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开展，资本主义的崛起、发展，在带来巨大经济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危机严重化发展。此时的自然科学发展迅速，虽有很多重大发现，但诸如牛顿、培根和黑格尔等科学家、哲学家坚持的仍是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作为恩格斯撰写于1873年至1882年尚未全部完成的一部手稿，《自然辩证法》主要是由论文、札记和片段等构成，是恩格斯对近代自然科学以及自然界进行研究、总结的一大著作。该书主要包括“历史导论”、“辩证法作为科学”、数学物理学等“各门科学的辩证内容”，以及在恩格斯逝世后不久加入了《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两篇论文。《自然辩证法》在总结近代欧洲自然科学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批判以“自然界绝对不变”为核心的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以及丰富发展马克思生态思想，随后展开关于劳动、人与自然、生态危机等问题的具体分析、研究，展现了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与自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尊重自然尊重客观规律等丰富的生态思想。本文将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出发，论述其生态思想的历史背景、理论渊源以及主要内容，最后结合当下我国和国外的生态实践全面阐述其生态思想的当代价值。
2. 《自然辩证法》生态思想的理论基础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生态思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1873年至1882年深入的思考、探索过程，是在一定历史时代背景下以及批判继承前人的思想成果下产生的，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2.1. 《自然辩证法》生态思想的历史背景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对《自然辩证法》生态思想深刻、全面的认识，就要从恩格斯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出发，即从当时的生态环境问题、工业革命开展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等出发。
2.1.1. 工业革命引起生态环境问题
以往人们大都认为自然资源是无穷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正是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从最早的直接利用大自然，也就是狩猎以及采集，发展到后来无限度地开发自然，即发展农业和工业等等，都是对自然的掠夺。这时，人们只考虑到向自然索取，却很少考虑自然界的未来，只是把自然界当作是一个索取各种资源的巨大的仓库([1], pp. 31-34)。在对自然界的改造中，虽然人们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从而过上了多姿多彩的物质文化生活，但是，自然界也从多个方面一次又一次地报复了人类，尤其是产生了生态破坏还有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特别是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震撼开展，随后十九世纪欧美其他国家也先后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由此进入了工业时代。当时资本主义发展与工业革命同时进行，相互作用。一方面，工业革命极大提升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迎来了飞速发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巩固也推动了工业革命的进程。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提及：“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由此可以推断出工业革命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如此之大。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的进一步深入，人们以自然界的“主人”身份在对自然界进行以往从未有过的肆无忌惮的开发与改造、掠夺与破坏的同时，近乎疯狂地制造了种类繁多且成分复杂的废弃物。紧随其后的是这一传统工业化道路使得自然环境遭受了异常严重的破坏，所谓的工业文明呈现的是一种掠夺型、污染型以及征服型的特征，使人类在获得并享用丰富物质财富的时候，遇到了更多更严重的生存危机。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恩格斯指出：“一条黑水流过这个城市，很难说这是一条小河还是一长列臭水洼。这条黑水把本来就很不清洁的空气弄得更加污浊不堪”[3]“高高地堆积在这些死水洼之间的一堆堆的垃圾、废弃物和令人作呕的脏东西不断地散发出臭味来污染四周的空气。”[3]由此可知，此时的资源匮乏、土地沙化、环境污染、物种减少、气候异常等生态环境问题，不仅严重影响人类的生存发展，而且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矛盾。
2.1.2. 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
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自然科学发展迅速，科学研究成果大量涌现，这比以往更有突破性。迈尔与焦耳发现的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意味着世间万事万物是发展的、变化的，没有绝对的静止。施莱登及施旺建构的细胞学说，标志着生物学研究进入了细胞水平，证明了动植物共同的起源，进而为自然界的统一提供了理论依据。达尔文提出的生物进化论有力地冲击了神创论和形而上学物种不变论，揭示了事物发展是从低价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以上三大发现不但是有力推动了自然科学得以发展，而且也大大启发了恩格斯，成为了《自然辩证法》写作的重要基础。此外，自然科学发展成果还包括康德与拉普拉斯共同建构的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律、赖尔的地质渐变论等等。正如恩格斯写道：“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4]。近代欧洲自然科学的发展成果，推动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逐渐发现自然界是一个相互联系、作用的整体，“尤其是自然科学都将突飞猛进，使以往的一切都黯然失色。”([5], p. 23)
