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和国际贸易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世界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贡献率超过了60%,部分发达国家比重甚至达到80%。随着新技术的涌现和全球产业变革,服务贸易已经超越了传统时空限制,克服了服务贸易的不可分割和生产与消费的同步性等固有特性,从而增强了其可贸易性。一方面,有利于一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提高,进而扩大市场覆盖面,强化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另一方面,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迈进,有助于先进技术和资源的获得,促进产业结构加速转型,提高国际竞争力。
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既是21世纪的人口发展趋势,同时也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法国在1865年首先迈入老龄化社会,到了20世纪70年代,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由于人们预期寿命增加、死亡率和生育率的降低,老龄化已经成为全球趋势。目前中国的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进程最快,应对人口老龄化变得尤为迫切。
中国利用人口优势吸引了全球的服务外包和直接投资,引入先进的技术[1],这不仅提高了服务产品质量,还使得服务更多地作为中间产品参与到生产中[2],推动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稳步提升。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不仅使得劳动力成本上涨和生产率下降等问题更为突出,还会制约市场整体需求的规模扩大和结构优化,最终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产生不利影响。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议题。
已有文献对人口老龄化及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展开了丰富且有价值的研究。由于服务业的特殊性以及传统出口总量统计方法的模糊性,反映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时往往不准确。近年来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是Koopman等(2014)和Wang等(2017)的测算方法[3] [4],相关研究主要基于ADB-MRIO和TiVA等数据库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进行测算。
鲜有文献直接聚焦人口老龄化和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部分学者探讨了人口老龄化对一国整体价值链地位和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随着服务业的重要性不断提高,还有学者聚焦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服务贸易等主题。戴翔等(2023)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具有显著负向影响[5]。人口不仅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也是服务业市场的最终消费者。唐荣等(2017)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会抑制中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6]。史清华等(2023)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还会通过消费需求等渠道阻碍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7]。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1) 不同于现有文献主要对人口老龄化对一国整体或制造业价值链地位展开研究,本文将服务业作为全球价值链研究对象。2) 本文探讨了人口老龄化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及其机制,深入研究了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在其中的调节效应,从收入水平异质性角度进一步比较分析,既丰富了相关领域的研究,也为制定科学合理的人口和产业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2.1. 人口老龄化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直接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所导致的生产和消费变化,是决定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重要因素。作为生产者,人口老龄化会直接导致劳动力禀赋短缺和生产成本上升、劳动力体能不断衰减、生产效率降低等问题,可能使原本具有竞争力的服务企业在全球市场竞争中逐渐失去优势地位,难以承接更高端的生产环节,对服务业的国际分工可能会产生不利影响[8]。作为消费者,老年人口表现出更偏好储蓄而非消费的倾向,而且会出现消费能力下降和消费意识更为谨慎等特征。这种消费倾向和能力的变化,会导致服务业市场中有效需求不足,整体规模增长受限必然进一步阻碍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中的提升。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待验证假设:
假设1:人口老龄化会阻碍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2.2. 人口老龄化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间接影响
人口老龄化会导致人体机能的降低、学习和适应能力的减弱,导致生产的数量与质量大幅降低。劳动者年龄的老化过程中会有部分劳动力无法适应新的生产技能,出现结构性失业并使得生产率普遍下降。生产率的降低不仅会对效率驱动型的服务业部门产生不利影响,还会对单位时间的服务产品产出和边际生产成本带来负面影响,不利于服务业发展效益的增加和服务出口规模的扩大,进而不利于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提供高质量服务产品以及寻求更高嵌入位置。
消费是经济循环的终点,也是起点。随着老年人口逐渐退出工作岗位,收入水平会明显下降从而降低购买力。尽管人口老龄化会带动相关产业的需求增加,但远不及对其他产业带来的负面影响。政府养老保险收入来源减少和养老医疗投入的需求增多,双向加剧了财政和社会压力,间接影响政府和个人支出。老年人口的养老压力和健康风险相对较大,为了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出于自愿赠与动机,会降低其消费水平并增加储蓄行为。人口老龄化对市场需求的抑制作用,会对企业采取策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和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与利润产生负面效应,从而抑制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生产率和市场需求是人口老龄化影响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两个渠道。
