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孔子曾阐发过“修文德”的观点，之后在先秦儒家又进一步完善发展出了“王道天下观”。“王道天下”并不是一种历史上真正存在的政治形态，而只是儒家学者的一种理想政治构想。这种“天下观”所代表的政治理念是，通过对本国的发展，使本国达到文化先进的状态，并以这种状态吸引别国效仿。到了孟子则更多地运用“王道”这一概念，而“王道”理想的本质内涵就是“仁政”。孟子也非常反对不义之战，反对以战争手段获得财富。荀子更为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王道政治的问题，也多次谈到如何在“王道”观念下解决天下的纷争。虽然儒家设想的“天下”同当今“世界”一词所指的含义大不相同，但其中所包含的人类应当如何和平共处的核心理念，以及所蕴含的对道德伦理的重视，仍对当今多个民族国家共存的世界和平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康德的《论永久和平》在论述时更多地从哲学角度描绘了战争的起因和必然性，并从“主权国家”的角度探讨了人类实现永久和平的途径；现代哲学家罗素则更为明确地认识到了以主权为目标的国际关系的困难性，同时也为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一种可能。
2. 儒家文化“王道天下观”
在儒家思想中，“王道”概念的明确出现是在孟子时期。在孔子的思想中，还只是推崇上古三王的礼乐文化，将德与礼的结合看作是一种理想的政治方式；但孔子的表述中并没有直接提出“王道”的概念。这一政治思想的雏形是来源于他所提出的“修文德以来远人”观念。孔子与弟子冉有、子路两人讨论季氏攻打附属国颛顼时说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远方的人不归服，就修仁义礼乐的政教来招徕他们；他们来了，就得使他们安心( [1] : p. 195)。这句话所强调的“文德”，即“仁”的观念，就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在其思想中，孔子认为国家不应当以武力进行扩张，而是应当“修文德”，使别国慕名而来，主动归顺，进而安定。这样的思想可以看作是“王道天下”的初步构想。如果将孔子的思想引申到当今社会，可以理解为大国或是先进国专注于发展自身的文明形态，不以武力扩张的方式，而是以类似“感化”的方式吸引别国来学习。
而对于战争，孔子的观点是认同合理战争的存在。孔子曾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天下太平，制礼作乐以及出兵都由天子决定；天下昏乱，制礼作乐以及出兵便由诸侯决定( [1] : p. 196)。在这里，孔子肯定了“有道”社会里的战争行为。但这里的战争并不是为了争夺领土或是积累财富，而是对违背周王朝统一秩序的讨伐，本质上是对封建王朝统治的维护。 [2] 孔子认为的合理战争是由周天子发起、为维护礼乐制度而被迫进行的暴力讨伐，只在符合礼制文化的要求时，才是被允许的。
所以可以看出，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虽对战争的态度不是全然否定，但也并不是赞成一切战争；而他所期望的理想社会，也主要是一种以仁德为统治手段的社会。如孔子说：“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1] : p. 154)又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思是：用道德来治理国政的话，自己就会像北极星一样，在一定的位置上，别的星辰都会来环绕着它( [1] : p. 11)。可见，孔子心中的理想政治是统治者用道德、礼义的方式对民众进行一定的约束，使民众心甘情愿服从统治，而不赞成使用强制力来管制。到了孟子时期，孟子继承了孔子“仁政”的思想核心，并进一步发展到“王道天下”。在孟子的论述中“王道”一词已被娴熟运用，已具有了正式表述形式。在《梁惠王》(上)一文中，孟子第一次提出了“王道”的概念。他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3] : p. 3)在这里孟子认为首先要使得民众生活不要有抱怨，他认为这就是王道的开端。从思想内核来看，“王道”的政治本质仍是孔子的“仁政”，具体内容则是把好的德行和合理的法度结合起来，这也是上古三王和文、武、周公之道。
孟子将统治划分为了“王道”与“霸道”两种，这也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孟子认为，王道政治就是统治者以德行感化民众，而霸道政治则是统治者以武力和严苛的法制约束民众。从二者之间的划分可以看出，孟子对于以武力服人是持反对和批判态度的。因此，孟子对于战争，尤其是为了争夺土地而发生的战争，是非常反对的。孟子曾评价到：“春秋无义战”， [2] 可见其对春秋时期所发生的战争的抵抗态度。
