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奎因(W.V. Quine)扬弃了皮埃尔·迪昂的整体主义(D-holism)，将对整体主义分析拓展到所有科学领域的认识论研究之中，甚至拓展到了数学与逻辑学领域的理论辩护[1]。奎因的拓展基于对基础论(foundationalism)和还原论(reductionism)的批判性反思。简言之，按照基础论，“世界上的一些对象、性质和关系比其它的东西更具基础性，所以基础性较弱的那些存在建立在基础性较强的存在之上”[2]；按照还原论，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可以翻译成一个关于直接经验的陈述(真的或假的) [3] (p. 44)。在奎因看来，不论是基础论，还是还原论都不足以回应来自怀疑论的对知识确定性的挑战，从而提出了整体主义。奎因的整体主义立场和辩护涉及其哲学语义学方面的研究。目前，已有的研究多集中于“奎因整体主义对传统认识论的超越”过程的梳理。然而，语言与思维的场域首先是个体的心灵。认识或评价奎因的整体主义，需要对其理论语句规范性意义的系统构筑，也需要关注个体的经验与心理过程，从理论描述性的角度探究奎因整体主义的理论特征，本文由此关注奎因对“观察句”这一与个人认知密切联系的理论，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面对该理论进行分析，以期能为奎因整体主义的深入理解和疑难问题解决提供新的方案。
2. 基础论辩护的传统
按照奎因的观点，先验的哲学思想难以回应怀疑论带来的挑战，基础论就是奎因所反对的这种先验哲学思想的一种。基础论的哲学家一直在寻求一种稳固的根基，并在该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稳固的理论知识。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录》提出“我思故我在”的思想。笛卡尔怀疑一切，甚至包括自己的身体。按照笛卡尔的看法，“对一切事物的存在只要有一点点怀疑，就假定它们都不存在，不过决不能认为它自己不存在。”[4] (p. 11)也就是说，通过普遍的怀疑，笛卡尔将一切当成怀疑的对象，包括自己的感官和身体的各个部分。但是，唯有“我存在”这一点不可怀疑。笛卡尔进行普遍怀疑的一个目的是：防知识大厦因为不稳固的根基而最终倒塌。他认为：“拆掉基础必然引起大厦的其余随之而倒塌，所以我首先将从我的全部旧见解所根据的那些原则下手。”[4] (p. 17)也就是说，笛卡尔主张应该竭尽所能去寻找一个稳固的根基。
为了让笛卡尔的基础论更直观些，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科学家希拉里·普特南提出的“缸中之脑”的假设。这个假设的大意是：一个疯狂的科学家通过手术把人脑放入一个装了足够营养液的容器中，营养液保持大脑的活力。并且，大脑的神经末梢与计算机相连，计算机可以按照程序操控大脑，使大脑做出相应的动作[5]。提出这一假设的人被称为怀疑主义者，他要求人们应该时刻保持警惕，思考自己是不是被计算机操控的大脑。从这种普遍怀疑的精神来看，“缸中之脑”实验者和笛卡尔的有一个共同点，即排除既有的、不确定的思想前提，追求知识确定的基础，从而建造稳固的知识大厦。从这点来看，怀疑主义和基础论之间只有一步之遥。但是两者之间也有明显的区别，前者最终没有给出可以作为演绎前提的最终结论，后者主张“我思”是所有知识的前提。值得强调的是，“缸中之脑”实验主张“大脑”这一思想的物质载体被剥离人体而进行实验，而笛卡尔也假设了“身”与“心”的二元性。这样割裂“身”和“心”的设想让经验论者难以理解。它的问题在于，如何清楚解释“思想”和“物理世界”之间发生的联系？
