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参与下乡村社区治理的生成机制与路径——基于K市艺术村的案例研究
Research on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Path of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under the Participation of Culture —Based on the Case of Art Village in K City
摘要: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艺术作为一个切入点可以参与到乡村社区治理并成为乡村振兴的独特路径。本文基于文化参与的视角,以K市艺术村作为案例分析,构建了艺术介入乡村社区的治理模式生成机制与发展路径。研究表明:(1) 治理的生成路径分为三个阶段:自发生阶段–政府介入阶段–多元共治阶段。三个阶段之间的逻辑在于:自发生成阶段依赖于外界艺术精英带入的社会资源与创新性构想;政府介入阶段,行政权威给乡村带来资金和体制保障;多元化共治阶段,参与主体多元化。(2) 在当前的乡村振兴过程中,艺术介入乡村治理后可利用社会精英或乡贤主导乡村治理。同时,适当的政府统筹介入是必不可少的。最后,需要通过激发多元主体的参与意识、共同体意识以完善可持续的乡村治理体系。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rt as a starting point can participate in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become a unique path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participation, this article uses the Art Village in K City as a case to build a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art intervention in rural communities. The study found that: (1) The generation path of governanc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spontaneous stage—government intervention stage—diversified co-construction stage. The logic between the three stages lies in: the spontaneous generation stage relies on the social resources and innovative ideas brought in by external artistic elites; in the stage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brings funds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to rural areas; diversified co construction stage, with diversified participants. (2) In the current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intervention of art in rural governance can utilize social elites or rural elites to lead rural governance. At the same time, ap-propriat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s essential. Finally,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sustainable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by stimulating the participation and community awareness of diverse subjects.
文章引用:张琼尹. 文化参与下乡村社区治理的生成机制与路径——基于K市艺术村的案例研究[J]. 可持续发展, 2023, 13(5): 1469-1477. https://doi.org/10.12677/SD.2023.135165

1. 问题的提出

乡村振兴是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其目标是为了解决农村的贫困和发展问题。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战略下,社会各界都积极参与到乡村振兴中。艺术及艺术精英的介入作为一种创新型参与模式与参与主体开始出现并且成为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与以往政府命令式的艺术介入所不同的是,这一参与模式特点在于由艺术精英自发,并且最先介入到治理模式中。那么在实践中,文化介入后如何形成乡村社区治理路径,文化参与下的乡村社区治理需遵循何种逻辑等问题成为了关于这一乡村治理创新路径的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以往关于文化参与下乡村社区振兴的研究有两个研究方向,第一是从建筑与规划的方向探究文化参与到乡村社区振兴后的建设问题,另一个是从公共管理的方向探究文化参与下乡村社区的治理问题。本研究站在公共管理的方向上探究文化参与下乡村社区的治理问题。

根据对以往文献的研究,这一方向下具体的研究视角又可以分为两个,一是在社区营造视角下研究文化参与社区治理研究;二是在文化治理视角下的乡村社区治理模式生成机制的逻辑研究。本研究选择将文化治理视角作为切入点,并提出以下问题:文化参与下的乡村社区治理机制是如何生成的?在这一机制中都有哪些参与者,不同阶段参与者们都扮演了哪些不同的角色?以及文化参与下乡村治理机制存在哪些特点?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研究引入K市艺术村作为案例,通过对案例的呈现与分析试图回答提出的问题,并为文化介入到乡村振兴提供一条可行治理路线与逻辑。本研究接下来将先进行文献综述,继而进行案例呈现并对案例进行分析,最后形成文化参与到乡村治理的路径与逻辑。

2. 文献综述与研究视角

2.1. 文献综述:基于乡村社区治理的两个研究视角与四个问题

已有研究关于本文所关注的文化介入乡村社区治理模式的研究有两种视角:一是在社区营造视角下研究文化参与社区治理研究,主要关注利用文化营造促进老旧社区更新过程中需要做些什么。二是在文化治理视角下的乡村社区治理模式生成机制的逻辑研究,主要回答了:基于文化视角的社区更新参与者有哪些?参与主体分别有哪些行为?文化介入社区治理这一治理模式的生成逻辑是什么?

