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特别强调乡村建设关键在人，特别是青年人才 。各地政府积极响应国家的政策号召，制定了各类吸引青年劳动力返乡的优惠政策，使得农村人口流动的规模、方向、特点等都发生了改变，呈现出新的历史特点，回流成为常态 。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显示，省内流动增加，40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48.2%，比上年下降1.2%，这表明农村劳动力外出劳动力的数量出现下降趋势，省内流动继续增加，大量劳动力选择从城市返回到农村 [1]。从年龄结构看，40岁及以下的农民工占比50.6%，可见青年是劳动力中最为活跃的因素，也是农村发展的中坚力量。
由于大量青年劳动力的外流，使得很多农村成为“空巢村”，造成无人建设的局面。因此，了解青年的回流意愿，有助于吸引青年回乡建设，缓解农村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问题。因此，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分析农村青年劳动力回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成为必要，为助力农村经济建设提供数据参考，有利于制定吸引和留住青年人才参与乡村振兴的政策 [2]。鉴于此，文章主要提出以下问题：农村青年劳动力的回流愿意如何？回流的动力机制是什么？青年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利用课题组的调研数据对农村青年回流意愿及动力机制进行分析，同时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方法探究其影响因素，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针对性的支持政策，为乡村振兴提供经验借鉴 。
2. 文献综述
农村青年劳动力回流作为人口迁移的重要部分，受到学者的关注。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第一是从微观层面研究个人及家庭特征对劳动力回流决策的影响，主要的自变量有性别、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齐瑶娣，朱宇等(2019)得出相对于女性，男性外出较多，且更愿意回流，此外已婚的更倾向于回到家乡，这是因为青年的回流决策很大程度上与配偶的支持有联系，已婚者会多考虑到家庭因素而返乡。个体的学历水平对回流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土地是农户家庭发展的根本，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重要考虑因素(王丽媛，韩媛媛2020) [3]。第二是从宏观角度分析制度因素、经济因素、社会保障因素等对劳动力回流意愿的影响。徐斌、洪双(2015)得出制度与政策变迁对劳动力的影响更重要的在于其对农村“生活预期”、“心理定位”等心理因素的长期作用。根据推拉理论，农村劳动力离开农村迁往城市，往往就是由于农村的发展机会差，资源少，而城市的各项保障措施，公共基础设施都比较完善(段成荣等，2019) [4]。
第三是从个体的心理角度出发，更深层次的进行探索。在社会融合因素中，由于城乡户籍制度使得农民工不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和职工同等的待遇，这些因素都形成了城市的推力，迫使农民工返回到家乡(余运江等，2014)。秦雪征、周建波(2014)等将社会保障因素纳入模型，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工回流意愿较高。青年与本地人相处融洽并成为其一员的回流意愿较弱(张新等，2018) [5]。情感因素的影响研究中，黄敦平、方建(2021)得出社会资本中社会经验、社会参与、社会网络对乡村劳动力回流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当家乡的社会资本越多、而流入地社会资本越少，则回流意愿越强烈。
综上所述，以往的研究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都有较多的研究，但大多数都集中在农民工的研究，少有对青年返乡的机制进行探究。由于“第一代”和“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在在受教育程度、社会发展背景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回流的决策机制也不尽相同，现有研究对农村劳动力群体内部差异的探讨相对不足。因此，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探究农村青年劳动力回流机制及支持政策仍具有重大意义。
3. 数据、变量与方法
3.1. 数据来源
关于青年的定义，学界没有一致的结论，在不同场域中，青年的含义具有不同的界定方式。世界卫生组织(2017)将青年定义为15~45周岁，中国国家统计局将青年定义为15~34周岁。对回流的概念文丰安(2021)指出劳动力回流是指外出劳动力向原出发地流动的行为或过程。因此，本文将回流青年的概念界定为，离开目前所在地，回到青年家乡所在的县城及以下的18~45岁的青年劳动力。根据对调研对象的界定，小组成员利用线下在各自所在的农村地区进出调研，以及结合线上发放问卷的方式收集数据。调研的主要内容包括个人及家庭基本信息、回流的意愿以及愿意和不愿意回流的原因、家乡的政策制度和资源环境、个人的社会融合和情感因素。调研时间为2020年1月~2020年3月，最终经过筛选，共回收有效问卷395份。
3.2. 变量选择
本文的因变量是农村青年的回流意愿，问卷中的相关问题是“您的回乡的意愿是：”，将答案操作化为“不愿意”和“愿意”二分类变量。对于自变量的命名和解释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个人和家庭因素的五个变量：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是否有宅基地。二是对政策制度、资源环境、社会融合、情感因素四个核心自变量进行定义和解释，每一核心变量都包括3~4个具体指标，并利用李克特5分量表进行选项的设置。例如“您认为家乡的社会关系对我的回流意愿影响很大？”将五个选项分别赋值为：完全不同意 = 1；不太同意 = 2；一般 = 3；比较同意 = 4；完全同意 = 5。