康德从先验概念和物体相结合的角度阐述了“思想”与“物理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一论述开启了一条与笛卡尔天赋观念论相区别的新路径，亦即先验论。康德的先验论观点有基础论的思想特点。康德先验论的阐发建立在休谟的经验心理学思想之上。关于休谟反对因果概念来源于理性这一彻底的经验论立场，康德持折中的意见。他一方面肯定因果概念产生于理性，一方面主张因果概念与外在物体的结合，康德曾坦言：“把一切显象归摄在这些概念之下所凭借的原理，则构成了一个自然学的体系，亦即自然体系。这个体系先于一切经验性的自然知识，首先使这些知识成为可能，因而能够被称为真正的普遍的和纯粹的自然科学。”[6] (p. 48)也就是说，康德认为，在知觉的综合中包含着“具有必然性”的因素。这些必然性的因素是指先天的因果概念等知性概念。这些有必然性的概念是世界中的先天成分。先天成分运用的原理构成了自然科学体系。如果没有这种先天成分在认识中的作用，感官的对象将无法给予我们。反过来说，先天成分使知觉成为了可能。康德认为他能够得出这样富有创建的观点，归功于休谟的启发。然而，休谟对因果观念质疑的本意被许多哲学家曲解为对因果概念作用和地位的否定。他为休谟辩护：“问题不是原因概念是否正确，是否可用，就整个自然知识而言是否不可或缺，因为休谟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6] (p. 4)康德为休谟的这一辩护有一个目标，即借助休谟对因果概念来源问题的思考以佐证自己的先验概念思考的合理性。他认为，休谟的确为以往的形而上学独断论带去了沉重的打击，因为休谟认识到了传统形而上学独断论所认识不到的问题，即我们知识的来源问题。休谟只是从因果概念入手，并主张只有弄清因果概念的来源，我们才能更好运用这一概念。康德继承了休谟对独断论者学说所采取的审慎态度，主张寻求理论的基础。只有这样，康德才能够实现“建构系统形而上学”的理想，在理清休谟问题的根源之后：“就能够虽然一直缓慢地、但稳步前进，以便最终全面地按照普遍的原则来规定纯粹理性的整个领域，包括它的界限和内容；这就是形而上学为了按照一个可靠的方案来建立自己的体系所需要的东西。”[6] (p. 6)康德在这段话中表明了他存在和笛卡尔一样的意图：寻找一个稳固的知识大厦的根基。然而，尽管康德极力地想要通过尽可能的深思熟虑寻找一个严谨的基础，他理论中关于“物自体”的论述还是受到了怀疑论者的质疑，这一稳固的根基因此也受到了怀疑。
笛卡尔和康德都从认识论的层面企图寻找理论的“稳固基础”，但最终都没能回应来自怀疑论的挑战。卡尔那普另辟蹊径，抛开对传统认识论的探讨，融合语言哲学观点，试图寻找能够作为基础的“原子命题”。卡尔那普在纽拉特的影响下，选择一种“物理语言”作为统一科学的语言。卡尔那普认为，一切科学中的事件都可以翻译成具有时空坐标的物理事件。如社会事件就可以归结为人的行为事件，而人们的行为事件是可以用时空坐标来表示的，甚至人的心理、生理活动也可以翻译成物理事件[7]。这种“物理语言”是卡尔那普所说的“约定真理”。对卡尔纳普来说，对科学理论内容的逻辑分析才是科学哲学的主要任务[8]。然而，这种企图导致卡尔纳普“逻辑构造”的计划不可避免地陷入解释循环，最终无法将“约定真理”解释清楚，而只能放弃这种企图。
以上论述的笛卡尔、康德和卡尔纳普所提供的基础论的方案都因为无法回应怀疑论所带来的挑战而以失败告终。他们三人有一个相似的目标：寻求建造知识大厦的稳固基础。奎因反对这一目标，就如他在批评卡尔那普基础论时说：“可以发现，那种寻求败局已定。”[7]奎因明确表达了对基础论的立场的反对。问题是，他对这个立场的提出反对的前提是什么？这个前提埋藏在奎因对先验哲学思想的论述中。奎因反对先验哲学的立场一方面受到了前辈哲学家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这些分析哲学家的影响，另一方面来源于他对“两个教条”思想的深刻反思。基础论是奎因从认识论的角度，也就是从概念的角度对先验哲学提出的抗议。理解奎因的整体主义思想还应从本体论方面的论述入手，“两个教条”中的“分析性”和“还原论”从这个层面上启发了奎因。
3. 分析性的启示
从本体论层面看，所有理论都有一个被认为是真理的存在。也就是说，本体论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哪种理论能够成为最终的解释。奎因通过对两个教条的反驳来分析不同理论的本体论。这两个教条分别是：第一，“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有明确分界”的教条；第二，“每个有意义的陈述都能够还原为感觉材料”的教条。奎因反驳第一个教条的出发点是解决“分析性”概念存在的解释循环问题；反对第二个教条的原因与还原论的主张中包含的先验内容有关。这两个教条的反驳使得奎因的整体主义凸显于两个层面：一是意义层面，二是确证层面。现在学者将前者称为意义整体主义，将后者称为确证的整体主义。