近代工业革命及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自然科学的不断推进对以往机械自然观的猛力冲击，深刻体现了自然界万物的相互联系、作用。恩格斯指出：“新的自然观就其基本点来说已经完备：一切僵硬的东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做永恒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作着。”([5], p. 18)工业革命的开展、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成为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生态思想的坚实现实基础。
2.2. 《自然辩证法》生态思想的理论渊源
“如果我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没有前人的成就即理论渊源以及对其的批判乃至超越，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因此，《自然辩证法》的生态思想同样具有一定的理论渊源——对近代形而上学自然观的批判和超越，以及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2.2.1. 《自然辩证法》生态思想对近代形而上学自然观的批判和超越
第一，中世纪的欧洲经历了所谓的上千年宗教黑暗统治时期，直到文艺复兴以及宗教改革时期，伴随自然科学的发展，当时人们的自然观由古代朴素辩证法向形而上学转变，得出“这个时期的突出特征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总观点，其核心就是自然界绝对不变的看法。不管自然界本身是怎样产生的，只要它一旦存在，那么它在存在的时候就总是这个样子”([5], p. 12)这一观点，即形成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在这一自然观的影响下，牛顿、培根、康德和黑格尔等科学家、哲学家大都运用孤立的、静止的还有片面的方式考察事物运动的状态、变化等，从而否定了事物发展中的联系性。英国哲学家培根言道：“人是自然的仆役和解释者，因为他所能做的和所能了解的，就是他在事实上或在思想上对于自然过程所见到的那么多，也就只是那么多”[6]，“要征服自然必须服从自然。”[6]由此可以知道培根认为人们可以认识、利用并征服自然，为机械自然观开辟了道路。而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则以他所称为判断一切的标准的“我思故我在”这一理念以及数学来表征自然的特征，认为人类通过实践理性，可以对自然进行完全控制，认为人可以单方面对自然发挥主观能动性，人与自然是一种对立关系。在这一自然与人类对立的驱使下，人们优先追求的是更多更高的自身利益，为了实现自我的发展，从自然中源源不断地索取自己所需的资源，大肆剥夺自然的一切，无节制地向自然施加压力。恩格斯认为培根、笛卡尔等人的观点是要孤立自然界，静止、片面地考究自然万物以及人与自然的对立，是一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同时对生态的破坏愈演愈烈，由此恩格斯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恩格斯指出，“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来说，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5], p. 42)，辩证法提供自然界是普遍联系、不断发展的观点使人重新认识自然。至此，恩格斯看到了这一机械的形而上学自然观已经快要倒塌，辩证法这一崭新的思维方式将要建立并传播开来。在这一背景下，《自然辩证法》的生态思想逐渐形成，为往后的人们科学认识自然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二，作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自然辩证法》中的生态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一样都是对德国古典哲学自然观的辩证否定。“给我物质，我就用它来造出一个宇宙来！”康[7]德从宇宙万物生成、发展的规律中以全新的视角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放在主体地位，注重人的主体意识。康德同时写道：“理智的(先天)法则不是理智从自然界得来的，而是理智给自然界规定的。”[8]这体现了康德主张人类要顺从自然、尊重自然，但有理性的人类并不完全臣服于自然，而是认为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虽然康德认为自然属于人的感觉经验一部分，人不能超越自身经验而真正地认识自然、事物等则具有一定的不彻底性，但康德的自然观对《自然辩证法》的生态思想有一定的影响。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原，“自然是作为它在理念中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自然处于“绝对精神”之下。但是，黑格尔还认为，精神必须要通过自然才能回归到自我意识，自然界存在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规律，人可以通过实践认识和改造自然，在发挥主体能动性改造自然的同时人应该要遵从自然规律，不能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无限度地向自然攫取。由于黑格尔的“自然”是建立在“绝对精神”之下的，因此恩格斯指出：“首先要明确的是，这里的问题决不是要捍卫黑格尔的出发点：精神、思维、观念是本原的东西”([5], p. 46)，自然科学研究要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出发，从事实中发现事物的联系。同时，“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一切真实的联系都是颠倒的”([5], p. 47)，“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是倒立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9]因此，黑格尔的自然观及其辩证法在给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生态思想以启迪的同时还需扬弃其思辨的唯心主义等局限性。
第三，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生态思想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不一样”的生态思想。首先，费尔巴哈认同物质的第一性，但主张从感性事物出发，强调感官感觉的事物([10], pp. 82-88)，认为人只有通过感性的自然才能真正地认识自然以及自身，否定了黑格尔从绝对精神出发认识自然的观点。其次，费尔巴哈对于“人”的本质，认为要在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去寻找、研究，由此费尔巴哈在坚持唯物主义下建立了人本主义自然观，这是其进步性。最后，费尔巴哈对自然的研究却与社会实践相分离，人与自然相分离，使得人与自然对立，此时费尔巴哈眼中的人是抽象的，而非社会中的人，有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自然也不再是自在的、纯天然的，换句话说费尔巴哈只是看到了人的自然属性，却没有看到人的社会性，自然也没有因为人的实践活动而发生任何变化，这是费尔巴哈生态思想的一大局限性。恩格斯借鉴《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作，从费尔巴哈的生态思想中受到启发，结合马克思的实践观，把社会实践与自然的研究相结合，在人类劳动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与自然在实践活动中获得了统一，实现了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自然观的一大超越。
