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称呼语通常被定义为说话人用来称呼与其对话者的用语，包括姓名、头衔、基本社会地位的称呼等[1]。在人际交往中，称呼语是非常常见的语言现象，也是人们社会地位和关系的体现。因此，称呼语的研究不仅是一个语言学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反映在人际关系中的称呼语的变化可以称为社会语言学的变化，这表明称呼语不仅是一种语言手段，而且是社会关系的标志。迄今为止，许多学者对称呼语进行了许多成功的研究，包括称呼语的识别分类[2] [3]、称呼语的变化及其原因[4]-[6]以及历时性研究[7]。但是，对于同一作者不同时期作品中的称呼语使用变化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研究试图找出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使用的称呼语的不同之处，并对其做出相应的解释，并找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影响称呼语选择的社会因素。

2. 文献综述

2.1. 称呼语分类

根据使用范围，称呼语可以划分为亲属称呼语、类亲属称呼语、姓名称呼语、职衔称呼语以及社交通用称呼语五大类[2]。亲属称呼语是用来表明亲属关系的称呼或名称，是现实的亲属关系的反映。依据称呼者之间的辈分关系可以分为长幼间的称呼语(如，“舅舅”、“伯母”)和平辈间的称呼语(如，“表哥”、“嫂子”)。类亲属称呼语就是用亲属称呼来称呼非亲属。许多用来称呼亲属的称呼语，如“爷爷”、“奶奶”这类称呼语既可以用来称呼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也可以用来称呼与说话人毫无血缘关系的熟人或者陌生人，这也是汉语称呼系统的一大特色。姓名称呼语是指在称呼中含有姓氏或名字中的某种成分的表现形式，包括姓名全称、半姓名称呼语、昵称绰号以及姓名的变异称呼语(如，“老王”、“小王”)。职衔称呼语是指称呼对方的职业、职务、职称或者学衔，可以分为职务性称呼(如“科长”、“处长”)，职称、学位性称呼(如，“讲师”、“教授”)，以及职业称呼(如，“老师”、“医生”、“律师”)。最后一类是社交通用称呼语，指的是在最广泛的场合下使用的带有一定敬意的称呼语，一般是在不知道对方身份、地位、姓名时所使用(如，“先生”、“小姐”、“同志”)。

2.2. 称呼语的相关研究

从研究范畴来看，称呼语的研究既可以宏观地涵盖不同语言间的称呼语对比，也可以微观地聚焦于某一特定词汇的称呼语分析。在语言层面，虽然存在对单一语言中称呼语的深入研究，但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更多研究倾向于两种语言间的对比分析，例如汉英[8] [9]、中法[10]、汉语与哈萨克语[11]、汉语与约鲁巴语[12]、汉语与俄语[13]、英语与波兰语[14]之间的称呼语差异研究。在称呼语研究材料的选择上，多数研究者倾向于选取特定的文学或影视作品作为分析对象，如李涛细致探讨了《雷雨》中的称呼语转换，揭示了交际双方的心理状态和认知逻辑[15]；石晓玲和时文静则通过电影《杀死一只知更鸟》中的人物称呼语，分析了称呼语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所蕴含的身份、权力、历史文化信息，以及在特定情境下的语义特征和语用功能[16]。此外，还有研究者通过对比同一作品不同译本中的称呼语差异，探讨称呼语的翻译问题，如陈毅平对比分析了霍克斯和闵福德《红楼梦》英译本中的称呼语差异，指出这些差异与英语语言和西方社会文化紧密相关[17]。在更微观的层面，称呼语的研究也可聚焦于特定单词，如贾鑫炎对鲁西方言中的“老师儿”称呼语进行了深入探讨，揭示了其独特的语用功能[18]。

在称呼语的研究视角上，学者们的切入点各不相同。姚源源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分析了汉英社会称呼语和亲属称呼语的差异及其成因[8]；胡婧基于关联理论，以西班牙小说《空盼》及其两个中文译本为例，探讨了称呼语的翻译问题[19]；段亚男和綦甲福则借助语言评价理论框架下的态度系统，结合《浮士德》中主要人物在不同语境下的隐喻性称呼语，探究了文学作品中隐喻性称呼语的人际意义[20]；潘海燕运用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分析了小说《红字》中的称呼语转换现象及其语用目的[21]；田晓君则运用生态翻译学理论，结合共生理论，对《京华烟云》中的称呼语翻译进行了深入探讨[22]。国外学者如Shalihah从语用学角度研究了简·奥斯汀《爱玛》中主角称呼语的使用类型及目的[23]；Clayman则从声学角度探讨了普通会话中的话轮和称呼语转换，并运用声学技术分析了这些称呼语对话轮转换的影响[24]。

综上所述，学界在称呼语的概念、分类、共时研究等方面进行了诸多尝试性探讨，为该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了丰富视角。然而，当前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对称呼语变化的研究主要局限于不同译本间的对比分析，且多为不同作者间的差异研究，而缺乏对同一作者在不同时期使用称呼语变化的探讨。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不同社会背景下同一作者称呼语的使用进行对比分析，以进一步探讨时代因素对称呼语变化的影响。