在意义层面，分析性概念的解释需要对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定义进行考察。何谓分析命题。康德对这个概念的界定和使用表明了该概念的用意。康德认为，分析命题不过是把主词概念中已经包含的东西归属于主词。[3] (p. 17)然而在使用中，他的用意可以重新加以表述为：“如果一个陈述的真以意义为根据而不依赖于事实，它便是分析的。”[3] (p. 17)根据康德的这一论述，奎因提出，要明白分析性的含义，首先清楚“意义的含义”。奎因举例重新界定了意义概念的含义，并指出：“一旦把意义理论与指称理论严格分开，就很容易认识到，只有语言形式的同义性和陈述的分析性才是意义理论要加以探讨的首要问题；至于意义本身，当作隐晦的中介物，则完全可以丢弃。”[3] (p. 18)也就是说，意义与指称理论不同导致意义只存在于形式上，而不在对象之中。那么，讨论意义的概念不应该探讨对象，而是探讨“同义性”和“分析性”概念。关于分析性，哲学上有两种典型的分析性命题：(1) 没有一个未婚的男子是已婚的；(2) 没有一个单身汉是已婚的。前一种在“没有”、“未”、“是”和“已”等逻辑常项不变的情况下，该命题是真的，那么，除逻辑常项之外的一切成分被替换之后，这句话的真值不变。以前面两个分析命题为例。假设将(1)命题符号化为“没有一个非A是B”。很显然，只保留了逻辑词项，剩下的A与B就是可以作为奎因所说的“保持真值的互相替换性”的项[3] (p. 30)。关于这一点，分析哲学内部达成了一致共识。这包括弗雷格所说的“主词和概念”以及罗素的“命题函项”，这两者都主张以上所提的“保持真值的互相替换性”的分析性[9]。问题是，第一个命题的“同义替换”并不难，真正需要探究的是第二个命题，因为要确定第二个分析命题的真值，必须要先解释“同义性”这个词。奎因认为，如果实现“单身汉”和“未婚男子”的同义替换，我们会发现，命题(2)和(1)一样都是分析句子。然而，如何实现这样的同义替换并解释“同义性”这一问题是一个难题。奎因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案，其中有一个是：可以创造一些表示同一事物的新词语，而分析命题的句子结构不变，从而用新词替换旧词后的句子的真值也不变。可是，即便尝试做了这样一种方案，分析性的问题仍未被完全解决。未解决的原因在于“同义性”和“分析性”的解释循环：同义替换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分析性存在，而为了实现词语的同义替换，有时还需借用分析性的概念。这也是奎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中所提到的第一个教条即将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严格划界所造成的后果。奎因认为，要解决划界带来的难题，要求我们承认某些分析命题的意义不能完全与综合命题的意义严格区分开来，两者应该是在一个整体之中，无绝对界限。由此看来，奎因的对分析性的反驳体现了整体主义的构想。这是意义层面的整体主义。然而，不仅分析性的解释呈现了整体主义优势，还原论难题的解决也需要整体主义。
4. 还原论的启示
在确证层面，根据奎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中的阐述，对奎因影响较大的、持还原论观点的哲学家是卡尔纳普。质言之，还原论认为：每个陈述有一个与其对应的感觉材料。在某种程度上，还原论的概念已经显示了“陈述整体”的可分割性，继罗素在《我们关于外部的知识》中提出“将外部世界解释为感觉材料的逻辑构造”后，卡尔那普在其《世界的逻辑构造》一书中也发扬了这种观点。其中值得肯定的是，罗素实现了语义学的一个转变，即他的不完全符号概念的基础，由于这一转变，表达意义的首要工具不再是语词而是陈述。相对于洛克和休谟的观念还原论来说，罗素这一转变是积极的。卡尔纳普继承了休谟“每一个观念必定或者是直接来源于感觉经验”的还原论传统[3] (p. 39)，致力于寻求一种“命题”和“感觉材料”之间的还原关系。也就是说，他试图成功地将“关于外部世界”的语句，即将感觉材料翻译为与其一一对应的逻辑词项和观察词项。