(1) 营造视角下研究文化参与社区治理研究。“人、文、地、产、景”是社区总体营造的核心概念 [1] ,社区营造最早开始于日本的“造町运动”,日本社区营造中地方魅力的来源于社区居民,至今有50多年历史,一般由居民联合的社团组织牵头鼓励当地居民自主动手建设自己的家园,并由居民直接参与到解决问题的建设中来。自2001年最早一批将文化营造引入社区更新并获得初步成功的实例出现后,大陆学界对于此类将人文资本引入老旧社区更新的研究开始增多。针对文化营造促进社区更新要怎么做,已有研究大都在“人、文、地、产、景”的理论基础上展开,认为在社区营造过程中,不仅是空间上的更新,以文化为出发点从产业、社会、社区凝聚力等多个维度进行更新也是必要的。 [2] 同时,要注重引入之后的治理机制与活力再生 [3] ,在空间设计的基础上强调社区营造过程中平衡永续生存和发展间的关系。 [4]

(2) 文化治理视角下的乡村社区治理模式生成机制的逻辑研究。首先是关于公共空间治理的参与者及其角色,学者们一致认为一个现代化的高效治理模式需要多元化的参与主体。尤其是当文化介入到治理模式中后,要以农村居民的文化需求为导向,构建一个社会参与的多元素运行模式。 [5] 这个多元主体的治理模式强调的是,政府、社区组织、社区成员单位、非营利组织、社区居民等之间的合作互动过程,这一过程是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公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过程,其中关键是要协调和均衡社区的各种利益关系。 [6] 也有研究强调一个良好社区治理体系的形成是社区共同体的重塑过程 [7] ,特征在于过程期间政府角色的转变以及多元主体参与。 [8] 这一过程通过深度利用现有文化基础设施,进行深度的文化挖掘,持续提升乡村公共文化的自我生产与供给,推动乡村文化内生发展,增加文化服务供给,以达到乡村和文化的可持续共生。 [9] 这也就回答了参与主体存在什么行为这一问题。其次是针对治理模式的生成逻辑,从当前研究来看,对于文化参与公共空间治理的模式可以总结为:社团的介入——政府介入——多元化主体。 [10] 在这一机制中,“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政府介入的力度、主体从单一性到多元性的转变都决定了一个良好的社区治理模式是否能生成。 [11]

2.2. 研究视角:文化介入乡村社区治理的生成逻辑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研究发现,虽然学者们已经从营造路径、治理机制以及治理参与者及其行为三个角度系统回答了文化进入到社区之后的改造路径和后续治理问题。但是对于文化介入乡村社区治理的生成机制的分析较少。尤其是在结合乡村振兴背景,文化参与下的乡村社区治理机制是如何生成的?在这一机制中都有哪些参与者?不同阶段参与者们都扮演了哪些不同的角色?以及文化参与下乡村治理机制存在哪些特点?解答这些问题的研究较少。基于此,本研究结合K市某艺术村建设的个案,从社区治理模式生成机制这一视角探究文化介入到乡村社区治理的行动策略及其治理机制的生成逻辑,进一步提炼乡村振兴和文化参与社区治理新路径。

为了解决本研究提出的问题,作者2021年1月和5月分别两次前往艺术村开展调查,每次调研维持一周,并且在两次调研期间持续关注艺术村的发展动态。调研期间通过深度访谈、官方文献、资料搜集等多种方式获取资料,其中访谈对象包括艺术家2名,村民3名(其中一名为村民小组组长),政府工作人员1名,本文中公开的访谈内容及访谈者姓名均在得到受访者同意后公开。

3. 案例引入

2018年6月3日,中国(H省)自由贸易试验区新闻发布会召开,经省委、省政府深入调研、统筹规划,决定设立新区,努力建设成为中国(H省)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集中展示区。K市J新区,涉及4镇1区,包括行政村52个,自然村475个。这对规划内村镇的振兴是一个极大的机遇。 [12]

