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愚民”之提出
《论语》成书于战国初期，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儒家经典。“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篇》)作为孔子经典的言论，因其往往被解读为“愚民”色彩，从古至今都有学者进行辨析与论述，引发人们的思考。在笔者看来，赞同孔子“愚民”，不论是从文本本身还是孔子思想角度，都是难以接受的，不符合孔子思想之本意。
对句意有直接影响的便是句读的划分，古人行文不加标点，句读的划分对原文的理解有一定的影响，《论语》一书为语录体散文集，行文言简意赅，且没有上下文语境，极易造成人们对句意有不同的理解，又由于历史的变故、焚书坑儒等诸多因素，使得原书在流传至今时难免有破损与讹误，更增加对句意理解的难度。被学术界广泛认可的句读方式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往往被认为有愚民之意，历代学者对其更有不同的看法。
梁启超之观点则持非“愚民说”且颇具代表性。梁启超为了消解“愚民”之意与孔子思想不相符合的矛盾，曾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后人亦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说法。但学者王传龙认为，这种理解源于“认定旧句读体现了愚民思想，与孔子的施教思想不吻合”，或者说与我们所认识到的孔子的“教育家形象存在矛盾” [1]，因此改变句读使得句意更符合孔子的思想，实际上这往往不能从根本上使人信服。
杨伯峻也认为，很多人接受不了孔子愚民的解读，于是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别生解释，但其实是不符合古人语法规则的。郭店楚简载有“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 其句读之语言逻辑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句读逻辑相似且更为合理。他在《论语译注》中释其意：“孔子说：‘老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我们的道路走去，不可以使他们知道那是为什么。’” [2] 又云：“这两句与‘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史记·滑稽列传补》)所载西门豹之言，《商君列传》作‘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意思大致相同，不必深求。” [2] “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即可以和老百姓共同为某件事做成而快乐，但不可以开始的时候就和他们一起商量这件事。杨伯峻认为二者都是只求字面意思即可，意义相近，都带有愚民之意。
宋明学者亦有持“愚民”之说。王安石直抒胸臆，“不可使知，尽圣人愚民之意” [3] (卷三十五)；晚明李贽言“盖可使之由者同井之田，而不可使之知者则六艺之精、孝弟忠信之行也。……以不可使知者而欲使之知，固不可也”，又言“圣人之道，非以明民，将以愚之。鱼不可以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4]，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解读为“愚民”。
到了近代，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阐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把民看作愚昧无知的人，可使服从，不可使知之” [5]。冯友兰在《论孔丘》中指出“民”是“下愚的人”，“他们不可使知，所以只可以让他们听从驱使” [6]。范氏与冯氏皆认可孔子有愚民之思想。
笔者认为，固然因句读之分殊而有理解之差异，但下“愚民”之定见似为时过早。
2. “愚”之疑义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易从字面理解其为愚民思想，但从孔子一贯的思想、言行来看则非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的孟子等后学亦没有“愚民”之色彩；从“民”之角度剖析，众人资质、性格、喜好各有不同，不可一概而论，圣人对其教化亦有其差，所谓“因材施教”是也，不可谓之“愚民”；圣人治理天下是潜移默化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体现儒家思想之高尚内涵与境界，即有圣人之奉献，而百姓受其光辉不自知、不必感恩戴德之意。
2.1. “愚民”之说不符合孔子思想
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理解为“愚民”之说不符合孔子思想，亦与孔子之言行大相径庭，对此，笔者意欲从教育、政治、思想，以及后人对其思想的继承发展等角度剖析孔子的思想，还原孔子这一表达的真实意涵。
