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类对资源环境的需求和压力日益增大，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生态系统退化等严重问题[1]-[4]。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转变传统的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建立绿色、低碳、循环的发展理念，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5] [6]。因此，如何科学地评价和监测绿色发展水平，成为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7]。
绿色发展指标是衡量绿色发展水平和效果的重要工具，可以反映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的综合情况，为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依据和指导[7] [8]。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就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指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icators，简称SDI)的概念，成为了绿色发展指标测度体系的起点[7]。随着时间的推移，绿色发展指标测度体系也不断完善和发展[8]。在20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人居署共同开展了“城市环境综合评估指标”(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icators for Urban Areas，简称EPIUA)项目，旨在建立城市环境的评估指标体系[8]。200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了《绿色发展指数报告》，该报告通过全球162个国家的49个指标，评估了各国的绿色发展水平。此外，世界银行、国际能源署等机构也开展了相关的评估指标项目。目前，国际上较权威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有：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世界银行绿色增长指标(GGGI)、欧盟绿色经济指标(GEC)等[8]。
2021年10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国务院印发了《2030年碳达峰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在宏观层面对我国“双碳”目标的促成提供了应对方案[1]，为我国各地区积极和顺利践行双碳目标背景下绿色发展提供了指导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实际需求，构建一个科学、合理、可操作的绿色发展指标测度体系[7]。
2. 绿色发展测度框架构建
2.1. 框架概述
此框架用于测定“双碳目标”下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框架通过从指标库中选取特定指标形成指标体系，用两种测度方法——熵权法与因子分析法对绿色发展进行评价，从而得到不同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
框架结合两种测度方法的结果进行评价。由于熵权法可能受到样本个数、数据分布等因素的影响，因子分析法可能受到因子提取、旋转、命名等主观判断的影响，两种方法得到的测度结果可以相互补充和验证。熵权法可以显示出各个指标在综合评价中的作用大小，帮助确定优劣势指标和改进方向。因子分析法可以显示出各个指标在公共因子中的贡献程度，帮助识别潜在的影响因素和内在联系。因此本框架综合利用两种测度方法对陕西省绿色发展水平进行评价。
2.1.1. 指标库的构建
本文选取了当今社会被广泛接受的绿色发展评价体系，包含国际组织与学术界普遍认可与广泛使用的测度体系，如：EPI、GEEP、GGGI、GGKP等。综合多个维度，如经济社会、民生、生态环境等，创建了指标库。
2.1.2. 指标确定依据
1) 绿色生产与产业
国务院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国家能源局印发的《能源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化提升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中提出，到2025年，重点行业能源利用效率大幅度提升；到2030年，重点耗能行业能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当今绿色发展新阶段，能源利用绿色改革是我国碳达峰目标的首要任务。
在生产层面，我国发展的第一要务是能源节约，用能结构优化。在某些地区，由于政府不当干预行为导致市场资源错误配置和将GDP增长率当作政绩考核体系的核心盲目投资，大力推动建设项目，偏好引进重化工业项目以求GDP和财政收入增长，显示地方政府政绩等原因，造成了GDP低质量，高碳排式发展和产能过剩。根据行业专家测算，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中，煤炭发电排放最多，达到了35% (2018，中国能源发展报告)；结合《低碳发展蓝皮书：中国碳中和发展报告(2022)》中内容，由于煤炭是化石能源中造成污染最重的物质，且其中含有硫元素和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硫等物质对生态环境的污染极大，且政府强调煤炭的高效利用，本文从指标库“能源”指标中制定出“单位万元GDP耗煤”指标；在工业生产效率方面，本文于指标库选出“碳排放”与“GDP”两个指标，制定“每万吨碳排放生产GDP”为衡量指标。
在文件《低碳发展蓝皮书：中国碳中和发展报告(2022)》(以下简称“蓝皮书”)当中，产业结构调整被列为最重要、贡献度最高的减碳方法。文件同时指出，我国第二产业的万元GDP能耗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四倍以上，我国应提高服务业的比重，提高制造业的智能化程度，提高产品的增加值。据此，本文选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纳入测度体系。
在污染方面，工业污水是我国水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如果不加以有效处理，会对水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提高工业污水处理率，可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保护水环境质量，促进循环经济和绿色发展。提高工业污水处理率，可以增强政府的监管能力，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形象，促进社会共识和参与。根据《“十四五”城镇污水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发展规划》等相关文件，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工业废水治理的投入和支持，推动工业废水收集、处理、再利用等各环节的协同发展，提高工业废水处理率和资源化利用率，实现工业废水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据此，本文选入“工业污水处理率”作为指标之一，其符合国家战略、政策导向和绿色发展要求的指标，有利于对绿色生产与产业进行客观、全面、科学的评价。