该村紧邻新区发展主干道,是一个百年古村,2018年以前老村的基础设施比较差,不少闲置民居老旧破败。2020年7月,2020年8月,新区发展主干道改造及东延长线项目通车,这条新干道让沿线的该村交通条件大为改善,拉近了村庄和城区的距离。

研究我国乡村振兴实践过程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基层政府面临的最大困境在于资源,包括人脉资源、资金资源、人才资源等。该村拥有良好的地理区位优势,同时新区建设“火力全开”,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但是作为一个百年古村,该村由于缺少资源,几乎没享受过“旅游红利”。 [13]

“太普通了,没有特色。”“2013年,我们搬进了村里集中建设的新房,老房子就变成了杂物间。”(访谈资料:村民120210420W)1

3.1. 艺术精英介入

在本研究选取的案例中,艺术精英是指最先来到该村的画家们,他们在当地艺术领域有一定的成就,在社会上也有相应的资源。在本研究案例中,艺术精英引进先进的社区改造经验与模式即用艺术改造乡村,给村子带来的不仅是艺术资源,还带来资金收入。

2016年,H省油画院副院长租下了村里的一间小屋,有空时便在村子里作画。参考北京798艺术村,这位画家也想把村子建设成为艺术村,于是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身边同样是艺术家的朋友。2019年新区国际文化交往组团控制性详规公布,村子处于该片区之内。 [14]

“我和艺术家朋友交流后发现,同行们都希望能找到一个既方便同行交流又能安心创作的地方。通过调查,我们一群人发现目前H省还没有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聚集村落。”(访谈资料:画家420210421Z)

一批优秀的艺术家朋友结伴来到村子里。一番商议后,画家们决定将村子打造一个“画家村”,借建设自贸区的东风,利用新区建设国际文化交往组团各项政策,用艺术改造乡村。于是,第一批画家们租了村民们闲置的瓦房,几名年轻人对标北京的“798艺术区”给村子取了名。

渐渐地,该村在H省艺术家圈子一传十十传百,于是越来越多的画家进驻。画家们不仅用艺术改造了乡村,而且给村里带来了看得见的租金收入。

“最开始我家那栋紧挨着马路的闲置老房子被一个年轻人以1.2万元/年的租金租下。这栋老房子包括客厅一共有3间房,面积大约90平方米,闲置七八年了,平时用于堆放杂物。”“租金不低,我担心年轻人返回,抓紧时间把房子清理一遍。”(访谈资料:村民220210420W)

租下房子后,画家们找来了工人,将所有外墙都刷白并在老房子的墙壁上进行创作。

“满墙彩绘让他家的老房子重新焕发了生命力,村民有事没事总爱到老房子附近溜达。附近20多栋老旧闲置房屋陆陆续续被刷白被画家和助手们画上了画。”(访谈资料:村民小组组长320210420W)

从2020年9月开始,村里除了经常有网络拍客和市民光顾,省内外知名画家也成了村里常客。除了看村中展厅的画展,不少画家走到村民家中,跟村民商讨租房开工作室事宜。

在艺术家的带动下,村民开始愿意并主动将房屋租给画家。虽然艺术精英将新的乡村建设模式带入乡村,但是并未形成一种治理模式。这个阶段,艺术村仅停留在闲置房屋的改造,艺术家与村民之间的互动除停留在房屋租赁。

3.2. 政府介入

在艺术村概念落实的过程中,政府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行政权力的嵌入并没有将艺术村建设转变成“自上而下”的模式。所不同的是,政府给艺术村带来了更多的政府精英,这些精英在艺术村建设过程中起到了统筹带动作用,他们提出了艺术村建设的主线与理念,给艺术村带来了更多的媒体资源和专业的治理理念。同时,政府架起了艺术家团队与村民之间沟通的桥梁,村民们开始参与到艺术村的建设过程中,与画家们之间也不再是租户与用户之间的关系。

