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缘起
云阳涂氏是湖北蒲圻涂氏的分支，清乾隆二年，云阳涂氏先祖功亮公自湖北蒲圻入蜀，度地云阳，定居于云阳老龙坪，几代之后，涂氏子孙在云阳购置大量土地、盐场，子姓繁盛 [1] 卷二《蒲圻省墓记》。民国时期，云阳涂氏开始重修族谱，这一工作主要由涂凤书完成，族谱的传记部分载录了主要家族成员的生平，其中男性的传记非常丰富，但是只有少量女性有传。从芮太夫人到曾孺人，涂氏族谱中一共有八篇女性传，记载了从1790年至1929年间云阳涂氏具有代表性的女性，时间跨度百余年，横跨清末、民国时期。虽然《云阳涂氏族谱》中女性传记篇幅不多，但是也可以从中提取出许多有价值的材料。
问题在于，这些女性都是经过筛选出来的，她们是否能够代表清末民国涂氏和这一区域的下层女性？此外，这些女性传记的作者都是涂氏的男性，他们在进行书写时往往从男性的角度有选择地进行描述，其写作目的也是以提升家族荣誉或者教育后世为主。男性不仅是传记的书写者，也是预设的读者。出于这些问题考量，一方面，这些女性传记的真实性和代表性成为问题；另一方面，从这些传记中可以直接看出这一时期男性和社会对于女性的想象和要求。最后，这些传记中记载的女性集中在清末民国时期，我们是否能够从这些女性身上看到社会变迁的影子，或者说，清末民国的社会变迁对位于西南山区的下层社会的女性是否产生了某种影响 [2] ？如果有，二者又是如何联系起来的。
立足于女性自身，从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女性与家庭、社会的关系，运用不同的史料挖掘历史上的女性记录并分析史料背后的女性故事，这些都是女性研究不能绕开的问题。《云阳涂氏族谱》中记载的女性可以作为清末民国时期下层女性研究材料的补充，她们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及其社会活动可以作为地方性女性研究的参考。
本文以《云阳涂氏族谱》为例，通过考察云阳涂氏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作用，族谱中女性书写的特点，涂氏的婚姻圈范围，分析这一时期的中下层女性在清末民国这一社会转型时期如何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力图从女性自身出发，呈现涂氏女性的生活风貌，增强对这一时期中下层女性的家庭和社会角色的理解。
2. 涂氏女性在家庭经济中扮演的角色
涂氏族谱记载的主要是从清嘉庆年间到民国时期的下层女性，与上层女性不同，出于经济目的，她们除了从事家务劳动、照顾其他家庭成员的生活、教育子女之外，还要承担生产和经营活动以维持生计。
家务劳动、教育子女以及照顾其他家族成员的生活是这些女性承担的基础工作。《牟太夫人传》中记载了涂氏女性在牟太夫人的带领下一起进行家务劳动的场景，“夜则与诸妇一灯围坐，各缝缀纺织……检饬时蔬饭彘” [3] 卷19《牟太夫人传》(涂凤书)。牟太夫人还“命大忠、大义读书，而督大川以耕” [3] 卷19《牟太夫人传》，承担教育子女的责任。《邬孺人传》明确记载了邬孺人与其婆婆一起进行日常家务劳动以及招待客人的事迹：“太淑人日率诸妇馈米盐、酒浆、薪蔬凌杂之属，胥躬自检饬。娣姒以次执爨，食指故繁。宾客趾相错，日具数十人饮馔。” [3] 卷19《邬孺人传》，涂传焜。此外，涂氏女性在家庭中还承担了教育子女的责任，“起思稍长，令入塾，顾不善读书，孺人百端诱掖，加以朴责” [3] 卷19《范孺人传》，涂凤书。除了范孺人外，涂氏其他女性的传记中也有教育子女的相关记载。“吾父既喜得贤内助，又赖孺人殷勤调护，病霍然……孺人抚育传焜姊妹兄弟也心力交瘁，有非言语所能形容者……三姊两弟今各有家室，均孺人主持之。” [3] 卷19《曾孺人传》，涂传焜。曾孺人除了照顾丈夫、子女之外，还为子女操办婚事。
