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一书，在宋代《春秋》学中是具有向导性质的著作，对宋代《春秋》学影响极大。学界一直以来都将《春秋》三传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但是对于以新的意义和见解来解读《春秋》的这类著作，关注则很少。孙复对《春秋》学的研究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在选择性继承《春秋》三传和啖赵学说治经方式的同时，开拓了汉唐学者长期从事经学笺注到北宋疑古惑今、阐发义理的治经新路径。孙复新的治经思想和原则，被后来治《春秋》的学者相继承袭，对后来学者的影响非常深远。因此，将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作为研究对象很有必要。这对于理解我国古代经学的流变以及经学的现实意义具有重要意义。
2. 孙复生平及《发微》成书的时代背景
2.1. 孙复生平
2.1.1. 四举进士失败，退居泰山讲学
孙复，字明复，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人，生于宋太宗淳化三年。孙复早年经历缺乏史书记载，无法详考。《宋元学案·泰山学案》载：孙复“四举开封府籍，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著《尊王发微》十二篇” [1] 。根据记载，可以得知，即使科举考试四次均遭失败，孙复也并没有放弃他的学术道路，而是退居泰山著书讲学，宣扬其《春秋》学思想，扩大学术影响。
孙复在第四次科举考试过程中，经过同仁的介绍，结识了当时在南京任学官的石介。经过交谈后，孙、石两人的思想十分契合，石介为孙复的满腹学识却履遭落地的经历感到惋惜。于是，石介到泰山筑室，邀请孙复来此客居讲学。石介《泰山书院记》载：“先生亦以其道授弟子，既授之于弟子，亦传之于书，将使其书大行，其道大耀。乃于泰山之阳起学舍讲堂，聚先圣之书满屋，与群弟子而居之。……故作《易说》六十四篇，《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 [2] 今《易说》已亡佚，仅《春秋尊王发微》得以流传下来。根据石介的记载，能得知孙复在泰山讲学期间收入的弟子之多，其《春秋》学说广为当时学者流传，具有一定影响力。
2.1.2. 受天子召征，以讲授《春秋》扬名
庆历年间，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大臣，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北宋政治危机为目的，从而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展开改革。在文化领域，要求重振教育、复兴古文。在改革的浪潮兴起之时，由于孙复以在泰山讲学而著名，于是，范仲淹、富弼向宋仁宗极力举荐孙复，庆历二年(1042年)，范、富二人皆言“富有经术，宜在朝廷”( [3] , p. 12832)，因此，孙复被宋仁宗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从此，孙复结束了泰山讲学著书的生涯，走上了一心向往的仕途之路。孙复初任职位，就来到国子监——北宋最高教育学府，任职讲学，一时之间轰动朝野。《二程集》记载：“孙殿承复说《春秋》，初讲旬日间，来者莫知其数。堂上不容，然后谢之，立听户外者甚众。当时《春秋》之学为之一盛，至今数十年传为美事。” [4] 有很多学者和高官慕名来到国子监听孙复讲学，以致学堂内不能承载，可见，当时孙复的《春秋》学传播之广、影响之大。
孙复除了在国子监讲学外，不久又被宋仁宗召到迩英阁说《诗》，并计划将孙复官升至迩英阁祗候说。就在孙复的仕途之路尤为顺利、《春秋》学说也越来越受重视之时，杨国安却以“其讲说多异先儒”( [3] , p. 12832)为借口，极力阻止孙复到御前讲《诗》以及升官一事，由于杨国安的阻挠与反对，孙复到迩英阁说《诗》、升官一事便也不了了之。
2.1.3. 因孔直温罪被牵连贬官，仕途坎坷
孙复的仕途之路自迩英阁一事被搁置后，就转向了坎坷。庆历七年(1047年)，徐州举子孔直温企图利用宗教举兵谋反，后来事情败露。官员在调查此案时，在孔直温处发现有孙复署名的诗，孙复因此被贬为监虔州商税。此后，孙复又在虔州、泗州、河南府长水县、南京应天府、陵州等地担任过一些很低的职位。
是否能依据在孔直温处发现有孙复署名的诗就断定孙复参与了此次的谋反呢？《续资治通鉴长编》有这样的记载：“初，知谏院吴奎等言：‘复坐狂人孔直温赠诗，由国子监直讲谪降，再更大赦，未复旧资。况复素不与直温相识，若遂沉弃，恐知名士为奸徒所诬，则善良难以自立。’”( [5] , p. 4092)吴奎等人为孙复辨白，认为知孙复、孔直温两人并不相识，在孔直温处发现孙复赠诗，可能是正值孙复盛名之时，有奸徒想趁机打击，因此诬陷孙复。从这一解释上看，孙复并没有参与孔直温谋反。