2) 绿色生活与社会
低碳行动有利于居民生活与社会高效运转，与人类日常活动和社会响应息息相关。如今，我国已从居民生活各方面倡导其进行绿色实践，同时在积极完善交通领域、碳交易市场、公众参与机制、等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在居民生活方面，社会用电量可以反映政府的规划能力、调控能力和服务能力，也是评价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水平、能源消费效益等方面的重要标准之一。控制社会用电量，可以增强企业和居民的节约意识、创新意识和责任意识，提升用电效率与能源消费的合理性、多样性和清洁性，促进绿色生活与社会的形成。本文将“每万人用电量”纳入指标体系，以评估社会经济发展效率。
垃圾处理是碳排放的重要方面，因为垃圾的产生、运输、处理和处置都会消耗能源和资源，产生温室气体，如二氧化碳和甲烷等。根据美国环保署的数据，2019年，固体废物处理和回收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占美国总排放量的1.9%。对此，我国有具体的规划与部署，根据《“十四五”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规划》计划，到2025年，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应达到99.5%，焚烧处理率达到60%以上。据此，本文将“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纳入指标体系。
长久以来，交通运输业是碳排量较大的行业。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2019年，交通业的碳排量占全球总碳排量的24%，其中道路运输占76%，航空运输占12%，海洋运输占10%，铁路运输占2%。我国对此也有相应政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交通运输部在《绿色交通“十四五”发展规划》中讨论了在交通运输行业方面如何深度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规划基础”、“主要任务”、“保障措施”等方面说明了交通运输业的未来减碳绿色发展道路。本文将“人均公共汽车拥有量”纳入指标体系，以测度居民生活的绿色出行层面。
失业率过高会导致民生困难、消费需求不足等问题，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只有维持社会就业稳定，经济才能有高速与高效的发展。《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意见》(2019)第一条指出，稳就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民生之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就业优先政策，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创新工作举措，扩大有效就业需求，促进灵活就业发展，加强公共就业服务，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帮扶，维护良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环境。因此，将“失业率”纳入绿色发展指标测度体系，有利于引导各方面继续把扩大就业摆在突出位置，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推动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
综上，本文选出“每万人用电量”、“人均公共汽车拥有量”、“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失业率”四项指标。
3) 绿色生态与环境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纳入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十四五”时期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如今“双碳”目标已被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我国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将良好的自然环境作为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居民的真正财富和衡量居民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指标。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是衡量城市绿化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可以反映城市居民享受到的绿色空间资源的多少，也可以体现城市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重视程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通知》提出，要“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强城乡绿化美化，提高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本文将“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纳入绿色发展指标测度体系的“绿色生态与自然”层面，有利于促进城市生态保护和修复，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是衡量城市绿化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可以反映城市的生态功能，也可以体现城市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重视程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通知》提出，要“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强城乡绿化美化，提高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本文将“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纳入绿色发展指标测度体系的“绿色生态与自然”层面，有利于促进城市生态保护和修复，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是指城市空气质量达到或优于国家二级标准的天数，是衡量城市空气质量和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可以反映城市的大气污染程度和人居环境舒适度，也可以体现城市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重视程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通知》提出，要“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强大气污染防治，提高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本文将“空气质量达标天数”纳入绿色发展指标测度体系的“绿色生态与自然”层面，有利于促进城市减污降碳和应对气候变化。
