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背景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指出：推进乡村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开展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提升乡村旅游特色化、精品化、规范化水平。由此可见，文旅深度融合能够为乡村带来产业联动增值和文化传承创新等多方效益，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自2022年起，广东省以“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为重要抓手，通过科学优化县域经济布局、大力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精心打造美丽乡村，全方位激活乡村发展潜力。在此过程中，文旅融合同样被视为推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省内各地充分挖掘乡村文化旅游资源，不断延伸乡村产业链，以景带村、全域联动，形成乡村旅游多业态融合发展新格局。
在这一背景下，“共享村落”模式应运而生，并在部分乡镇得到应用和推广。早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便指出，要探索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的有效途径。而“共享村落”正是对该文件精神的积极探索，即在不改变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农民宅基地资格权和房屋所有权的前提下，农户可以借助村集体合作社，将闲置的宅基地和农房使用权在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上进行流转交易，以出租方式和社会资本合作，实现股权共享、资产共享、生产资料共享和生活资料共享。这一模式不仅让长期沉睡的农村闲置资产重焕生机，给农民带来稳定的财产性收入，还能吸引外来资本入驻，为农村经济多元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共享村落”模式非常重视对乡村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强调要将乡村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有机结合，让游客在领略自然风光的同时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赓续乡村历史文脉，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在广州增城P镇等乡村振兴的前沿阵地，地方政府把握政策机遇，积极探索乡村“共享经济”，引导农村树立经营村庄理念，通过打造共享农田、共享非遗、共享房屋、共享夜市、共享鱼塘、共享营地等“共享+”模式，将农村资源与城市需求进行优化匹配，重新定义乡村的价值，壮大村集体经济，帮助村民走上致富路。这一模式的成功实践，既是文旅融合在乡村振兴领域的突出成果，也为同类型乡村提供了可借鉴的发展范式。
2. 理论基础
共生理论源于生物学领域，最早由真菌学家德贝里定义为“不同生物密切地生活在一起”，而后经过范明特、布克纳发展完善，指不同种属基于物质联系生活在一起，形成共生、协同进化、相互抑制的关系。
自20世纪中叶起，共生理论在社科领域，特别是管理学、社会学中迅速发展。近年来，国内学者将共生理论逐渐应用于旅游学、农村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中。在区域旅游合作方面，学者钟俊率先讨论旅游共生概念，创造性论述了旅游共生的含义、特质、表现形式等[1]。之后，吴泓、顾朝林[2]和陈玉涛[3]等学者据此基础从某一特定区域开展实证研究，结合区域实际提出旅游合作共生模式。在利益相关者方面，学者纪金雄、陈秋华运用共生理论剖析生态旅游核心利益方，倡导建立共享、协调及一体化机制。在旅游和其他领域的异质共生方面[4]，学者徐虹等分析体育旅游共生要素，构建共生模式[5]；学者丁艳平则利用共生理论制定出主观量化指标评价体系，为生态旅游提供了政策工具[6]。而学者武曼对旅游景区与房地产共生关系开展研究，明确了四种共生环境和六种共生模式[7]。