按照这种设计，“关于外部世界”的构造物与感觉材料一一对应。如果反过来看，所有单独的感觉材料都能一一地为卡尔纳普所说的“构造物”提供证据吗？关于这点，卡尔纳普的“逻辑构造”不失为一种有启发的计划。可是，这个计划在原则上有缺陷，以至于卡尔纳普没有认识到，他对物理对象的还原处理未达到还原[3] (p. 40)。此后，卡尔纳普弱化了原初的还原教条，并在纽卡特的影响下改为了确证的还原主义，但即使是弱化了的教条也存在着缺陷。这种缺陷还可以体现在：卡尔纳普以“性质q是在x；y；z；t”这种形式来分配陈述的真值，并随着经验的增长，真值将以同样的精神被递增修正。然而，如何给“是在”这个联结词下定义卡尔纳普并没有指出，“是在”这个联结词实际上是模糊的。这些问题成为了奎因反对还原论的主要原因。
奎因对卡尔那普这一还原论的反对可以通过一个直观的例子来说明。假设目前为止，我们见过的天鹅大部分都是白色的，于是根据经验我们构造出“天鹅是白色”这个陈述。当我们未穷尽天下的天鹅之前，这个陈述都将带有假设性。每当白色天鹅出现的次数多一次，这个关于经验材料的陈述的可能性又会多增添一分。而当有一天我们看见了一只黑色天鹅的时，我们发现已构造的陈述与当时的观察材料并不相符了。那么，原来的陈述将面临修改。问题是，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如何修改。按照还原论的观点，命题与感觉材料之间有一一对应的关系，那么应该直接将“天鹅是白的”这个命题直接转换为“天鹅是黑的”这个命题。而奎因认为，我们在提出关于这个感觉材料时存在一些隐藏的“本体论”预设的作用。因而，在不同的场合以及不同的“本体论”预设的视野下，命题面对感觉材料做出的否定并非这么如还原论所设想的那么简单。考虑到光线以及不同人体的生理结构等等因素构成了命题的假设性因素，不论是这两个判断中的哪个判断，起初总是带着我们所受的教育或父母那继承而来的因素。陈述不能单纯由关于物理的语言构成，还需要具有抽象的假设和起联结作用的逻辑等等。所以，还原论将命题还原为一一对应的感觉材料的意图包含着奎因所反对的先验构想，这是奎因所不能赞同的。基于还原论这些问题的反思，奎因主张各个理论应该作为一个整体而被经验的法庭审判，而且，理论系统之间没有哪个比其他的任何一个更好。这是奎因从理论确证的层面对还原论进行的反驳，由此提出确证的整体主义。解决还原论问题的确证整体主义和解决分析性问题的意义整体主义一并成为奎因整体主义的重要内容。以上，奎因对基础论和还原论相关观点的批判仅仅阐明了奎因哲学思想的部分特点，如何理解奎因整体哲学的特点，还需要对其具有个人特色的思想倾向进行深究。
5. 奎因解释“观察句”的整体主义心理学倾向
基础论和还原论是奎因整体主义的重要基础。无论是笛卡尔、康德在人类理性中寻找的“确定基础”，还是卡尔纳普将感觉材料翻译为感觉材料语言的还原企图，归根结度，前提都是“对人目前理性的完全信任”。然而，奎因一反人类理性能“建立不可错前提”的传统，提出了整体主义的观点。整体主义避免了“基础被拆除后，知识大厦随即砰然倒塌”的宿命。同时解决了粗糙的还原论这个方案的“不彻底性”问题。然而，不以这些基础作为前提，系统的理论该如何可能的呢？陈述与经验材料之间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那么关于经验的科学知识是最基本的形式是什么？这只是否定基础论和还原论需要回答的众多问题的一部分。若没有这些前提为基础，奎因整体主义的“规范性”[10]值得质疑。因而，奎因整体主义思想的范围需要进一步限定。也就是，奎因的整体主义属于哪个领域？在何等程度上“符合规范”？奎因没有专门地限定整体主义的适用范围，但是他在反驳康德和卡尔那普等人先验的、构成性的理论过程中表明了他的立场。卡尔那普延续了西方分析哲学家弗雷格和罗素等人在语言哲学中的构成论思想。他们与康德将分析和综合割裂的立场一样，都预设了分析性的独立性。但是奎因认为，没有可以摆脱经验的、单独发挥作用的分析性。奎因与休谟将因果性概念的来源诉诸经验，而完全排除该概念是产生于理性的立场相似，都注重人在现实的经验生活中的建构性因素。这么看来，奎因的观点有行为主义的导向，同时也有走向相对主义的风险。