关于教育，孔子是中国第一个创办私学的人，他有三千弟子，其中有七十二贤人。孔子打破了贵族阶级垄断教育的情况，使得平民也有机会接受教育，这从他率先提出有教无类表现出来，“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篇》)，学生带点干肉就给予教诲，不分身份地位。而对于“有教无类”，不仅打破地位加之于教育的枷锁，其进一步引申为“因材施教”，亦是孔子教育之一大特色，通过读《论语》我们可以知道，孔子在教育学生时，面对不同学生的同一问题，往往根据学生的资质与性格特点给予不同的解答。同时，孔子亦有“诲人不倦”(《论语·述而篇》)之精神，教导别人从不厌倦，这也与孔子“仁”“礼”之言行相呼应。若孔子赞同“愚民”，不会如此兢兢业业、不知疲倦的教授他人。
在政治方面，孔子“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之言，强调道德对政治生活的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原则，若是孔子赞同“愚民”，便只要制定刑罚、约束民众，使他们行为规范即可，不需要让民众认识到犯罪可耻。但实际上，孔子是极其重视民众思想之塑造的，他从国家角度，一方面提倡“礼”，即以约定俗成的规则或制定相应的措施，从外在来规范、约束人们的行为，缓和阶级矛盾，恢复社会和谐；另一方面，孔子以“仁”为“礼”之基础，即以“仁”这一内在核心协调各种社会关系，且宣扬“仁”之思想，教化民众，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不仅提高了民众素质，也更利于社会的发展。
孔子的“仁”之思想极具代表，是儒家思想之精华。孔子尽管没有明确界定什么是“仁”，但从其日常言行中时时能够感受到“仁”之存在。“仁”就是“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篇》)，也有“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篇》)之言。“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而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篇》)孔子认为能实行庄重、宽厚、诚实、勤敏、慈惠这五种品德，就是个仁人。所以说，孔子的“仁”更多的是一种内在道德、精神境界。以此来看，孔子之思想不仅注重外在制度的约束，以及“孝悌”等外在道德行为之表现，还着重内在之精神，因此着重人之内在精神、有着仁爱思想的孔子赞同“愚民”是难以想象的。
从历史上看，孟子继承并发扬孔子的思想，主张“民本”“仁政”“王道”。孟子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又言“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滕文公上》)，教化可以使人“明人伦”；“王道”是其提出的国家政治的最高理想，实行王道之治就是“保民而王”(《孟子·梁惠王上》)。若是孔子存在严重的愚民倾向，孟子的著作里或多或少都会有所体现，后人也会对其有所论述，而我们看到孟子是极其重视“民”的。且儒家对民众进行德化政治，顺应民心、开启民智等作法亦难以将孔子与“愚民”联系起来。
2.2. 从“民”之角度剖析其非“愚民”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民”是指普通民众。普通民众有什么特征呢？《论语》言：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论语·阳货》)
“君子”“小人”有两种意涵，一是从政治上论述，二是从道德上阐释。这里显然从政治上论述，“君子”指在位者，“小人”指普通民众，也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民。孔子认为，君子小人皆需“学道”，在位者施行的是“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的君子之道，普通民众在礼乐教化的引导下，在君子人格耳濡目染的影响中，容易接受规范与领导。正如子游所言，君子学习了就会有仁爱之心，小人学习了就容易听指挥，这是说教育是有用的，只是对不同的人作用有所不同。
孔子又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中等水平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高深的学问，中等水平以下的人则不然。张敬夫对此亦有论述，“圣人之道，精粗虽无二致，但其施教，则必因其材而笃焉。盖中人以下之质，骤而语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将妄意躐等，而有不切于身之弊，亦终于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语之，是乃所以使之切问近思，而渐进于高远也。” [7]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孟子·尽心上》)朱熹解释，“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当然，既习矣而犹不识其所以然，所以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7]。普通民众认知能力有限，良师益友的引导也不一定能使他解其义，更何况不学思悟之凡夫。晚清学者文廷式曾说：“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政教之异，非愚民之说也。可使由之，盖法令无不能从；不可使知，则知识各有所限。此民之所自取，圣人特因之而已。” [8] 也就是说，“民”之素养决定了在位者“不可使知之”。
