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庭审作为法律正义实现的关键环节，是涉案利益各方交际的重要场所，在这个动态复杂的语境中，律师作为法庭的核心参与者，通过言语选择塑造自身在案件重现过程中的身份。情态隐喻作为一种独特的语法手段，不仅用于传递表层语义信息，还可将说话者的态度、观点或情感等深层次信息表达出来。因此，本研究选取美国最高法院30场庭审，旨在揭示庭审语境下辩护律师情态隐喻的使用特点以及通过情态隐喻所建构的语用身份。研究发现，辩护律师倾向于使用情态化隐喻式且多采取显性主观取向，借此主要建构了四种语用身份，即专业的法律从业者、利益维护者、观点持有者和建议者。本研究有助于揭示法庭交际中辩护律师的语用策略，拓展情态隐喻在法律语境中的应用范围，为提升辩护律师在法庭交际的效果提供实际指导。
Abstract:
The trial, as a pivotal stage in the realization of legal justice, serves as a crucial arena for communi-cation among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case. In this dynamic context, attorneys, being central partici-pants in the courtroom, construct their identities through their choice of language. Modality meta-phor, as a grammatical device, is employed not only to convey the ideational information but also to articulate deeper aspects, including the speaker’s attitudes, viewpoints, and emotions.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explores 30 Supreme Court tri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aiming to revea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fense attorneys’ use of modality metaphors in the trial and the pragmatic identities con-structed through it.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defense attorneys tend to use modalization resources, often adopting an explicitly subjective orientation, and primarily construct four pragmatic identi-ties: Professional legal practitioners, advocates of interests, holders of viewpoints, and advisors.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unveiling the pragmatic strategies employed by defense attorneys in courtroom communication, broadening the application of modality metaphor in legal contexts, and providing practical guidance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defense attorneys in courtroom com-munication.
1. 引言
情态在日常交际中普遍存在，自Halliday [1] 在《功能语法导论》一书中提出三大纯理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情态作为其中一个重要范畴，被认为是实现话语人际功能的关键途径。情态不仅表达语言使用者对事物认知的不确定性的判断，同时展现了说话者的视角及其对断言有效性和对建议赞同或否定的态度 [2] 。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同一意义可以通过一致式和非一致式体现。所谓一致式，指自然状态下语言的表达形式，各类词性都遵循其常规用法；非一致式，即隐喻式，指同一意义的多种转换及表达形式，通过对语法结构的变异将常见的语法形式“一致式”隐喻为另一种语法形式“隐喻式” [3] ，如名物化的语法形式。情态隐喻可以将情态伪装成命题，通过将词汇转化成小句来表达发语者的观点和判断 [4] ，这种转化能够有效突显或掩饰情态的真正来源。目前，对情态隐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语篇 [4] 、网络游戏 [5] 和文学语篇 [6] 等语类，以情态隐喻实现的人际意义功能 [4] 、文体功能 [7] 为主要研究内容。然而，庭审语境下情态隐喻的使用以及其对身份建构的影响却鲜有人关注。值得一提的是，江玲 [8] 深入研究了中国法庭审判中法官如何选择情态表达类型、主客观取向和量值，从而建构出客观中立、公平公正的“裁判者”身份。
