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与笔译不同，口译活动具有较强的现场交际性，译员在口译过程中不能始终保持“隐身”状态。在能动性和主体性凸显的语境中，口译员的某些抉择单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可能会被认作是对原语的背叛，但若从翻译伦理学的角度切入，却是合理的取舍，符合翻译伦理和职业道德。在现场遇到各类突发情况时，口译员需要表现出对翻译伦理的深刻理解，做出符合翻译伦理的正确决策，从而推动多方参与的交际活动顺利进行。然而，口译员应该如何确保自己始终保持着清晰的道德伦理立场呢？
2. 文献综述
对道德伦理的研究，可以分为对“‘好’的一般研究和对正确行为的一般研究”( [1] , p. 244)。《朗文当代英语词典》将“ethics”定义为一种道德标准，用于判断某一行为的对错 [2] 。翻译涉及多方参与，伦理和行为标准则取决于各方共识，而共识的达成有助于提高口译职业认可度。所有翻译决策都是在某种伦理原则的指导下产生的行为 [3] 。要进一步探索翻译伦理，不仅要关注理论体系的构建，还要关注翻译实践的最新变化 [4] 。
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贝尔曼于1984年首次提出“翻译伦理”的概念，指出这是翻译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领域 [5] 。贝尔曼通过剖析“他者”的概念，厘清了“异”与“异质性”的界限。韦努蒂也强调“异”在翻译活动中的重要性，提出了“译者的隐身”、“异化”、“归化”等概念 [6] 。“译者的隐身”反映了当时译者社会地位的低下，而韦努蒂从政治和文化的角度提出“译者要显身而非隐身”，则阐释了异化翻译的合法性( [7] , p. 17)。皮姆则更倾向于求“同”，认为译者在跨文化交际中需要寻求与各方的合作。然而，贝尔曼的异质翻译伦理也被认为过于板滞和笼统 [8] 。翻译是一种针对特定受众和客户的专业性服务，译者应该承担起促进“长期稳定的跨文化交流与合作的责任”( [8] , p. 137)。鉴于此，切斯特曼提出了四种伦理模式，即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和基于规范的伦理，进一步勾勒出了翻译伦理的研究范围及基本轮廓 [9] 。由于信奉的基本准则和涉及的伦理层面不同，切斯特曼后又基于《圣哲罗姆誓言》提出译者的承诺伦理作以粘合前四种伦理模式 [10] 。
国内翻译伦理研究始于引介西方的相关理论。首先是 [11] 和 [12] 等学者对贝尔曼的翻译伦理思想的引介和探讨， [13] 继而提出研究翻译决策应囊括伦理层面的研究， [14] 认为翻译应遵循伦理理性，避免不平等现象， [15] 对比了中西伦理译论，从译者个人伦理、翻译职业伦理等多角度探讨翻译伦理。进入新千年，译学研究“伦理转向” [16] 之后， [17] 对其进行了评介， [18] 研究了清末译者在翻译时做出的选择隐含的伦理动机， [19] 和 [20] 致力于构建国内本土的翻译伦理理论， [21] 提出的变译伦理，从中国伦理思想切入，试图打造本土翻译伦理， [22] 对译著中的叙事建构以及由此引发的翻译伦理问题进行了剖析， [23] 则是对应用翻译伦理展开了系统研究， [24] 和 [25] 关注西方翻译伦理研究的引入和评介， [26] 对翻译伦理进行了概念反思， [27] 尝试从丰富的中国传统翻译思想探索本土翻译伦理， [28] 讨论了新时代新语境下的翻译伦理， [29] 寻求中西翻译伦理的圆融与调和， [30] 则建议将翻译伦理研究逐步建设为翻译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综上，翻译研究自“文化转向”以来就置身于广阔的语境中，译者不再是“传声筒”和“隐身者”，而是可以通过遵循一定的伦理和职业道德标准来发挥主体性和能动性。
2.2. 切斯特曼的五大翻译伦理模式
切斯特曼从再现(representation)、服务(service)、交际(communication)和规范(norm)四个方面阐述了翻译伦理的四种模式。由于这四种模式存在着边界不清晰的问题，切斯特曼提出了第五种翻译伦理模式——“承诺伦理”(ethics of commitment)，基于 [31] 所提出的追求卓越的美德，来对前四种模式进行粘合。