《东轩笔录》又记载：“会山东举子孔直温谋反，或言直温尝从介学，于是夏英公言于仁宗曰：‘介实不死，北走胡矣。’” [6] 《东轩笔录》的作者认为，孔直温曾向石介求学，两人关系密切，夏竦怀疑石介之死为假死，实为奔走契丹，企图联合谋反。而且当时在孔直温家中也搜到了石介的书。石介是孙复的弟子，孔直温又向石介求学，从而推断孙复和孔直温可能会通过石介来联系对方，由此推论孙复参与了孔直温谋反事件。因此，就孙复是否参与孔直温谋反事件，以上两种情况都有存在的可能。
孙复被外放了九年，到至和二年(1055年)，翰林学士赵槩等十余人上书朝廷，认为孙复“行为世法，经为人师，不宜弃之远方”( [7] , p. 24)孙复才得以回到南京复职。在孙复病重之际，枢密使韩琦向仁宗进言，仁宗下令由其门人祖无择到孙复住所抄写他的著作，一共抄写得十五篇，抄写完成后将书藏入秘阁。嘉祐二年(1057年)，孙复病重而逝。
2.2. 《发微》成书的时代背景
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一书，不仅仅是孙复自身思想的映射，更打上了北宋鲜明的时代烙印。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一直存在于中国古代的政治体系当中，二者力量无论哪一方失衡，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在北宋前期，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中央集权占据上风。
自唐末藩镇将领拥兵自重，造成五代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后，宋太祖始建北宋初期，就向宰相赵普询问如何实现对国家长久治理，宰相赵普提出了解决措施：“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5] , p. 49)宋太祖依据赵普的建议，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层面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加强中央集权。
北宋初期还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以文官代替武将行职，由此加强对武将的控制。王夫之的《宋论》记载：“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 [7] , p. 24)宋太祖定下了“不杀士大夫”的规矩，希望以后的皇帝都以此为遵循，可见，北宋对文人极为重视，这也是北宋《春秋》学为显学，以及孙复讲授《春秋》颇受关注的重要原因。
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从思想和舆论上适应了北宋急需加强中央的需要，具有十分强烈的经世致用性质。《春秋尊王发微》以“尊王”为阐发中心，反对和贬斥一切僭越权利的行为，以恢复儒家所提倡的王道为理想。在现实政治上，要求倡明君权，认为权利应该牢牢把握在君主手中，整个社会都应在一个有规则的秩序下运行。因此，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与北宋的政治需要十分契合，也因此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
3. 从北宋经史关系和《春秋》学渊源看孙复的治经特点
3.1. 尊重史实
3.1.1. 北宋的经史关系
经部典籍和史部典籍始终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融通、相互影响的关系。在春秋时期，《春秋》泛指各国史书，后来又专指鲁国国史。相传，孔子根据鲁国国史而修《春秋》，后来为今本《春秋》。孔子编纂的《春秋》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共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按照年时月日的顺序编写，成为了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孔子以独特的“春秋笔法”，没有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直接叙述评价，而是将褒贬态度融入到字里行间之中，创造出一字一褒贬的写作手法。