政府介入该模式的标志就是镇乡村振兴工作队的成立。2019年3月,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选派乡村振兴工作队实施方案》,省委组织部、农业农村厅、财政厅联合印发了《H省乡村振兴工作队选派管理办法》,借鉴脱贫攻坚工作做法,向全省所有乡镇、行政村选派乡村振兴工作队,推动乡村振兴各项部署在农村基层落地见效。

工作队来到了村里后,打造艺术村的事被正式提上了日程。党支部联合乡村振兴工作队筹款30多万元完善基础设施,新建了近200米长的村道,清理垃圾和杂草,整治分散养殖的乱象。村庄干净整洁,房租便宜,交通便利,很快吸引了另一批画家入驻。

“村子底子好,没有贫困户,文化底蕴深厚,村里的画家还有建设艺术村的计划,生态振兴、文化振兴是条好路子。”“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新区的乡村振兴必须有特色,要给自贸港建设锦上添花才行。”“用艺术推动乡村振兴,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特色发展优势。”(访谈资料:驻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420210421C)

3.3. 村民自组织介入

由于政府的介入,艺术村的建设提上日程并且初见雏形。越来越多的画家入住艺术村成立工作室,村民也不再只是“房东”,他们参与到了文化带来的产业经济中,也参与到乡村社区的建设中。借助艺术村带来的旅游红利,村民还开展了农家乐、民宿等的艺术村配套设施。

“村民小组组织会定期组织我们清理垃圾和杂草,现在家禽集中养殖在一个池塘。”(访谈资料:村民120210421W)

艺术村的建设和管理仅靠艺术精英和政府的介入是不够的,村民自组织的介入让艺术村的管理结构与形式更加完整,管理主体更加多元。

3.4. 多元化参与主体介入

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最主要的是一个新的社会治理体系的成立。这个治理体系最明显的特征是社会治理主体由政府单一主体转变成企业、团体和个人的多元治理主体。尤其在乡村治理层面,多元治理主体共治不仅可以解决乡贤治理而陷入个人主义或家长式管理的困境,也要避免因缺乏治理主体而各自为战。广州小洲村曾因区位和生态优势吸引了大批艺术家入驻,一时兴旺发达,但因缺乏有效治理主体,农民私搭乱建、肆意涨租,最终导致租户外迁、乡村衰落。 [15] 在艺术村的案例中,一个多元化的管理体系是艺术村建成并长久存续的重要因素。在艺术村建设的后期,艺术村相关建设和运营管理模式开始逐步实现多元主体社会化。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如学校、企业、社会组织参与到乡村建设,为艺术村乡村振兴增添了新动能。

一是画家们组成的文艺志愿服务队。入驻艺术村的画家们,自发成立文艺志愿服务队,深入村里的小巷,因地制宜进行墙绘。

二是政府和画家们深入合作。艺术村会定期举办由政府出资,画家们提供公共服务的书画展、艺术节等类的活动。

在村党支部和乡村振兴工作队的支持下,艺术家们陆续租下老村的民居,将单调的民居改造成为特色艺术馆,举办精彩的艺术展览,展示推介优秀的艺术作品;同时将工作室导入村里,形成创作展示艺术聚集区。

三是“我在新区有块地”项目。由村民组织的城里的游客就能在村里吃上自己亲手种的菜。这个项目通过盘活村民自有土地,促进公众参与到艺术村公共空间的管理。

四是艺术村与艺术院校开展合作,共建产学研融合发展新基地。艺术院校与艺术村合作旨在不断加强校企产学研一体化发展,为学生提供优质的实践、实习、创业平台,对未来产学研发展探索出新路径。双方依托自贸区建设和乡村振兴的政策背景,以多层次、全方位的艺术形式介入乡村建设,在乡建人才培养、传统村落保护、传统工艺振兴、美丽乡村建设和文化传承创新等诸多方面开展合作,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力量。 [16]