2.3. 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调节效应分析
随着技术创新水平的不断提高,一方面,技术创新能够改进生产条件,降低生产边际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扩大产能,抵消部分人口老龄化对生产率造成的不利影响。另外,新技术新产品的出现,既能提高消费层次倒逼产业合理化和高级化,还能够降低对国外技术和产品的进口依赖。另一方面,服务业出口中包含技术密集型服务产品,技术创新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承接更多高技术生产环节,增强本国服务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产业结构升级会带来规模经济效应,降低服务业企业运营和生产成本。其次,为满足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激励企业生产部门在研发、生产和销售等环节整合资源配置,提高生产能力和效率[9]。同时,产业结构升级也将为技术和知识的传播奠定良好基础,不仅可以促进创新,还不断提高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从而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附加值获取能力,进而减轻人口老龄化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不利影响。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能够减轻人口老龄化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抑制作用。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设定
具体地,为了检验人口老龄化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本文建立如下的基准模型:
(1)
其中,i和t分别表示出口国和年份,GVCit表示i出口国在t年的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Ageit表示i国t年的人口老龄化,Controlsijt为其他控制变量,j表示第j个控制变量;
为国家固定效应,
为年份固定效应;
为随机误差项。
3.2. 变量定义与说明
3.2.1. 核心指标构建及典型事实
人口老龄化指数(Age)是本文核心解释变量,采用总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来衡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GVC),借鉴Koopman等(2014)的具体测算方式如下:
(2)
式中,
和
分别为间接国内附加值和国外附加值,
为总出口,数值越大,表示该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的相对地位越高。
3.2.2.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其他控制变量:1) 外商直接投资(fdi),一般情况下,FDI引入能够推动资本积累,促进离岸外包的增长和带来技术进步等积极影响,用FDI占GDP比重衡量。2) 制度质量(wgi),采用全球治理指数衡量,制度质量越高,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和优化企业的生产效率。3) 贸易开放水平(dep),贸易开放水平越高,越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用出口占GDP比重衡量。4) 城镇化(ur),用城镇人口比重衡量(ur),城镇化能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促进产业集聚等途径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5) 金融发展水平(prvt),以私营部门的国内信贷占GDP比重来间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越高,有利于为研发和设计等环节提供充足资金支持。
3.3.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0~2020年73个国家数据,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数据来源于TiVA数据库,其他变量数据均来源于WDI。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方差膨胀因子均值为1.81。
3.4. 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gvc)的标准差为0.122,最小值为−0.460,最大值为0.254,人口老龄化(age)的标准差为0.060,最小值为0.022,最大值为0.296,表明样本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和人口老龄化程度具有一定差异,但仍然较为合理。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
观测值 |
均值 |
最小值 |
最大值 |
标准差 |
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 |
1287 |
0.062 |
−0.460 |
0.254 |
0.122 |
人口老龄化 |
1287 |
0.119 |
0.022 |
0.296 |
0.060 |
外商直接投资 |
1287 |
0.074 |
−1.174 |
4.491 |
0.275 |
制度质量 |
1287 |
0.496 |
−1.441 |
1.947 |
0.882 |
贸易开放水平 |
1287 |
0.493 |
0.082 |
2.290 |
0.389 |
城镇化 |
1287 |
0.696 |
0.186 |
1.000 |
0.189 |
金融发展水平 |
1287 |
0.802 |
0.002 |
3.046 |
0.512 |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基准回归分析
首先运用前文所设定的基准回归模型,初步探究人口老龄化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逐步回归结果见表2列(1)~(6),人口老龄化(age)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gvc)的影响均为负,而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一国(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会显著抑制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假设1得以验证。
Table 2.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s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
age |
−0.8206*** |
−0.8016*** |
−0.7765*** |
−0.4482*** |
−0.4333*** |
−0.4811*** |
(−7.29) |
(−7.10) |
(−6.94) |
(−4.33) |
(−4.20) |
(−4.75) |
fdi |
|
0.0068* |
0.0054 |
−0.0009 |
−0.0007 |
−0.0042 |
|
(1.87) |
(1.51) |
(−0.28) |
(−0.21) |
(−1.29) |
wgi |
|
|
0.0367*** |
0.0247*** |
0.0228*** |
0.0181*** |
|
|
(5.03) |
(3.72) |
(3.42) |