《春秋》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左传》、《史记》等史书的编写体例和书写原则无一不受到《春秋》的影响。这时，人们对《春秋》的认识也只停留在认为它是一部鲁国史书。随着儒家地位的不断提升，《礼记》把《诗》、《书》、《礼》、《易》、《春秋》列入《经解》中，虽然还未正式称为“经”，但实际上地位已经相当于经类典籍了。到了西汉初期，儒学被尊为正统，贾谊《新书》的《六术》正式将这六部典籍称为“六经”。魏晋以后，随着图书“四分法”的成熟，史学和经学成为了两种完全独立的范畴。中唐以来，伴随着儒学的复兴，兴起了“义法史学”，主张用《春秋》义法来撰写史书 [8] 。宋代经史交融发展、经史相互影响的发展特征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欧阳修的《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在修撰的体例上，采用“春秋笔法”、涵化《春秋》大义来撰写史书。
3.1.2. 孙复解经尊重史实
宋代经史交融的发展不仅仅表现为史书编撰受《春秋》的影响，还表现为从史学视角解读《春秋》。孙复作为精通《春秋》经学的大师，他对于《春秋》学的研究是建立在精通和掌握鲁国国史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对史实充分了解和把握，才能进行史实之外的义理阐发。
下面是《左传》和《春秋尊王发微》对“元年春王正月”这条经文的解释：
《左传》：“元年春，晋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单襄公如晋拜成。刘康公徼戎，将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国，此必败。背盟，不祥；欺大国，不义；神人弗助，将何以胜？」三月癸未，败绩于徐吾氏。为齐难故，作丘甲。闻齐将出楚师，夏，盟于赤棘。秋，王人来告败。” [9] 。
《春秋尊王发微》：“此王师及茅戎战，王师败绩也。经言「王师败绩于茅戎」者，王者至尊，天下莫得而敌，非茅戎可得败也，定王庸暗，无宣王之烈，王师为茅戎所败，恶之大者。故孔子以王师自败为文，所以存周也。”( [10] , p. 728)。
在这一段有关成公元年，王师败绩的史实解释上，《公羊传》和《谷梁传》均解释为东周被晋所打败，并没有理解史实。孙复尊重史实原貌，摒弃了《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解释，采用了《左传》的解释，认为东周的刘康公存于侥幸，想要趁同茅戎议和之际，即等待茅戎放松警惕之时，进攻戎族。但是最后，东周被茅戎打败。由此可见，孙复是基于对史实的理解，摒弃了不符合《春秋》记载的史实，具有尊重史实的特点。
3.2. 不惑传注、阐发大义
3.2.1. 北宋《春秋》学渊源
《春秋》学的发展源远流长，自西汉成为显学以后，到北宋又再度繁荣发展。儒学在西汉被尊为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极受重视，为五经设五经博士。学者们专注于为经作注，注重音韵训诂。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极盛，儒学的地位极度衰落，经学自然也不受重视，大多经文都遭散佚。到了唐代，经文记载的异同使学术难以统一，于是，经学者们大都重视章句训诂。唐高宗时期《五经正义》的颁布，使经学注疏有了统一标准，从此《五经正义》成为经学定本，具有权威性。同时，这也使经学内在发展难以突破。赵伯雄先生在《春秋学史》中说过：“唐朝的啖、赵、陆三家，就有了改造《春秋》学的意识，但他们的改造，似缺乏明确的宗旨。孙氏基于对历史经验以及时政的理解，首揭‘尊王’的大旗，把一部《春秋》改造成了处处维护天子权威、严厉谴责犯上行为的经典。” [11] 中唐啖助、赵匡、陆淳的出现打破了汉唐学者从事经学笺注的传统，开始对《春秋》阐发新意，但还未形成完整的解经体系。孙复在他们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突破，打破经学家们解经的统一风格，对《春秋》的每条经文都做出基于时政的解释，进行义理的阐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解经风格和完整的解经体系。
3.2.2. 孙复解经不惑传注、阐发大义
对于前人经传注疏，孙复认为都没有深刻领悟到《春秋》的本意。后人对其评价言：“中丞国子监直讲孙复，治《春秋》不惑传注，其言简易，得经之本义( [12] , p. 691)。通过后人对孙复的评价，不难看出，孙复治《春秋》不为各种传注所迷惑，理解到了《春秋》本意。对于隐公“元年春，王正月”这一条经文的解释，孙复表现出了尊崇礼制，维护王道的思想原则。
