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世纪70以后，翻译研究突破了传统的语言学模式，发展模式呈现多样化。翻译研究者们不再只关注文本的语音、语言、语法等语言因素，也开始研究一些影响翻译的外部因素。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 [1] 。随着西游记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越来越多的学者从翻译、传播、翻译史等不同方面对《西游记》译本进行研究，从中国知网上检索到的相关研究就有326篇，其中《西游记》英译本研究有163篇，但关于西游记的译者主体性研究仅有八篇。笔者选取了吴承恩的《西游记》三个不同译者的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探讨蓝诗玲译者主体性。
2. 译者主体性的概念
“译者主体性是指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在尊重原文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在翻译过程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译者的人文品格、自觉文化意识和文化审美创造性是其基本特征 [1] ”。作者是创作文学、科学、艺术等作品的人，是创作主体。读者指的是具备相应的阅读能力并有一定的阅读需求的群体，能够对作品进行赏析。而译者作为语言转化的桥梁，既对作品进行赏析，又在一定程度上对作品进行了深层次创作，这一创作具有审美创造性。作为翻译主体，译者的作用在于对原文进行理解及赏析，并创造性的将其理解赏析结果传达给译语读者。
3. 《西游记》译介对比下蓝诗玲译者主体性体现
《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是中国神魔小说的经典之作。书里讲述了孙悟空、猪八戒、沙悟净一路降妖伏魔、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保护大唐僧人玄奘去往西天取经的故事。几百年来，《西游记》因其深刻的思想内容、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以及生动的语言不断吸引着中西方不同年龄层的读者，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有一席之地。《西游记》不仅在中国是家喻户晓，在国外也受到广大读者喜爱。仅就英语目标语而言，上百年的《西游记》英译史中出现了很多译者的节译本及全译本，例如了李提摩太、阿瑟·韦利等译者的节译本和詹纳尔、余国藩等译者的全译本。2021年，企鹅出版社出版了女性译者蓝诗玲的《西游记》最新英译本Monkey King: Journey to the West。余国藩为男性译者，其全译本《西游记》是英语世界第一本全译本，于2006年出版了节译本《美猴王与唐僧》》(The Monkey and the Monk)，该节译本主要选取了猴王故事、子母河，灭法国难行、真假猴王等八个故事，便于大学文学选读课及外语世界普通读者使用。亚瑟韦利为男性译者，其节译本只选取原著的三十回进行翻译，他删掉了大量的诗歌，极大缩减了原文，只聚焦在活蹦乱跳无法无天的孙悟空身上，其中仅仅选取了猴王、乌鸡国、车迟国及通天国等故事进行翻译。蓝诗玲为女性译者，是英国新生代汉学家和翻译家。蓝诗玲译本(以下称为蓝译本)是继詹奈尔的节译本和詹奈尔、余国藩全译本之后的最新译本，译者除了选择原著之中其他节译本所共同选取的猴王故事、唐僧身世、龙王游地府、刘全进瓜、收四徒等回目之外，译者作为女性和母亲又选用了百回本《西游记》故事中的三打白骨精、红孩儿、蝎子精、子母河、黄袍怪、女儿国、三借芭蕉扇等女性和孩童作为主人公的回目。这样的选择与其他节译本内容上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因此，该译本与其他节译本在故事内容上能够相互补充，共同促进《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从节选的章节部分也可以从侧面表现出蓝诗玲作为女性译者对于章节节选与其他男性译者所存在不同，也体现出了译者主体性中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就章节具体内容而言，以下将对比和分析两个版本的具体内容的翻译，从而揭示译者主体性对于译本的影响。
Table 1. Comparison chart of translation objects
表1. 译介对象对比图
4. 《西游记》译本副文本对比下蓝诗玲译者主体性体现
“副文本”这一概念最开始是法国文论家杰拉德·热奈特(Gérard Genette)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热奈特对此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分类，包括两大次类型副文本：1) 边缘或书内副文本(peritext)；2) 后或外副文本(epitext)。前者包括诸如作者姓名、书名(标题)、次标题、出版信息(如出版社、版次、出版时间等)、前言、后记、致谢甚至扉页上的献词等，后者则包括外在于整书成品的、由作者与出版者为读者提供的关于该书的相关信息。如作者针对该书进行的访谈，或由作者本人提供的日记等等(Genette, 1997: p. 5) [2] 。本文选取的是女性译者蓝诗玲与男性译者余国藩、阿瑟·韦利的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在前言之中，三位译者均对《西游记》的内容与背景进行介绍，同时也在译本中阐述了自己的翻译目的。给翻译加写前言和脚注(prefacing and footnoting)是女性主义译者主动介入文本、彰显性别身份的一个基本翻译策略(Flotow 1991: pp. 69-84) [3] 。