再现伦理是指忠实和准确地再现原文或者是原作者意图，无任何删减、省略或是改译，如镜像一般。服务伦理是指译者应在尽可能少的时间和成本里完成翻译，为目标读者和原作者和其他节省时间和成本。交际伦理则要求译者要走出自身并与他人交际 [32] 。跨文化交际的伦理目标就是要推动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际各方皆获益 [33] 。基于规范的伦理认为译者行为必须具有规范性，值得客户的信任和期待。然而，目前翻译研究对于伦理问题尚存争议，其原因就是现有的伦理模式间互不兼容，每种模式都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导致对伦理模式的具体应用阐释不甚充分。
因此，切斯特曼在麦金泰尔的启发下，以前四种伦理模式为基础，提出了承诺伦理 [30] ，其核心是一份译者的就业宣言——《圣哲罗姆誓言》——其主要内容为九条誓言，包括对职业的承诺、忠诚、理解、真理、明晰、诚信、真实、公平和追求卓越。切斯特曼的承诺伦理，明确了适用范围，即为译员之间的职业伦理，具有传统翻译伦理不可比拟的优势。
3. 案例分析
翻译伦理包括译者的道德自省和自控 [34] ，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型可用于译者主体性研究。 [35] 认为译者必须遵循职业道德规范，践行合适的翻译伦理，发挥主体性，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译员在口译活动中做出的口译策略选择，如果不符合道德伦理的要求，就是对伦理原则的违背。要正确讨论和看待译者的主体性意识，就不能回避口译中存在的伦理难题和译员自身的伦理意识，否则必然陷入无限夸大译员主体性的误区 [36] 。切斯特曼没有执着于讨论原语或译语的再现标准，而是将目光转向了译者。因此，切斯特曼的五种伦理模式，尤其是承诺伦理，适用于对主体性要求较高的口译活动 [28] 。
基于此，本研究在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模式的总体框架下，将承诺伦理运用到一场为期三天的医学研究方法培训班的同传个案分析，本研究选取了现场口译中的典型案例，从前四个伦理层面分别分析文本层面存在的问题，但继而将承诺伦理作为粘合剂，讨论现场口译策略选择的职业伦理合规性。
3.1. 在承诺伦理下遵守交际伦理/违背再现伦理
例1：
例2：
在例1中，讲者需要看看听众中的医生和研究者是否已经明白：“哪些SGLT2抑制剂可以纳入系统评价”，因此提出了一个问题，并希望听众能够立即举手来回应。在讲者问了“Who thinks it’s okay?”之后，现场并没有人举手。原因可能包括：1) 同传的听说时差导致听众还没有收到信息；2) 观众接收到了信息，但还在思考问题，无法给出反应；3) 观众不知道要给回应，因为老师没有明确让举手；4) 观众可能不习惯在课堂举手互动等。同时，讲者又立刻问了第二个需要举手回应的问题，“Who think it’s not OK?”并随即解释了“不可以是因为同类型数据会集中在中间，导致无法做出‘推荐’或‘不推荐’的决定”。至此，信息量已经非常大，现场的研究班学员还没有一个人举手。讲者也感到了困惑，会议流程遭遇障碍。口译员立即决定主动增添信息(下划线部分)，从而推动听众给出反应。
交际伦理要求口译员要超越“解码者”的角色，以“调节者”或“斡旋者”的身份积极协调交际过程 [37] 。在实际的口译实践中，口译员需要随时对具体语境进行快速分析，灵活地选择口译策略，以便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交际 [38] 。在例1中，在承诺伦理的推动下，译员出于对自身“交际促进者”身份的认识，在原文基础上增添了语境信息，并使用了较强的语气来推动听众做出回应，使得会议流程正常进行。这种解决方式与切斯特曼的再现伦理相悖，但却符合交际伦理。
