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保持着快速增长，取得了耀眼的成绩，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离不开各企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一方面改革开放释放了大量的生产力，为中国企业实现快速发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础，另一方面企业数量的增加为社会创造了众多的就业岗位，解决了社会就业问题 [1]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当下正处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攻坚关键期，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对外贸易水平的不断下降，使得大部分企业都面临着升级转型的挑战，如何帮助企业摆脱“低端锁局”的困境，提高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从“出口–投资”为主的老动力向“自主创新-TFP”的新动力转变 [2] 帮助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3] 。
企业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就离不开研发和创新，有学者指出良好的融资体系可以帮助企业提高研发成功的概率 [4] ，但根据世界投资环境调查报告显示在80个样本中融资约束最严重的国家是中国 [5] 。融资难、融资贵是当下企业所面临的困境，也是制约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所有制歧视挤压了大部分非国有企业的金融资源 [6] ，造成了大部分企业信贷融资的严重不足 [7] ，同时规模歧视也造成了大部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加深 [8] 。因此所有制和规模歧视造成信贷资源的错配，增加了企业融资成本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研发创新的决策，成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绊脚石，金融作为国民经济神经中枢，承担着调节资本市场，稳步扩大开放，统筹发展与安全，有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因此需要建立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金融体系 [9] [10] 。
金融作为实体经济的命脉，不断为实体经济输送活力。因此企业要想摆脱当下的困境，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金融自由化主要是指发展中国家为了使得其经济实现增长，应当适当放宽对金融体系的监管，减少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实现民间金融机构的合理发展。在金融自由化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长期致力于建设以地方银行业为核心的地方金融机构，各地城市商业银行、农商行等金融机构纷纷涌现，其中城市商业银行的建设，由于是由地方政府所控制，所以其能够很好地代表当地地方金融自由化发展的水平 [11]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发展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推动城商行、农村信社业务逐步回归本源。”城市商业银行设立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服务地方经济为地方经济创造活力 [12] 。
本文非常好奇以城市商业银行为代表的地方金融自由化水平的提升能否有助于民营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如果能其影响渠道和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所以选取了2008~2018年国泰安数据库中微观企业的数据去分析在我国地方金融自由化背景下对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借助固定效应模型去分析企业在获得资金支持是否能够更好的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以地方金融自由化为背景，考察以城市商业银行为代表的地方金融对于微观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丰富了相关的理论。
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首先分析城市商业银行设立的制度背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第三部分将介绍本文的研究设计包括计量模型、变量的设定和数据来源；第四部分对实证结果做简单分析；第五部分是异质性分析；最后是本文简要结论及应有的政策含义。
2. 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说
2.1. 制度背景
城市商业银行的设立是改革开放至今我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城市商业银行的前身来源于20世纪70年代成立的城市信用社，最初的服务对象是地区居民和小微企业，1979年，中国第一家具有试验性质的城市信用社成立于河南，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以及监管体制的不健全，导致城市信用盲目的扩张，到1986年其数量已经达到了1300多家，总资产约为30亿元。1995年，中国政府为了化解地方金融风险，开始对城市信用社进行整顿，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了《进一步加强城市信用合作社管理的通知》，将不再设立新的信用合作社，并以原有的城市信用合作社为基础，在北京、天津、上海、石家庄、深圳这五个城市开始试点，将城市信用合作社组建为城市合作银行，随后陆续推广到符合条件的大中城市，开始分批次设立城市合作银行。1998年政府考虑到城市合作银行不再具有合作性质，国务院于1998年2月颁布《关于城市合作银行变更名称有关问题通知》，正式将其更名为城市商业银行。经过二十多年的调整与建设，城商行凭借其数量较多，区域分布较广的特征已经成为金融服务城乡居民、中小企业和地方经济的中坚力量，是区域性银行机构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使得中国的金融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2021年发布的《城市商业银行发展报告》，明确了城市商业银行设立的使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地方经济、中小微企业和城乡居民，同时以达到防范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目的。
2.2. 研究假说
有学者利用城商行设立的准自然实验，实证发现地方金融发展通过为企业提供贷款和促进企业增长两个微观机制，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13] 。也有学者研究发现地方金融发展总体上有助于纠正我国资源误配，尤其改善了民营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 [14] 。还有学者利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发现地方金融发展会提升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可能性，缓解融资约束而显著提升城市的FDI流入 [15] 。也有研究表明地方金融发展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关系 [16] 。地区金融发展显著提高了地区新企业成立的数量，且创业质量没有明显下降 [17] 。从已有的文献中可以看出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从宏观和微观层面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当前企业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是融资难和融资贵，以银行为首的金融机构更加倾向于信用较好，规模较大的企业，因此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给大部分中小企业在融资问题上造成了困扰，城市商业银行作为地方政府的代表，从政策层面上可以借助当地的城市商业银行，通过创新担保方式、发放循环信用贷款等方式降低贷款门槛，尽可能地增强对当地企业的信贷支持。