云阳涂氏自湖北蒲圻入蜀之后，多次购置田产，从一个外来户发展成为当地的大家族，在这一过程中，女性也发挥了一定作用。“男耕女织”并非是这一时期下层社会农民家庭的唯一生产方式，女性也走出家庭，进入田间劳作，与男性一同承担起家庭的重担。据《云阳涂氏族谱》的记载：
“同治庚午，江水暴涨，唐坊居宅圮于水，太夫人徒磐石城。乃置田薛家沟大湾，营宅居之……大湾田不足，又益磊石坡田一区，日往来两宅，视耕甿勤懒苦乐，差量原隰瘠沃，种耘刈获蚤莫。” [3] 卷19《牟太夫人传》。
“开辟草莱，大启闳閈，又于高家山宅后建制碉楼一，为乡邻佃农避贼所。” [3] 卷19《周孺人传》，易履详。
“孺人经济家事一循牟太夫人规范，早作晏息，事丰而用约，以余资置黄石坂一契。” [3] 卷19《范孺人传》。
“孺人得挈其子赁鹰嘴崖，崖穴以居，有山地一区，石磊磊然，瘠土石罅中，匍匐树艺之，一衣百结，三旬而九食，会不自觉其冻馁也。” [3] 卷19《刘孺人传》，涂凤书。
“明年，修砦坝居宅，工程多由孺人营度，常深夜不眠。” [3] 卷19《曾孺人传》。
从牟太夫人到周孺人、范孺人、刘孺人、曾孺人，她们无一不是与男子一样从事田间的农业劳动，亲自耕作。除此之外，她们还参与到家庭建设之中，主持房宅的修建，并且为涂氏购置田产、土地。
除了从事家庭农业活动之外，这些女性还走出家门，从事商业活动和家族公益性活动，对家族事务怀有责任感。牟太夫人耐心抚养调教族中孤儿，周孺人在在高家山宅后建制碉楼，为乡邻佃农避贼所。在这些女性的传中，也不乏购置田产、家庭用具的行为。
吾母七十寿辰，伯兄子肤奉母命捐钱千缗。今年己巳，吾母八秩，子姓争奉金为寿，辞之，不获。吾母复命捐钱千缗。至是会钱积三千缗，而强以视从前，盖有加已。比年钱法窳壤，生活奇翔，族人仰给。 [1] 卷二《济族会记》。
在《增修宗祠记》中，又有：
戊辰春，母太夫人八十生日，凤书归为寿，母命谢客，节筵资，以钱千缗入济族会，捐银四千元，析而分之。一为兴学、修谱之助，一为增修宗祠之需。 [1] 卷二《增修宗祠记》。
子肤和涂凤书的母亲支持家族的公共事业，在济族会的成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谓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葬，男女无以为婚嫁者尚无闻焉。族人之未雨绸缪，而成是会。” [1] 卷二《增修宗祠记》。济族会成立之后，会费用于支持教育发展、重修家谱、增修宗祠，除此之外，还用于扶持贫困的族人，涂氏发展较之前更为顺利。
总之，涂氏女性的社会活动涉及农业、商业以及家庭公共事业。在经济压力之下，她们走出家庭，与男性一同在田间劳作，承担起养家糊口、教育子孙的重任。除此之外，她们筚路蓝缕，艰苦创业，多次购置田产、营建房宅，并参与到家族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之中。她们的活动范围也在劳动经营中得到扩大，对家庭的经济贡献不可忽视。
3. 女性在涂氏社会关系中扮演的角色
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与她们的婚姻有关，不同家庭、宗族、组织之间通过婚姻关系联系起来，形成多层次的社会关系网络。云阳涂氏先祖怀安公自湖北蒲圻入蜀时，一些蒲圻旧族随其一同入蜀，涂氏与其婚姻交往频繁。入蜀之后，为了融入当地社会，涂氏又与当地不同宗族联姻，联姻范围广泛。
芮氏、周氏、王氏与涂氏世为甥舅，四族先祖一起自湖北蒲圻入蜀并在云阳定居，他们之间的婚姻联系自然的被传承下来。
