转化而为地域化私有的多元所有制”( [2] : p. 45)。并且因为分工的发达，形成了新的阶级，有了新的阶级便产生了新的阶级关系。墨子的思想随着新阶级的形成而出现，同时也因为阶级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其独特的内涵。
3. 墨子思想的主要内涵
(一) 侯外庐论墨子的社会政治思想
1) 墨子的阶级立场
侯外庐认为“思想史系以社会史为基础而递变其形态，因此，思想史上的疑难就不能由思想的本身运动里求得解决，而只有从社会的历史发展里来剔抉其秘密。”( [2] : p. 28)侯外庐通过思想史和社会史相结合的视野，看到了战国时期生产力受到生产关系的束缚，生产停顿，而新国民阶级的成熟加剧了阶级斗争，在这样的先决条件下，墨子作为新国民阶级的代言人，其阶级论与社会政治思想天然地对于新国民阶级抱有同情，而反对贵族阶级。孔子也试图调和贵族阶级和新国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但是他调和阶级矛盾之间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贵族阶级的统治，所以他只能采取“温和的‘损益’史观”来试图解消矛盾，而墨子坚持着国民阶级的立场，坚定的反对氏族贵族，他反对的是氏族贵族可以凭借“骨肉之亲、面目美好”( [5] : p. 69)来获得社会财产，获得支配其他阶级人民的人身自由及劳动关系的权利。而氏族贵族之所以可以获得这种权利，是因为氏族贵族垄断了国家政权，而国家政权赋予了他们这种力量。
2) 墨子与国家法权
侯外庐认为在墨子看来，国家法权的内容是掠夺，“统治阶级掠夺财产和奴隶，应该大书于史册，宣扬财富所有权，可以叫做‘礼’，也可以铭为‘诰’文，这是合法的。”( [2] : p. 208)这也是“富贵人永远是富贵人”的原因。但贱人也应享有这种权利，“贱人按理也可以把掠夺下来的东西，书竹帛、铭席豆，变成合法的所有！”( [2] : p. 209)但在墨子所处的战国时代，个人的私人财产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在面对具有掠夺性质的国家法权下，又不能通过自身行为来保护财产，因而除了统治的贵族阶级外，其他阶级都处在一个被持续掠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情形下。墨子的目的便是通过阶级斗争来打破这道鸿沟，实现“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5] : p. 45)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不论出生门第，人人生而平等，根据自身能力在一个公平的平台下竞争，从而获得相应的地位财富。
(二) 侯外庐论墨子的哲学思想
1) “天志”与“明鬼”
侯外庐将墨子的非命论与阶级思想联系起来，认为墨子的非命论是新国民阶级对于贵族统治阶级的反抗，而“命富则富，命贫则贫”( [5] : p. 297)则是贵族统治阶级欺骗被统治阶级的话术，是“骗老实人”( [2] : p. 216)。这样一种对于个人命运的命定论，是统治贵族阶级用于压迫人民的麻醉剂，在这种思想的荼毒下，被压迫的阶级就不会将视线转移到压迫他们的阶级上，而是感叹于命运的不公，悲哀于自己的运气。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天所决定的个人命运，是无法反驳抵抗的，天拥有的绝对权威，单独个人是绝没有方式更没有勇气去质疑，抵抗的。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权威的错位，如果有可以代替天的绝对权威的法律存在，人们就会减弱对于天的盲目顺从。而墨子的“天志”“明鬼”就是试图将这种权威归位。侯外庐看到了墨子的“天志”“明鬼”是作为一种手段而非目的的存在，“他以为这里有一种‘规矩’，规矩就在天、鬼本身，因此，天鬼便成为‘方法’性的手段。”( [2] : p. 221)“天志”“明鬼”便成为一种权威性的依据。新出现的国民阶级便可以依据这种权威来同氏族贵族进行斗争。