因此本文在“绿色生态与环境”方案层中，结合指标库相关指标，将“公园绿地面积”、“建城区绿化覆盖”纳入测度体系。具体指标见表1。
2.1.3. 指标体系构建
Table 1. Construction of green indicators
表1. 绿色指标构建
| 目标层 |
准则层 |
指标层 |
指标性质 |
| 绿色发展水平 |
绿色生产与产业 |
每万吨碳排放所生产GDP |
正 |
| 单位万元GDP耗煤 |
逆 |
| 工业污水处理率 |
正 |
|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
正 |
| 绿色生活与社会 |
每万人用电量 |
逆 |
| 每万人公共汽车拥有量 |
正 |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正 |
|
失业率 |
逆 |
| 绿色生态与自然 |
每万人公园绿地面积 |
逆 |
| 建成区绿化覆盖 |
正 |
|
|
空气质量达标天数 |
正 |
3. 实证指标测度
3.1. 数据来源
本文绿色发展评价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陕西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碳排量数据网站CEADs、信息网站Waste Management 2018 Sustainability Report (wm.com)、World Economic Forum (weforum.org)等，个别缺失值数据通过社会经济统计公报进行补充。
3.2. 测度结果
3.2.1. 改进的熵值法
表2展示了绿色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权重，通过改进的熵值法计算得出各个指标的相对重要性权重。该体系将绿色发展水平划分为三个一级指标：绿色生产与产业、绿色生活与社会和绿色生态与自然，每个一级指标下包含若干二级和三级指标。
在绿色生产与产业方面，“每万吨碳排放所生产GDP”的权重最高，占21.59%，反映了在当前绿色发展背景下提高碳排放效率的重要性；其次是“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10.27%)，显示了经济结构优化和服务业发展的关键作用。而“单位亿元GDP耗煤”和“污水集中处理率”权重较低，分别为1.74%和0.98%。
在绿色生活与社会方面，“每万人用电量”(16.02%)和“万人公共汽电车拥有量”(15.71%)的权重较高，表明社会的用能效率和绿色出行对于绿色发展的重要性。“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11.60%)和“失业率”(6.10%)也在这一层面有所体现，显示了废弃物管理和社会稳定在绿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在绿色生态与自然方面，“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的权重分别为6.92%和5.14%，体现了城市绿化和公共绿色空间对于生态环境改善的重要性，而“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权重相对较低，为3.92%，但同样是衡量环境质量的关键因素。
总体而言，该权重表通过改进的熵值法，结合各项指标的权重，提供了对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科学评价方法，为制定政策和改善措施提供了重要依据。
Table 2. Indicator system weighting table
表2. 指标体系权重表
| 一级指标 |
二级指标 |
三级指标 |
编号 |
权重 |
| 绿色发展水平 |
绿色生产与产业 |
每万吨碳排放所生产GDP |
X1 |
21.59% |
| 单位亿元GDP耗煤 |
X2 |
1.74% |
| 污水集中处理率 |
X3 |
0.98% |
|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
X4 |
10.27% |
| 绿色生活与社会 |
每万人用电量 |
X5 |
16.02% |
| 万人公共汽电车拥有量 |
X6 |
15.71% |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X7 |
11.60% |
| 失业率 |
X8 |
6.10% |
| 绿色生态与自然 |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
X9 |
5.14% |
|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X10 |
6.92% |
| 空气质量达标天数 |
X11 |
3.92% |
3.2.2. 因子分析法
1) 因子分析适应性检验
Table 3. Results of KMO and Bartlett’s test
表3. KMO与Bartlett检验结果
| KMO与Bartlett检验 |
| 抽样合适度值KMO |
0.594 |
|
近似卡方 |
668.792 |
| Bartlett检验 |
自由度 |
55 |
|
显著性 |
0.000 |
KMO高于0.5，Bartlett检验结果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显著性 < 0.01)，说明该指标体系适合做因子分析。表3展示了对指标体系进行因子分析前的适应性检验结果。通过Kaiser-Meyer-Olkin (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度检验，来评估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的程度。KMO抽样适度值为0.594，高于0.5的最低标准，表明数据具有中等的适合性，适合开展因子分析。同时，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卡方近似值为668.792，自由度为55，显著性水平为0.000，远小于0.01，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拒绝原假设(即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矩阵是单位矩阵)。
