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就社会发展来说，我国社会自新中国成立发展至今，各个方面都已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在不断进步，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社会问题渐渐展露，而当前社会最严峻的问题，就是人口问题。建国至今，我国的生育政策随着人口规模的不断改变也经历了数次的调整变迁。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极大程度上鼓励生育，生养多个子女的母亲被认为是“光荣母亲”。开放式的生育政策引起了一波“生育高潮”，给我国战后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但过快的人口增长和较落后的经济增长形成了矛盾，不仅影响社会建设，也影响民生。于是自1954起，我国开始逐步探索计划生育的政策，并于1980年正式落实形成“独生子女”政策。“独生子女政策”的有效执行抑制了我国的人口过度增长。但随着社会发展，时间的推进，我国逐步迈入老龄化社会，并面临少子化的双重危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出台了“单独二胎”政策，很快又开放了“全面二胎”，“二孩政策”的放开使我国的生育率有了一定的回升，但总体人口涨幅不大，我国依旧处于“极低生育率”的负面状态中。
到现在，少子化问题已经成为许多学者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人口少子化指的是由于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引起的幼儿出生率不断减少的现象 [1] 。我国于2006年就已进入初始人口少子化状态，并且目前形式愈加严峻 [2] 。提升我国生育率已经迫在眉睫，也因此，国家一再放宽人口生育限制。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正式出台“三孩政策” [3] 。至此，国家正式放开了三孩的生育限制。为更好落实三孩政策的实施，中央后续又发布了“三孩配套政策”的相关决议，作为对三孩政策的补充，配套措施涉及了教育、社保、生育、托管、租房等公众最关心的生育相关问题 [4] 。各地政府为响应国家号召也相继完善各地区的“三孩配套政策”制定，推进政策的落实。但“二孩”的放开尚且没能实现期望的人口增长，“三孩”的实施也一样面临着多重困境。要有效实现三孩政策的实施，必须先明确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着公民的生育意愿，阻碍政策的实施效果，这其中的原因又有哪些？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目前我国生育政策的相关研究很多，按照其侧重点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几类，一类关注人口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这类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学或成本-效益理论的角度，关注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一类基于生育政策的变迁，通过研究影响政策变迁的动因有哪些，预测未来的生育政策变动方向；还有一类是基于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这类研究主要是以理性行为理论或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基于个人和家庭的微观视角来解释个人生育行为的选择。
上述研究基于不同的层面对生育政策进行了研究，涵盖了家庭、个人、社会三个层面。本文将要研究的主题是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三孩政策的执行目标的全体公民，影响公民生育行为的因素包括多个方面，生育不单单是个人主观的行为选择，同时还受社会环境、家庭、个人特征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基于此，本文将会把宏观的社会因素、中观的家庭因素以及微观的个人特征进行综合考虑，以此来更加直观且客观地理解我国生育行为的影响机制。
2.1. 宏观
“三孩政策”的放开可以带来更多新生命和未来社会的新力量，可养育问题就成了中青年夫妇的大难题，洪秀敏，朱文婷等指出就不单单是抚养孩子的烦恼，大多数青年父母都承受着极大的养育压力 [5] 。研究表明，多数父母认为生育三孩并不代表着要在几个子女间想方设法地分配资源，而是要加大时间和资源投入，因此父母必然会面临着家庭和事业的矛盾，要么其一离开劳动市场，要么减少工作投入，增加育儿投入 [6] 。然而，想要教育子女更需要大量时间和金钱的投资，经济负担也因此加重，工作和家庭成了一个悖论，要兼顾工作和家庭很难，父母的工作越忙碌，用来育儿的时间就越短；专注育儿，又会错失许多工作的机会成本。因此有理由推断，父母的工作越忙，生育意愿就越低。基于此，我们可以提出假设：
假设1：父母工作越忙碌，生育意愿就越低
2.2. 中观