2.2.2. 恩格斯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的丰富与发展
伟大哲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始终并肩作战，尽管两人各自的生态思想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但其本质、目标却殊途同归。《自然辩证法》既是对当时自然科学发展成果的研究总结以及对形而上学的自然观的批判，也是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首先，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众所周知，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这样专门论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著作相比，比较少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以至于詹姆斯·奥康纳认为：“他们不仅没有准确预见资本在‘自然的稀缺性’面前重构自身的能力，也没有预见资本所具有的保护资源和防止或消除污染的能力”([11], pp. 124, 180, 206)，即认为马克思欠缺生态思想，但深入考究马克思著作依然或多或少存在生态思想，比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等著作，都有所强调人和自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需要依靠自然而得以生存、发展。“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2]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与马克思类似，指出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在实践活动过程中认识并尊重自然规律，认识并改造自然。
其次，关于对自然界的考察角度。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及：“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12]马克思从近代科学技术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力快速发展出发，引申出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对改造自然的巨大力量，这也就表明了马克思并不是就自然而谈自然，而主要是从社会及其生产的角度来考察自然界，探究的是“人化自然”的运动、变化规律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自然的考察角度则不同，他主要是从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对自然界进行考察，从万物生长的自然界中论证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同时还涉及了人类的起源、劳动在人与自然之间的作用等问题。换句话说，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将马克思的社会领域研究拓展到了自然的领域，无疑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生态思想。
最后，关于生态危机的原因论述。上文提及马克思主义是从社会领域考察自然界，因此亦在社会领域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异化劳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劳动的根源是私有制，这一异化劳动则会导致人与自然的异化，进而人与自然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对立关系，人与自然难以和谐共处，因此必然引起生态危机，换句话说，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间接引起了生态危机。恩格斯则基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结合社会领域以及自然领域，指出生态危机的根源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的对立。恩格斯的这一观点无疑是对马克思生态危机的根源论证的一大发展，两者都指向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另外，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主张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以解决生态危机。恩格斯更具超越性的指出要建立更先进的共产主义制度，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实现人类的长远发展。
总的来说，《自然辩证法》的生态思想不论是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生态思想，也更具前瞻性、超越性。
3. 《自然辩证法》生态思想的主要内容
生态思想是世界观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建立在对生态系统认识基础上对人与外部环境关系的深入考察以及把握，主要包括尊重和保护自然，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统一等观点。作为恩格斯经典著作之一的《自然辩证法》，其表现出来的生态思想已然成熟。在这一著作中，恩格斯详尽论证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化解方法等，下文将对此作应有的阐释。
3.1. 《自然辩证法》文本简介
在阐述《自然辩证法》生态思想的主要内容之前，有必要对《自然辩证法》及其文本内容作一个整体的分析、概括，以便更好地深入其生态思想。下文将对《自然辩证法》文本的写作目的、主要内容进行简单的介绍、概括。
在恩格斯逝世时，《自然辩证法》还未完成，但有明确的写作目标。在该著作的计划草案中，恩格斯表明《自然辩证法》首先是总结当时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用唯物辩证法论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捍卫、传播马克思主义；其次阐释规律客观性、普遍性，倡导人们认识、尊重并掌握自然规律；最后是与揭示人类社会辩证法的《资本论》相配合，《自然辩证法》揭露自然的辩证法，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由181个部分构成，其中有2个计划草案、10篇论文和169段片段与札记。按照总计划草案，《自然辩证法》文本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以下三部分：