因此，圣人化育民众是有差别对待的，但并不是愚弄群众，而是根据他们自身的资质用适当的方式加以引导，这可以理解为“因材施教”。
2.3. 圣人化治天下，不落形迹并非“愚民”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 [9] (《礼记·学记篇》)意即君子化育民众，形成好风俗，须由教学入手。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二十九：“《语》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然则圣人之治天下必有神而化之之术欤！” [10] 即圣人治理天下是潜移默化、悄无声息的。
就此而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阐释为：民众，能够让(引导)他们这样做(君子之行)，而不必让他们知道这一切是怎么来的(谁带给他们的)。这体现了圣人教人之法，即用言传身教、耳濡目染、春风化雨等方式使民众朝好的方向发展，至于是否让民众知道自己是如何趋善避恶的就没那么重要了，也就是《朱子家训》所言“善欲人见，不是真善”表达的至善真义；亦有圣人只为平天下、不汲汲于名利的意味在其中。
《礼记·经解篇》：“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 [9] 礼对教化的作用是微小的，它能在邪恶尚未形成时就多加防备，使人们不知不觉趋于良善、远离罪恶。孟子也认为，“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孟子·尽心上》)，百姓天天向好的方向发展，也不知道谁使他这样，但这就是个好结果，这就是圣人的作用。
对于孔子来说，不管是从个人修养、治国为政角度上讲，还是从君子、在位者身份而言，修养自身、践行善举都是尽己所能，之后再慢慢扩充，影响他人，不必大肆宣扬。“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孔子并不在意自己是否声名远扬、为人所熟知，他关心的是自己能否真正教育学生、化育民众，使儒家思想发挥发展、落到实处，从而带给社会好的影响，给人以积极正向的引导。
笔者认为，不求闻达、润物细无声的教化才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高尚内涵与境界，这也与儒家思想内涵相契合。有人批评儒者重名，或许他们追求清名，渴望被认可，但其根本还是希望政治清明、民众安康、国家富强，而不是时时要百姓对自己感恩戴德；同时，一定的声名对儒者教化群众、影响社会产生正向助力。因此，“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并非“愚民”，只是圣人不落形迹的奉献。
3. 余论
对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从儒家思想、孔子之言行以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来看其非“愚民”，出土文献郭店楚简《尊德义》记载了“民可使导之，不可使知之”“民可导也，而不可强也”，从文字本身为驳斥孔子“愚民”提供例证，同时，时代背景亦说明对孔子其言产生误解之缘由。
战国时期的儒者用“强”来释义“知”，我们可以将“民可使导之，不可使知之”理解为老百姓能够被引导，从而走向正确道路，但不能强迫他们做事。“民可导也，而不可强也”即统治者可以启迪、教化老百姓，但不能强迫他们。先秦时代“知”与“折”亦可通用，再来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知”通“折”，“强迫”之意，“由”通“迪”，“启迪”之意，即“民可使迪之，不可使折之”，也就是老百姓可以启迪、引导他们，但不可以强迫他们。
另一方面，孔子所在的时代背景也往往会为人所忽略。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释为“可以要老百姓跟着走，不一定要老百姓知道这是为什么” [11]。李泽厚认为这两句为主张民主的现代人所诟病是很正常的，因为“古代的‘民主’正是‘为民做主’，‘民为贵’亦然，而不是人民做主的现代民主”“时移世变，孔子之是非当然不是今日的是非” [11]。如其引注“《集释》刘开《论语补注》：盘庚迁殷，民皆不欲，盘庚决意行之，诰谕再三，而民始勉强以从其后。子产治郑，都鄙有章，郑民始怨而后德之。故使之行其事，可也；而欲使明其事，则势有不能” [11]。因此，从孔子的时代看，这句话并非“愚民”，而是受限于当时的条件对人民所做出的最佳政策。
到了宋代，程子有言“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顺也，不可强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12]，强烈反对孔子“愚民”之说，程子认为，“不可使知之”是圣人“不能”之无奈，而不是“不使民知”。这也是受限于当时的社会条件、民众的资质，“不使民知”反而更有利于民众的发展，因而把孔子不让百姓知道做一件事的原因归结为愚民思想是不可取的。
总之，孔子所表达的并非“愚民”思想，恰恰相反，这是关心民众、引导民众的有效方法，还是“为政以德”的极佳方针。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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