蜀之旧族咸敬礼公，无主客之见也。配芮孺人，生子三。公年七十一，倦于家政，以积产分三子。懋龙居老龙坪，懋虎居石板溪，懋麟居磐石城。女二，长适周则瓅，次适王光荣。公卒，葬老龙坪宅前。芮氏、周氏、王氏并余氏皆旧戚也，公入蜀，约与俱，咸家云阳北乡，世为甥舅，其子孙亦各能以耕读世其家云。 [3] 卷19《怀安公传》
孺人周氏，宗模公之女，先世湖北蒲圻人，以婚姻故，与涂氏始迁祖怀安公同舟入川，占籍云阳北乡，故与涂氏世为甥舅。 [3] 卷19《周孺人传》
先母孺人氏邬，其先自湖北徙云阳北乡，居竹儿坡，家世称素封，与吾涂氏世为婚媾。 [3] 卷19《邬孺人传》
配王孺人，生子三人，大科、大举、大美。 [3] 卷19《庆元公传》
母王孺人，兄椿亭，弟仁山，配徐孺人。 [3] 卷19《春山公传》
继配王夫人，皆温恭淑慎，相公以振其家。 [3] 卷19《象六公传》
在云阳定居之后，为了快速融入云阳社会，涂氏还选择与云阳当地的宗族联姻。
配田孺人……继配冉孺人。 [3] 卷19《御六公传》
配廖孺人，续配廖孺人，再续配于孺人。 [3] 卷19《仕元公传》
配汪孺人生子，大聘大黉大学大用大志大献六人。 [3] 卷19《殿元公传》
头配白夫人，无出；继配汪夫人，生子二，大超、大善，生女四；续配牟夫人，生子三大川、大忠、大义。 [3] 卷19《会元公传》
配廖孺人，有丈夫子六。 [3] 卷19《颁诰公传》
配李孺人，生子二，起栋、起瑞。昆季异产，公受分石柱坪，盖公外舅家李氏故居也。 [3] 卷19《椿亭公传》
配李宜人，性温惠，能成公志。 [3] 卷19《海山公传》
配李孺人先卒，继配任孺人生子一，起涵。 [3] 卷19《仁山公传》
配温孺人，生子宗寿，继配李孺人。 [3] 卷19《光裕公传》
先王母太夫人氏牟，万县南乡市阁里人，举世业农。 [3] 卷19《牟太夫人传》
孺人刘氏，正鹏公女，世居云阳刘家坝，年二十归我堂兄起诰公。 [3] 卷19《刘孺人传》
……
从这些传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涂氏通过婚姻与同样来自湖北的芮氏、周氏、王氏、邬氏等宗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中，与王氏联系最为密切。在云阳定居之后，为了建立与当地势力的联系，快速融入地方社会，涂氏选择与云阳当地的土著宗族联姻。涂氏与云阳当地氏族之间的联姻范围广，经历几代发展之后，与廖氏、汪氏、李氏的联姻最为频繁。
除此之外，姻亲关系还将不同家庭、宗族、组织联系起来，在发生天灾人祸时，他们往往能够互相帮助。在牟太夫人的传记中，涂凤书就曾经提到“同治初，滇匪犯境，长子婿余令绪被掳，寻死贼中家，无以自存。诸女家亦替太夫人为之娶妇嫁女，葬其死者。” [3] 卷19《牟太夫人传》。在诸多涂氏男性的传记中，也有诸家族共同抵抗匪徒、买卖土地的相关记载。
涂氏与一同入蜀的几个家族之间联姻最为频繁，为了融入云阳当地社会，涂氏与云阳的土著广结婚姻，其中，与李氏的联系最为频繁。通过联姻，涂氏与其他宗族联系起密切的关系，在发生重大事件或者发生灾祸时，互相联姻的家族之间往往能够互相照应，形成了多层次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
4. 从涂氏族谱看社会对女性的道德约束
涂氏族谱中的女性传记虽然对这些女性的生平进行了较为生动详细的记载，但是“记载”并不等同于“事实”。首先，涂氏入蜀以来经过几代发展，女性数量不少，但是为何只为这八位女性做传，这就关系到修谱者自身的价值判断。其次，为这些女性作传的都是涂氏的男性，且以涂凤书为主。从他们的书写方式和书写内容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男性对女性的想象和期望。