综上分析，国内共生理论研究成果显著。在国家大力支持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发展的背景之下，共生理论也被引入乡村文旅产业领域的研究之中。学者熊海峰、祁吟墨阐释文旅融合共生要素，提出增强单元能量、优化环境等策略[8]。学者唐献玲则注重对共生主体进行梳理，分析不同共生主体间的主要利益冲突，探索共生理论的乡村旅游治理机制的构建[9]。而学者柴寿升等则聚焦于红色文旅的共生融合进行研究[10]。学者雷明、王钰晴结合多案例，提炼乡村农文旅融合运营机制，以共生资源池为基础，单元交互为核心，价值创造为导向[11]。
3. 核心矛盾点分析
3.1. 前期筹备阶段
1) 村民与企业主体：情感与经济的权衡
从共生视角出发，群落中各个共生单元之间的互利关系是共生关系的本质。并且，共生关系的存在并不等同于共生冲突的消失。不同共生单元的利益诉求不一致导致其利益目标难以兼容。尤其是当入驻农村的民宿企业的经济目标远高于社会目标，而企业的营利性质又不可避免地会将企业的社会责任排除在企业的规划和运营之外时，则行为主体会出现“社会拖嵌”现象。继而对在同一共生系统中地位和能力较弱的利益相关方造成伤害，并引发管理上失序，使得冲突激烈升级。在J村民宿产业萌芽期，祠堂作为村民精神寄托的象征，与企业为追求经济效益而进行的开发活动产生了鲜明冲突。祠堂承载着深厚的宗族情感与历史文化价值，其维护成本逐年攀升，迫使村民寻求经济新出路。麦客企业的入驻虽能缓解经济压力，却也不可避免地改变了祠堂的传统功能与村民的生活方式，要求双方在情感寄托与经济需求间找到平衡点。
“一开始是比较困难的，因为那些都是村民自己的小小的一点产业，会有情感归属。”(20230714-JSLXWSSZ)
2) 合作社与政府主体：用地指标的桎梏
在共生理论中，土地作为人类主要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是各共生单元间展开物质与能量交换必不可少的基础。不同的共生单元之间倚赖土地这一基础条件得以联结，在本案例中，土地承载着村民的情感价值，土地是合作社用于生产的资源，土地是政府进行管理的重要模块，土地是民宿企业经营的载体与形式。然而，面对国家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J村在发展文旅产业时遭遇了用地指标紧缺的瓶颈。相较于其他地区，J村在资源禀赋与竞争力上处于劣势，政府在分配用地指标时，相对较少地向J村倾斜，故J村难以获得足够的用地支持。加之P镇生态保护区广布，可开发用地稀缺且分散，进一步限制了J村的发展空间，合作社与政府间在用地分配上的矛盾凸显。
“我要在那个树林下面搞个越野车基地，但是我不太清楚政策是否许可，红线怎么划定，非常希望他(政府)指导一下怎么去发展这个林下的经济。”(20230714-JSLXWSSZ)
3) 政府与企业主体：农村土地产权矛盾
共生理论强调共生主体之间的物质与能量交换，而土地是各共生主体之间展开物质与能量交换最为基本的载体。因此各共生主体在作出决策时必然要考虑最基本的土地产权问题：一方面，企业对于土地的使用权与经营权存有担忧，土地的权属是否能得到长期稳定的保障，是企业在开发前期必须完成的评估与确认。另一方面，政府的诉求是有效盘活资源，推动乡村经济发展，这使得政府需要权衡多方主体的利益再对土地产权作出相应的调整。然而，中国土地产权制度的复杂性在J村民宿项目中尤为明显。随着国家自然资源治理理念的转变，土地产权制度需兼顾经济与非经济利益，同时应考虑后代人权益。然而，现行制度尚不完善，对民宿等新型业态的适应性不足，承租期间的政策不确定性及地块权属纠纷成为制约因素。因此，政府所形成的政策是否对企业利好也仍需观察判断，农村土地产权的复杂性成为企业在前期最大的担忧。由此形成的企业与政府间关于土地产权不同角度不同目标的考量与博弈，影响着共生主体之间的物质与能量交换的稳定性。
“对于企业来说，就是哪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更好，我们就会选择哪里。”(20230714-JSLMKZZ)
3.2. 中期推进阶段
1) 村民参与度的考验
村民是参与共生的核心单元之一，其参与共生的动力与积极性受短期利益与长期目标的共同制约。村民对于土地经营的积极性、对民宿产业的认知度及与政府合作的意愿存在差异，短期内村民需考量土地出让经营权所得的收益，长期看村民则需考虑民宿发展的前景以及风险，而受经济条件、文化水平等不一的影响，村民容易因信息差异形成支持率矛盾。然而，民宿项目的小规模、多样化特点要求村民深度参与，这直接关乎项目的成败。因此，政府需通过有效沟通与激励机制，确保村民与政府目标趋向一致，共同推动P镇发展。
“空心村盘活建民宿这件事，现在是正确的，谁知道二十多年后对不对呢？”(20230714-JSLXWSSZ)
2) 非遗与民宿的融合难题
