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伦理，被定义为“研究一个特定社会内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准则以及相对应的道德准则” [1] 。翻译是一项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重要实践活动，其在人类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随着翻译研究的发展，对于翻译在各个阶段所扮演的角色定位，研究者们进行了充分讨论。当前，翻译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语言服务。而作为语言服务者，翻译者必须依从于一定的翻译伦理，以保证翻译的文本运行在合理的区间范围。因此研究者们开始从伦理角度研究翻译。本文将通过切斯特曼所总结出的翻译伦理四种模式，以其在儿童文学作品《芒果街上的小屋》汉译中的具体应用，来探索不同的伦理模式对于儿童文学翻译翻译策略选择的指导作用。
2. 切斯特曼的四种翻译伦理模式 [2]
2.1. 再现的伦理(Ethics of Representation)
“再现伦理模式强调翻译对原语的忠实再现。它要求译者必须准确无误的再现原作信息，不能有任何的添加，删减或是修改原作。” [3] 若将此伦理对应到我们所熟悉的翻译理论，如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中，再现的伦理即要求译者在翻译时做到“信”，即忠实于原文。从上述引用的表达中我们得以窥见，再现的伦理将“忠实”作为评判译本的最高标准。通过翻译实践的经验我们可以判断，译者为达到“忠实”的效果，做到对原作的“信”，将源文本中的信息传递给译者，会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
2.2. 服务的伦理(Ethics of Service)
随着社会的发展，全球化和国际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各领域对翻译的需求都大量增加。翻译俨然已经成为服务业的重要成员。而作为一项服务，翻译有其服务的对象和需要达到的服务效果。对于儿童文学翻译来讲，译者服务的对象自然是儿童，在图式背景、读者期待以及文化背景各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切斯特曼提出的译者伦理模式要求翻译者认清自己服务者的身份，优先考虑服务目的的实现，即实现这一行为过程中委托翻译者以及翻译对象的要求和需求的满足。“这与功能学派中的翻译理论颇为相似。” [4] 从此论述中我们可以判断，服务的伦理要求译者对客户和对象“忠诚”，以实现客户的“目的”、达到良好的服务效果作为评判翻译的最高标准，与翻译目的论高度一致。遵循服务的伦理，译者会根据翻译的不同需求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
2.3. 交际的伦理(Ethics of Communication)
依据雅各布森对于翻译类型的区分，基于翻译实践的经验，我们可觉察到，虽有语内翻译和符际翻译的存在，但大部分的翻译都是发生在不同的语言之间，即所谓的语际翻译。语言承载着文化，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便成为了不同文化间交流的工具。而交际的伦理就是基于翻译的跨文化交流性质出发，要求译者通过翻译实现文化的传播：“交际伦理实际上是一种对话伦理，重视与他者之间的交流，是文化与文化之间的融合。” [4] 儿童文学翻译的特殊性要求我们考虑到译本的目标读者，即儿童这一群体对于异域文化的接受能力来进行翻译工作中对于文化差异现象的翻译。基于交际的伦理，考虑不同文化现象在译入语环境中的传播程度以及儿童读者对于具体异质文化的接受能力和需求来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在“归化”和“异化”的程度上进行准确把握。
2.4. 基于规范的伦理(Norm-Based Ethics)
基于规范的伦理指满足特定文化的期待规范，此伦理“来自描写翻译研究和规范理论” [5] 。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规范的伦理要求译者掌握其特殊的翻译对象，即儿童群体的读者期待的特殊性。译者为达到儿童读者的期待，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异质文化，以吸引读者、将其带入充满异质文化的想象空间，因此译者会诉诸于“异化”的翻译策略。
3. 《芒果街上的小屋》及潘帕中译本情况简介