但孟子也并非全然否定战争的意义。孟子认为，符合道义的战争是可以进行的。他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天下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3] : p. 60)这里所说的“君子不开战则已，开战就必然会胜利”就展现出了孟子对于符合道义的战争必胜的信心。可见，孟子的“王道天下观”并不是简单地否定战争的行为，而只是要求战争必须建立在“仁道”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之上。这一点同孔子是一脉相承的，不是单纯反对战争，而是反对“不义之战”。
当然，孔孟对战争的看法现如今看来是有待商榷的。首先当时和现在的“天下”含义不同。孔孟口中的“天下”同我们现如今所说的“世界”所指的范围完全不同，后者包括了当今各个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前者更多指的是当时中原范围内各个诸侯，或周边的少数民族这样的狭窄范围。因此，单纯照搬“王道”，施行仁政，在当代显然是不可能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有能力做到全球性施政。其次，在现如今各个民族国家独立主权的情况下，战争的发生已经不再是因为维护“王道”，维护社会秩序，而更多是相互之间利益有所冲突。因此，现如今战争是否是“不义之战”更加难以界定。
战国时期的荀子对孔、孟两位儒者的王道政治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充。在论述圣王道义问题时，荀子接受了孔子对礼乐文化的尊崇，也同意孟子的仁政思想；但在思想倾向上他更注重礼义、仁义，并且由他之后，儒家对于政治伦理的讨论从政治秩序转向了经典研究。 [4] 此外，荀子对于如何实施王道政治也有比两位前辈更为细致的描述。但荀子的王道政治中仍然充斥着对封建王朝秩序的维护，政治和思想专制的观念贯穿其中。
在如何取得天下权力的问题上，荀子基本上坚持了孔子开创的“文德论”思想，要求执政者在一国之内“忠信无倦，而天下自来”，与孔子所理想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理想基本相同。 [2] 但荀子在“王道”和“霸道”的区分上，对于“霸道”却不像孟子那样反感。他认为秉持道义原则的“王道”统治和施行武力与法度的“霸道”统治只是两种不同的统治方式而已，“霸道”政治也并非要全然否定。 [4] 和前两位大家类似的是，荀子对于符合礼义的战争也不持反对态度。在荀子之后，“王道政治”正式成为了儒家学派乃至古代中国人对世界和平的政治理想的构想，并在汉唐、眀宋时期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含义拓展和深化，并在近代西学东渐之时经儒家学者的解释和发展，获得了早期资产阶级思想的“大同”的新内涵。 [4]
纵观儒家的“王道天下”概念，其强调建立理想的社会形态，以先进的文明文化吸引其他地区、其他文化主动归化。这样的模式在当今世界短时间内很难实现，却仍能作为一个理想模式的参考。
3. 康德和罗素的战争与和平思想
1795年，71岁的康德写出了文章《论永久和平》，从“主权国家”的角度探讨了应当如何实现人类社会的和平。从现实历史看，他是由于对1795年5月5日法国与普鲁士缔结的巴塞尔和平条约(Peace of Basel)有感，写出了此文；从思想源头上看，他受到了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的《社会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和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利维坦》(Leviathan)两书的影响。卢梭的“契约论”给了康德“个人主义”原则的支持，霍布斯的“国家起源论”则给康德提供了低调的人性估计——因为人性恶，故而要在法律的约束下去实现自由。 [5]
在这篇文章中，康德认为人类的多元性和经验并不是可以用一个普遍主义和单调的“人类”概念可以概括的。文章中肯定不同文化的共时性，也认为普遍主义的标准是跨文化交流的障碍而不是先决条件。文章承认冲突在社会和政治身份和主体性方面的生产力，因此关注的是冲突的“遏制”而不是废除。虽然它承认战争的恐怖，并拒绝任何对战争的美化，但它仍然怀疑任何废除战争的企图，因为这种企图本身可能只会产生暴力。