话语实践与身份建构之间存在交互关系，即一个人在交谈中的身份会影响其交际方式，同时，个体选择的话语实践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定型”其相应的身份 [9] 。尽管如此，对于庭审中身份建构的研究相对较晚起步，且成果较为有限，大多集中在对司法话语的探讨。在国外，Matoesian [9] [10] 探讨了庭审交叉问询过程中专家身份是如何建构和解构。Tracy [11] 则通过对法官在口头辩论阶段对原告和被告律师的提问进行定量分析，揭示了法官如何通过改变内容、形式以及语言风格来建构自身形象。在国内学术界，对司法身份的研究最初主要集中于法官的身份建构， [12] [13] [14] 随后逐步拓展到其他司法参与者，如公诉人 [15] [16] 、律师 [17] 、当事人 [18] [19] [20] 、仲裁员 [21] 等，研究角度也是逐渐发展到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情态系统 [8] 、Martin的个体化视角 [16] 、协商系统 [14] ，概念系统 [18] 近年来更是呈现多模态的趋势 [17] [20] [22] 。总体而言，尽管司法话语的身份建构日益受到关注，但对于辩护律师身份的相关研究仍相对匮乏且研究角度相对局限。基于此，本文自建小型语料库，统计30场辩护律师情态隐喻的使用情况，旨在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 庭审语境下辩护律师情态隐喻的使用分布情况如何，呈现什么特点？2) 庭审语境下辩护律师是如何运用情态隐喻实现身份建构的？建构了什么身份？
2. 理论基础
2.1. 情态与情态隐喻
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对语言功能的三大分类，Halliday认为语法隐喻可以分为概念隐喻和人际隐喻两种形式，分别对应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情态隐喻处于人际隐喻系统中，与语气隐喻并列。一般来说，情态功能可以通过情态动词、情态副词以及谓语的延伸部分来表达，但这并非表达情态的唯一方式，情态意义也可以由小句来表达。当说话者的态度与判断通过小句来表达时，即为情态隐喻。
Halliday认为情态指的是介于肯定与否定之间的中间意义。情态可以从类型(type)、取向(orientation)和量值(value)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而本文仅考察类型和取向这两个变量。首先，情态系统分为情态化(modalization)和意态化(modulation)，情态化指在以交换信息为功能的命题中，说话者对命题可能性(probability)和经常性(usuality)的判断；意态化指以交换物品和服务为功能的提议句中，说话者对提议的义务(obligation)或倾向(inclination)。情态化主要涉及概率和频率，可以通过情态操作词(that will be John)、情态附加语(that’s probably John)或两者的结合(that’ll probably be John)来实现，而意态化主要是通过情态限定操作词(you should know that)和谓词的扩展，如使用动词的被动形式(you are supposed to know that)和形容词结构(I’m anxious to help them)来完成的 [2] 。其次，情态取向包括四种：显性主观、显性客观、隐性主观和隐性客观，其中只有前两者是隐喻性的。在明确的主观取向中，说话者通常强调自己的观点，突出说话者的判断或评价，对自己话语承担主要责任：在明确的客观取向中，说话者通过小句的形式将话语客观化，隐藏话语所要承担的责任。示例如下(见表1)：
Table 1. The types and orientations of modality
表1. 情态的类型及取向
2.2. 语用身份论
身份建构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并且呈现出跨学科的趋势。随着身份研究的话语转向，社会建构主义的身份观对本质主义的身份观提出挑战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建构主义的身份观认为身份并非固定不变，而是特定历史和文化的产物，发生在具体的情境之中，通过话语来实现，是动态且变化的。相反，本质主义的身份观将身份视为人们或社会的相对固定的自然特性，假定身份词语是社会和心理现实的简单反映，认为身份是持久、不变、先设、且自然的。语用身份观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社会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每一个人都有其社会身份，为了与交际者在进入交际前所具有的社会身份区别开来，突出相关身份动态变化的交际属性以及相关研究的语用属性，这种语境化的、语言使用者有意或无意选择的自我或对方身份以及在话语中提及的社会个体或群体的他者身份统称为语用身份 [23] 。换言之，说话者身份建构是一个动态过程受当下即时的语境影响，根据交际意图，说话者通过话语有意识的进行身份选择凸显某种身份进而产生不同的交际效果。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收集了美国最高法院30场庭审案件。美国最高法院是美国联邦司法体系的最高法院，具有权威性。案件的复杂性以及判决结果的严重性使得律师在辩护过程中需要最大程度地运用语言策略，具有代表性。鉴于此，本研究以最高法院的30场辩护律师辩护词为语料。在进行初步的语料规模统计后，结果显示总形符数为90,016，类符数为5396。本研究采用了语料库标注软件UAM Corpus Tool，将文本以小句断句，并基于自创的语料分析框架进行人工手动标注，最终获得了关于情态隐喻使用的量化数据。下文将对这些数据进行具体分析。