经济成本、社会观念等多重因素导致我国家庭正在从大家庭走向小家庭，父母对孩子的需求已经有了明显转变 [7] 。一般来说，家庭的生育行为都是理性的，甚至会提前作好生育计划。是否会要二孩、三孩暂且不论，研究表明大部分中国家庭都认为一个完整的家庭需要一个孩子 [8] 。抚育子女不只需要父母的关爱，还需要成本，包括时间成本和物质成本等 [9] 。刘娜，李小瑛等通过等价尺度分析方法计算抚育子女的经济成本发现子女抚育需要高经济成本 [10] 。是以，家庭收入会影响生育意愿。美国社会学家R. Easterlin指出收入会影响人的消费偏好，而人们消费偏好的改变会正向影响其生育行为 [11] 。由此可推断，个人收入、家庭收入都可能会对个人生育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公民所处的地区或户口性质可能也影响着家庭的生育意愿。张晓青等通过比较得出农业户口家庭想生二孩的比例高于非农业户口家庭 [12] ，风笑天则指出生育意愿只在真正的城乡居民之间存在差别 [13] 。房屋是一个家庭不可或缺的，倪云松认为房产数量、房产所有权差异以及房价对家庭，尤其是女性的生育意愿存在影响 [14] 。综上，我们可以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个人收入越高，生育意愿越强烈
假设3：家庭收入越富裕的家庭生育意愿更高
假设4：户口在农村的家庭生育意愿更高
假设5：房产数量会对生育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2.3. 微观
自古以来，中国家庭的传统生育观念都倡导“儿女双全”，认为这是大福气。孙超、侯亚非等在对北京市生育意愿进行调查时发现，性别、婚育情况、经济状况和学历四个变量会对夫妻的生育行为产生显著影响 [15] 。现在社会高学历的男女越来越多，研究表明多数高学历女性的理想子女为两个，但其实际的生育行为又表现的比她自身的意愿要低 [16] 。白鸽等通过调查发现，除了妻子的学历对生育意愿有影响，丈夫的学历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生育行为 [17] 。因此，我们可以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6：性别会对生育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假设7：随着学历水平的提高，生育意愿反而会降低
假设8：配偶的学历也会对生育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3. 对调查数据的说明
3.1. 研究数据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2018年的居民调查问卷，该调查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执行，对全国范围内的10,000多户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的入户问卷访问，调查范围涵盖了福建、北京、甘肃、上海等29个省市，共计收回12,787份有效问卷。调查问卷主要模块如下：第一部分包括社会人口属性、住房问题、健康问题、生活方式、社会态度等问题；第二部分是要了解调查对象对国际时事、外国人入境、国际关系方面等事情的态度等方面的问题；第三部分是能源模块，为了了解调查对象的家庭支出情况、能源消费情况等方面的问题。本次调查中涵盖了一些与生育意愿相关的指标，比如“没有政策限制的话愿意生几个子女”，“有几个亲生子女”、“配偶的受教育程度”等变量，这些变量支持了本文的分析框架。本文研究对象为45岁以下的居民，通过初步整理数据，去除缺失或无关样本后，得到有效样本2485个。
3.2. 研究方法
有许多因素可以作为生育意愿的衡量指标。本文选取“理想子女数量”作为因变量，问卷中对应问题编号为“A37”。设因变量“理想子女数量”为y，当居民没有意愿生育三孩，即理想子女数小于等于2时，y取值为0；当居民有意愿生育三孩，即理想子女数大于等于3时，y取值为1。因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本文选择二元回归模型来本文的分析模型。根据样本初步观察，绝大部分家庭的理想子女数量都在1~2个，理想子女数量为3个或以上的家庭仅占9.4%。
自变量选取父母工作时间、个人收入、家庭收入、户口、房产数量、性别、本人学历、配偶学历作为影响因变量的主要解释变量，分别记为x1、x2、……、xk。从研究数据来看，调查样本中男性占比43.2%，女性占56.8%。从户口性质来看，农业户口的人数比例为68.0%；非农业户口占32.0%。
4. 分析结果
为检验各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在建立回归模型之前，先运用stata 17数据分析软件对所有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方差膨胀因子VIF为2.09，小于10，表明所有变量自检不存在多重共线性，也不会影响回归模型的准确性。二元回归结果详见表1，个人收入、家庭收入、户口、房产数量和性别对居民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显著，父母工作时间、本人学历和配偶学历对居民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均不显著。个人学历、配偶学历和父母工作时间对居民三孩生育意愿有负向影响，但不显著。可见，假设1、假设7、假设8检验结果均不显著，三者假设不成立。
4.1. 收入