既然奎因的整体主义是休谟哲学意义上的“经验心理学”的延伸，那么，整体主义与其被当作关乎学说如何证成的系统方法，毋宁看作认识不至于陷入困境的心理学方法。奎因的“观察句”提供了这种心理认识方法的重要一面。奎因在观察儿童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在学习词汇的名称和意义的时候借助了在某些固定场合的感觉刺激。例如，当儿童的面前出现一只狗，他们可以观察到这条狗身上有一些显著的特征，如“身上有斑点”、“皮毛为黄色”等等。同时，这个场合的各种元素，包括这只狗身上的特征、父母发出“狗”这个词的读音等等，综合形成了“总体刺激”(global stimulus) [11] (p. 556)。正是“总体刺激”使得儿童自然地将“狗”这个词的读音和“狗”这个词的对象联系在一块。当然，这并不代表儿童通过一次这样的“总体刺激”就能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而要是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受到相同刺激之后将读音和物理对象联系起来。此后，儿童慢慢地学会了一些简单的“观察句”并积累起来，他们随着经验的增多也学会了一些简短的“场合句”，例如，“下雨了”、“今天很冷”和“黄色的狗”等。“场合句”的显现与观察者所受到的感觉刺激同时发生，因此，“场合句”的真依赖于具体的环境而为真。相比之下，“观察句”在不同的场合中的意义一样。不论是“观察句”还是“场合句”，奎因都更关注语言学习者和命名者与名称之间的关系，即关注名称和人的关系。这是从语用学的角度考察日常语言的方法。
奎因的“观察句”涉及指称论。而关于日常语言的指称论众说纷纭。罗素侧重从语义学的角度分析指称。罗素早期持“逻辑专名”和“普通专名”相区分的观点，后转向中立一元论，并提出了“缩略摹状词”来说明指称。他认为“名称的指称是根据对象是否符合名称所包含的摹状词和描述的内容来确定的”；[12]克里普特从语用学的角度阐明名称只是物理对象的“固定的指示标号”，他认为，罗素的指称论的错误在于他“不了解专名是固定的指示标号”。因而，克里普特提出了“历史的、因果的命名理论”以弥补这种错误，即从命名者和被命名者的历史关系来考察指称。例如，“丘吉尔”这个名字并非根据这个名称所指称的人的特征、性质来给定。而仅仅是命名者想通过“丘吉尔”这个名字标记一个人，使得每当提起“丘吉尔”时能想起曾经与这个命名相关联的对象。这是用一种“行为发生学”和“经验心理学”的方法来分析指称的方法，即关注人和名称关系的语用学的方法。与克里普特类似，奎因哲学的其他研究的方法也有明显的“行为发生学”和“心理学”的倾向。在概念也就是意义方面，奎因这类根据“经验心理学”得来的“观察句”缓解了卡尔纳普还原论中陈述还原为感觉材料带来的问题。这种作用尤其体现在基础论和还原论的问题被提出后，奎因对卡尔纳普的“现象主义”进行的批评：当我们想到，将我们的感觉输入系统化就是科学本身正在做的那件事情时，把自足的感觉语言作为科学的基础这一观念就失去了光泽。把我们的过去经验与当下经验相连接并引发我们的预期的记忆，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对感觉输入的记忆，而是对本质上的科学设定，也就是物理世界中的事物与事件的记忆。也许正是理解了这一点，才导致奥托·纽拉特——卡尔普在维也纳的同事——劝说卡尔纳普放弃他的方法论的现象主义，而赞成物理主义[3] (p. 565)。由此，在感觉刺激面前，以卡尔那普为代表的还原论失去了光泽。卡尔那普的所提倡的将感觉材料一一翻译而成的感觉材料语言不过是“科学设定”，也就是一种“约定的真理”。在真正的感觉输入面前，这种设定显然包含太多的假设成分。因而，奎因主张更加彻底的经验主义，即包含着心理学的整体主义以破解卡尔纳普学说的这种假设所造成的逻辑构造的不彻底性。正如纽拉特的比喻：由于海浪、风化和人类影响等方面的影响，海上的大船在航行的过程中，总是无法避免地要对更换船上坏掉的木板。并且，大船上的每一块木板都不能单独作为大船的基础，而是与其他各块木板相互联系，一块组成了大船。在航行中，每一块木板都面临着被更换的命运，而哪一块木板面临更换并不确定。