艺术村从2016年第一批画家入驻到2019年政府介入再到2020年艺术村正式建成,艺术村新兴的细分业态逐渐涌现:名家字画、原创油画、美术培训、墙绘雕塑、陶艺创作展销、古筝培训、字画装裱、景观亮化美化、会议展览等,如今艺术村已由最先文化介入乡村老旧社区的营造到现在的形成一条完整的乡村治理路线与管理模式。

4. K市某乡村社区艺术介入乡村治理的生成逻辑

通过对艺术村发展历程的分析以及形成机制的推理,本研究构建了文化参与乡村治理的生成机制分成以下三个阶段。

4.1. 自发生成阶段:社会精英最先介入

2016年到2019年乡村振兴工作队介入之前是艺术村的自发生成阶段。这一阶段最主要的特点是社会艺术精英最先介入,他们借鉴国内外艺术社区形成的案例经验,提出了艺术村的建造构想,并利用自身拥有的资源助推其发展在提出构想阶段。在艺术村建造初期,各文化参与主体自觉自发,构成了艺术村自发生成的源动力,艺术精英们依靠自身社会资源帮助艺术村实现了最初硬件上的翻新,例如利用墙壁作画、利用老旧物件创造新的艺术场景等,这些都构造了艺术村的最初特色。文化是人们最根深蒂固的东西,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艺术家们在自发生成阶段翻新与营造艺术场景并且给村民带来一定资金收入,得到了村民的初步认可和信任,为后续艺术村构想获得村民和政府支持奠定了基础。

从艺术村的实践证明,乡村老旧社区的治理除了政府主导外,还可以创新性地依赖社会力量的介入并起主导作用,尤其是社会精英或者乡贤等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 [17] 社会力量的社会资源网络和组织能力可以给乡村社区带来更多的资源。同时,前期提出构想阶段政府缺位某种程度上造就了艺术村的自由成长,同时迫使社会力量最大限度的发挥自身优势,调动一切资源进行建设。艺术精英契合了国家政策下乡村治理主体缺位的现实背景及重建乡村精神文化的迫切需求,成为艺术村治理体制形成的有力推手。 [18]

但也应该看到,此阶段政府力量的缺席使艺术村缺少资金与统筹支持,此时的艺术村模式是脆弱的,极易受到外界变量的影响。因此,政府力量如何介入成为艺术村长效、有序发展的关键因素。

4.2. 政府介入阶段:政府行为的辅助

政府在艺术村从构想到落成的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行政力量的介入推动了艺术介入后治理模式的成型。在有了上述基础后,政府借助乡村振兴这一背景嵌入到艺术村的管理中来。这一时期,乡村振兴工作队抓住机遇,将乡村振兴转化为打造艺术村的总体思想路线和精神指引,使艺术村治理模式经历了从社会力量自发治理到行政辅助型治理的转变。

与以往艺术改造社区的案例所不同的是,政府介入之后并没有将艺术村的治理模式演变成“政府唱独角戏”模式,而是充当了资金保障与统筹的辅助角色。通过政府行为的介入,艺术村获得了更多的资源与支持,主要表现在乡村振兴工作队筹集资金翻新基础设施、支持艺术家们开拓多样化的艺术业态、帮助艺术村宣传、帮助打造艺术村的文化精神。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艺术村的基本运营管理,也为艺术村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支持。同时,政府还充当了连接艺术家和村民的纽带,利用其权威保障身份并构建乡村振兴这一思想认同消除了部分村民对艺术家及艺术村的消极看法,为后续村民主动参与治理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但同时,依然要警惕的是随着艺术村的发展,政府可能出现介入力度失衡从而导致艺术精英越来越失去引导力,艺术村治理模式陷入行政化倾向严重的困境。 [19] 因此,引入更多的治理主体尤其是村民、社会组织以激发乡村治理的内生活力,让艺术村保持艺术特色的同时形成更科学的治理模式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4.3. 多元化共治阶段:多样化的治理主体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全面振兴乡村需要多维创新,也就是乡村振兴需要多元主体参与,多种方式推进,多样内容发展。 [20] 因此,为了更有效的实现乡村振兴及乡村治理,艺术村的进一步建设需要建立一种有机式的、动态式的治理体制。在政府的调动、吸纳、整合下,不断汇入了更多地参与主体,形成了多元力量参与格局。