个人收入水平与家庭经济状况挂钩，很多人推迟生育、或者少生少育，很大一部分原因也在于“生得起、养不起”这个大难题，收入偏低便难以支撑昂贵的养育费用 [18] ，父母因此对生育成本产生顾虑。根据模型分析结果，个人收入对居民三孩生育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伴随着个人收入的上涨，生育意愿呈下降趋势，故假设2不成立，个人收入对三孩生育意愿有反作用。而家庭收入对三孩生育意愿有积极影响，相对而言收入家庭越高的家庭生育意愿也越强烈。与低收入家庭相比，高收入家庭生育三孩的机会发生比更高，达到1.3019，表明高收入家庭生育三孩的机会发生比比低收入家庭高30.19%，假设3成立。这也可以证明，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三孩的生育意愿也会随之上涨。家庭收入对于生育率的影响，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如果把孩子看作商品，父母的抚养成本可以视作前期投入，孩子反馈给他们的是未来的保障还有生活的乐趣。简单来说，经济越宽裕的家庭经济负担也越小，同时抚养压力也低。故而也不难理解，家庭收入水平高的家庭会更倾向于拥有多个子女。
4.2. 户口
户口情况是影响公众三孩生育意向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从表1可见，农业户口的居民的三孩生育意愿要明显高于城市户口，城市户口的居民生育三孩的机会发生比仅为0.6670，表明非农业户口居民生育三孩的机会发生比比农业户口居民生的低33.30%，假设4成立。这也意味着户口为农村的人生育三孩的概率会更高一点。农村户籍的居民生育意愿会更高其原因也不难理解，总体来看，农业地区的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相比起城镇都更为薄弱，农村的男女仍然秉持着传统的养老观念，认为“养儿才能防老”，子女越多，未来的保障也越大。因而农村户口的父母生育意愿也是最高的 [19] 。
4.3. 房产数量
房产对公众的三孩生育意愿有积极的影响，房产数量多的居民生育三孩的机会发生比高达为1.3030，表明房产数量多的居民生育三孩的机会发生比房产数量少的居民高30.30%，假设5成立。通常来说，房产数量和家庭收入有很大的关联，越是富裕的家庭拥有多套房的概率也越高。现在社会上的房价一直居高不下，房贷对很多家庭来说一直占家庭支出中的很大一部分。依照现在的社会风气来看，男女成婚都要看对方是不是有房有车，很多传统的疼爱子女的父母会为子女提前准备婚房，住房成本也就成为孩子抚育成本的一部分，影响着父母生育子女的意愿数量。因此如果把房屋视作固定资产，拥有多套房产的家庭固定资产也更多，随着房价的上涨，资产也随之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父母对孩子需求的增加。除了房产数量，房价变动、房屋规模这些变量也可能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但由于当前研究数据有限无法对这些变量进行验证，这也是本文的一个不足。
4.4. 性别
研究结果可见，男性想生育三孩的机会发生比比女性高39.91%，说明男性想生育三孩的意愿高于女性，假设6成立。女性的生育意愿低下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生育子女对女性就业的影响，一方面是社会就业歧视问题导致女性就业难；另一方面是生育子女所要耗费的时间成本很大程度上影响女性职业发展；其次，生育子女不可避免会对女性身体造成损伤，并且这一损伤是不可逆的，同时还会进一步导致女性身体抵抗力降低，这也是女性不愿意生“三孩”的一个重要原因；最后，思想的转变，与传统社会的女性不同，新时代的女性更加独立，比起结婚生子抚育子女，她们更想在展现自我价值，为理想而奋斗。
Table 1.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willingness to have a third child
表1. 三孩生育意愿的回归结果
Cox & Snell R Square：0.0215；预测正确率：61.9%。
5. 结论与建议
根据上文的分析，这里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果：
(一) 通常房产越多的家庭，家庭条件也更加宽裕，更有条件也更倾向于养育多个子女。
(二) 男性的三孩生育意愿会比女性更高，女性因为受就业、理想等多方面的原因影响，生育意愿更低。
(三) 户口为农业户口的人生育三孩的意愿要高于其他户口的人。
(四) 家庭收入状况是影响三孩生育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家庭经济条件更好的家庭更能承担多个子女所带来的高额养育成本，三孩生育意愿也相对更高。
总结上述因素，可以得出，在生育子女方面，很多父母关注的主要在于两个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一个是抚育问题。经济问题与收入水平挂钩，有学者基于成本–效用理论，把养育子女的成本划分为生活和教育两方面 [20] 。现在物价昂贵，首先，孩子衣食住行的费用就是一笔大开销，还有许多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造成社会教育内卷现象严重，教育成本居高不下。许多相关文献证明儿童的教育成本是呈上升趋势的。据2004年《青年研究》第12期发表的一篇文章揭露，孩子在幼托班的花费比重占孩子全部花费的将近一半，一个家庭要把一个孩子培养成才大约需要49万元人民币 [21] 。也因此，很多经济水平一般的家庭很少会选择生育三孩，而是选择专心培养一个孩子，把家庭资源都倾注到他身上。