虽然书名为《永久和平》，但康德在文中对和平的论述却很少，相反，战争的概念在他的著作中得以广泛地研究。战争对于康德来说是人类在走向道德目标的过程中缺乏理性的表现，战争发生在仍处于或接近于自然状态的个人之间。而在国家层面，一方面国家表示着人们已经将自己置于一个原始契约之下，是人类道德完善的重要步骤；另一方面国家也会使个人自己停留在自然的状态中而拒绝履行道德责任。理想的情况是，国家和个人一样，放弃他们野蛮的、无法无天的自由，服从公共强制法，建立一个国际国家，直至最后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加入它。但各国却不愿意加入，而是坚持自己的独立自由。因此，建立一个可能防止战争的国际联邦成为了最有可能的解决方式。这样的一个“自由国家联盟”将作为民事宪法的等同物，同时保留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这个联邦将成为国家权利的基础，使人类能够实现迄今为止仍没有完全苏醒的道德能力，以克服人类“内心的邪恶原则……并希望其他人也能这样做”。这样一来，联邦就成了解决理性与主权之间紧张关系的办法。虽然联邦能够作为国家权利的仲裁者谴责战争，并要求将和平作为一项责任，但这种和平不能对国家强制执行，因为它们有自己的道德地位。因此，和平只能通过维护和保障联邦内每个国家的自由来实现，而联邦的建立是为了逐步扩大并包括所有国家。 [6]
康德的这种和平思想，归根到底是被动的、防范性的。过于依赖人性，依赖虚无缥缈的国家间的“信任”显然是无法实现真正的和平。尤其是现如今国家间交往首先是以利益为前提，也是以利益为目的的，那么对于人性寄予的希望在利益面前就显得十分薄弱而不堪一击。同时，康德也规定了国家间的权利，其实国际交往还有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国家间的义务，如果大家都只追求自己应得的权利而不去履行义务，那和平也只能是空想。当然，“权利”是对于国际交往的双方而言的，如果自己想要获得权利那就要先尊重别人获得权利的机会，这也同康德对普通人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总体而言还是过于信任人性，而不是具体地做出规定，供国家以遵守和履行。
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认识到了以主权为目标的国际关系的困难性。他对人与人之间、人与国家之间的冲突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说：“当前，每个大国都声称不仅对国内事务而且对国外事务都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这种对至高无上的主权的要求就导致了一个大国与其他大国之间发生纷争。而解决这种纷争的方法不外乎两种：一是战争；二是外交，而外交实质上就是以战争相威胁。国家拥有这种绝对的主权与个人要求类似的权力相比，并不能说哪一种更合理。实际上，这种对于绝对主权的要求就等于是一切外部事务都依靠武力来解决。”( [7] : p. 435)这描述了当前国际社会的现状，即强大国家以“人权”为名干涉其他国家的主权。这种至高无上的主权会导致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即将肆意干涉别国内政的行为合理化。对于应当如何改进这种以主权为目的的国际关系，罗素提出了完全和平主义的设想：在国际上设立一个机构，所有国家的主权全部都交由这一机构来管制。罗素认为这样的模式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国际争端，维持和平。( [2] : p. 231)当今看来，这种设想显然是富有理想性而难以实现的。这种将自己的主权拱手让人的行为显然不符合国家利益，且这种超级政府也很难进行监管。如果想要做好这种“世界政府”的管理员，一定要摒除私心，全然为公，这显然是有违人性的。诚然，世界一体化一直是一个重要话题，但现在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显然未能达到一种所有人都认为且只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的思想境界。
康德从哲学角度出发，将国家看作是多个个体的人的集合体，反对将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合并。他把“人非工具”的哲学思想延伸到了国家交往层面，提出了在尊重国家主权的情况下建立国际联盟，从道德上促成国际秩序的长久和平。而罗素则清楚地看到了当前国际交往的困难，并且悲观地认为只有战争才能解决国际争端。他提出的各个国家让渡主权给一个国际组织的想法在现在看来无疑是难以实现的，但仍为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一定的方向。