一是村民。在政府介入后村民参与意识开始觉醒,此后村民便也作为一种重要元素加入到了艺术村的改造与治理中。以自治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与活力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过程。 [21] 在案例中,村民们参与的场域主要是在硬件设施和环境的维护、作为主体之一参与企业商家的入驻投票中、参与到文化产业当中等。村民角色由原来的“租户”转变成“治理参与者”,乡村共同体意识正在加速构建。

二是社会团体。在政府的合理统筹调度与宣传下,社会团体开始进入到治理场域。首先是越来越多艺术家的到来保证了文化参与乡村建设的初心;其次是学校与艺术村合作,加深了艺术介入乡村治理的层次,这一条产学研的新途径为艺术村开辟了更广泛的产业同时也拓宽了治理场域中的参与主体。

至此,一个政府、村民、社会的多元共治模式已经成型,艺术村的治理体系得到不断优化,现代化治理水平已经明显提高,开放多元创新的乡村振兴治理模式正在形成,政府力量、社会力量和艺术力量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融合到艺术村的改造与治理进程中。在这一治理模式中,政府更多的是提供资金支持与引导作用,为社会力量提供文化参与的平台和空间,不断优化文化参与体系;村民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发挥,成为公平治理的重要保障;社会精英的能量也得到了很好的激发,成为乡村社区艺术的源泉。

结合以上案例分析,乡村振兴背景下文化参与到乡村社区治理的逻辑在于: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在一个缺乏各类资源的老旧乡村社区中,艺术精英最先引入了创新的建造理念与模式,并率先开启了更新。其次,政府作为获得认同、凝聚共识的基础,引入了政府精英与资金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统筹了治理模式的形成与参与体系的优化。最后,多元主体的参与丰富了治理体系,形成了一个更加有机的、可持续的治理体系。

5. 结语

经过一年多的正式建设,如今权拥东村村貌焕然一新,成为K市近郊闻名的艺术新村。作为一种乡村振兴发展的创新模式,艺术村模式不仅用独特的视角传播美丽乡村风情,而且也为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提供了一条创新治理路径。本研究通过探究艺术村的生成路径,得出了以下结论。

(1) 本文论证了文化参与下乡村治理新模式的生成机制与发展路径。本研究认为艺术村的生成路径的逻辑在于:在自发生成阶段,乡村依赖于外界艺术精英的介入,并带入社会资源与创新性构想;在政府介入阶段,政府的行政权威不仅给乡村带来资金补充,而且政府介入之后其统筹带动作用为后续艺术村建立一个成熟的治理模式提供了体制保障;在多元化共治阶段,参与主体多元化,政府不断优化体系建设,增强文化治理的引导能力,社会团体的加入加深了治理模式的层次性,村民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并参与到共同体建设中。

(2) 本研究认为,艺术村治理模式值得借鉴的经验在于:首先,在当前的乡村振兴过程中,可以利用社会精英或乡贤主导乡村治理。社会精英及其拥有的社会资源都可以成为乡村发展的资本。其次,政府的统筹作用必不可少但是需要保持介入的力度。政府不参与其中会导致乡村社区治理没有体制保障,政府过度参与反而会导致社会精英退出和治理体制僵化。最后,构建一个现代化并且可持续的乡村治理体系需要激发多元主体的参与意识、构建共同体意识。

(3) 文旅融合是乡村振兴的一条创新路径。在当前的乡村振兴背景下,艺术作为一个切入点可以成为乡村振兴的独特路径不仅带动乡村发展起艺术产业而且也为村民带来了新的就业岗位,做到了扶贫、扶智、扶志的结合。尤其是学校作为一种特殊社会团体参与到其中,为文旅融合与产学研转化增添了新亮点。

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艺术村虽然建成但是要想长久发展并且真正打造出特色,后续的可持续性治理也是值得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但本研究由于时间原因,未能充分关注与展示艺术村的后续发展与治理,这也成为本研究的不足。