舞貔貅是P镇的省级非遗文化项目，是重要的文化共生单元，然而舞貔貅的文化价值未能在民宿业中得到充分展现，文化共生单元未能有效融入共生界面之中。对于舞貔貅而言，产业的发展是传承推广的重要机会，对于民宿企业而言，舞貔貅能够为其发展提供更独特的文化内核，双方在诉求方面能够形成互补，二者共生条件基本具备。因此，在此背景下，如何在保护非遗文化的基础上，通过民宿平台提升其市场影响力，利用非遗资源为民宿增添特色，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村委也有这个意向，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要怎么搞，那边怎么搞我都没问题，我就尽量帮助，需要我怎么出力就怎么出力。”(20230717-JSLZSF)
3.3. 后期完善阶段
1) 人才紧缺与需求紧迫
从共生理论视角看，共生的互动形成是外部资源与本土条件有效对接互补的结果，同时，共生理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与协作关系，社会成员通过建立共生关系以此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优势互补。所以，人才是共生模式能否取得效果的关键因素。然而，J村作为空心村典型，面临青壮年外流、中老年缺乏技能培训的挑战，专业人才匮乏。D村与J村分别在森林公园修缮、民宿规划及林业发展上缺乏专业指导。短期外援虽可应急，但是外来专家与本土需求之间存在能量传导阻滞，故从长远看，培养本土专业人才队伍是关键。乡村振兴与文旅发展亟需人才回归，助力本土建设与发展。而人才回归的困境在于共生环境对于人才的吸引力不足，违背了“对称性互惠”原则。因此，如何构建长效发展的人才激励机制，如何留住人才，是破解当前问题的关键。
“为了孩子读书肯定是自己(村民)也去外面去找工作，都不会留在P镇。老人家方面，就有些实在带不出去的才会留在这里看小孩，所以就(出现)空心村或者留守(的情况)。”(20230717-PTDJB)
2) 文化IP发展瓶颈
文化作为共生单元是共生模式更为深层的维度，然而在P镇的实践中，以非遗为代表的文化资源却未能拓展当前的共生模式。J村虽尝试通过文创IP推广舞貔貅非遗文化，但仅限于本地范围，推广形式也较为单一，因此未能形成广泛的影响力。但是，诸多实践表明，文化IP具备高辨识度与强变现能力，是打开市场、积累消费者基础的重要工具。因此，J村应深入挖掘地域文化内涵，创新文创产品设计，同时拓宽宣传渠道，让文化IP走出P镇，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双赢，实现共生模式从单一维度向多维度的转变。
“就是对于这个东西(非遗)要融入现代的社会经济生活，如果P镇不去服务于经济，它就是不会有生命力的。它本来就是很小众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我之前也思考过，我们也做过一些尝试，现在也在做一些尝试。”(20230714-WTZXG1)
4. 共生理论下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分析
共生理论追根溯源来自生物学领域，其核心要义在于强调不同主体间通过资源共享、功能互补，最终实现互利共存的良好局面。
在文旅融合的实践下，文化遗产是乡村的“活态基因”，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地域特色；旅游经济则像是一台高效的“价值转化器”，将文化遗产的潜在价值转化为现实的经济收益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二者相互作用，达成动态平衡的共生关系，这种作用机理与生物共生系统有着极高的相似性。
全国乡村治理示范镇P镇的J村、D村是广东省“百千万工程”的典型示范村，两村都成功实现了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联动发展，是深入剖析文旅融合共生机制的优质样本。对于农业并不出名的J、D两村来说，文化、旅游是促进两村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部分。
在文旅融合发展的框架下，共生模式包含共生主体、共生单元、共生环境。
共生主体类似于生物圈中的能量枢纽，包含资源、产业、政府、企业、村集体等，主要负责连接文化单元和旅游单元。其中，大部分以资源为根基、以产业为内核、以政府帮扶为支撑、以企业入驻为引擎、以村集体的协调为纽带。但不管是文旅产业间的携手合作，还是政府的大力扶持，都是在本村庄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相契合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归根到底产业是文旅融合的核心主体，找到核心的产业带动辐射周边业态是文旅融合的重中之重。落到共生机制下，即是构建起以产业为核心、其他共生单元为补充的多层级共生体系。