美国作家桑德拉·希斯内罗丝(Sandra Cisneros)于20世纪创作了《芒果街上的小屋》(The House on Mango Street)。小说通篇以一个小女孩充满童真的视角展开，通过44个独立的小短篇记叙了她对自己家庭和芒果街道邻居的日常的观察。通过儿童叙事视角，作者在写作时模仿和高度还原儿童不成熟、感性且跳脱的思维习惯和简单直接的语言风格，使得小说整体呈现出情节零散化和结构散文化的特点。但通过这些简单碎片化的语言，作者却向读者生动展现了一个完整的女性意识觉醒的过程。这也造就了小说的成功，使其成为一本深受学界好评的小说。除此外，小说部分语言还呈现出明显的诗化特征，具有节奏性和韵律性：以“诗歌的语言、韵律以及灵动的意象嵌入故事空间使小说富有诗歌的肌质” [6] 。
此小说有两个知名中译本，一为潘帕2006年的译本，译名为《芒果街上的小屋》，下文中将其简称为《小屋》；一为林为正2010年中译本，译名为《家住芒果街》。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本文将以潘帕译本为例来进行具体分析。
4. 四种伦理模式在《芒果街上的小屋》潘帕译本中的体现
此部分将通过七个译例对四种伦理模式在《芒果街上的小屋》中的具体体现进行分析，并探索四种伦理模式各自或协同对译者翻译策略的影响。
例1：
原文：But the house on Mango Street is not the way they told it at all. It’s small and red with tight steps infront and windows so small you’d think they were holding their breath. [7]
译文：可是芒果街上的小屋全然不是他们讲的那样。它很小，是红色的，门前一方窄台阶，窗户小得让你觉得它们像是在屏着呼吸。 [8]
例1选自《小屋》第一章，是对贯穿整本小说的芒果街道的描述性介绍，不涉及文化差异和理解困难。在潘帕翻译此句时，他还原了原文中的描述性词汇“small”、“red”以及“tight”，使得芒果街的形象在译文中得到完全还原。除此以外，基于人类共同的实践经验，他保留了原文中的拟人化描写，将小屋“holding the breath”直译成“屏着呼吸”，使得译文保留了和原文一样的生动形象程度，也还原了读者体验，将窗户很小这一情感体验成功再现给译文读者。此句的翻译体现了作者对于再现伦理的遵循。但同时，译者在处理较长的从句时，也考虑到两种语言的差异，将其处理成了零散的短句，更易于儿童读者所接受，这体现了译者对于服务伦理的遵循。
例2：
原文：Some are skinny like chicken lips.
Some are baggy like soggy Band-Aids.
After you get out of the bathtub
I don’t care what kind I get.
Just as long as I get hips. [7]
译文：有的像小鸡嘴儿干瘪瘪，
有的像邦迪贴儿湿鼓鼓，
只要你一把澡盆儿出，
只要我长呀长出屁股来
不管不管它是瘪还是鼓。 [8]
例2是原文中的一首打油诗。译者在翻译时成功再现了原文的形式，也通过将形容词翻译为朗朗上口的叠词、词汇重复、增加儿化音等方式还原了打油诗的特点，使得译文更加生动形象，更适合儿童阅读。但同时，作者为了使得译文更充分地被读者接受，在词汇和句序层面进行了异化处理。将英文中的“bathtub”译为了“澡盆儿”，这是因为中西沐浴文化的差异使得中国儿童对“浴缸”一词会有陌生感和距离感，译为“澡盆儿”则使得译文更显熟悉和亲切俏皮。同时在翻译最后两句时，译者将原文中后置的条件状语从句提前，先说条件再说情感体验，更加符合中文思维。对“no matter what kind”的内容译者也进行了具体化的补充，将其译为了“不管不管它是瘪还是鼓”。以上所提到的这些考量都凸显了作者对服务伦理的追求。从此句的翻译中，我们可以看出，译者在再现伦理和服务伦理产生冲突时，会采用归化策略降低再现程度以达到对服务伦理的更高追求。
例3：
原文：I like Alicia because once she gave me a little leather purse with the word GUADALAJARA stitched on it. [7]
译文：我喜欢阿莉西娅，因为她有次给了我一个小皮包，上面绣着瓜达拉哈拉的字样。(脚注：瓜达拉哈拉是墨西哥第二大城市，哈利克斯州首府，2005年度“美国文化之都”。始建于1531年，以其优雅民风、深厚文化传统和龙舌兰酒闻名于世，被认为是墨西哥最高贵的城市。) [8]
例3中，译者对于“GUADDALARA”采用了直译法直接将地名翻译出来，但是同时也考虑到译本的对象，即儿童群体的有限知识背景，译者在脚注中添加了比较详细的关于瓜达哈拉哈这一陌生事物的介绍。此介绍若添加在文内，介绍内容过长会打断语流、侵扰读者的阅读体验和阅读时的思路，过短则不能将读者不熟悉的事物介绍清楚、达不到理想的交际效果。因此译者选择在脚注部分增补详细的介绍内容，这一操作给读者留下了自由选择的空间。在满足对新知识有阅读期待的读者需求的同时，也达到了文化的交流。因此，此处的翻译通过增补解释同时体现了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以及基于规范的伦理。
例4：
原文：His feet were fat and doughy like thick tamales. [7]
译文：他的脚又胖又白，像厚厚的玉米肉棕。(作者对Tamale进行了补充性的注释：一种墨西哥著名食物，由玉米、碎肉和辣椒裹在一起蒸制而成。) [8]