第二个是抚育问题，中国传统抚幼方式是隔代抚养，但有实证研究表明，祖辈并不愿意抚养二孩、三孩。一方面祖辈年纪大了精力有限无力带孩子，另一方面，祖辈和父母之间存在教育观念的冲突。“隔代抚养”方式已经不再适用。除了隔代抚养，另一种抚幼方式就是父母的一方放弃工作回家，但这也行不通。一方面，二孩、三孩的抚育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少一个收入来源会让家庭经济负担加重；另一方面，由父母之中谁来放弃工作也是一个矛盾所在。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养育子女的责任更多在女性，母亲养育子女，父亲挣钱养家，我国很多家庭中家庭职责分配都是如此，女性仍需要在家庭和事业间做出选择，人们会责备不照顾好孩子的妈妈不负责任，却不会这样责备父亲。这是一种社会偏见，这种偏见要求女性放弃工作返回家庭，却不会这样要求男性。最后结果就是，女性不得不放弃事业追求回归家庭，抚育小孩的重担很大程度上都落在了女性的身上，这也导致女性生育意愿越来越低。本文主要从三孩生育意愿出发，探讨了影响三孩政策执行效果的一些因素，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一些建议：
第一，政府要扩大三孩政策宣传工作，做到人人都了解三孩政策的内涵、配套措施有哪些等。首先第一步是要转变政府的职能，长期以来我国各个地方政府生育政策方面一直执行的是管理计划生育的工作。虽然当前政策已经变换过几次了，可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公众，都还处在计划生育“少生”、“优生”的思维定式中。当下，各个地方政府应当及时转换自己的工作理念，从管理计生任务转变为“三孩政策”服务，在国家政策要求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生活习俗，贯彻落实“三孩政策”配套措施，确保政策实施稳妥有序。第二步是要提高政策宣传力度，各地政府要加强对“三孩政策”的宣传。现在网络技术发达，政府可以通过社区、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宣传方式，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对居民宣传“三孩”的正确思想，做好“三孩”的宣传解释工作，大力推广“三孩”配套措施，增进居民对“三孩”的理解，并普及生育三孩的优势，在社会上传递“多子多福”、“儿孙满堂”的传统生育文化。提高居民的生育意愿和政策的响应度。第三步，可以通过学校教育潜移默化地鼓励生育三孩，宣传生育三孩的好处，这样一方面能增加独生子女对二孩、三孩的接受程度，促进家庭和睦；另一方面，经过长期潜移默化，也能在下一代中形成一种“三孩”共识。等这些孩子长大，也更容易接受自己拥有一个“三孩”家庭，有助于政策的长远发展。
第二，降低家庭抚养压力，包括经济生活压力和昂贵的教育费用带来的压力。养育一个孩子的负担很沉重，很多家庭收入水平不高，难以负担三孩的抚育费用。为了减轻三孩家庭的负担，首先，政府可以考虑把怀孕期间产检的费用纳入医保范围，并根据生育孩子的数量对二孩、三孩家庭提供生育补贴，孕育孩子的数量越多，享受的现金补贴就越多。此外，还可以给多子女家庭提供儿童津贴，给多子女家庭提供经济支持，父母可以每月领取一定费用直至孩子年满16岁，并且儿童津贴的费用随家庭子女数量的增加而增加 [22] 。其次，政府应当采取措施规范房地产市场，控制房价涨幅，降低居民的住房负担，同时可以给与多子女家庭提供一些住房补贴，满足多子女家庭的住房需求。最后，降低学前教育的经济负担。我国实行的是九年义务制教育，中小学阶段的学费负担不重，但学前教育阶段的费用以及校外培训班、补习班的费用就成了家庭新的负担。应对这种困境，除了开办普惠性幼儿园的政策，执行普惠化收费标准，政府其实还可以在现有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对学前教育费用进行减免，或者将学前教育纳入到义务教育的范围中。
第三，推进社会男女养育责任同担，父母平等承担教育和照顾子女的责任。国家应该对社会进行育儿男女平等的思想宣传，育儿是一个父母共同的责任，因此不仅仅是女性，更要强调父亲角色的重要性，男女双方应该共担家庭生育责任，从而在社会中营造一个父母共同育儿的良好氛围。首先，针对家里有幼儿的家庭，有条件的企业可以推行“telework”的工作方式，让父母可以在家远程工作，一方面不耽误工作，另一方面也可以方便照顾幼儿。其次，除了父亲陪产假，政府还可以制定相关法律推出父亲育儿假，让父亲可以帮助母亲共同抚育幼儿，时间由父亲视情况灵活设置。最后，政府还可以就女性就业歧视问题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减少社会上的女性就业歧视情况，并设置相关机构专门为遇到就业歧视的女性处理相关问题，孕期女性也可以通过远程办公的方式处理工作，或是以弹性化的方式上班，这样即能减少用人单位的损失，又有助于保证女性的工作质量和效率，同时还能帮助女性平衡家庭和工作。此外，政府可以考虑制定相关政策，酌情补偿用人单位由于女性孕期离职带来的经济损失。这样一方面能有效缓解社会女性就业歧视现象，同时也有助于提升女性的生育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