(2.77) |
dep |
|
|
|
−0.1558*** |
−0.1508*** |
−0.1423*** |
|
|
|
(−16.12) |
(−15.46) |
(−14.75) |
ur |
|
|
|
|
0.1492*** |
0.1455*** |
|
|
|
|
(3.15) |
(3.14) |
prvt |
|
|
|
|
|
0.0297*** |
|
|
|
|
|
(6.97) |
常数项 |
0.1600*** |
0.1574*** |
0.1357*** |
0.1763*** |
0.0749** |
0.0625* |
(12.79) |
(12.53) |
(10.31) |
(14.46) |
(2.18) |
(1.85) |
年份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国家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样本量 |
1287 |
1287 |
1287 |
1287 |
1287 |
1287 |
R² |
0.139 |
0.142 |
0.160 |
0.310 |
0.316 |
0.343 |
根据表2列(6)所示,从控制变量回归结果看,制度质量(wgi)的系数估计结果显著为正,说明一国的制度质量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即良好的制度体系与治理环境为服务业企业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与有力的支持,推动该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城镇化(ur)的系数估计值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统计检验,说明城镇化水平提高有助于发挥产业集聚效应,能够有效促进资源利用率提高和优化技术创新整体环境。金融发展水平(prvt)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意味着金融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能为服务业企业提供信贷支撑和充足资金保障,有利于推动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外商直接投资(fdi)系数为负且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本文研究结果未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在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中的显著作用。导致这一结果可能的原因在于,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部分上游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容易受到政策方面的限制和约束。如果外资的引入仅侧重于规模的扩张却忽视质量的把控[10],这种外资模式也难以促进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贸易开放水平(dep)的回归结果表明,贸易开放程度提高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可能是因为在贸易活动中过度强调进出口产品贸易而忽视了中间产品的贸易[11],过度依赖进口国外高端生产性服务产品[12],减少了国内间接增加值的创造,阻碍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4.2. 稳健性检验
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会阻碍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假设已得到初步验证,为了使该结果更具可靠性,第一,替换核心解释变量,采用老年抚养比作为人口老龄化的替代变量;第二,替换被解释变量,采用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作为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标的替代指标;第三,对变量进行1%的双边缩尾,以减轻异常值的干扰。回归结果见表3列(1)~(3),表明人口老龄化加深抑制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研究结论保持稳健。
Table 3.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and endogeneity test results
表3. 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
变量 |
(1) gvc |
(2) ivex |
(3) gvc_w |
(4) age |
(5) gvc |
age |
−0.245*** |
−0.247*** |
−0.603*** |
|
−1.096*** |
(−4.62) |
(−3.15) |
(−5.44) |
|
(−2.78) |
cbr |
|
|
|
0.118*** |
|
|
|
|
(10.12) |
|
me |
|
|
|
−0.019*** |
|
|
|
|
(−3.80) |
|
控制变量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年份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国家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样本量 |
1287 |
1287 |
1287 |
1267 |
1267 |
R² |
0.342 |
0.152 |
0.346 |
|
0.335 |
4.3. 内生性检验
本文选取历史粗出生率(cbr)和儿童麻疹免疫接种率(me)作为人口老龄化的工具变量,数据均来源于WDI。这两个变量都和现阶段的人口老龄化高度相关,而且难以对当期的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直接影响。表3列(4)为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其中工具变量的系数均显著,而且通过了不可识别检验、弱工具变量检验和过度识别检验。表3列(5)的回归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的系数依旧显著为负,再次验证了本文的核心结论。
5. 进一步讨论
5.1. 异质性分析
为了探究不同收入水平经济体可能存在的差异性,本文按照世界银行分类标准,将样本分为29个中等收入和44个高收入水平经济体分别回归。回归结果见表4,人口老龄化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在中等收入水平经济体中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在高收入水平经济体中,人口老龄化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背后的逻辑可能是,相较于中等收入经济体,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更深和历经时间更久,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边际影响较弱;而且教育和科技水平较高,有助于缓解劳动力身体机能下降和供需失衡的问题;在更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政策支持下,具有更强的消费意愿和能力,因而在高收入水平经济体中人口老龄化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作用并不显著。
Table 4. Heterogeneity analysis
表4. 异质性分析
变量 |
(1)中等收入 |
(2)高收入 |
age |
−0.999*** |
−0.151 |