3.3. 研究方法
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是一种非线性模型，研究二分类观察结果与一些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一种多变量分析方法，是对二分类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的常用统计分析方法。而多元logistics回归模型则是适用于因变量为多分类的研究。本文的研究中青年劳动力回流意愿(即因变量Y)分为了两种情况“愿意”和“不愿意”属于二分类离散变量，适用于二元logistic回归。因此，本文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回流意愿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假设青年劳动力愿意回流的概率为p，那么不愿意回流的概率则为
。其中
是常数项，xi对应各个自变量，bi是回归系数。
4. 实证分析结果
4.1. 农村青年回流的动力机制
在395份有效调研问卷中，有254人表示愿意回流，占比64.3%，可见大部分农村青年选择返回家乡。在回流的特征上，男性青年占回流主体、已婚青年的返乡意愿更高，并且越来越多受教育良好的青年也愿意返回家乡，响应国家乡村振兴的号召。如表1所示，根据“推拉理论”进一步探索青年回流的动力机制，57.62%的青年选择“对家乡的情感”，44.76%是“为了照顾老人和小孩”，36.19%是因为“社会关系集中在家乡”。可见青年选择返乡不是由于城市的排斥力被迫返乡，而主要是基于个体的主动选择和农村拉力作用，是一种主动行为。而不愿意回流的主要原因是在城市能够使自己有更多的学习机会，占比48.35%。45.6%的青年是为了让子女在城市受到更好的教育，42.86%是因为在城市能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为丰厚的收入水平。由此得出农村青年不愿意返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城市的吸引力。
Table 1. Comparison of driving force mechanism of rural youth labor return
表1. 农村青年劳动力回流动力机制对比
4.2. 回归结果分析
利用SPSS26.0软件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量表整体的克隆巴赫Alpha值为0.791，大于0.7，因此该量表的信度良好。再检验问卷的效度，KMO的值为0.958，大于0.7，Sig.值为0.00，说明问卷效度良好。如表2所示，五个模型依次加入了控制变量、政策制度、资源环境、社会融合、情感因素以检验各变量对青年回流意愿的影响。以模型5为最终的解释模型，因为这是加入了全样本变量的模型，其结果更具稳健性。
Table 2. Results of binary logistic model test
表2. 二元logistic模型检验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统计显著。
4.2.1. 个人特征的影响
如表2所示，模型1是控制因素对青年回流意愿的影响。性别是二分类变量，系数为0.956，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以女性作为对照组，男性青年的回流意愿比女性高。婚姻状况的系数为1.593，表明以未婚为对照组，已婚青年的回流意愿更高。受教育程度是一个有序变量，学历水平越高的青年也倾向返乡建设家乡。工作年限的系数为0.115，说明工作年限越长，回流意愿越高，这可能是因为农村青年年轻时倾向外出获取更多的收入和经验，而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更倾向于返乡工作。户籍地是否有宅基地变量随着变量的加入不再显著，这说明户籍地是否有宅基地对青年回流意愿没有影响，这表现出与老一代农民工重视家乡宅基地的决策不相同。
4.2.2. 政策制度和资源环境的影响
模型2是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引入政策制度变量，对模型2至模型5进行横向比较分析发现，社会保障制度和就业培训政策都通过显著性检验。通过模型5得出，社会保障制度的系数为0.268，说明对家乡社会保障制度满意度越高，青年越愿意回流。随着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渐完善，各项资源、公共服务等也有在加强，因此农村对青年产生了拉力作用。就业培训政策系数为1，且p < 0.01，表明家乡有提供就业技能培训政策的青年回流意愿是没有提供培训的1倍。这表明青年重视自身人力资本的提升，希望通过培训来增加自身的竞争力。人才引进政策对回流意愿影响不显著。
模型3是在进一步在模型2的基础上引入资源环境的变量，得出公共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状况的系数分别为0.316、0.384，表明对家乡的公共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状况越满意，回流意愿越高，而家乡学校教育质量以及医疗水平没有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受访者所处的农村教育质量和医疗水平本身并不高，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农村青年首先注重的是基础需求的满足。
4.2.3. 社会融合和情感因素的影响
模型4是在模型3的基础上再加入社会融合维度的变量，结果显示，与本地人相处是否融洽以及生活习惯是否有差别对青年的回流意愿没有影响，这可能是由于青年的可塑性较强，对环境的变化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因此这方面对其影响不大。参加的医疗保险种类是分类变量，探究了不同的保险类别对回流意愿影响的差异性，结果表明，城乡居民医疗、城镇居民医疗、城镇职工医疗的系数为负数，表明参加了城乡居民医疗、城镇居民医疗、城镇职工医疗比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回流意愿低。进一步体现了健全医疗保险制度的重要性。