共生模式也被称为共生关系，指的是共生主体通过协同合作、功能互补的方式使共生单元得以融合共生，进行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在文旅融合的进程中，常见的共生模式有：同种资源的相互合作共生、不同资源的异质共生，以及外部资源的竞合共生。无论选择何种共生模式，其核心目的都是最大化文化和旅游这两大共生单元之间的互动，推动二者协同发展，最终构建起可持续的一体化共生模式。
共生环境，是共生单元在共生主体推动下，发展特定共生关系所依赖的外部条件，分为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如时代机遇、政策红利、市场机制等；自然条件则包括共生单元本身所具备的各项生态资源禀赋。
各部分主要联结路径如图1所示：
Figure 1. The path map of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under the theory of symbiosis
图1. 共生理论下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图
通过系统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四大具体共生路径。
4.1. 产业系统互利共生：文化旅游双向赋能
在旅游旺季，J村书记会邀请省级非遗“舞貔貅”团队到麦客72 House民宿前表演，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旅游场域中，既增强了民宿吸引力，又提升了游客对非遗文化的了解。更为重要的是，J村持续挖掘貔貅文化内涵，以开放的心态向市场学习，打造一系列文创产品，如P镇镇域IP形象“优优”，貔貅服饰和工艺品等，虽不及市面上的文创精美，但依旧饱含J村人的匠心与文化自信。文化的传承仅靠旅游季的无偿演出是远远不够的，省级非遗传承人张老先生积极向外拓展，与著名景点白水寨风景名胜区、附近镇域的商业中心寻求合作，将静态的文化资源转换成动态的旅游产品。通过一场又一场的商演，打响非遗知名度。随着文化活动的接连开展，J村民宿入住率自开业以来连年提升，即使是疫情期间也能实现增收。旺季演出 + 文创设计 + 商演合作，使得看似不起眼的乡村非遗貔貅队日益壮大，乡村文化展现勃勃生机。
D村则依托客家围屋与石屋炮楼这些独特的古建筑遗产，打造“吾乡石屋”精美民宿群。在如何兼具古色古香与现代化气息的问题上，D村不固步自封，在镇领导班子的支持帮助下，获得相关地产集团和文旅企业的投资建设，运用先进的古建筑修复技术，秉承“修旧如旧”的原则对围屋和石屋进行修缮，力求最大程度保留建筑的原始风貌和历史韵味。同时充分调动已有资源，在民宿内组织传统手工艺制作和广府美食烹饪教学等特色活动。于游客而言，既能入住具有客家建筑风情和文化风格的乡村民宿，又能体验乡村特色活动。于D村而言，旅游活动所带来的景区门票收入、民宿经营收入以及周边文化衍生品的销售，既扭转了D村经济发展困境，又为历史文化建筑的持久保护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形成“文化保护–旅游消费–资金回流”的良性闭环。
4.2. 资源功能实现互补：乡土空间得到最大化利用
J、D两村的文旅融合实践也是活化“空心村”的过程，空间资源的激活并非简单的物质空间改造和物理空间的迁移，而是对乡村的系统性重构。其一，要通过村集体闲置资产拍卖、转租或者是合作开发的形式优化宅基地等土地资源配置，引导土地生产要素持续释放发展红利，增强“空心村”的造血功能。其二，要通过城乡结对、村企互动、农民入股等多种方式吸纳社会资本，合理运用政策补贴和税收优惠等工具，加快村企产业共建步伐。其三，要联动本村区域交通枢纽、资源禀赋、生态环境、已有产业等各类资源进行规划发展。J、D两村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开展工作，一业兴而百业旺，两村延长产业链，以民宿为核心辐射四周，相继发展农业观光体验、特色盆景展销会、乡村研学旅行、集体聚会娱乐活动、户外探险项目等，在多个领域都展现出蓬勃的造血能力。
4.3. 产业发展动态平衡：生态承载力约束下的适度开发