首先，恩格斯在“历史导论”中通过对自然科学以及哲学发展的历史进行考究，论述了其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而表明了因为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形而上学的自然观终将倒塌并被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所代替。尤其是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等各门自然科学中的重要成果，动摇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一个个观点，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建立提供了科学的现实依据。
其次，《自然辩证法》探讨的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在“辩证法作为科学”中恩格斯对唯物主义辩证法做了详细的概括，恩格斯说：“可见，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实质上可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5], p. 75)同时，恩格斯还提及辩证法的三大规律来自辩证大师黑格尔，是关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可以推动理论自然研究。随后，恩格斯为了论证这三大规律，毫不吝惜笔墨地从自然科学的发展历史论述各门自然科学之间的辩证联系，囊括运动、天文学、生物学、物理学、数学、化学等，最终得出了自然界遵从这一“客观的辩证法”的观点([13], pp. 9-14)。
最后，恩格斯在“自然界与社会”以及附录中，深入探讨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解除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等，饱含着鲜明的科学的生态思想，不仅仅是恩格斯更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一大珍贵宝藏。
3.2. 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论是对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还是对于近代形而上学自然观等等，都是研究的一大重点，甚至难点。《自然辩证法》与以往的自然观不同，恩格斯在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下，科学地论证了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以及劳动是联结人与自然的桥梁等先进性、超越性的观点。
3.2.1. 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这篇论文中，恩格斯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出发，借鉴生物进化论的观点揭示出了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首先，人属于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先于人而存在。恩格斯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5], p. 98)自然界遵循自身固有的规律运动、变化、发展，实现了从无机界到有机界再到人类社会的伟大飞跃。恩格斯言道“生命是整个自然界的一个结果”([5], p. 100)，自然界则是生命也即人类存在的先行者。
其次，人得以生存、发展的一切前提和条件皆来自自然界。这不仅仅是因为“蛋白质，作为生命的唯一的独立的载体，是在自然界的全部联系所提供的特定的条件下产生的，然而恰好是作为某种化学过程的产物而产生的”；([5], p. 125)而且人和自然界产生联系、作用的前提也是出于人本身的自然属性，也就是恩格斯所言的“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手”。人倘若离开了自然，将难以继续存活下去，更别谈何发展。与此同时，自然界不但是人的生产生活的基础，还是人的精神世界的源泉。由此可知，人取物造物于自然，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存在着。
最后，恩格斯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人([5], p. 314)类对于自然并非高高在上，而是人真真切切地依赖自然界，是自然界的一份子，二者不可分割，相互联系。恩格斯认为自然界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了丰富材料，而人类可以通过劳动把这些原材料加以创造变成物质财富甚至精神财富。由此可知，自然界对于人类的生存发展无比重要，影响巨大。
综上，自然孕育了人类，没有自然界就不会有人类。
3.2.2. 人与自然相互作用
《自然辩证法》的生态思想中，人是自然界发展的产物，与此同时人与自然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
首先，《自然辩证法》在理论上证明了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渐渐使人们察觉到，“关于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和消逝着。”([5], p. 15)新的自然观已经完备，因此人们又回到了古希腊哲学的观点：“整个自然界……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逝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不息的运动和变化中。”([5], p. 19)在这里，恩格斯可能想说明自然界永恒运动、变化和发展，然而这一论述依然在揭示出整个自然界从时间以及空间上都会是一个整体的时候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由此得知，自然界的永恒运动、变化和发展表明了不同事物之间彼此的相互作用，这也为人与自然存在着相互作用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其次，《自然辩证法》证明了人与自然的非必然对立性，而是适应性。上文提及过恩格斯在对培根、笛卡尔等人的批判中反对把自然界看作是人的对立面。因为培根、笛卡尔等人所代表的自然观具有片面性，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忽略了人其实也反作用于自然界，甚至改变自然界，从而实现自我的生存和发展。“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5], p. 314)恩格斯认识到，人与自然是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而并非反自然，站在自然的对立面的。在一定意义上，人类与自然是相适应、相共存的。