3.1. 辩护律师情态隐喻分布特点
本文对隐喻式、非隐喻式分别进行了统计，将情态隐喻纳入更大的范畴去考量，以求更直观的考察庭审语境下辩护律师情态隐喻使用的分布及特点。统计后数据(图1)如下：
Figure 1. Overall distribution of modality for defense attorneys
图1. 辩护律师情态资源总体分布情况
图1显示特征如下：总体而言，辩护律师情态隐喻使用频次稍低于非隐喻式。具体来说，情态分为情态化和意态化，但不论是隐喻式还是非隐喻式，情态化的使用频次(1205次)均远高于意态化(450次)，这表明辩护律师对于命题可能性和经常性的判断远多于义务、意愿和倾向。这一点与中国庭审中法官的情态隐喻使用情况有所不同。江铃 [8] 指出法官多选用道义型情态(即意态化)表达，即表示责任、意愿的“可以”“应”“应该”“必须”等情态动词。这可能是由于法官和辩护律师的职能地位不同所造成的。在中国的司法体系中法官往往代表着最高权威，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的行为或道德品质进行审判，辩护律师则重点在于陈述客观事实由法官最终裁决，因此辩护律师情态化隐喻式的使用多于意态化。从情态隐喻的取向来看，无论情态化隐喻式或意态化的隐喻式，辩护律师都倾向采用显性主观而非显性客观。下文将进一步探讨情态隐喻与身份建构的关系。
3.2. 辩护律师身份建构
对于说话者而言，无论愿意与否，喜欢不喜欢，只要在当前语境下说话，就必然要做出语用身份的选择。任何说话者说任何话，都是基于其已有若干身份中的一种(偶尔不止一种；偶尔所用的身份是虚构的)发出的。特定语境下说话者做出的语用身份选择是一个意识程度或高或低的过程。语用身份的选择可以是一个具有高度意识性的过程，也可能是一个几乎毫无意识的过程。即使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仍然认为交际者进行了选择 [24] 。因此，在庭审情境下，辩护律师在众多话语中做出语用选择，不论是有意或是无意，都建构了相应的语用身份以服务于说话者的交际意图。情态隐喻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主要建构了四种语用身份，即专业的法律从业者、利益维护者、观点持有者和建议者。
3.2.1. 专业的法律从业者
情态隐喻有助于建构辩护律师作为专业的法律从业者的身份。在庭审这一机构语境下，律师的措辞需保持适度，必须着重呈现客观事实，避免过度主观臆断。律师的陈词辞说要具备有理有据、严肃规范的特点，以更好地建构专业的法律从业者的身份说服他人。如例1：
例1：It is simply not plausible that anyone would recognize this issue and choose to resolve it by relying on an oblique reference to the AAA rules rather than a simple, explicit sentence delegating the gateway issue. (Henry Schein, Inc. v. Archer and White Sales, Inc.)
在例1中，辩护律师使用了显性客观取向，“It is simply not plausible that”表明辩护律师对后续事件的不合理性提出异议。然而，实际上，辩护律师所反映的是其个人观点和看法，他认为这种情况是不合理的。通过情态隐喻，辩护律师将个人观点巧妙地隐藏在句子中，将其呈现为事实。可以说，这类情态隐喻隐藏了情态的真正来源，以客观的形式来表达辩护律师的态度和看法，使法官或其他当事人难以对命题提出质疑。辩护律师经常运用类似小句，如“it is likely”，“there is no doubt”，“there is no reason”，以减弱断言的肯定性，从而减轻辩护律师对言论内容负责的压力。这种方式弱化了辩方律师的立场和观点，尤其是在说话者本身没有充分把握的情况下，使用这种小句不仅增加了命题的客观性，还有助于构建辩护律师的客观、严谨、专业和权威形象，使得言辞更容易被接受。
3.2.2. 利益维护者
辩护律师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免、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就决定了辩护律师的话语中带有一定的倾向性，通过情态隐喻直接或间接的指出或证明当事人做法的合理性以及对方行为的不合理性，如例2：
例2：That’s an administrative process that would require public comment, would require environmental analyses. It would require evaluation of all of the other dictates that the Corps is operating under. And so it would be, I believe, not 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 under the court's existing standards. (Florida v. Georgia)
