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Dan Olweus在《校园侵害行为：施虐者与替罪羊》一书中明确提出欺凌行为的定义以来，校园欺凌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1]。研究发现即使是轻度的欺凌受害卷入，也会对个体心理健康产生较为严重的消极影响，因此对校园欺凌行为应采取“零容忍”态度 [2]。以往研究主要从个体、家庭、学校、社会文化中的某一因素出发来探究其与校园欺凌的关系。如李佳洋等人探讨了父母在防治校园欺凌中的角色与责任 [3]。张文娟从个体的性格、自我认知等方面来探讨影响欺凌行为生成的因素 [4]。刘炎从同伴关系、同伴力量等角度探讨同伴友谊质量在校园欺凌中的调节作用 [5] 等。任海涛等人从法律角度界定校园欺凌概念及其法律责任 [6]，以及邹贺等人从法律治理角度探讨校园欺凌 [7] 等。综上所述，以往研究多以单一视角探讨校园欺凌，而欺凌行为的发生往往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因此本文综合个体、家庭、社会等角度，试图通过探讨几者之间关系，为校园欺凌行为的预防提供建设性意见。家庭因素主要从亲子关系探究其对孩子卷入校园欺凌程度的影响。个体因素主要从个体自尊水平高低、性别、年级进行探究。学校、社会文化因素创新地从个体的法律认知水平进行探究，本研究对影响因素既有质的分析也有量的分析。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浙江省某两所中学的中学生为研究对象，共计383人参与了调查，回收有效问卷366份，其中初中生183人，高中生183人，总人数中男生225人，女生141人，被试年龄在12~17岁之间(M = 14.68；SD = 0.82)。
2.2. 研究工具
1) 校园欺凌调查问卷
采用自编量表，在温州市某几所中学发放并测试信度和效度，测试可行后，后续再发放此问卷进行调查。采用五级评分制，分数越高则代表卷入校园欺凌的程度越高。在本次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值为0.918，适用于本研究的样本。
2) 自尊量表
采用1965年罗森博格(Rosenberg)编制的用于个体自尊和自我容忍的一般评估的量表，用以评定青少年关于自我价值和自我接纳的总体感受，得分越高代表的自尊程度水平越高。在本次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值为0.839，适用于本研究的样本。
3) 中学生亲子关系问卷
采用吴继霞等人编制的中学生亲子关系问卷，采用五级评分制，分数越高则代表亲子关系越好 [8]。在本次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值为0.821，适用于本研究的样本。
4) 法律认知量表
采用徐淑慧编制的量表，共有15个题目，采用五级评分制。分数越高则代表个体的法律认知水平越好 [9]。在本次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值为0.880，对本研究的样本的适用性较为良好。
2.3. 数据处理
本研究数据均采用SPSS 18.0软件，对回收的有效数据进行方差分析、t检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校园欺凌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分析
3.1.1. 校园欺凌在性别上的差异分析
校园欺凌在性别上存在差异，进一步分析可知：卷入校园欺凌的程度男生大于女生(t = 4.247，P = 0.000 < 0.01)，具体结果见表1。
Table 1. Table of t-tests for sex
表1. 性别的t检验情况表
3.1.2. 校园欺凌在年级上的差异分析
校园欺凌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P = 0.000 < 0.01)，进一步分析可知：卷入校园欺凌的程度高一 > 初二 > 初一，具体结果见表2。
Table 2. Variance analysis table for grades
表2. 年级的差异分析表
3.1.3. 不同年级及性别的学生的校园欺凌程度方差分析
将年级、性别作为自变量，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说明不同年级、不同性别的学生卷入校园欺凌程度有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年级越高，卷入校园欺凌的程度越高，男生卷入校园欺凌的程度大于女生。年级和性别的主效应明显(P < 0.05)，年级和性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P > 0.05)。
Table 3. Analysis of the degree of bullying in schools of students of different grades and genders
表3. 不同年级及性别的学生的校园欺凌程度方差分析表
**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3.2. 校园欺凌与自尊、亲子关系、法律认知的相关分析
如表4所示，对校园欺凌影响因素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个体自尊情况、法律实践认知、法律知识认知、法律价值认知、法律权利义务、理解沟通、苛责干涉、喜爱尊重、成长宽容与校园欺凌卷入程度呈非常显著的负相关(P < 0.01)。