模型5是在模型4的基础上再引入情感因素的变量，是全样本模型。结果显示在情感因素上，对家乡的情感系数和家乡的社会关系均为0.31，p值分别小于0.05和0.1，说明青年对家乡的情感越浓厚以及越重视家乡的社会关系，青年的回流意愿越高，表明青年较为重视内心情感需要的满足，属于更高层次的需要。同时家乡的庞大熟人关系网络能为青年带来更多的资源和便利性，因此相对于城市的“外来者”身份，很多青年更愿意选择回到家乡，家乡的关系网络能为其带来更加强烈的归属感。
4.3. 异质性分析
如表3所示，本文进一步将样本按照性别、受教育程度进行划分，来探究家乡的社会关系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回流意愿影响的群体性差异。结果表明，相对于女性，家乡的社会关系对男性青年劳动力回流意愿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家乡的社会关系对青年回流意愿的影响存在性别上的差异。在受教育程度上，高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系数为0.398。这说明，相对于高中以上受教育，家乡的社会关系对高中以下受教育青年劳动力回流意愿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青年拥有更好的社会资本，更容易与本地人建立联系从而获得更多的信息和资源，因此对家乡的社会关系依赖程度较低。
Table 3.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relations by gender and education level on the intention to return
表3. 按性别、受教育程度划分的社会关系对回流意愿的影响
注：*、**分别表示在10%、5%水平上统计显著。
5. 研究结论及支持政策
文章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了个人特征、政策制度、资源环境、社会融合、情感因素对农村青年劳动力回流意愿影响，并分析在不同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上，家乡社会关系对回流意愿影响的差异。最后得出以下结论：1) 目前农村青年的回流意愿较高，然而农村的学习机会较少、收入低以及子女的受教育资源不足是阻碍青年回流的主要因素。2) 女性、未婚、工作年限较低的青年回流意愿较低。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培训政策、公共基础设施、交通状况的改善有利于促进青年的回流。同时青年对家乡的情感以及家乡的社会关系网络也是吸引青年回乡建设的重要因素。3) 男性以及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青年更容易因为家乡现有的社会关系而选择回乡。可见，应重视这两类青年群体家乡社会关系的构建和维护。
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数据是基于个人的实地调研而得，缺乏一定的代表性。在研究上也缺少对青年的回流意愿进行影响路径的分析。在异质性的分析上，只对家乡社会关系在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差异上进行分析，没有探讨多个因素的影响差异。对此，之后的研究可以利用权威数据库的数据进一步在影响路径以及群体差异上展开研究。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文章从以下三方面提出农村青年回流的支持政策及具体优化路径：
5.1. 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青年提供就业创业服务政策
社会保障是为公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重要手段，如今，社会保障制度越来越受到青年劳动力的重视。第一政府要给与高度的重视，加大对企业的监察力度，规范企业的用工行为，并为青年劳动力的权益提供有力的保障 [6]。第二，应加大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宣传，提高青年的权益意识，如借助新媒体等途径以青年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与此同时，青年的返乡打算是就业和创业的居多，且农村青年希望政府在“就业创业指导机构、技能培训、咨询服务”方面提供帮助。同时，政府可以引导培育出一批就业创业的带头人和导师，继续帮助下一代青年，形成互帮互助、资源共享的良性发展模式。帮助青年完成从晚辈后生、新农人、农业企业家、返乡代表到领头人的社会角色转化，为鼓励青年参与乡村建设创造有利条件 [7]。
5.2. 优化乡村环境，坚持产业兴乡战略
优美的环境与完善的配套设施是当下青年择业的重要指标。乡村振兴首要是产业振兴，要充分结合农村各地的特色资源优势，将现代元素注入乡村特色产业中。在纵向上，在传统农林牧渔等基础产业上延伸产业链，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产品销售等。横向上，拓展农业的多重功能，将农业与旅游、文化、教育等多种产业融合方式 [8]。此外，在农村产业发展的同时，为年轻人提供发展的空间也是关键所在，让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家乡就业创业，创造自己的价值。因此，振兴农村地区不仅需要政治，经济和文化三方面全面的振兴，还需要生态环境和农村基础设施的全面振兴，只有这些方面的全面振兴，才能使青年人才待得下，留得住。
5.3. 强化情感服务，增强政策吸引力
在现有的返乡鼓励政策中，许多政策集中于物质和财政补贴，较少考虑到外出青年的情绪感受和社会关系等因素。因此政府可以以乡土情怀为核心，主打“感情牌”，而不仅仅局限于财政和物质上的帮助等方面 [9]。因此，地方政府可以组织外出务工同乡青年之间参与家乡的联谊活动，让他们及时了解家乡信息，让青年明白家乡的需要，从而产生被需要感和被重视感，以主人翁精神参与到乡村振兴中。同时发挥舆论的作用，对青年返乡行为进行媒体正面报道，在满足返乡青年自我实现感的同时也构建当地的宣传渠道，以吸引更多的离乡青年返乡。营造出是乡村建设需要青年的参与，让青年“主动回流”而不是“被动回流” [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健康中国建设的理论、路径及实践模式研究(编号：20BJY014)。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