最后，《自然辩证法》证明了人类在自然的物质基础上一定限度范围内支配并超越自然。“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5], p. 313)恩格斯这句话表明了人不同于动物单纯地适应自然，相反的是人不仅可以适应自然，还可以支配自然界，使得自然界为人类服务。不仅仅是对于人类的实践过程还是认识过程，即实践能力和思维能力，人类都可以通过自然界来提升二者，也在这一过程中支配自然界，满足人类的生存发展需求，最终超越自然。但是这一支配与超越是在一定限度内的，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5], p. 314)，这表明人类在自然界的生存发展中所作出的实践始终受到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制约。倘若这一支配无视自然规律，便会出现“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5], p. 313)，揭示了人类在支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能随意发挥主观能动性，需要认识并正确利用自然规律，创造价值。
因此，《自然辩证法》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人类实践上，都深刻证明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
3.2.3. 劳动是联结人与自然的桥梁
《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是《自然辩证法》正文的最后一个部分，也是一篇体现恩格斯生态思想的重要论文。在这篇论文中，恩格斯有效结合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考察了人类的起源，指出劳动是联结人与自然的桥梁。
第一，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恩格斯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首([5], p. 303)先，劳动解放了双手，我们猿类祖先的手可以从事采摘、防御等生产生活活动，手既作为劳动的器官，也成了劳动的产物，由此人类迈出了从猿过渡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其次，劳动产生了“完全形成的人”，“这些正在生成中的人，已经达到彼此间不得不说些什么的地步了”([5], p. 306)；与此同时，人在认识、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拓宽了视野和思维，认知能力、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等大大增强，即劳动推进了语言的产生以及人脑的形成。最后，劳动创造了人类社会，人由此具有了社会属性。“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又增添了新的因素——社会”([5], p. 308)，恩格斯言明了劳动在产生完全形成的人之后还产生了社会，人并非离群独处的抽象自然人，而是处于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生产生活的人，与马克思所言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劳动使得人与自然相分离。“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5], p. 313)恩格斯这一论述揭露了人不同于其他动物，人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劳动认识并改造自然，将人从动物中分离出来，使自身成为自然的“主宰”，成为了真正的人。
第三，劳动使得人与自然相联系。一方面，人通过劳动，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并获得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资料，也就是人所需要的衣、食、住、行等原始材料都从自然界所得，即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自然界只能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原始材料，还不能算是满足人所需要的所有物质资料。但是完成物质资料更进一步创造的，也只能是人的劳动，即进行原始材料的加工、创新。换句话说，人通过劳动在自然界中既获得原始材料，又对原始材料进行创造、加工，使其所有价值显现出来，从而更好更全面地满足人类的需要。因此，恩格斯说道：“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物料，劳动把物料转变为财富。”([5], p. 303)由此可知，劳动联结了人与自然，创造出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更创造出美好的自然界与人类社会。
3.3. 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化解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对两种不同形态的生态危机进行区分的同时，还对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化解进行了分析、考究，富含着生态思想。
首先，《自然辩证法》区分了两种不同形态的生态危机。一种在欧美资本主义空前发展前的生态危机，这种危机来自人类在物质生产生活的基础上而引起的生态环境破坏、恶化。由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类大都只考虑自身的利益而很少注重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因而导致了如上文提到的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等毁林造地所导致的生态危机。对此，恩格斯主张人类要目光长远，考虑长远利益，不可无节制支配、改造自然，还要对所产生的影响、后果负责，未雨绸缪，从而更好地造福后世。“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5], p. 313)恩格斯的这一忠告、警示时刻提醒着人类要善待自然、尊重自然。另一种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导致的生态环境的恶化而引起的生态危机。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度攫取和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是该生态危机在现实社会中所体现出来的两个方面。对这一生态危机，下文将详细论述其过程、根源等。
其次，《自然辩证法》重点探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都相信生态危机有其必然的制度根源。日本环境学家岩佐茂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的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14]这表明了资本家为了生产，在自然界中不断地攫取原始材料，为了得到高额利润不断压榨劳动者的价值，全然不管劳动者以及部分劳动产品。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浪费，打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衡。“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个资本家所能够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效益。”([5], p. 315)由此可知，资本家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了得到自身所需的利益，只顾眼前的一切而不考虑未来，无休止地违背人与自然关系的底线、规矩以及无视生产行为对自然界造成的长远影响而使得人与自然关系失衡。当资本家及其生产方式对自然的破坏限度高于自然界所能承载的力量时，人类社会终究会遭到自然界的反噬、报复和惩罚。因此，恩格斯大胆揭露了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