Table 4. Degree of bullying in school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table of variables
表4. 校园欺凌程度与各变量的相关分析表
**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3.3. 自尊、亲子关系、法律认知对校园欺凌的分层回归分析
以欺凌总分为因变量，将性别、年级作为控制变量首先纳入(模型1)，自尊总分在此基础上进入(模型2)，法律认知的四个维度再进入(模型3)，亲子关系四个维度进入(模型4)，进行分层回归分析。已验证研究观测值之间相互独立(Durbin-Watson检验值为1.910)，最终模型(模型4)纳入所有变量，具有统计学意义R2 = 0.317，F (4, 153) = 3.019 (P < 0.05)，调整R2 = 0.268。仅增加自尊总分变量(模型2)后，R2值增加0.2，F (1, 161) = 40.841 (P < 0.01)，具有统计学意义。仅增加法律实践认知、法律知识认知、法律价值认知、法律权利义务变量(模型3)后，R2值增加0.050，F (4, 157) = 2.663 (P < 0.05)，具有统计学意义。仅增加理解沟通、苛责干涉、喜爱尊重、成长宽容变量(模型3)后，R2值增加0.054，F (4, 153) = 3.019 (P < 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见表5。
Table 5.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chool bullying
表5. 校园欺凌影响因素的分层回归结果
4. 讨论
4.1. 个体因素在校园欺凌中的作用
校园欺凌的性别方差分析发现，男生卷入校园欺凌的程度大于女生。本次调查结果与Mok M等人研究结果一致 [10]，因此需要对不同性别的学生给予关注，从而从性别角度提出一些防治校园欺凌的有效策略。
根据不同年级卷入校园欺凌程度的方差分析结果可知，个体卷入校园欺凌程度：高一 > 初二 > 初一，因此推测高年级卷入校园欺凌的概率更大，本研究结果与Olweus等人报告的欺凌随着年级的增加而降低的结果相反 [1]，与Hartung等人报告的欺凌在年级上没有差异的结果也不同 [11]。可以关注不同年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育，找寻他们之间的差异，降低有其他因素的干扰，后续研究在这一面还需要更严谨的设计与考虑。
从上文的相关分析中可知个体自尊情况与校园欺凌卷入程度呈非常显著的负相关。即自尊水平越高的学生，卷入欺凌的可能性和程度越小，与乔琳琳等人报告的自尊心高出现欺凌行为少的结果一致 [12]，肖彩燕在其报告中也指出：自尊在同伴接受与受欺凌者/欺凌者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13]。因此，我们应该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提升其自尊水平，为减少其卷入校园欺凌做贡献。
4.2. 亲子关系在校园欺凌中的作用
亲子关系的四个维度：理解沟通、苛责干涉(反向计分)、喜爱尊重、成长宽容与欺凌程度均呈显著负相关，即表明亲子关系越好的个体越少卷入校园欺凌。进一步分析可知：苛责干涉与欺凌的相关系数最高(r = −0.328**)，次之为喜爱尊重(r = −0.300**)，理解沟通与成长宽容相关系数相近(r = −0.276**，r = −0.261**)。郭勇等人在其报告中指出：孩子在只满足孩子基本生活需求，而没有提供安全和支持性的相互依赖的成长环境中成长，容易产生校园欺凌 [14]。李佳洋等人也指出有效的沟通、细心关注孩子生活等都是有效预防校园欺凌产生的途径 [3]。家庭不仅是提供物质支持的场所，更是给予孩子安全感和相互依赖的港湾 [15]。良好的家庭氛围可以通过影响人际适应进而影响青少年校园欺凌的发生 [16]。因此，良好的家庭教育及亲子关系是防治校园欺凌的解决途径之一 [4]。为了让孩子与家长间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父母要注重自己的教养方式，与孩子有效沟通，给予孩子支持和安全感，并关注孩子的日常变化，防微杜渐。
4.3. 法律认知程度在校园欺凌中的作用
以往研究更多的是从防治校园欺凌相关法律较少的角度出发 [6]，或是从界定校园欺凌的法律概念出发[7]，本文创新地引入法律认知程度，法律认知的四个维度：法律实践认知、法律知识认知、法律价值认知、法律权利义务，其中法律价值认知与校园欺凌程度呈显著负相关(r = −0.328**)，其他三个维度与校园欺凌也均存在相关，且分析表明法律认知程度高的个体越少卷入校园欺凌。法律的普及、法治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儿童提高法律认知，增加对法律的了解和敬畏，从而遵守法律、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其可以降低校园欺凌卷入程度，降低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维护社会稳定，营造良好氛围。
5. 结论
1) 性别和年级在校园欺凌卷入程度上有显著差异，卷入校园欺凌程度：高一 > 初二 > 初一，男生 > 女生。年级和性别的主效应明显，交互作用不明显。
2) 个体自尊、法律价值认知、亲子关系与卷入欺凌程度均呈显著负相关。
3) 以卷入欺凌程度为因变量，以其他三个量表数据为自变量做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回归效应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