NOTES

1访谈资料编码规则:身份 + 编号 + 访谈日期 + 访谈对象姓氏,例如“村民120210421W”的含义是在2021年04月21日对姓氏为W的村民进行的访谈。

参考文献

[1] 陈可石, 高佳. 台湾艺术介入社区营造的乡村复兴模式研究——以台南市土沟村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16, 23(2): 57-63.
[2] 刘阳. 基于文化资本的社区更新研究——以重庆市渝中区为例[D]: [硕士学位论文]. 重庆: 重庆大学, 2016.
[3] 吴翔华, 冯洁玉. 社区营造视角下居住性历史街区更新治理探索——以南京小西湖项目为例[J]. 上海城市规划, 2022(5): 125-130.
[4] 陈非. 社区主导的可持续历史保护与地方营造——以中国香港薄扶林村为例[J]. 建筑学报, 2022(6): 90-95.
https://doi.org/10.19819/j.cnki.ISSN0529-1399.202206014
[5] 耿达, 傅才武.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构:内涵与模式[J].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15, 17(6): 11-16.
https://doi.org/10.16326/j.cnki.1008-7168.2015.06.002
[6] 刘中起. 走向多元主体互动治理: 和谐社会构建语境中的社区建设模式新探索[J]. 探索, 2009(5): 125-132.
https://doi.org/10.16501/j.cnki.50-1019/d.2009.05.032
[7] 吴晓林. 台湾城市社区的治理结构及其“去代理化”逻辑——一个来自台北市的调查[J]. 公共管理学报, 2015, 12(1): 46-57+155.
https://doi.org/10.16149/j.cnki.23-1523.2015.01.005
[8] 吴晓林. 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研究述评(2000-2010年)——以CSSCI检索论文为主要研究对象[J]. 公共管理学报, 2012, 9(1): 111-120+128.
[9] 杨志玲, 赵阳. 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 因素、路径与发展策略[J]. 河南社会科学, 2022, 30(12): 104-110.
[10] 耿达.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成机制与发展路径——基于扎根理论的云南和顺图书馆的案例研究[J]. 中国农村观察, 2019(5): 53-70.
[11] 苗大雷, 曹志刚. 台湾地区社区营造的历史经验、未竟问题及启示——兼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路径[J]. 中国行政管理, 2016(10): 87-93.
[12]
http://jdxq.haikou.gov.cn/xinwen/list-234.html
[13] 张期望. 更接地气更有野趣 海口江东这个村子靠颜值火爆“出圈” [Z/OL].
http://haikou.hinews.cn/system/2021/01/29/032500729.shtml, 2021-01-29.
[14] 898艺术村: 海口江东的小798[Z/OL].
https://www.hi.jcy.gov.cn/webSite/module/M101/view/674300/00720015, 2021-02-02.
[15] 姚树荣, 周诗雨. 乡村振兴的共建共治共享路径研究[J]. 中国农村经济, 2020(2): 14-29.
[16] 海口江东新区898艺术村: 打好村校合作牌 走好艺术产业路[Z/OL].
http://jdxq.haikou.gov.cn/xinwen/2021/show-2963.html, 2021-12-07.
[17] 张铭. 乡土精英治理: 当下农村基层社区治理的可行模式[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1): 10-18.
[18] 付翠莲. 乡村振兴视域下新乡贤推进乡村软治理的路径研究[J]. 求实, 2019(4): 76-83+111-112.
[19] 郑萍. 文化民生视野下的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 2011, 18(11): 115-118.
[20] 吴理财, 解胜利. 文化治理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振兴: 价值耦合与体系建构[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1): 16-23+162-163.
https://doi.org/10.13300/j.cnki.hnwkxb.2019.01.003
[21] 杨梅, 郝华勇. 特色小镇引领乡村振兴机理研究[J]. 开放导报, 2018(2): 72-77.
https://doi.org/10.19625/j.cnki.cn44-1338/f.2018.0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