3. 方法

3.1. 研究问题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比作家莫言在两个不同时期的作品《透明的红萝卜》和《天下太平》的比较研究，探讨在两个不同的时期，同一作者称呼语的使用有何变化。具体的研究问题如下：

(1) 两个不同时期作品中称呼语的使用各自有何特点？

(2) 在不同的两个时期，称呼语的使用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

3.2. 研究语料

本研究选取了中国当代作家莫言的两个作品，分别是《透明的红萝卜》和《天下太平》。这两篇小说写于不同时期，小说内容与其各自的社会背景相符合，能够体现出时代的变化对小说内容变化的影响。

《透明的红萝卜》是一篇中篇小说，全文约三万字，于1985年在《中国作家》第二期发表。该中篇小说的主人公是黑孩，他从小缺乏父亲的教导，也时常受到继母的虐待。黑孩的遭遇使得他性格变得沉默、倔强而孤独，不愿主动跟人打交道。全文围绕着黑孩在滞洪闸工地干活挣工分时的所见所闻展开，充分体现了黑孩的性格特点。

《天下太平》是一篇短篇小说，全文约一万五千字，于2017年在《人民文学》第十一期发表，并在同年获得汪曾祺华语小说奖短篇小说奖。该短篇小说的主人公是小奥，他是一名留守儿童，从小跟爷爷生活在乡村。全文围绕小奥被鳖咬之前、被鳖咬、获救后作为主线，通过周围人们的反应，将一系列冲突很好地糅合在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里，同时也展现出了该时代乡村文明的新生态和新风俗。

3.3. 数据收集方法

对于这两篇小说中的称呼语的收集，主要有以下三步。首先，通读这两篇小说，了解小说的写作背景以及具体的故事情节。其次，再次通读这两篇小说，在阅读过程中标出出现称呼语的地方。最后，对这两篇小说中出现的称呼语进行汇总，并对这些称呼语进行分类。

4. 结果

4.1. 《透明的红萝卜》中的称呼语

在《透明的红萝卜》这一小说中，共有771个称呼语，类亲属称呼语有15个，姓名称呼语有477个，职衔称呼语有272个，社交通用称呼语有7个。其中，出现最多的称呼语有“小石匠”、“黑孩”、“小铁匠”和“老铁匠”。小说中出现的称呼语及其出现次数如表1所示。

Table 1. Terms of address in The Transparent Radish

表1. 《透明的胡萝卜》中的称呼语

在《透明的红萝卜》中，没有出现亲属称呼语，出现最多的是姓名称呼语和职衔称呼语，分别占比为62%和35%，而类亲属称呼语和社交通用称呼语占比较小，分别为2%和1%，具体的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terms of address by category in The Transparent Radish

图1. 《透明的红萝卜》中各类别称呼语分布情况

4.2. 《天下太平》中的称呼语

在《天下太平》这一小说中，共有550个称呼语，亲属称呼语有101个，类亲属称呼语有7个，姓名称呼语有367个，职衔称呼语有59个，社交通用称呼语有16个。其中，出现最多的称呼语是“小奥”、“二昆”、“老打鱼人”和“爷爷”。小说中出现的称呼语及其出现次数如表2所示。

Table 2. Terms of address in Peace in the World

表2. 《天下太平》中的称呼语

在《天下太平》中，各类称呼语均有出现。其中，出现最多的是姓名称呼语和亲属称呼语，分别占比为67%和18%，而职衔称呼语、社交通用称呼语和类亲属称呼语占比相对较小，分别为11%、3%和1%。具体各类别称呼语的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terms of address by category in Peace in the World

图2. 《天下太平》中各类别称呼语分布情况

5. 讨论

在《透明的红萝卜》这部作品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称呼语依次为“小石匠”、“黑孩”、“小铁匠”以及“老铁匠”，这些称呼恰好对应了小说中的几位核心人物。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菊子”或“菊子姑娘”同样作为一位举足轻重的角色，其称呼在文中的出现频次却相对较少。黑孩自幼饱受继母虐待，母爱严重缺失，而在他努力挣工分的过程中，菊子姑娘的出现如同一缕温暖的阳光，填补了他心中母爱的空白。这一细节不仅彰显了菊子姑娘对黑孩成长过程中的深远影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女性角色在小说中的独特作用与情感价值。同样地，在《天下太平》这部作品中，“小奥”、“二昆”、“老打鱼人”和“爷爷”等称呼占据了主导地位，它们分别指向了故事中的几位男性主角。相比之下，作为该小说中唯一的女性形象，“星云”或“星云姑姑”这样的称呼则显得较为稀少。星云姑姑在小奥遭遇鳖咬的危急关头迅速出现，虽然未能立即找到解救之法，但她迅速为小奥吊起了盐水以减轻其痛苦，并始终陪伴在他身边直至危险解除。这一情节不仅展现了星云姑姑的温柔与坚韧，也进一步凸显了女性角色在关键时刻所能提供的情感支持与实际帮助。将菊子姑娘与星云姑姑这两位女性角色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她们在各自的小说中都扮演着相对重要的角色，但相关的称呼语在文中的出现次数却并不算多。这一现象或许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在这两部小说中，故事情节的推进与主要矛盾的解决更多地依赖于男性角色的行动与决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女性角色的作用被削弱或忽视，相反，她们以独特的方式影响着故事的走向与人物的命运，成为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称呼语作为小说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体现了作者对人物关系的细腻刻画，也隐含了对性别角色与故事情节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刻思考。

