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哲学在人类历史上体现为一种重要的思维范畴，这一范畴的形成根源于人们最深层的思维方式，是人类能动的思维在现实的基础上建构了哲学。但从宏观视角来看，哲学本身从产生至今能够始终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始终充满活力的原因不仅仅在于人们的思维活性，更在于其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所具有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人们的思维方式并非千篇一律而是百花齐放的，并且同时会以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为共同基础划分出一定的思想疆界，从而形成区域内部的思维趋同和区域间的思维差异，中西方之间对于哲学本身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正是这种差异的典型表征。
2. 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差异成因
实践决定认识，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之所以迥然相异，其根源在于具体生活环境存在差别，身处的环境不同，哲学家们看待世界的视角和方式以及其在哲学中思考的过程中所关注的重点问题自然不尽相同。正是这样种种的不同塑造了中西方的思维方式差异。
2.1. 环境差异
西方哲学大体上起源于古希腊时期，而古代希腊拥有者极其特殊的自然与地理优势，为哲学思想的孕育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古希腊面临着浩瀚的地中海，航海十分便利，因此商贸发达，各国间文化交流也通达无阻，同时，古希腊山脉众多，耕地极为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农业的发展，被高山大海环绕的古希腊人，对于自然产生了更为深入的思考，这就使得人们的视野越发开阔，对一切未知事物表现出更浓烈的探求精神，这成为希腊哲学思想萌生的基础性条件。除此之外，古希腊采用的“城邦”这一国家组织形式同样十分独特，它使得古希腊文明呈现出一种非依附的独立性。这样的环境特点不仅造就了古希腊人民卓越的独立思考与批判能力，同时也由于航海与交通的便利，使得古希腊哲学更易与外界交流，从而吸收周边文明与思维为己所用，为古希腊哲学注入了一种强大的包容性。
相反，古代中国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的农耕国家，因此在古代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生产生活方式自然是农业，这使得中国人民对于安稳生活有着深切愿望，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以土地为纽带将人民聚拢在一个地区长期发展，人与人的交往自然充斥着中国人民的生活，中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从这里开始便产生了差异。在较为封闭的地理环境下，中国人民稳定地在同一个地方生活、发展，血亲关系在中国人民眼中变得无法替代，氏族制度也随之开始形成，因此，生活的相对安定以及人际关系网络的形成发展，塑造了中国古代哲学偏向于生活体验、感性经验和实用主义的特点。
2.2. 聚焦之点的差异
哲学发端于对世界本原的思考，即源于本体论问题的解答，如何回答本体论问题决定了以何种哲学观来观察和思考世界，而中西方对于世界本原问题的思考侧重则各有不同，其理论聚焦点也各有不同，从而形成了二者的思维方式分野。
古代西方哲学家偏向于对世界进行统一性的抽象思考，并将一种形而上的抽象概念赋予某种具体事物或是人类思维，由此诞生了一系列西方本体论学说。如最初产生的以“始基”形态示人的本体论概念，将“水”“火”“气”等具体物质形态视为世界的本原，而随着西方哲学向近代的演变发展，“原子论”“单子论”应运而生，这类本体论学说往往将本体视作构成万物的基质，却没有将其视作机能，仅仅从万物构成的最基本要素和单位的视角来对本体作出朴素的理解，带有明显的机械性。除此之外，柏拉图的“理念论”、黑格尔的精神学说，则是将“理念”或“绝对精神”等要素确立为世界的本体，虽然这样的理解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此唯心的思考方式却也从抽象的方面极大的发展了古代西方对于本体概念的理解，因为他们为僵化沉寂的“本原”注入了能动的力量。这些不同时期的西方哲学本体论学说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以不同特征和面貌展现出了其本体论思想的同一侧重点，即一种偏向于科学知识的思维方式。
这些本体论学说将本体看作是世界万物的最高认识，将哲学意义上的本体看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真实存在并将其纳入科学知识领域，无论是以具体物质形态作为终极的朴素本体论，还是将“理念”“绝对精神”作为终极的思辨本体论，都希望能够建构某种特定的知识体系，并将其所奉为本原的至高之物置于其上，从而为自己所持之理论寻找一种可言说和可传播的现实依托，而既然本体是对于世界最终奥秘的终极认识，那么哲学就一跃成为了“知识的知识”，从这一意义上来讲，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之为是建基于“物理学”的。
不同于西方的是，中国传统哲学中对于世界终极存在的探求，更偏向于以“伦理学”为基，对于人伦关系以及人们德行根源的思考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探究的动力。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对于人性问题是极为关注的，无论是“性善论”、“性恶论”都是对人性极为深刻的反思。而随着人伦思考的不断深入，伦理完成了向天理的转变与升华，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呈现出天人合一的特性，天理、良心等主张都是从人的真实存在，从人的内心出发而产生的，“尽心知性”、“知其性，则知天矣” [1] 便是这种本体论内在超越性的集中体现。
综上，我们不难看出，古代西方在本体论的研究上浸染着科学与逻辑的色彩，具有一定的科学追求，而中国传统哲学对于本体论的探求则更倾向于从人的内在出发，以体悟的方式来达到对于不可言说的“道”的最终理解，具有鲜明的人文性质。
3. 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差异性内涵