4. “善恶”之辩——中西方思想比较
在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中，政治统治与道德修养，与人心中的“善”密不可分。这里的道德不仅包括为君的道德，在“有道”的社会中，君主统治下的民众也是遵从道义、道德高尚的。儒家学者蒋庆说道，中国文化中政治的最高目标就表现为道德，仁政、王道这些表述无一不体现追求道德的本质。 [8] 同时，中国文化相比于西方文化也更强调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和”的部分，追求的是“大同”。但在西方思想家的理论中，不仅政治与道德脱离的，也更着眼于不同文化“异”的部分，这也是很多中国学者认为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相比的优胜之处。当政治与道德脱离时，国际关系就容易沦为利益的角斗场。西方学者中康德的论述就是从人性“恶”的角度出发的。他首先就认为人类寻求同一的企图是难以实现的，和平状态也只有在各个国家强制性地服从公共法时才能实现，全然避免冲突是不可能的。同时在西方的战争与和平思想中过分强调“主权”“独立性”以及“个性”，也会加剧利益纠纷，增加冲突的可能性。而如果能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思想去转化和改善西方的这种政治模式，从个体的人到集合体的国家，都提高内心的道德修养，强调正义，注重民心、民意，则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进而出现冲突的可能性会大大减小。
这种追求道德的思想模式也会出现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对战争的必然性的忽视。孔孟等儒家思想家在其身处的时代提出了反对“不义之战”的观点，而战争符合道义与否在现代社会已然不能成为对战争的评判标准。对道德的一味追求忽视了战争与和平交替出现的历史规律，即使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时期也无一不是开国之君经历多年征战而达成的较为稳定的政治社会局面。而西方学者则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虽然否定美化战争，却肯定战争的存在。在战争作为历史规律必然会发生的情况下，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战争的危害性，尽可能久地维持和平状态，是当代急需解决的问题。
5. 结语
中国思想家中，儒家对于和平的思想基本上以“王道天下观”为核心，强调的是稳定社会秩序，建立王道社会以吸引别国。放在当今以主权国家为区分的世界上，此类观点最有现实意义的部分在于对自己社会的关注，即首先要稳定好本国的经济、民生等，实现“王道”的统治，再去吸引别的国家学习模仿，最终得以实现全社会的“大同”。而对于战争，儒家的主要观点是反对不义之战，而对于符合道义的战争，则不持否定态度。这样的观点无疑是基于当时社会的情况，即有周王朝这个“正统”政府的存在。当今看来，对战争是否正义的界定在各国都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境况下变得十分模糊，单纯评判战争正义与否无疑是片面和偏颇的。
西方哲学家更为明确地提出了“主权国家”的概念，这也是我们现今社会的基本构成方式。然而，无论是康德还是罗素都未能为如何维护好国际秩序，实现长久和平提供现实可行的方法。对主权的过分强调也会造成现如今某些强国干涉他国主权的现象，将这种不正当行为合法化。康德和罗素所提出的建立超国家联盟的思想虽有一定合理性，在当今社会却也显然难以实现。而现如今的国际法体系也只能为维持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做出基本的规定，并不能对战争的出现做出强有力的预防，或是在战争发生时进行强制性遏制，从而更久地维持一种“和平”的状态。
康德曾经说过：“和平状态就必须是建立起来的”。这与西方哲学一再强调的“人为自然立法”的思想逻辑是一致的，即人类的和平相处原则是必须通过人的理性思考而建立起来的。( [2] : p. 232)面对当今局部冲突不断、动荡飘摇的国际环境，从国内来看，我国首先要做的是维护好本国的社会秩序；其次，应当加强与别国的合作。从国际上看，各国应多着眼于共同利益，将维护长久的和平稳定状态作为国际交往的首要目标，减少相互之间的猜忌和防备，使得和平状态更为长久地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