《春秋尊王发微》：“元年，书王所以端本也；正月，所以正始也。其本既端、其始既正，然后以大中之法从而诛赏之，故曰「元年春王正月」也。隐公曷为不书即位？正也。五等之制，虽曰继世，而皆请于天子。隐公承惠天子命也，故不书即位，以见正焉。”( [10] , p. 3)。
孙复认为要端本正始，才能名正言顺，国家的各项活动才能正常运行。诸侯王继承君位前，必须经过周天子的册封，才合乎礼制的规范。鲁隐公即位经过了周天子的册封，因此《春秋》“不书即位”，以表示即位的正当性。
《公羊传》的解释主要围绕尊卑讨论展开，之所以不记载“即位”二字，是要成全隐公本人的意愿，因为隐公摄政后仍为桓公考虑，打算以后将君位还给桓公。《谷梁传》的解释主要围绕礼义讨论展开，不记载“即位”二字的原因和《公羊传》解释相同。不同的是，《谷梁传》认为隐公虽善，但不行正义之道，原因有两点：第一，明知惠公传位给桓公是不对的，但还顺从父亲志愿，没有尊崇礼义；第二，摄政后却还要传位于桓公，忽视长幼顺序而行小惠，没有尊崇正义。
对比孙复同《公羊传》、《谷梁传》的解释，可以得知，孙复的解释没有明显的承袭《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说法，没有被传注束缚，而是直探《春秋》本意，阐发义理。首先，孙复解释《春秋》“不书即位”的原因与孔子的“春秋”笔法的一致的，即隐公即位合乎礼制，因此“不书即位”。其次，孙复解经尊崇周天子正统地位，阐发了尊崇周天子的尊王思想，以及对于王道和社会秩序维护的思想。
孙复在《发微》一书的开头，就明确提出了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发微》记载：“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然则《春秋》之始于隐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终也。……天下之政，中国之事，皆诸侯分裂之( [10] , p. 3)。孙复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为“天下无王”而作，周幽王因犬戎之祸而国亡身损，王室被迫东迁，从此周道衰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周王主导天下柄权也于此终结，归根结底是因为诸侯败坏礼制，导致礼崩乐坏。由此可知，孙复所指的“尊王”，不仅指表层含义，即尊现实中的王，或者尊周天子的君权；他还从阐发出了深层含义，“尊王”是儒家倡导的王道。由于现实政治对加强君权的需要，对君权极为标榜和尊崇，而儒家所推崇的就是三代对君权的倡明和完备的礼制，所以，孙复阐发出了以恢复儒家所倡导的王道为理想。
4. 《发微》对后世的影响
4.1. 开创宋代舍传求经、阐发义理的学术先河
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开创了从经学笺注到舍传求经、阐发义理的治经新路径。自《春秋》三传兴起之后，为《春秋》作传的学者大多都是从章句训诂的角度，撰写注疏类著作。中唐啖助、赵匡、陆淳的出现，以论说文的形式解经，开始对原有的解经方式有所突破。但他们没有逐条对经文进行解说，也没有形成完整的书写体系。直到北宋初期，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一书，首开宋代“舍传从经”的学术风气，并以新的见解对经文逐条解说，才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解经体系。
孙复的治经方式为后人继承和发展，以己意解经的《春秋》学著作层出不穷，这是促使宋代的《春秋》学繁荣发展，成为显学的重要因素。孙复以后的王皙、刘敞、孙觉、崔子方、叶梦得、吕本中、胡安国等治经学者都受到孙复的治经方式的影响。对叶梦得的《春秋谳》，四库馆臣这样评价：“是书抉摘三传是非，主于信经不信传，犹沿啖助、孙复之余波，于《公羊》、《谷梁》多所驳诘。”( [12] , p. 705)对胡安国的《春秋传》这样评价：“故其书作于南渡之后，故感激时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于经旨。”( [12] , p. 70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收入经部的宋代《春秋》学著作38种，存目有5种( [13] , p. 3)。通过对比宋代《春秋》学与其他朝代《春秋》学的文献数量，会发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收入的宋代《春秋》学著作在各朝代中的数量是最多的，存目的数量是最少的。从四库馆臣的择录标准看，存目的价值不大，质量不高。因此，宋代《春秋》学文献数量最多，质量最高，宋代《春秋》学的发展蔚为大观，这与孙复开创新的治经风气是离不开的。
4.2. 开拓宋学精神之先河