在例2中，一名听众在听完讲者提问后表示没听懂问题，而另一些学员已经开始了小组讨论，而讲者此时想要重新阐述其所提出的问题，现场比较混乱。为了帮助讲者控场，口译员的处理方式也是在理解承诺伦理的基础上，即使对再现伦理有所违背，但也发挥主体性，践行了交际伦理，推动交流顺利进行。在例2中，口译员主要使用第一人称，但也使用了第三人称作为辅助补充，以应对现场多边活动的动态性和复杂性 [39] 。
3.2. 在承诺伦理下遵守基于规范的伦理/违背再现伦理
例3：
基于规范的伦理要求口译员按照译入语文化中普遍存在的规范行事，包括合适语境的语言风格。在例3中，讲者给出了三个选项供学员选择，且每个选项的内容都较为冗长，口译员同传时选择先逐字传译所有内容，后强调这是“三选一”的选择题，并重复选项内容(下划线部分)，以加强听众的理解和记忆。这种处理策略与原文内容有所出入，背离了再现伦理，但同时也使听众对课堂任务理解更透彻，是对基于规范的伦理和承诺伦理的坚守。合格的口译员不仅要具有出色的语言文化知识和口译技能，而且在交际过程中往往体现出较强的能动性 [40] ，而且“有时需要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 [41] , p. 334)。
3.3. 在承诺伦理下遵守再现伦理和基于规范的伦理
例4：
例4可以看出，口译员能够在译语中快速找到专业术语(下划线部分)的准确对等词，帮助听众理解讲者所提及的概念。这是因为在培训正式举行之前口译员已经与讲者一起进行了共六个多小时的线上讨论，以熟悉讲座涉及的医学研究专业知识和系统评价方法。因此，口译员在承诺伦理的粘合下，既实现了再现伦理，也实现了基于规范的伦理，体现了译员为追求卓越而愿意额外投入时间和精力的决心。
在口译过程中，口译员必须了解可能影响现场交流的各种知识背景，并采用适当的临场应变策略，以达到预期的交流效果 [42] [43] 。术语是表达专业概念的形式符号 [44] 。医学术语是医学专业人员使用的正式语言，而非普通日常表达，英语医学术语中同义词现象丰富并具有高度的语境依赖性 [45] ，所以口译员必须全面了解医学术语，并将其与常用词区分开来，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专业口译效果。
3.4. 在承诺伦理下遵守交际伦理和基于规范的伦理
例5：
在例5中，讲者希望听众做出回应，但听众却选择保持沉默。口译员捕捉到讲者的意图，并使用流行语——“孤勇者”，以打造起更加活跃的课堂氛围，并进一步提示可以用英语直接给讲者反馈(下划线部分)，果然现场很快有了观众的互动。本例中，口译员践行了交际伦理和承诺伦理，促进了听众的高效反馈，对本场医学同传的成功至关重要。
口译员很难逃脱各种内化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限制 [46] ，也很难能是“中立的观察者” [47] 。在口译过程中，译员会遇到各种跨文化交流障碍，通过“他们自己的道德准则” [48] 和“自我立法” [49] ，才能从一个简单的翻译机器发展成为能够感知和传递情感的译员 [50] 。
4. 结语
本研究以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模式为总体框架，尤以承诺伦理为粘合剂，对医学同传中的翻译伦理决策案例进行了分析。发现译员在不同情况下做出的伦理决策选择存在矛盾，例如存在符合交际伦理或服务伦理但违反再现伦理的情况，也会出现既符合再现伦理也符合交际伦理和既符合交际伦理也符合基于规范的伦理的情况等等。由此可见，切斯特曼提出的前四种翻译伦理模式的确为翻译伦理的研究指明了方向，然而，交叠和冲突仍然存在。分析表明，口译员对承诺伦理的践行，通过积极增添语境信息、加强语气、使用第三人称显身推动交际进行、调整原语信息以提升口译效率、做好充分的译前准备、使用通俗易懂的表达等多种策略，能够解决伦理层面的冲突。
翻译人员对翻译行业的全力承诺和投入，有助于落实真正合乎伦理的职业行为；对专业人士和业余人士加以区分，也能促进社会对翻译人员的认可度以及译员的职业化发展。同时，翻译伦理观还能对翻译教学和译员培养提供参照。在未来研究中，研究者可进一步探讨承诺伦理对同传译员策略选择的指导意义。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