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广播作为一种主要的公共媒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广播诞生不过百年，但在历史上的作用却是不可替代的。纵观广播发展的历史，它在乡村出现后经历了很长的发展繁荣期，在这段时间里广播深入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一种“声音浸润”的作用是形成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但随着新媒介的发展，广播宣传则退居相对弱势的地位，甚至基本退出了乡村视野。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广播独特的空间传输能力和强制传输性，广播再次强势回归到村民的生活中，发挥自己的强大的潜力价值。本文将探究广播在乡村治理中的两次繁荣究竟有何联系或区别，它给村民的政治文化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2. 中国乡村广播的发展历程
(一) 诞生发展期：20世纪50年代~80年代
广播在中国乡村的建立是在国家广播事业刚刚开始时出现的，当时的广播内容非常单一，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内容，被称为“有声报纸”。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人口占比接近90%，但全国的广播电台只有三四十座，因此要在广大农村地区实现大面积广播收听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为了进一步落实“提升广播的思想性和加强广播与人民之间的联系”，收音员只能带着广播走村串寨，组织村民收听。1950年4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在《人民日报》第一版刊发了《新闻总署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系统性地规划了政府机构、各类社会组织以及广大民众在广播利用方面的框架体系。这一决策的出台，为中国广播事业的蓬勃发展明确了前行路径，并奠定了制度基础，对于经济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来说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依此契机，我国的乡村广播才正式开始进行大范围的扩张[1]。政府和广播事业局专门划拨经费，支持广播事业的发展，经过几年的扩展，到1954年底，有线广播喇叭的数量已经突破四万只。虽然设备比较简陋，但实现了广播范围的扩大，一定程度上覆盖了乡村地区。1955年第三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后，为响应发展农村广播网的号召，全国广播通讯事业建设热潮高涨，尤其在农村，广播的入户率达到了64%，收听广播逐渐成为了农民群体的信息接收渠道。到1973年，全国有线广播网已基本普及，政府的声音得以传到田间地头，1976年，全国的广播喇叭的数量高达11,300万只，乡村地区有线广播的数量达到了峰值[2]。广播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真正实现了广播下乡入户，家家户户听广播成为了这一时期的特点，广播的权威性在此时全面确立。
(二) 衰落静默期：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初期
1978年全国电视网络的建设逐步开始发展，曾红极一时的有线广播虽然仍有建设，但实质上出现了衰落的迹象，整体转向沉寂。1980年第十次全国广播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要加速发展电视事业的要求。1982年广播电视部正式成立，电视的发展速度又上了一个新的阶段。1983年第十一次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了实行“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事业建设方针，进一步刺激了各地方政府创办电视台的热情，因此对于建设广播的关注就更少了。1986年，电视人口的覆盖率首次超越了广播，电视的出现很大程度吸引了大家的目光，村民对于电视的热衷超乎想象，结婚四大件中70年代的红灯牌收音机到80年代成了韶峰牌的电视机。随着居民物质条件的改善，电视的兴起引领了视听结合的新纪元，信息传播模式转型为强调互动与体验导向，村民们对精神文化享受、娱乐形式及信息获取途径的需求日益提升，于是广播这种内容单一的多是作为政治宣传的声音在人们心中的接受度逐渐降低。但其实尽管广播的受欢迎程度下降，乡村治理中的广播声音依旧能够起到治理作用。
(三) 焕新强盛期：21世纪初期至今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的持续提速，乡村广播这一公共传播媒介的社会功能再度被激活，并加入到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快速构建与优化完善之中。1998年第一期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启动，2005年继续实施“村村响”广播工程的建设，使广播工具重新出现在了村民的视野之中，广播于是重新焕发了新的活力。作为乡村治理中的重要工具，广播不仅是信息传递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应急播报功能也不断被挖掘，尤其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国启动了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广播成为了应急事件中的靓丽风景线。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农业、农村及农民议题是关乎国家发展与民众生活的核心问题。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乡村喇叭作为农村地区的“公共信息传播平台”，凭借其广泛的受众基础和口语化的优势，对新农村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3]。尽管在互联网与全媒体时代，多元化传播方式不断挑战传统媒体的生存空间，但乡村喇叭依然扮演着基层治理的关键角色，并作为重要的信息服务设施存在。乡村治理中广播的数量随着“村村响”工程的建设逐步增长，广播逐渐恢复在乡村治理中的实际作用。
3. 乡村治理与广播的两次繁荣
(一) 初次繁荣
(1) 信息提供与公共议题讨论
提供信息是媒介的一种必备功能，对于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中国大部分还是乡村的情况来看，广播可以算是唯一的信息媒介。广播喇叭作为一个公共媒介，在乡村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就是公共生活的集结号，发布公共的通知信息、探讨人们关心的议题、培养文明秩序等，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广播喇叭的敦促和建设。