不仅如此，这两者也代表了新国民阶级在鬼神方面可以享有同氏族贵族一样的地位。从“夫人作享，家为巫史”( [6] : p. 394)每个人都可以与鬼神相联系，到氏族贵族“绝地民与天神相通之道”( [6] : p. 394)垄断了鬼神于人间的联系，将这种联系作为贵族统治阶级的特权。墨子提出每个人都身处在“天志”“明鬼”考察之中，在侯外庐看来，这就是新国民阶级在鬼神领域向统治贵族的斗争。“然在古代，争取鬼神，谁知道又是一种斗争呢！”( [2] : p. 220)争夺鬼神的意义远比鬼神存在的意义重大，墨子本人就认为鬼神如若不存在也无妨，不存在更好，“虽使鬼神请亡，此犹可以合欢聚众，取亲于乡里。”( [5] : p. 281)但为什么墨子不否认鬼神的存在，反而要去证明它，还有一个原因在于这样的方式有利于阶级斗争，“因为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惯以‘外例’来维护‘例外权’，农民阶级也只有借用‘外力’来反对封建统治者。”( [1] : p. 244)作为统治阶级用于统治的工具，如果直接对其彻底否认摧毁，反而证明了这种工具独属于这个阶级，而将这种工具的使用权从统治阶级中分享出来，比直接摧毁这种工具更能体现阶级与个人的平等。将鬼神从氏族贵族的独享中分离出来，这无疑是新国民阶级的胜利。
(二) 侯外庐论墨子的认识论
1) 墨子的逻辑思想——“类”与“故”
侯外庐在对墨子的逻辑思想进行分析时，采用的是阶级斗争的角度。首先他认为墨子的逻辑思想其实质是墨子通过对于逻辑根因的溯源，将氏族贵族统治中不合时宜的地方暴露出来，从逻辑上证明这些的不合理处，为新国民阶级争取空间。例如墨子对氏族贵族为何一出生便可以拥有财富、地位这一问题进行溯源，他首先看到了氏族贵族凭借的是“面目美好”、“骨肉之亲”，然后他接着追问原因，最终找到是因为氏族贵族垄断了具有掠夺性质的国家法权，通过国家法权对其他阶级进行掠夺，从而使得他们获得了财富地位，而这种现象是不合理的，因此新国民阶级有依据去进行抵抗。其次墨子的逻辑思想体现在他对于“类”、“故”两个字的含义分析上。首先墨子释“类”的内涵为类别，通过类别内涵，墨子可以对相互分离的、个别的事物进行分类，并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侯外庐认为这是“以见知隐”( [2] : p. 242)的归纳法。其次墨子释“故”的内涵为原因“故”作为原因不仅将两个事物联系在一起，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于事物关系的不断探求，来找到事物“所以然”背后的根本原因。而这种对于根本原因的发掘，“是对儒家的教条背诵及知识武断的一个有力的反抗”( [2] : p. 246)。
2) “素材”与“三表法”
侯外庐认为想要去了解墨子的知识论与逻辑思想，首先要去了解墨子的“素材”，这种“素材”可以说明知识论的来源问题，即其源自于何种阶级。以及说明知识论的目的问题，即这种知识论的目标是为了捍卫何种阶级的利益。这是从阶级关系的角度来认识并且界定思想的研究方法。墨子的“素材”是新国民阶级中农、工、商的生活。作为起源于新国民阶级的思想，墨子的知识论向贵族阶级发起挑战，捍卫新国民阶级的人民利益。因此新国民阶级的生活不仅作为知识论的“素材”，更是作为知识论的目的。为了实现目的，墨子构造出了“三表法”，这种方法论从历史实际、社会实际以及人民利益来考察知识的真伪。墨子的知识论中特别注重感性认识，“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亡为仪者也。”( [5] : p. 260)墨子如此注重感性认识重视实际，是通过批判氏族贵族表里不一的言行，通过对于行为事物内涵的界定( [2] : p. 229)，来实现同氏族贵族进行阶级斗争，维护新国民阶级利益的目的。
新阶级的出现使得应允的思想随之出现，而新阶级不仅成为这种新思想诞生的天生土壤，同时也给这种新思想带上了天生的桎梏。这种桎梏是长时间的，甚至可以说是永久性。这种桎梏表现为思想的局限性。墨子作为新国民阶级的代表，其思想脱胎于新国民阶级，但他的视野也受到了所处阶级的限制，这种限制对于墨子来说是永久性的，虽然他的思想在当时代具有相当的突破性，但在整个时代的局限下，他的思想中依旧存在着落后与糟粕之处。例如墨子对于感性认识的过度关注，使得其对于鬼神等超自然事物的判断产生了错误。侯外庐认为这种“夸张感觉的思想”，是与新国民阶级的出现及其成熟有关。“国民阶级，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人翁，对于残余的氏族遗制开始了伟大的清算；在胜利信心的激荡下，目无全牛地肯定了自己的感性认识，”( [2] : p. 227)在墨子的认识论中，需要肯定的是他对于实际生活的重视，但对于鬼神存在这类迷信落后的部分是需要进行扬弃的。
4. 理论价值及现代意义
在侯外庐看来，墨子思想并不是一种巧合式的孤立出现，而是随着经济基础变化和新阶级产生而来的必然结果。因此，他在分析墨子思想的过程中，注重对于当时经济基础变化以及相对应阶级的分析，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墨学研究方法。同时他对于墨子思想中民本内涵的发掘，对于现代社会治理具有深刻的意义。
(一) 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墨学研究方法