以便更好的服务于地方企业，以缓解当地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帮助地方经济实现更好的发展。其次，城市商业银行凭借其层级较少的扁平化管理模式，可以明显地提高管理层决策效率和贷款资金的审批速度，审批流程的简化，更好的匹配当地企业的贷款周期，从而提升发放贷款的效率，更快的为企业提供贷款，以缓解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最后，城市商业银行的扩张也加速了当地银行业的竞争，各银行间为了获得企业的贷款业务，降低自身的贷款利率，以吸引企业的贷款，因此银行间竞争的加剧，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的缓解，有利于企业从事研发创新以及出口活动 [18] ，随着融资约束的缓解，更多流入产品或创新项目的信贷资金能显著提高企业研发投入 [19] ，只有投入研发的企业才能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生产出高质量产品，从而提升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并且保证不被竞争淘汰，促进出口市场上长期生存提升企业对外开放程度。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以下假设：
假设1：以城商行为代表的地方金融自由化水平的提升能够帮助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设计
根据前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地方金融自由化水平的提升对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此参考已有文献 [20] [21] ，建立如下的实证模型：
(1)
其中，i表示微观企业；j表示城市；t表示时间；hd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表示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ccbp是指本文核心解释变量地方金融自由化水平；X表示城市和企业的控制变量；λ表示企业固定效用；τ表示年份固定效应；ε表示随机误差项。本文重点关注ccbp的系数β，若β > 0，则表明地方金融自由化水平的提升对于企业高质量发展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若β < 0则表明对于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抑制作用。β = 0表示没有影响。
3.2. 指标选取
3.2.1. 被解释变量
企业高质量发展，目前学界对于其还没有产生统一的评价标准，根据现有文献主要采用单一指标、综合测度指标以及多维度指标去衡量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对于单一指标部分学者采用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水平 [22] ；也有学者用企业增加值表征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23] 。目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被广泛使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直观的反映出各项要素投入后转换成产出的效率。同时有学者使用熵权法选取多项指标综合测算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 [24] ，此方法虽能够全面的衡量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但存在较多的主观因素，因此不同的评估结果之间差异较大 [25] 。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本质要求是企业从过去粗放式增长向高质、高效发展的转变，不再仅仅注重企业增长的量，更加注重企业增长的质量。因此本文采用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表征企业的高质量发展(hd)水平，其中基准回归采用OP算法以更好的解决样本选择和同时性偏差的问题，同时借鉴鲁晓东和连玉君的测算方法进行测算，同时采用LP、FE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26] 。
3.2.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在于地方金融自由化水平的测算，目前的文章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于金融自由化的测度主要将金融体系的相关指标按照不同的方面进行分类，并根据金融的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实施的政策或者重要事件对各个变量进行赋值再累加，从而测度出金融自由化的水平 [27] 。由于不同学者所采用的度量方法有所差异，所以关于金融自由化该如何测度没有统一的标准，但这些方法主观因素较强，差异较大。根据Shaw (1969)在其《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发展中国家应该放弃金融压制政策，通过放松对于利率、汇率以及金融机构业务的管制，通过金融自由化(抑或称为金融深化)促进经济的发展。由此，本文选取以服务地方经济为服务对象 [13] ，股权结构更加多元化、经营更加自主化的城市商业银行发展作为衡量地级市层面金融自由化的主要评价对象。这一方法也被当下国内相关研究广泛使用 [11] [13] 。核心解释变量地方金融自由化水平(ccbp)，本文用某城市在当年城商行的数量来衡量，在实证分析中本文使用“当年城商行数量+1”取对数。
3.2.3. 控制变量
参考现有文献本文从企业自身的发展状况以及企业所处地区的发展状况选取相应的指标作为控制变量，选取的控制变量如下：企业规模(size)，为样本报告期内企业总资产取对数；企业年龄(age)，为样本报告期年份与企业成立年份差值+1取对数；企业资产负债率(lev)，企业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总资产收益率(roa)，企业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两值合一(dua)，当董事长和总经理为同一人是则取1，反之则为0，企业的成长能力(grow)，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独立董事占比(ind)，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值；城市层面经济发展水平(gdp)，城市当年GDP的对数值。具体的变量定义如下表1所示。
3.3. 数据说明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上市公司的基本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二是城市商业银行数据，来源于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统计；三是城市层面经济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样本期间为2008~2018年的A股上市企业数据作为回归的初始样本，并对数据做以下的筛选和处理：首先是剔除了ST、PT的上市公司样本；其次是剔除了金融类的上市公司，最后为了避免极端值的出现对连续变量进行了1%的缩尾处理。处理完成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下表1所示。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4. 实证分析
4.1. 基准回归结果
为了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已有文献在基准回归中均采用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进行回归分析 [28] ，基准回归结果如下表2所示。其中第(1)列只有地方金融自由化这一个核心解释变量以及企业和年份的固定效应，第(2)列加入逐渐加入了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第(3)列加入了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从表2的基准回归结果可以看出，(1)~(3)列依次加入不同层面的控制变量回归系数均在1%的置信区间内显著为正，表明地方金融自由化水平的提升能够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助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从而满足了本文提出的假设1。