最后，《自然辩证法》论述了如何更好地化解生态危机。第一，认识、尊重自然是化解生态危机的第一位。恩格斯不断告诫人们每走一步必须牢记：“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5], p. 314)这就是说，我们必须身处自然之内看待自然，认识自然，尊重自然及其客观规律，而不是把自然当成人类的对立面。人类只有掌握了自然的规律，才能更好地未雨绸缪，才能够在之后更长一段时间里审视自身实践活动会给自然界所带来的后果、影响，从而更快更科学地作出应对、调整之策，在人的劳动实践中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
第二，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是化解生态危机的关键。恩格斯在考察生态危机的根源时从制度入手，既揭露了引起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关键原因所在，这同时也是化解生态危机的关键所在。在认识、尊重自然及其规律的基础上，我们慢慢了解到生产活动对自然的直接或间接、当下及未来的影响，并按照规律对我们的活动进行控制和调节。“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有认识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5], p. 315)换句话说，只有彻底地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不合理的生产方式，才能彻底地化解生态危机。在这一变革之下，人类将在一个合理生产和分配的社会生产组织中发展自我，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得到改善，人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呈现出共产主义的光辉景象，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生态危机全面、彻底化解。
第三，发展并科学利用科学技术对化解生态危机发挥重要作用。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的到来，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极大增加，生产效率显著提升，进而推动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正如恩格斯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5]与此同时，科技成了人类征服并改造自然的强有力的工具，创造出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但是，科学技术具有两面性，其在资本主义阶段发生了“异化现象”。上文提及资本家为了眼前利益疯狂地掠夺、浪费自然资源，引发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而科学技术的介入则使污染的种类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比如工业污染、农业污染、废品堆积、制造的武器利用不当引起的污染、战争破坏等。正如威廉·莱易斯说道：“通过科学和技术征服自然的观念，在十七世纪以后日益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东西。”[16]因此，不能仅仅看到科学技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促进作用，还需看到其对自然、人类社会带来的破坏作用、弊端。在此，恩格斯提倡人们在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要学会科学、正确运用科学技术，比如对生产工具进行改造、循环利用、建立健全法律法规等，从而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巨大的革命性作用，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4. 《自然辩证法》生态思想的当代价值
当今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面临着生态恶化、资源匮乏、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等严峻形势，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绿色、开放、共享、协调、创新”五大发展理念，坚决打赢生态保护战，推动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相协调。但是，这一场无硝烟的保卫战任重道远，科学的理论指导不可或缺，这也不仅仅是对于中国的生态保护而言，也是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深入探索、挖掘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生态思想，其科学性、先进性将大大推动中国还有其他国家的生态文明发展，其当代价值意义非凡。
4.1. 有利于树立科学发展观，解决生态危机
生态环境以及生态危机问题，是整个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克服的全球性问题。在上文中探讨的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化解中，生态危机的化解途径事实上已经有所揭示了科学的生态观——认识并尊重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变革不合理的生存方式，坚持绿色的发展观、消费观等，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效用，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促进生态危机的化解。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强烈反对、批判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反对只顾眼前利益不顾未来发展、利益的开发和掠夺，反对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倡导尊重并科学运用自然规律，提出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进行彻底的变革，以科学的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观全力保护自然，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自然资源，造福全人类。因此，《自然辩证法》有利于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科学的生态观，对解决恩格斯当时及当今的生态危机都有指导作用。