这些结果共同表明，该指标体系的相关矩阵存在显著的相关性，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这为后续的因子提取和模型构建提供了统计依据，确保因子分析方法能够准确识别出潜在的结构性因素。
表4展示了2020年各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综合排名结果，基于两种不同的测度方法：熵值法和因子分析法。每种方法都提供了一个“Green”值，代表绿色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数，并根据该指数对各城市进行了排名。
根据熵值法的测度结果，西安市表现最为突出，以0.7477的最高指数位居第一，其次是铜川市(0.4252)和安康市(0.4162)，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而榆林市(0.1948)和渭南市(0.2661)的指数最低，分别位列第十和第九，显示出相对较低的绿色发展水平。
因子分析法的结果显示，西安市同样位居第一(1.3285)，而铜川市(0.7835)和安康市(0.4905)紧随其后，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这两个方法的结果在前几名的排序上保持一致，验证了测度的可靠性。然而，宝鸡市在因子分析中的排名(第十)明显低于熵值法(第五)，表明不同的测度方法对城市绿色发展的评估可能存在差异。
总体来看，两种方法的测度结果虽然在排名上略有差异，但均反映了各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相对优劣，为进一步的政策制定和改进提供了依据。
Table 4. Measurement outcome one: 2020 composite ranking
表4. 测度结果之一：2020年综合排名
| 城市 |
熵值法Green |
排名 |
因子分析Green |
排名 |
| 安康市 |
0.4161865 |
3 |
0.4905282 |
3 |
| 宝鸡市 |
0.3848742 |
5 |
−0.0872659 |
10 |
| 汉中市 |
0.3143975 |
7 |
0.0881936 |
8 |
| 商洛市 |
0.3634955 |
6 |
0.4410262 |
4 |
| 铜川市 |
0.4251805 |
2 |
0.7834641 |
2 |
| 渭南市 |
0.26607 |
9 |
0.0948347 |
7 |
| 西安市 |
0.7476957 |
1 |
1.328544 |
1 |
| 咸阳市 |
0.3965587 |
4 |
0.3665805 |
5 |
| 延安市 |
0.3071785 |
8 |
0.1410949 |
6 |
| 榆林市 |
0.1947557 |
10 |
0.0566786 |
9 |
3.2.3. 空间相关性分析
本文利用莫兰指数(Moran’s I)对总的绿色发展因子分析得分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结果如下：
如表5结果发现，由于不同市区的环境和资源条件，政策和措施实施情况，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和特点存在较大的差异，导致了绿色发展重点、方向、阶段的不同，不同市区绿色发展并不呈现空间相关性，具有较大的空间差异性。
Table 5. Global Moran index
表5. 全局Moran指数
| 研究项 |
莫兰指数 |
期望E (I) |
标准差sd (I) |
z值 |
p值 |
| 综合得分 |
−0.160 |
−0.111 |
0.210 |
−0.223 |
0.412 |
3.2.4. 绿色发展时间演变分析
本文用两种测度方法得到了从2010年到2020年陕西省10个市的绿色发展水平以及演变情况。由改进后的熵值法的结果得到，西安与铜川两市维持着较高的绿色发展水平，汉中、渭南、榆林三市保持着较低的绿色发展水平，商洛与宝鸡两市排名居中。由因子分析法的结果得到，除榆林市以外的9个市的绿色发展水平从2012年起到2020年，都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榆林市提升程度较小。结合两种测度结果来看，陕西省10个市的绿色发展水平在2012年到2020年保持着进步水平，其中咸阳市相比于其他市的进步较明显，省内排名保持连续的上升趋势，而延安市在省内排名呈现下降趋势，其余市排名并无明显上升或下降趋势。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在2010年到2020年十年间，陕西省总体绿色发展水平有较大程度的提升，绿色发展态势向好。在此段时间内，陕西省政府和各级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推进了环保工作和可持续发展，包括推广清洁能源、改善生态环境、加强资源节约等。这些举措有效地促进了陕西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同时也为未来的绿色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2. 针对陕西省绿色发展的建议
在当今时代，绿色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却面临着许多挑战。本文根据指标测度结果提出相关建议。
1) 坚持“先立后破”，实现能源转型。
对于陕西省来说，实现“双碳”目标，前提是能源体系的转型，从化石能源为主的体系转向新能源体系。这一转型是非常复杂艰巨的过程，必须立足现实。陕西是煤炭大省，不能简单去化石能源，必须“先立后破”，转型过程必须保证能源安全和经济的平稳运行。在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同时，煤炭的清洁利用也具有广阔的前景，要“多管齐下”，实现“双碳”目标的成本最小化。同时，应加大低碳能源技术的投资和政府的扶持力度，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大力推进低碳产业和清洁能源类型产业的发展，提高经济发展效率。
2) 建立协同产业链，实现资源高效利用。
陕西省如今还存在大量高排放工业项目，由于资源禀赋与现存发展体系的限制，通过转变产业结构而提升绿色发展水平仍是艰巨且近期较难实现的任务。陕西省现今绿色发展在于科学合理进行产业布局，建立协同产业链，形成集中布局的产业格局。
3) 全方面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为了达到“生态文明”的高效发展模式和实现碳达峰目标，需要较高的经济发展与人民物质生活水平，陕西省应大力发展经济并兼顾经济效益，提高就业率与人均GDP，降低污染物排放以减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负向影响。对于碳排量较大的交通运输，政府应鼓励低碳环保交通工具的使用，有效减少交通工具的碳排放，减轻交通运输对环境的压力。应提高碳汇能力，提高公园湿地森林等绿地面积，努力实现“生态文明”与高质量经济发展。当今碳交易市场发展初露苗头，在如陕西省等的西部地区暂未兴起，陕西省应关注碳市场发展动向，并积极回应。再者，应坚持政府和市场的共同引导，政府应持续进行规划引领和政策供给，从而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最大化市场的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