Table 2.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注：()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
4.2.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前文基础回归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1) 替换核心变量。更换企业高质量发展变量测算方法，采用LP和FE的算法测度全要素生产率。2) 考虑高维固定。考虑到企业在样本期内可能存在区域的变更，因此本部分加入了城市层面的固定效应，以考察地方金融自由化对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3) 考虑遗漏变量的问题。考虑到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当地的政府的补贴，有补贴的企业和没有补贴的企业在进行经营决策时可能会产生差异，因此本部引入企业政府补贴的虚拟变量，企业当年有政府补贴则为1，没有政府补贴则为0。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如下表3所示。
从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首先是(1)和(2)替换了核心被解释变量的计算方法，结果仍在1%的置信区间内显著为正，再次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第(4)列引入了城市层面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显著为正，可以看出企业的区域的变更并未对本文的基本结果产生影响，验证本文的结果稳健。最后引入了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的虚拟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仍在1%的置信区间内显著为正，再次检验了本文的结论的稳健。
注：()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
5. 异质性分析
5.1. 企业类型
地方金融自由化水平的提升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也有可能受到企业自身类型的影响，本文根据上市公司的经营的类型，将上市公司分为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以及资产密集型的样本，分别考察不同类型的上市公司，地方金融自由化水平的提升对其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的差异，从表4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对于劳动密集型和资产密集型的上市公司而言，地方金融自由化水平的提升对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于技术密集型的企业而言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
的原因是技术密集型企业其本身的生产效率要高于其他类型企业，同时其技术投入需要的资金支持也相对更多，因此地方金融自由化水平的提升对该类型的企业影响较小。
Table 4. Heterogeneity of enterprise types
表4. 企业类型异质性
注：()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
5.2. 经济发展水平
地方金融自由化水平的提升对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会不会因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产生不一样的作用效果，我国东部地区得益于最早沿海开放政策的实施，该地区的省市其经济发展水平相较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有一定的差异，因此本文将城市样本分为东部，中和西部，并将样本分为三组进行分别回归，探讨地方金融自由化水平是否因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异。从下表5回归可以发现处于东部发达地区的上市公司，在获得城市商业银行的支持后，会更加有利于企业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而对于处于中西部地区的上市公司，地方金融自由化水平的提升对于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较为发达，处于东部地区的上市公司本身经济状况就较好，获得更多的地方支持后，会更加倾向于从事出口和研发活动以此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实现高效、高质发展。
Table 5. Heterogene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表5. 经济发展异质性
注：()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
6.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城市商业银行为研究背景，利用了2008~2018年上市公司的数据探讨了以城市商业银行为代表的地方金融自由化水平的提升对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地方金融自由化水平能显著提升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水平，且这一结论在经过替换核心被解释变量、加入固定效应等方式后结果仍然成立。第二，地方金融自由化水平的提升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以及不同地区的企业表现出异质性。从企业的类型可以看出，地方金融自由化水平的提升对于劳动力密集型以及资产密集型的企业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对于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影响不显著。从区域的经济发展层面只有对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地方金融自由化水平的提升才会对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而对于中、西部地区地方金融自由化水平的提升并没有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的建议：
第一，首先要继续加强以城市商业银行为代表的地方性的金融机构的发展，加快深化金融体制的改革，以提升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从而优化当前企业的融资环境，缓解企业融资、融资贵的问题，以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实现高质量发展，从而带动整个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时大力发展金融科技，利用新兴技术手段对微观企业进行监管，缓解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银行的风险。同时也可以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对企业进行精准定位，以满足企业的金融需求，提升金融供给与服务的效率
第二，从企业的异质性的角度，地方政策要通过制定相关政策，通过地方城市商业银行加大对于技术密集型企业的资金支持力度，以提升企业的科研创新水平，进而帮助企业实现高质、高效的发展。同时也要加强对中、西部地区城市商业银行的建设，提升中西部地区城市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助力中西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项目基金
2023年扬州大学商学院研究生创新项目《银行结构性竞争、自主创新与江苏省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项目编号：SXYYJSKC202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