例4中，翻译的难点在于饮食文化的差异。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是不存在“tamale”这种食物的，并且由于它并没有在中国得到很好的传播，不像薯条汉堡之类的食物已经被中国儿童所熟知，因此若音译或直译成“玉米粉蒸肉”都不能将原文的比喻可以展现的联想完全再现给读者。因此，译者选择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将其比喻的对象直接替换成了“玉米肉粽”，遵循了再现的伦理和服务的伦理。同时为了弥补对于交际伦理和规范的过分违背，译者沿用了例3中的翻译方法，对原文的“tamale”进行了增补性介绍，可以满足不同年龄阶段儿童读者的需求和读者期待。
例5：
原文：We screamed in the weak voice of a parrot for Totchy to come and wash those dishes. [7]
译文：我们像鹦鹉学舌一样，用微弱的声音呼喊托奇过来洗碗。 [8]
例5中，译者将“screamed in a weak voice of a parrot”译为“像鹦鹉学舌一样”。通过这样的翻译，译者不仅保留了原文比喻中的意象，也通过在汉语中找到其对应的“真朋友”，用中国文化中为人熟知的成语完整再现了原文的语言效果和信息，体现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再现的伦理的遵循。
例6：
原文：I knew then I had to have a house. A real house. One I could point to. [7]
译文：于是我明白，我得有一所房子。一所真正的大屋，一所可以指给别人看的房子。 [8]
例6中，译者增补了部分内容，即“大屋”、“给别人看”。原文描写了小女主人公因为自己家的房子破烂、老旧而羞于被别人问起自己家的房子在哪儿，所以发出这样的感慨。若翻译时不进行增补，读者群体可能很难读出原文想要表达的意思和弦外之音。第一处增补，译者站在中国儿童群体的角度，将“real house”译为“真正的大屋”来再现小女孩的心境。对于儿童来说，他们对文字的理解还是停留在表面的，如果仅译为“真正的房子”，读者可能会产生诸如“这个小女孩家现在的房子难道不是真房子吗？”之类的疑问，而增加一个“大”则很符合儿童的心性以及其对一所值得炫耀的房子的能想出的最简单直观的描述。后一句中将“point to”增译为“可以指给别人看”将原文中小女孩对自己家现在拥有的房子破烂、拿不出手的尴尬的感受完整再现。通过此句中译者对再现的伦理的遵循，我们可以看到，“再现”不仅指文字忠实，在文学文本中，更重要的是要再现原文的感情和可以带给读者的体验。同时，因为译者所做的一切增补都是基于对读者感受的考量，所以此处的翻译处理也完美地遵循了服务的伦理。
例7：
原文：(The House on Mango Street) [7]
译文：《芒果街上的小屋》 [8]
此例为译者对书名的翻译。本文所分析的潘帕译本将书名翻译为《芒果街上的小屋》，而另一知名译文即林为名译本则将书名翻译为《家住芒果街》。现今市场上流行的都是潘帕的译法。通过对两个译名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潘译本的名字更加亲近儿童，也更为符合儿童说话的逻辑，同时通过增加一个“小”字，这一译法也增加了书本的趣味性，更能吸引到目的读者群体——儿童；而林译本的语言结构更加正式和书面，不太符合儿童说话的逻辑顺序，因此和目标读者群体产生了距离感。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到，潘译本对书名的翻译充分遵循了再现伦理和服务伦理。
5. 结论
通过对潘帕《芒果街上的小屋》中所选七个译例的分析，我们看到了切斯特曼四种翻译伦理模式在儿童文学文本翻译中的具体体现以及译者为服务于不同翻译伦理所选择的不同翻译策略和方法。译者在追求再现伦理的同时，更多注意的是对原文感情的再现，因此会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和增译的翻译方法来追求对原作者表达的再现。同时译者也基于源文文本——儿童文学文本翻译的特殊性，让自己的服务伦理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并且在服务伦理和交际伦理或基于规范的伦理产生冲突时，选择归化的翻译策略，在正文中更大程度追求对于服务伦理的履行；而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译者，以在脚注中增加对异质文化补充解释的方式，译者使得正文中牺牲的交际伦理或基于规范的伦理在副文本中得到了弥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译者在儿童文学文本翻译中，要更多考虑翻译文本的特殊性以充分体现译本的目的，并在实现译文目的和达到服务效果的情况下，采用更多不同的翻译方法，以弥补其它伦理模式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