侯外庐在研究墨子思想的起源及其实际内容的过程中，都时刻关注着经济基础的改变及其所带来的阶级变化。新阶级的产生，又会与原来阶级形成新关系。通过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来研究思想，这是侯外庐在研究中国哲学时所采用的方法论，正如他所说“我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特别运用政治经济学的金钥匙作了解答。”( [1] : p. 252)而新阶级的产生，从根本来讲是经济基础的改变，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就是土地的变化。墨子思想的出现，就来自于旧贵族的衰微以及新阶级的产生。背后所代表的便是由于手工业、自由民等的逐渐成熟，产生了土地私有的显族，新的阶级便是孕育新思想的土壤。侯外庐通过阶级变化的视角去审视墨子的思想，不论是在其阶级论、天道观或知识论等思想中，无不体现着墨子捍卫新国民阶级利益的努力和对氏族贵族的抵抗批评。侯外庐在对于具体思想家的思想评判上实事求是，拒绝脸谱化的裁定。他在关于《中国思想通史》特征的描述中写道，“这部书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实事求是，从材料实际出发，进行论述，不凭虚幻的想象与无根据的推断。”( [1] : p. 253)正如他对于墨子“尚同”思想的“平反”，他不认为墨子的“尚同”思想是开“专制主义先河”。经过对于墨子法仪篇的发掘，他认为墨子是怀疑君主制度的，墨子所理解的君主是需要得到人民的认可和“天志”“明鬼”的监督的。因此，墨子的“尚同”思想非但不是专制主义的传话筒，反而是古代社会的形式民主，墨子本人不是专制帝王的拥趸，而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者”。在对于具体的问题的具体分析上，侯外庐秉持着公正的态度，这种公正的态度是来自于他“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武器，分析中国的古代社会”( [1] : p. 304)所产生的结果。侯外庐利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于经济基础与阶级关系变化的考察，从墨子思想中提取出有利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精华，例如墨子认为人的命运并不是一出生就被决定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斗争来获得地位财富，而这种思想在侯外庐的时代是有利于鼓舞人民去反抗压迫的。同时利用这种方法也可以看到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例如墨子对于鬼神存在的错误判断。
(二) 以民为本的思想
墨子思想中所体现的对于人民群众的重视，对于现代社会治理具有深刻的意义。首先这种重视体现在墨子对于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关注上，“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 [5] : p. 286)民众本身的物质生活是需要得到保障的，这些基础的保障是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所不能忽视的。其次体现在墨子对于法律政令的关注上，墨子认为法律政令必须在实际实施中对于人民有正面的效用，“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5] : p. 298)社会治理过程中所颁布的法律政令必须对国家人民有所裨益，判断一个法律政令是否合格的标准就应该取决于其对人民群众是否有所帮助。最后，这种重视体现在墨子对于人民群众权力的关注上，他认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5] : p. 45)，人民群众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社会地位，去占有财富。权力的归属不应该取决于阶级的所在，而应该归属于有能力的人，一个具有才能的人，不论他处于何种阶级，都应该获得和他能力相匹配的职位。墨子对于人民的重视，正如现代社会治理中所提倡的“人民至上”。只有爱护人民，重视人民，才能构建一个和谐强大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