涂氏族谱收录的女性传记仅有六篇，且传主大都是贤惠的继室或者失去丈夫以后艰难奋进的节妇，编撰者在选择书写对象时就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
以悦服于人，处从不言人过，亦不嘲笑人可噱事，家人有违言或相争时，未尝有疾言厉色，或嘿然不发一语，迨时过气静，乃委婉譬解，枉直爽然，令人意消。 [3] 卷19《牟太夫人传》
未几，夫卒，孺人年仅二十有五。当是时，外负重债，内无长者，子幼女弱，赖叔父庆元公庇冀之，亦以孺人坚贞，知必有后也。孺人事庆元公孝谨，遇诸父兄弟子姓，益慎婉以惠，族人交口贤之。孺人多智计，凡有造作，亲自裁决，每出人意，表御子孙，不稍假辞色，家人闻咳唾声，未有不悚然改容者。 [3] 卷19《周孺人传》
孺人天性慈祥待人，厚对儿女，从不以疾言厉色相加……传焜姊妹兄弟之于孺人，安则欢跃，病则皇恐，相谓：“不可一日无母”，而不知其非所生也。 [3] 卷19《曾孺人传》
仁孝、慈爱、智勇、节烈、勤俭是这些女性的共同特点，涂氏为女性做传的目的不在于彰显这些女性的功绩和特色，更多的是将其作为教育子孙和彰显家族荣誉的工具。“史家所关心的往往不是妇女本身的生命历程，而是如何借由妇女的忠孝节义事迹，来激励人们(尤其是男性)向善……以女德来激励男性，如此也就成为中国女性传记传统的特殊内涵。” [4] 149
云阳涂氏族谱在进行女性书写时没能摆脱传统史家的局限，对女性进行了全面的道德塑形。在他们的书写中，女性需要符合既定的道德规范。事实上，这是这一时期女性书呈现出来的普遍特点。他们从男性角度有选择地描述女性的行为方式，其写作目的在于提升家族荣誉，教化子孙。在这里，男性既是女性传记的书写者，也是预设的读者。女性传记只收录正面的女性形象，且“正面”的含义也是由男性规定的。涂氏族谱中的女性书写也不可避免地具有这些特点，这些传记在描写女性的道德行为时，所反映的内容非常单一。社会和男性对女性性道德的约束在涂氏族谱中得到了直接的反映。
5. 结论
涂氏族谱呈现出来的均是下层社会的女性，与我们对这一时期女性的固有认识不同，她们不是才女，也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足不出户的大家闺秀。一方面，她们沿袭了传统女性承担的家务劳动以及照顾其他家庭成员的日常生活的工作，另一方面，出于经济目的，她们走出家门，与男性一起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再者，女性作为家族婚姻的参与者，直接或间接的成为联系涂氏与当地其他家族的中间人，使得涂氏能够迅速融入当地社会，并逐渐发展成为影响当地社会的大家族。然而，涂氏女性仍然受到来自男性和来自她们自身的道德塑形，族谱塑造的女性形象足以反映出这一时期社会对女性性道德的约束仍然十分严重。
总之，涂氏族谱呈现出来的女性可以为清末民国西南地区下层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计模式提供一个范例。她们突破了传统的“男耕女织”式的生产方式，女性作为家庭的一员，参与到家族经济活动中，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她们甚至成为支撑起家庭的主要力量。在两性关系上，她们绝不仅仅是男性的附庸，她们在家庭中有自己的事业，扮演着自己的角色。然而，支撑起家庭发展的女性仍然处于严格的性道德的约束之下，女性性道德的解放严重滞后于女性承担的社会劳动和经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