例2中，检方指控佐治亚州爆炸式的灌溉方式给弗罗里达州带来了不利影响，而辩护律师认为进行行政程序需要公众评论、环境分析以及对军工的其他规定的评估。他认为这些因素无法清晰且令人信服地证明原告的主张符合法庭现有标准。辩护律师在陈述中使用了意态化的显性主观取向“I believe”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充分肯定了自己一方的行为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从而维护自己一方的利益。此外，辩护律师采用意态化的显性主观取向可以拉近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的距离感，容易引起双方的共鸣，不论是法官或是陪审团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感染，尤其是辩护律师搭配修辞手法使用时(如排比)，更能够在情感上使听话者趋同甚至认同这一观点，从而有效地逃避责任、转移矛盾，维护自己一方的合法权益。
3.2.3. 观点持有者
情态隐喻中，显性主观取向使用频次最高，尤其是在情态化中，显性主观的出现次数高达554次，仅“I think”就出现427次，辩护律师频繁使用“I think”，“I believe”，“I assume”等表达自己观点的小句，有意识的将心理认知过程凸显承担话语责任。参见例3：
例3：The general rule in Federal criminal litigation is that the Federal district court is supposed to impose sentence without unnecessary delay. Now, say the district court violates that obligation. It takes too long to impose a sentence. I think it would be extraordinary to suggest that the remedy of a district court’s unnecessary delay in sentencing the defendant means the defendant should get off scot-free. (Dolan v. United States)
在例3中，“I think”直接表达了辩护律师的主观观点。通过运用这个短语，律师在陈述中揭示了个人看法，而非仅仅陈述客观事实，从而有力地建构了辩护律师作为观点持有者的身份。辩护律师之所以选择使用“I think”而不是更绝对的表达方式，比如“I am certain”，展现了一种言辞的谨慎。这种谨慎选择有助于在陈述个人观点的同时，保持一定的灵活性，使观点更容易被接受和进行讨论。考虑到庭审是一个涉及多方参与的话语互动过程，这种有意识地将自己的思考过程呈现给听众，使律师看起来更真实、更可信。这有助于建立与法庭和陪审团之间的沟通，提高他们对律师观点的认同感。
3.2.4. 建议者
辩护律师通过广泛应用情态隐喻成功地建构了多重身份，其中各种身份的构建主要旨在给法官和陪审团留下良好印象，增强说服力，以促使他们接受辩护律师的叙事版本。实际上，一些情态隐喻的运用也构建出辩护律师作为建议者的身份，如例4：
例4：It is important, it is critical that this Court maintain the line that it has always maintained between the potential preemption of a law that is directed at third-party providers of health benefits, as was the case in Travelers. (Leslie Rutledge v. Pharmaceutical Care Management Association)
例4这个案件要求最高法院裁定阿肯色州对药房福利经理的药物报销率法是否被1974年《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ERISA)取代，以及ERISA是否优先于州法第900号。辩护律师认为ERISA实际上应优先于第900号法案。虽然这句陈述没有直接给出法官建议，但辩护律师通过使用显性客观的表达方式呈现法律论点和事实，并通过对陈述内容的肯定程度(It is important, it is critical)强调了案件与先前判例的相似性，暗示了对法官未来裁决的期望，这可被视为辩护律师对法官在裁决中保持与之前判例的一致性的建议。由此可见，辩护律师通过情态隐喻的运用成功地构建了建议者的身份。
4. 结语
情态隐喻可以通过语法手段将情态伪装成命题，突显或掩饰情态的真正来源，在美国庭审中，辩护律师有效利用这一语言手段选择适当的话语形式与内容以构建语用身份。通过对30场美国最高人民法院庭审语料进行分析和统计，研究发现，辩护律师广泛使用情态化隐喻式，并更倾向于采取显性主观的取向。辩护律师通过情态隐喻主要建构了四种语用身份，包括专业的法律从业者、利益维护者、观点持有者和建议者。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情态隐喻只是研究辩护律师身份的一个角度，未来可以通过全方位、多角度、综合的方式更深入地探讨辩护律师的身份。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