中西方哲学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具体表现为感性与理性间的差别，重体悟及重逻辑构成了这两种思维方式的主要内容，因此对于感性与理性内涵的分析，是探寻中西方相异哲学思维方式深层内涵的前提条件。
古代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在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上大相径庭。古代西方哲学以理性思维作为认识世界的首要手段，倾向于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的方式来达到对世界规律的总体把握，并试图将其总结为一套能够传授的科学逻辑体系，希望能够将认识世界的普遍方法推介出去，认为只有通过理性思维的审视，人们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真理。正如我们老生常谈的“逻各斯”精神，实际上最初对其所作的是一种语言学的理解，即从人们的言语和表达方式之中来窥见世界本体的结构，这种语言学理解致力于将人们在语言使用过程中的各类词语进行拆分和建构，并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对其内涵进行剖析，这种“形式剪裁”是西方理性思维方式的一种标志性体现。而赫拉克里特的出现将这种语言学的理解进行了一种更为普遍化和标准化的扭转，他将火视为世界万物的本原，提出“世界是一团燃烧的‘活火’，它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 [2] 。”而在赫拉克利特之后，“逻各斯”开始发生向“分寸与规律”这一意义的演化，从前存活生长在零散的语言文字之中的“逻各斯”逐渐以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完整体系形式固定了下来，这就是规律。但无论是作为语言来理解还是作为规律来理解，“逻各斯”所展现给世人的都是一种极具理性色彩的逻辑精神，并且越发向一种概念和判断的严密性和规范性过渡，可以说“逻各斯”精神的深刻内涵正是西方理性思维方式的缩影。
古代中国哲学思维与西方则恰恰相反，更加注重人自身的感性体验，具体表现为“格物致知”、“修行”“体道”等等。与逻辑思维相比，古代中国哲学的感性体验并不以清晰的逻辑形式为表现，而是具有直接性、非逻辑性、整体性等特征，人们身为思维主体在把握世界的整个思维过程中是作为一个理智、意志、情感的统一体来发挥作用的，并且对于世界的认知并不局限于某种特殊领域的具体认识，而是也同时注重美与善的感受，更加注重感性体验。
归根结底，古代西方哲学倾向于将主体的思维结构划分为具体的领域，并通过严格的抽绎形成各自独立的科学领域与特殊的运行逻辑，当西方将思维活动上升到“纯思”时，它们的认知也就定性为了纯粹的逻辑分析。而中国古代哲学这种注重精神体悟的倾向，也就表明在古代中国，人的认知活动总是伴随着人本身所固有的情感与意志等因素，不存在一种纯粹的认识，更多的则是伴随着价值和审美的意境。正如我们上面所说，古代西方哲学“纯思”的结果能够通过概念进行总结并以语言或文字的外在形式组织成为相应的结构或体系传达给他人，而古代中国哲学体悟的结果则包含着种种不能通过一般逻辑进行表达的内容，比起语言和文字等具体外在形式，人们更加重视那潜藏于表象之后的弦外之音，更加重视没有被人们所显然传达出来的部分。
4. 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差异的当代启示
首先，由于古代中国先哲较自然研究而言更加偏向于人自身的研究，偏向于为人们提供生活经验和精神指导而非建立整体性科学体系，这种偏向于直观的思维方式使得中国古代哲学研究难以对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性作出系统的阐释，虽然也曾有过“名实之辩”这类对于普遍性稍有涉及的理论出现，但由于当时重视伦理人文的文化氛围，使其并没有接续发展下去。但同时我们应当辩证看待这种直观性思维方式的影响，在现代科学文化发展的过程中，直观性的思维方式不可谓不重要，如《周易》中曾提出过的“感应”思想，为现代物理学中许多感应现象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灵感。
反观西方，古代西方哲学由于受到重自然研究与理性推理之风的影响，西方哲人大体延续了对于自然知识与规律进行概括总结的习惯，大都重视逻辑推理并建构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整体性哲学体系。这种理性逻辑思维为现代科学文化严密的推理和精确的计算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专注于逻辑的古代西方哲学，在对于社会伦理和人的价值方面关注度始终有所欠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将自然科学功能无限放大，从而对人的价值进行压制的科学流派出现，如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流派中拉美特利所提出的“人是机器” [3] 的论断，正是压制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将人视为机械的、无自由的运转工具的体现。
但究其根本，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虽然存在差异，但并不是无法调和的根本对立，只是在方向上存在不同，西方重逻辑推理但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感性体验，而中国重视直接体悟也并不意味着完全拒斥逻辑推演，二者的侧重点有所差异但根本上还是由人类的思维与感官相互配合所产生的，因此其中自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既然联系普遍存在，我们对待中西方哲学思维就不应当采取极端对立的态度，而应以一种中庸思维在二者间实现恰当的平衡，基于一种辩证的考虑来让二者合理地融合，互相发展促进。
5. 结语
总结来看，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差异大体源于二者间的具体环境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关注点差异，但我们应当看到，二者间的差异是对同一个概念体系进行不同方向的探赜所产生的，因此这种差异有着深层的同源性，也就是说这种差异并非是无法调和的冲突性差异，并非存在着无法逾越的思维鸿沟，而是能够在求同存异的基本逻辑下实现共存的。循着这一思路我们能够进一步探讨当代环境下中西方普遍思维方式差异的共存可能性，即在求同存异这一原则的指导下进行思维发散和思想碰撞，从而既保留不同思维方式中的独特性，又保证了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的多重性和深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