译者可以利用翻译实践中的序跋、附录、加注、署名等各种副文本形式与改写手段来凸显其主体性、达成某种译者意图 [4] 。然而，蓝译本添加了一个关键人物简介，将译文中出现的主要角色进行了介绍，通过这种处理方式有助于读者理清人物关系，了解人物背景。蓝诗玲还描述了她眼中《西游记》的形象，如“与人们对古代中国刻板印象不同，这部小说中的中国并不关锁国，不奉行孤立主义，也不仇视其他国家”。“《西游记》是中国小说的基石，对了解早期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和历史提供参考作用”，这些描述既为整部作品奠定了基调，又重塑中国形象，打破西方读者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和偏见 [5] 。在前言部分添加人物介绍这一细节的处理，体现出作为女性译者对于细节的处理更加细腻。同时也会拉近读者与译者之间的关系，便于读者阅读，体现出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蓝诗玲重译《西游记》原因之一是由于原著篇幅过长，对普通读者群体来上阅读难度较大。蓝诗玲译本的篇幅仅为原著的四分之一，为避免给读者阅读时造成障碍以及增加译文的厚重感，在蓝诗玲译本之中脚注的出现少之又少。因此，有时为了让译文风格更加接近原作，难免会选择牺牲一些语言上的忠实。
5. 《西游记》译本对比分析蓝诗玲译者主体性体现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基础是译者的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在翻译过程中会有意或无意的操控文本。女性主义翻译观的翻译策略主要有三种，即前言与脚注、增补以及劫持 [6] 。据表1显示，几位译者节译本所译章节各不相同，而余国潘《西游记》全译本是英语世界第一本全译本。该译本包含了阿瑟·韦利和蓝诗玲等译者未译章节，在《西游记》外译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此部分为了进行较为客观的对比，笔者选取男译者余国潘《西游记》全译本与蓝译本进行对比，探讨蓝诗玲译者主体性在其译本中的体现。
5.1. 增补
“增补”是为了弥补两种语言之间因文化因素及语言因素等差异所造成的理解困难，另一方面也可以发挥译者的主体能动性 [6] 。在女性主义翻译实践中，增补策略更倾向于“添补”或凸显一些作品中隐含的女性主义观点和意识，以自己的性别立场对原文进行改写，从而体现两性平等。以增补的方式来凸显原文的具体含义，凸显女性译者所需要强调的具体内容。
例1：
原文：那怪闻言，即忙叫：“小的们！快烧汤洗面梳妆！”叫：“把御弟连绳抬在后房收了。等我打他去！”
余译本：She cried， “bring some hot water for me to wash my face. Carry the royal brother, all tied up like that, and hide him in the real room. I’m going out to fight them.”
蓝译本：The fiend, who was just emerging from her bedroom, immediately gave instruction. “keep our imperial visitor safe in the back of the cave. I’ll deal with our uninvited guests”.
在此句翻译之中余译本偏向于直译，而蓝译本则是通过这句话的称呼“imperial visitor”以及“safe”“保证安全”这一信息的增补，体现出了蝎子精不仅仅只有凶狠的一面，同时也体现出了蝎子精对于唐僧的尊重，以及想要确保唐僧安全的细腻情感。这一信息的增补将蝎子精这一女性形象刻画的更加饱满与生动，同时更加能为读者所体会。蓝诗玲作为女性译者，对于其中女性角色细腻的心理活动把控更加精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体现译者更喜欢用一些带有美好寓意或感情色彩丰富的词来充实自己笔下的女性人物。
例2：
原文：那怪走下亭，露春葱十指纤纤，扯住长老道：“御弟宽心”。我这虽不是西梁女国的宫殿，不比富贵奢华，其实却也清闲自在，正好念佛看经。我与你做个道伴儿，真个是百岁和谐也 。
余译本：The fiend walked out of the arbor and extended her dainty, spring-onion-like fingers to catch hold of the elder, saying, “relax, royal brother! Though our place here is not like the palace of the Western Liang State of Women and cannot compare with their wealth and luxury, it is actually less hectic and more comfortable. You will find it perfect for chanting the name of Buddha and reading scriptures. I’ll be your companion on the way, and we’ll enjoy a harmonious union until old age”.
蓝译本： Emerging from the pavilion, the fiend extended her fingers-long and slender as ten spring onions-to Tripitaka. “relax, beloved. My place isn’t as luxurious as the queen’s palace, but it’s a lot more peaceful-perfect for chanting sutras and growing old together.”