在《透明的红萝卜》与《天下太平》这两部作品中，同样出现最多的是姓名称呼语。这些称呼语包括完整的姓名(如“刘太阳”、“袁武”、“马迎奥”)、半姓名形式(如“二昆”、“晓杰”)、昵称或绰号(如“独眼龙”、“袁小鳖”)以及姓名的变异形式(如“菊子姑娘”)。这些多样化的称呼方式不仅丰富了文本的表达，还深刻地反映了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它们往往根据情节发展的需要，灵活变换，以更好地服务于人物塑造和故事推进。值得注意的是，在《透明的红萝卜》中，一些角色的绰号如“狗小子”、“小狗崽子”、“小混蛋”、“兔崽子”等，相较于《天下太平》中的“袁小鳖”、“鳖羔子”、“张二棍子”等，显得更为粗鲁和直接。这种差异并非偶然，而是与两部小说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紧密相连。《透明的红萝卜》的故事背景设定在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乡村地区，这一时期，由于教育资源有限，乡村居民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因此，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包括绰号，往往更加直白、粗犷，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种普遍语言习惯和文化氛围。同时，这些粗鲁的绰号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小说中人物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它们不仅是人物性格的一种直观体现，更是对当时社会阶层、人际关系以及文化背景的深刻反映。例如，“狗小子”、“小狗崽子”等绰号，可能暗含了对角色社会地位低下或行为不端的讽刺与贬低；而“兔崽子”则可能暗示了角色的弱小或易受欺凌的特质。这些绰号的使用，不仅增强了小说的地域色彩和时代感，还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立体、饱满。因此，可以说，《透明的红萝卜》与《天下太平》中的称呼语，不仅是小说中人物关系的体现，更是与故事情境紧密相连的文化符号。它们通过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展现了小说中人物性格的多样性、社会背景的复杂性以及文化特征的独特性，为读者提供了更加丰富的阅读体验和想象空间。

在《透明的红萝卜》中，除了常见的姓名称呼语外，职衔称呼语的使用同样频繁。这部小说的故事背景设定在集体挣工分的时代，每个人都被分配了明确的任务，并因此拥有了清晰的职务划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称呼对方时加上相应的职位不仅是对其身份的认可，更是一种表达尊重的方式。主人公黑孩，一个既无父亲教诲又饱受继母虐待的孤儿，且没有其他亲戚的陪伴，这样的身世背景使得小说中亲属称呼语的缺失变得合乎情理。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地基于工作职务，而非血缘或家庭联系。相比之下，在《天下太平》中，亲属称呼语的使用则更为普遍。尽管主人公小奥同样是一位留守儿童，但他的生活并非完全孤独，因为他有爷爷的陪伴和姑姑的悉心照料。这样的家庭环境自然导致了小说中亲属称呼语的增多，反映了家庭成员间紧密的纽带和深厚的情感联系。

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两篇小说中的称呼语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透明的红萝卜》描绘的是1966年至1976年的农村生活，那是一个以生产队为单位，人们集体挣工分的时代。因此，“队长”、“铁匠师傅”等具有时代特色的职衔称呼语频繁出现，它们不仅是对人物身份的准确描述，更是对那个时代背景的生动反映。而《天下太平》则聚焦于中国新农村建设时期，这是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时代。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各种问题和困难层出不穷，因此需要像“瘦警察”、“壮硕警察”、“侯科长”这样具有专业能力和责任感的角色来解决问题。这些称呼语不仅体现了人物的职业身份，更彰显了他们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独特价值。综上所述，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的称呼语不仅是对人物身份的简单标注，更是对那个时代社会风貌和文化特征的深刻反映。随着时代的变迁，称呼语也在不断变化，它们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特点和人们的价值观。

6. 总结

本研究通过对比莫言在两个不同时期的作品《透明的红萝卜》和《天下太平》，发现这两篇小说出现最多的是姓名称呼语，而女性角色称呼语出现的次数相对较少。随着时期的变化，这两篇小说中的称呼语也带有相应的时代特点。希望本研究能够为后续小说中称呼语的研究提供参考价值，以期从更加深入的角度对称呼语进行对比研究。

致 谢

十分感谢给我提供帮助的导师和朋友。在她们的帮助之下，我得以完成这项研究。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