经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大学术流派，即汉学与宋学。汉学注重训诂、系统阐释；宋学注重经文思想内涵的推敲，并对经文思想进行提炼与阐发。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的怀疑精神、创新精神开拓了宋学精神之先河。长期以来，读书人都受到汉学影响较大，人们的创造性、主动性都受到压制，社会思想和风气十分沉寂。《寄范天章书》记载：“后之作疏者无所发明，但委曲踵于旧之注说而已。复不按，游于执事之墙藩者有年矣。执事病注说之乱六经，六经之未明，复亦闻之矣，”( [10] , p. 171)这里的“执事”是范仲淹，在仁宗即位之初，孙复认为受汉学影响的先儒注疏不能获得经之本义，因此到了具有疑古惑经思想的范仲淹门下受学。范仲淹、孙复等人不惑传注的怀疑精神可以看作是天圣、明道、景祐年间反对汉学的先声 [14] 。可见，孙复首开的怀疑精神对打破原来对汉学的认知，草创宋学具有重要作用。
孙复不仅在游学过程中秉持怀疑、创新的精神，在写书过程中也将这种精神践行。对于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这条经文的解释，由于陈侯鲍卒的时间记载了两个日期，所以历代学者有不同的解释。
《春秋尊王发微》：此言“甲戌、己丑，陈侯鲍卒”，阙文也，盖甲戌之下有脱漏事尔。且诸侯未有以二日卒者也( [10] , p. 3)。
《公羊传》：“曷为以二日卒之？怴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 [15] 。
《谷梁传》：“鲍卒，何为以二日卒之？《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陈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举二日以包也。” [16] 。
从《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解释中可以看出，两传均认为是孔子不能判断陈国通告陈侯鲍卒的具体的日期，所以将两个日期都记载。而孙复则认为，是经文本身文字缺漏才导致记载了两个日期，“甲戌”两字以后应该还记载了其他史实。
可见，孙复对《春秋》经原文是保持怀疑态度的。由于《春秋》记载诸侯卒没有过两个日期相连的情况，对《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解释没有全然采信，而是进行逻辑性推论，推断经文有缺漏，最后再做出解释
经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也就是“国学”的核心部分。经学不仅是一个知识系统，更是一个价值系统，她所承载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和理想追求 [17] 。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就开始对六经的提炼，为自己的学说服务。西汉时期，为五经设五经博士，经学得到极大发展。自唐以后历代王朝的科举考试无一不把经学作为科举考试的重要考察内容。而宋学作为经学的一大流派，为经学的发展增添了重要的光辉内容。孙复的《春秋》学开创了疑传到疑经的思想，从而形成了一种自出己意的学术风气，实为宋学精神的草创。这对经学的发展史，甚至中华民族精神体系的构成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5. 结语
纵观孙复一生，他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投入了《春秋》学的研究中，是不可否认的北宋经学大师。他的《春秋尊王发微》一书，对每一条经文都逐一议论解释，打破了汉唐学者长期以来为经注疏的治经传统，形成了自己的治经特点：第一，尊重史实。即在充分理解史实的基础上，摒弃不符合经文本身的史实解释。第二，不惑传注、阐发大义。首先，在内容上，孙复解经没有被传注束缚，而是直探《春秋》本意。其次，在形式上，突破了注疏的形式，不仅表明经文表面之义的所指，还以自己的理解，阐发经文背后的义理，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治经特点。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开创了从经学笺注到舍传求经、阐发义理的治经新路径，他所开创的学术方式不断为后人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的怀疑精神、创新精神开拓了宋学精神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