在奎因的观点里，“观察句”的习得自下而上，即奎因从人类的初始状态来考察人类知识的获得。“观察句”的提出并不足以形成人类知识体系。然而，人类的知识总是成体系的。一方面，人类可以用语言阐述出自身未见到过的事物，即进行假设。这种假设和“观察句”一同发生作用，因为人有能动性，根据自身所见过的事物构想出新的认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根据“亲知了某些事物”的人口中说出的“摹状词”来认识这些事物。并且，儿童从父母那里学来的语词总是带着历史的印记的。由此看来，“关于外部世界知识的理论”呈现出这样的特征：所有理论、命题和陈述等等思维的载体，总是有一些隐藏的、先入为主的假设。这种状况在语词和句子被表述的同时也存在着。得益于“观察句”的提出，基础论和还原论的问题的解决有了整体主义上的新启示。奎因整体主义的提出使得一直以来将认识论作为科学知识的基础的传统到奎因这里自然化、整体化了。这是整体主义倾向在经验主义论域内给出的解决方案。从奎因对“观察句”和“儿童心理学”的论述中显示出，整体主义知识论的完成也显示了奎因的知识论是“心理学的一章”，也就是“自然科学的一章”。经验心理学的倾向在奎因整体主义的构筑作用在他的“观察句”这一语用学的观点中也逐渐明晰。
6. 结语
奎因的整体主义源于对基础论和还原论的批判性反思，其理论构筑注重对理论语句意义的规范性解释，但是也有其关注个体认知实际的一面，其整体主义取向暗含着经验心理学因素的思考。基础论的辩护可见于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面：在本体论层面，基础论观点的代表人物笛卡尔、康德和卡尔纳普等人认为知识的地位具有不对称性，存在着某种可以作为所有知识奠基者的那一类知识。在认识论层面，基础论观点的哲学家认为，应该寻找可以作为知识大厦建构的稳定基础，并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严谨的知识体系；从奎因对两个教条的批判来看，通过语义学的分析，他指出了“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二分和还原论的循环论证难题。奎因在经验主义科学的论域内，提出可供参考的知识确证方法，即整体主义。然而整体主义还有许多未解决的疑难，例如：整体主义未限定“整体”这一概念的范围、整体主义规范性问题和整体主义的相对主义问题。关于这些问题，整体主义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决方案予以解答。“范式”思想综合了经验和先验的优点，强调科学理论建构的结构性，这对于奎因整体主义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认为，后续可以在这个方向上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即便存在许多的疑难问题，整体主义仍对社会科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具有“经验心理学”倾向的整体主义使得其与各类学科能够相互作用。整体主义以其独特的方式注入到各门学科中，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
致 谢
在本次论文的撰写过程中，我衷心地感谢所有给予我支持和帮助的人。首先，非常感谢我的导师张存建教授在论文选题、论文修改方面为我提供了悉心的指导和无私的帮助。张老师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渊博的知识让我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学到了如何细心修改论文和构思文章的架构。张老师不仅在学术论文中给予了我细心的指导，在生活态度上也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这些帮助使得我能够顺利地完成该论文的写作。
其次，感谢正在南昌大学读博的钱朴学长和在东南大学读博的竺蓉的学姐对我论文进行远程指导。感谢学长为我推荐适合投稿的期刊，感谢竺蓉学姐对论文选题的肯定。感谢你们的帮助，让我有更大的动力继续完成论文的写作。
最后，感谢我的父母，是你们在不了解我专业的情况下还能默默地支持我，给我加油打气，你们的关爱是我论文写作过程中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