(−4.80) |
(−1.01) |
控制变量 |
是 |
是 |
年份固定 |
是 |
是 |
国家固定 |
是 |
是 |
样本量 |
504 |
783 |
R² |
0.423 |
0.364 |
Chow检验系数差异p值 |
0.000*** |
5.2. 中介效应检验
生产率,本文采用全要素生产率(ctfp)作为替代变量,数据来源于PWT10.1。可以看到,表5列(1)中人口老龄化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说明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会降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列(2)中将人口老龄化和全要素生产率纳入模型中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生产率是人口老龄化抑制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重要作用机制。
Table 5. Mediator effect test
表5. 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
(1) ctfp |
(2) gvc |
(3) div |
(4) gvc |
age |
−2.134*** |
−0.296*** |
−5.929*** |
−0.339*** |
(−7.57) |
(−2.81) |
(−9.39) |
(−3.26) |
ctfp |
|
0.102*** |
|
|
|
(8.95) |
|
|
div |
|
|
|
0.024*** |
|
|
|
(5.21) |
控制变量 |
是 |
是 |
是 |
是 |
年份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国家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样本量 |
1117 |
1117 |
1246 |
1246 |
R² |
0.261 |
0.419 |
0.279 |
0.363 |
Sobel Z |
−5.780*** |
−4.512*** |
Bootstrap置信区间 |
[−0.0029, −0.0014] |
[−0.0022, −0.0007] |
市场需求,本文采用服务业本土市场规模(div)作为替代变量,参考戴翔等(2017) [13]对市场背离度的测算方法,具体测算方式如下:
(3)
其中,
和
为一国对服务业的国内最终消费额和样本国服务业的最终消费总额,
和
为一国的出口额和样本国的出口总额,数据来源于OECD。该指数越高,则意味着出口更依赖于国内需求[14]。从表5列(3)可以看到,人口老龄化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即人口老龄化上升降低了本土市场规模。列(4)的回归结果表明本土市场需求是人口老龄化抑制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重要作用机制。Sobel检验和Bootstrap检验的结果进一步表明中介变量的有效性,由此验证了假设2。
5.3. 调节效应检验
本文将调节变量和人口老龄化的交互项加入基准模型检验调节效应,技术创新(lnpat)选取居民申请专利数量为替代变量,并进行对数化处理;产业结构升级(ind)则借鉴姚战琪(2021) [15]的方法计算产业结构升级系数,数据均来源于WDI。
Table 6. Moderating effect test
表6. 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
(1) gvc |
(2) gvc |
age |
−1.717*** |
−9.065*** |
(−5.48) |
(−4.38) |
lnpatage |
0.116*** |
|
(4.04) |
|
Indage |
|
0.016*** |
|
(4.15) |
控制变量 |
是 |
是 |
年份固定 |
是 |
是 |
国家固定 |
是 |
是 |
样本量 |
1162 |
1287 |
R² |
0.327 |
0.352 |
表6列(1)的回归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与技术创新交互项(lnpapage)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技术创新在人口老龄化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在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过程中,技术创新有助于降低对劳动力要素的依赖程度,增强与市场需求的契合度,使其更为深入地嵌入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中。表6列(2)报告了产业结构升级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交互项(indage)估计系数符号为正,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的检验,对于产业结构层次相对较高的地区,一方面,产业发展与劳动力市场的关联程度更低,人口老龄化加深对劳动力成本和生产率的负面影响相对减弱。另一方面,服务业更容易发挥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应,减轻人口老龄化对内需造成的抑制作用。
综上所述,随着技术创新水平和产业结构层次的提高,人口老龄化加深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抑制效应得以弱化,假设3得以验证。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2000~2020年跨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所提出的研究假设。研究发现:第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会显著抑制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第二,人口老龄化主要通过抑制生产率和市场需求两条渠道抑制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第三,随着一国或地区的技术创新水平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能够缓解人口老龄化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负面效应。第四,异质性分析表明,中等收入水平经济体的人口老龄化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作用显著为负,在高收入水平经济体中的影响则不显著。基于本文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有效减少对劳动力要素的依赖,持续提高劳动者素质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生产效率造成的负面冲击。同时提升产品质量和出口技术复杂度,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其次,充分发挥中国超大市场规模和消费潜力。一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稳步提高消费支付能力,将需求变成有效的现实需求,提升消费的信心和能力,为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向更高端跃升创造机会。二是完善老年服务产业体系,重点建设医疗健康和养老服务体系,推动与其他幸福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产业结构层次。最后,强化育幼服务体系建设,激励婴幼儿托育行业的发展,促进生育率提高,减轻人口老龄化问题,缓解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