乡村的发展尤其要考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命题，J村在发展林下经济、申请滑翔伞基地建设的过程中曾阻滞不前，因为考虑到生态系统承载力的问题。开发不能一蹴而就，需要经过专业技术人员再三勘测，专家多方论证，项目最终才可以顺利进行。在这一过程中，J村严守生态红线，在专业规划下开展工作，确保项目建设与运营不会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同时，J村不断加强对林地的保护与管理，定期开展植树造林活动，增加森林覆盖率，维持生态平衡。无独有偶，D村是增城区典型的较大规模的客家围屋古村落，建筑占地面积3400多平方米，有超过200年历史的客家围屋建筑。在大面积的民宿集群建设过程中，始终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不做过度的商业化开发，项目完成后亦要严格控制游客接待量，避免因游客过多对古建筑造成损害。两村的实践生动表明乡村产业发展必须在尊重自然规律、保护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审慎推进项目建设，控制开发强度，乡村振兴之路才能行稳致远。
4.4. 多主体协同互动：目标一致下的共商共建共享机制
1) 前期：“政府 + 银行 + 企业 + 村集体”有机配合，有效联动
首先，增城区、P镇多个政府部门积极协助招商引资工作，在政府支持引导下，广州农商银行与J村建立了结对关系，进而，银行引进其客户“广州市麦客乡宿小院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打造民宿项目并给予授信支持，让项目得以顺利推进。同时，村集体合作社社长也积极开展村民思想工作、召开村民大会进行表决，村集体同村党委一起完成土地确权工作，顺利整合土地资源，企业负责人提及，村集体积极配合正是他们下定投资决心的重要原因，这些为企业的投资建设和后续相关工作的开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2) 中后期：“企业 + 村集体 + 村民”村企合作，互利共赢
在确定将祠堂改造成民宿后，政府也对民宿周边建设很多配套，如沥青路、球场、栈道，以及桃园李园，共计投入700万。在多方推进(政、企、银)和J村“两委”干部以及村民的共同努力下，项目落地见效。
麦客是P镇唯一一个当年开发、当年竣工、当年开业的产业。这极高的效率得益于在建设过程中，麦客同村民保持沟通协商，不断提升村民参与度，很多设计方案也是村民提出的，而若有争议，情愿不做，因此村民对民宿也愈发支持。
村企合作还体现在在麦客的帮助下，J村已经成立了云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同时合作社的土地资源也在麦客的合作范围内，用于未来的卡丁车、越野车、射箭基地、露营地、户外咖啡馆等建设。主体间具体协同路径见图2：
Figure 2. A collaborative path of co-deliberation, co-construc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among multiple stakeholders
图2. 多主体共商共建共享的协同路径
综上，J、D两村通过产业互利、资源互补、动态平衡与主体协同互动四大机制，成功实现了“文化铸魂、旅游变现”的战略目标，其实践也表明了文旅融合的共生模式可以有效破解乡村资源闲置、文化断层、产业薄弱等难题。未来，两村还应该在守护绿水青山、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的基础上继续探索活化新生要素，构建更有特色、更加稳固的共生系统，争取为乡村振兴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广东P镇样板”。
5. 结语
“融合”、“共生”与“发展”是党和国家十分关注的议题，文旅发展不仅是两大产业的融合问题，也是如何在增强乡村经济发展的同时活化闲置资源、赓续文化基因的问题。这种融合发展的复杂程度和多样性要求乡村共生发展系统不断扩展和深化。进一步讲，当前许多乡村存在文旅经济同质化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找到本村得天独厚的发展特色，另一层面则是镇域内规划方案等“顶层设计”不够深远全面。总而言之，乡村振兴必须坚持系统观、整体观，这项工程不能只停留在文旅产业各要素、各主体之间的协作层面，还要站在国家发展和乡村振兴“一盘棋”的角度统筹安排，以政府为核心，联动其他主体，通过产业政策和配套措施打造一体化乡村文化产业集群，使共生系统实现能量流动，自主造血。
注 释
图1、图2为作者自制。
NOTES
*第一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