4.2. 有利于构建和谐的社会，建设生态文明
《自然辩证法》中的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的论述为我国乃至世界的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及依据。和谐社会是人类期盼、梦寐的理想社会，是充满着一切美好事物的社会；生态文明则是对工业革命以来的一种反思、超越，为的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从而进入到一种更加文明、高级的社会。换句话说，二者都在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得以实现。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整体，是一种在认识并尊重自然客观规律上的改造关系。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人类又以劳动实践活动适应、改造自然，在尊重、运用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保护自然，开发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与此同时，恩格斯在对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行考究中，还提出了其化解方法，对当下整个世界的生态危机的解决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了重要战略领域，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17], pp. 35-41)，开创了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走向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18]由于我国之前的一段时间为了发展经济而欠缺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不足，因此在以后的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中，《自然辩证法》不失为一盏明灯指引我国的建设。不仅仅是对于中国而言，还对于整个世界来说，《自然辩证法》的生态思想着实有助于建设和谐社会，有利于建设生态文明。
4.3. 有利于贯彻科学发展观，发展生态经济
《自然辩证法》认为，没有脱离自然的人类历史，也没有脱离人类历史的抽象自然，人与自然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因此，人在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社会实践中必须要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以及善待自然，将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与自然的生态属性统一起来，从而更好地改造自然。基于这个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8]这一中国绿色发展的核心理念以及其他生态保护语录，无不是在坚持以人为本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体现的是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和前进。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提及的废弃物的处理以及对传统的简单的生产方式所造成的资源短缺等，无不侧面说明了恩格斯主张对自然资源的循环利用、合理开发、绿色生产。这也启示了我们在生存生活中需要学会统筹兼顾，充分发挥、利用资源的作用，协调好各个方面。当下中国的生态建设实践，经济发展固然重要，倘若能实现的是一种生态化、全球化、文明化，如此不失为在坚持科学发展观上对《自然辩证法》的生态思想的科学、合理运用、发挥。
4.4. 有利于绿色中国战略建设，构建文明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各方面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当前，我国即将召开党的二十大，同时处在全面小康社会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期，坚信生态文明建设、文明国家构建必将提升到重要的地位。绿色中国战略体现的是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守护绿水青山的必然要求。在当下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环境保护等还存在一些不足、问题的情况下，我们更要深刻认识科学正确的生态思想在发展经济和促进社会进步中的重大作用，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指导思想，基于“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18]的出发点，在面对并克服重重困难中，顺利实现美丽中国、绿色中国的伟大目标，为国民乃至全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作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自然辩证法》的生态思想，以其科学性、先进性和超越性，有利于指导绿色生产，有利于促进绿色消费，有利于推动绿色科技，从而有利于绿色中国的建设，有助于建设一个生态文明、社会进步的社会主义大国。
5. 结语
与马克思始终同一战线的恩格斯在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前提下，从当时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出发，总结近代欧洲自然科学发展成果，批判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科学论证，指出生态危机的根源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并主张变革社会制度，进入共产主义阶段方能彻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自然辩证法》一书以其深刻、完整的生态思想，为当今世界以及我国生态环境的保护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当代价值十分富有。因此，为了实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乃至整个地球的长远发展，我们需要充分发挥、运用《自然辩证法》中的生态思想，以其科学的理论指导我们的实践，保护自然，尊重自然，认识并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合理利用科学技术，变革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等，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