从翻译的篇幅上看，蓝译本略显简洁，余译本偏向于直译。本回为唐僧师徒行经西梁女国，女怪(蝎子精)使用旋风卷走唐僧。原文中可体现蝎子精对唐僧的确是具有爱慕之情，愿与唐僧做“道伴儿”，其中对于“御弟”一词的翻译，余译本即直译“royal brother”，不带有过多情感。而蓝译本却是将蝎子精对于唐僧的称呼直接译为“beloved”即“钟爱的人”，将蝎子精对于唐僧的爱慕之情直接表达出来。后文在提到蝎子精对唐僧说自己的宫殿虽然不比西梁女国豪华，但自己愿与唐僧修成夫妻，共度百年。余译本在翻译该句时采取直译，而蓝译本采用转折“but”，形成强烈的前后对比，凸显出蝎子精愿与唐僧共度百年的浓烈情感。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蓝译本通过词语的选择以及句型的转化，达到了强调译文女性心理活动的目的将女性形象塑造得更加生动形象。
从以上两个例子可看出增补是女性主义翻译策略的活跃因素，通过对原文进行信息补充，即可让原文的女性主义立场更加成熟，更具有生命力。通过对比，可以不难发现余国藩译本在对于女性情感方面贴近于直译，而蓝诗玲译本通过增补的方式完美的还原了文中蝎子精这一女性角色的情感。其对于读者的阅读与理解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5.2. 劫持
“劫持”即为女性主义译者根据其自身目的或意图，对原作进行创造性翻译，将一些不符合女性主义的观点，或对女性具有蔑视的表达进行“再创造”，由此进行符合自己主观意图的翻译改写，由此打破男性话语专制 [6] 。
例1：
原文：那女子一听铁扇公主请牛魔王之言，心中大怒，彻耳根子通红，泼口骂道：“这贱婢，着实无知！”
余译本：
Enraged by this one statement, the girl grew red from ear to ear and began to scream, “That filthy slut! She’s a real numbskul!”
蓝译本：
The girl immediately flew into a rage. “That worthless hag!”
原文之中的“那女子”指的是牛魔王的妾“玉面狐狸”，在原文之中“玉面狐狸”与“牛魔王”的妻子“铁扇公主”是处于互相争风吃醋的形象。在这里，虽字面含义为“玉面狐狸”辱骂“铁扇公主”无知，实则是内心极度吃醋的表现。但原文之中的“贱婢”却是用来贬低女性的词语。余译本之中将其译为“filthy slut”该词含有淫秽含义，将文章的内在含义显然扩大化，十分贬低“铁扇公主”这一形象。而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看蓝译本将其译为“worthless hag”，即为“无用的丑怪”，则将“玉面狐狸”内心嫉妒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维护了“铁扇公主”这一女性形象。蓝诗玲作为女性译者对于女性角色的内心活动把握更加细腻，同时不自觉的运用译者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将其中女性形象塑造的更加饱满与正面。
例2：
原文：八戒骂：“滥淫贱货！你倒困陷我师父，反敢硬嘴！我师父是你哄将来做老公的？快快送出饶你！”
余译本：“You filthy bitch!” scolded Eight Rules. You have our master imprisoned, and you still dare to talk with such insolence? Our master was only your kidnapped husband! Send him out quickly, and I’ll spare you
蓝译本：“That’s our teacher you’ve got there, Monkey shouted back.” Release him now and we’ll spare your life.
文中即为猪八戒辱骂“蝎子精”为“滥淫贱货”，此词在中文之中属于及其具有侮辱性的词语，尤其对于女性来说，是带有一定歧视性的内容。在其翻译之中，余译本是将其直译不加修改，用歧视诋毁性的词语将“蝎子精”这一女性角色直接了当的展现给读者。而反观女性译者蓝诗玲则是将其省译。将其辱骂女性角色的词语不做翻译，没有将“蝎子精”这一女性形象的不堪塑造给读者。
从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两位译者对于文中具有贬低女性意义的词汇，选择了不同的翻译策略，这能够明显感受到不同性别译者，在翻译中也体现出了差异。男性译者更偏向于选择直译，而女性译者更善于把握文中女性角色的情感表达，以及词语背后真正的含义。在翻译过程中，女性译者会更乐于使用“劫持”的方法，将对女性具有歧视意味的词进行“劫持”，从更积极的方面塑造女性角色，这样更有利于凸显女性角色的正面性，从而更多的去对读者宣扬女性主义的正面性。
6. 结语
该文通过对《西游记》三个英译本不同性别译者的译介分析、副文本及翻译策略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女性译者与男性译者在主体性发挥上有巨大的不同。首先，相较于其他男性译者，蓝译本在原文本选译部分就出现了偏差，更偏向于选择关于孩童与女性角色的章节。在翻译过程中，蓝译本倾向于通过“增补”策略来凸显出文中有关女性形象的情感表达，在忠实于原文本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将女性形象塑造更加细腻饱满。而对文章中贬低女性的表达上进行了“劫持性重写”，同时用词更加典雅，通过充份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使得女性地位在读者心中有所提高。虽男女译者翻译之前自身可能并无明显的性别意识，但翻译过程之中还是有潜意识的性别意识流诸于笔端，不自觉地也就发挥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发挥了各自的译者主体性 [7] 。在女性主义视角，女性译者能够将文本中的女性角色塑造得更加的生动复杂。通过对比三个译本，发现女性译者蓝诗玲在翻译过程中用女性意识、视角、经验和审美去进行翻译。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