那时候的乡村广播时常响起，承担集体生活中扮演发号施令的生产队号角的角色，从一开始的民兵集合、村民大会、夜校学习等信息，到后来的广播便成为生产队出工回家的扩音器。由于村民每天的生产生活具有相似性，农村广播的播放通常遵循早晨、中午及晚间三个时段安排，高度契合农村居民的日常起居习惯，这样的播放时段设定方式，不仅潜移默化地传递了时间信息，更在无形中引导并规范了村民的日常生活节奏与行为模式，并通过这种对个人作息秩序化的促进，推动村落内部的秩序构建，达到乡村社会管理有序化[4]。成为生产力竞争的广播在后续的过程中，不再只是通知消息，还会穿插播放一些节目，例如会播放《学习雷锋好榜样》这类歌颂道德模范的歌曲和《歌唱祖国》这类强化意识形态的歌曲。广播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广播引起的巨大轰动，最让人记忆深刻就是1976年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全国统一通过广播播报了《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书》，消息传送到四面八方，全国上下陷入巨大的悲痛中，这也侧面证实了广播声音带来的令人震撼的力量。
除了能够单向传递信息，乡村广播还提供了一个可以让村民进行公开讨论的声音空间，所有村民都可以对广播的内容发表意见，大家总是围坐在大树下、草垛边、石堆上你一言我一语地攀谈着，广播所营造的声音空间给村民提供了可以发表意见的空间，村民们每天进行广播的收听，对公共政策或者议题进行探讨，大家不在局限在身边的家长里短，凡是广播播报的内容都可以成为人们公开谈论的话题，一般来说，赞扬性的内容不多，批判性的内容为主。
(2) 舆论引导与生产动员管理
广播的创办就是在响应国家号召的前提下创办的，并且是按照层级，四级办广播，这种自上而下的媒介结构，这就昭示了广播自带的政治功能。广播本身就是用来传递党和人民的重大决定和重要消息的媒介物质，代表着国家权力和宣传方针政策的喉舌，与乡村的发展密切结合在一起。
回溯历史会发现，相比于军阀政权、国民政府等社会政治权力想要打破中国传统乡村社会自洽状态，从中汲取资源力量不同，中国共产党在下沉乡村社会从中获得资源的同时，还着力在乡村的文化实践中培养乡村民众的社会主义意识和民族国家意识。中国的广播诞生于乡村、成长于乡村、留存于乡村。新中国成立以来，广播作为一种集体主义的代表，在乡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抓革命、促生产”的革命号角角色，即进行政治宣传和组织开展生产活动[5]。那时候的人们过着人民公社式的集体生活，日常生活呈现政治化状态，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都与广播的播报息息相关。在“统一劳动、统一生产、统一思想”的社会背景下，乡村广播作为一种权力媒介，具有天然的权威性与可信度。在高音喇叭刚普及的年代，生产大队掌握着广播的使用权，他们通过广播潜在地“驯化”了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具体时间。广播的建设还具备“政权建设”的意涵，政令信息大部分是通过广播传递给村民群体的。广播的内容大都是宣扬正确价值观，内容的宣导除了日常播报公社党委的指示内容以外，还有村长对于政策的解读，用贴近村民语言状态的方言和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进行舆论的正确引导，将政策解读的传播效果最大化[6]。广播对于村民的感化是潜移默化的，因为它传达声音时候不需要付诸视觉，于是在人们从事其他活动的同时可以收听广播，这是读报、观戏、看电影等无法比拟的。为了让忙于收种的村民在农忙时依然能够听到广播，村中将架在村落中心位置的广播拓展到地头田间，让人们在田中忙活或是在凉棚休息的时候都能够收听到广播。对于辛苦忙碌的农民来说，广播之响不仅消除了耕作疲劳，还激发了生产热情，广播便成为了乡村民众忙碌中的劳动号子，拉近了党与百姓之间的距离。
(二) 再次兴起
(1) 助力危机应急
广播的角色经历了新的转型，为乡村治理领域带来了诸多创新性发展。2013年，随着《国家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工作方案》的颁布，应急广播建设的目标任务、工作分工和进度安排得以清晰界定。这一背景下，农村有线广播经历了全面革新与重组，转型升级为应急广播系统，并再度活跃于乡村的各个角落。同年12月3日，中国中央广播电台国家应急广播中心正式成立，并同步推出了官方网站，标志着我国应急广播体系进入全面建设阶段。
应急广播作为乡村公共服务的媒介，近些年来在预警和抗灾的指导中发挥了强大的作用。由于突发事件具有不可预见性，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就会给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而在农村地区，人口分布比较分散，在遇到突发事件时，组织人员疏散、指挥人员自救都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具有听觉场域强制性的广播就很有优势。在四川雅安地区、云南鲁甸发生地震，安徽安庆、浙江兰溪发生洪水等时刻，都有应急广播的身影，它发挥着发布灾情信息、稳定灾区舆情、为抗震救灾提供支持等重要作用。现场的广播连接起经受考验的灾区人民与心系灾区的党和政府，一头连接着守卫在抗洪一线的地方干部、救援官兵和受灾群众，一头连接着全国各地关注灾区的普通群众。由于广播传播速度快，工作稳定可靠，所以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受到的制约小、处理效率高。捐赠物资宣传、卫生防疫提示、鼓舞救援士气，在抗洪救灾的特殊时期，广播传递出的是人情的冷暖。而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直至全面解封的时间里，广大乡村地区一直是疫情防控的重点。2020年2月11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专门针对加强农村疫情防控的新闻发布会，强调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基础薄弱、防控难度大等问题[7]。老年群体作为乡村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特殊性尤为明显，他们大多缺乏智能手机的使用能力，识字水平有限，并且卫生安全意识相对薄弱[8]。鉴于这一现状，广播作为一种相对于纸质媒介拥有更低认知门槛的信息传播媒介，在农村地区能以更为直接、便捷且高效的方式传递信息，有效解决了针对老年群体宣传不足的问题。不仅如此，利用乡村的喇叭广播进行信息传播，无需投入过多的人力物力资源，即可实现信息的高到达率，这种成本效益比使得广播能够跨越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农村区域，实现广泛的覆盖。
(2) 推动乡村振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进行乡村治理改革，新的乡村治理框架更强调社会自治、公共服务、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为了深化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构建平等、开放且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乡村治理平台成了当务之急，于是“村村通”基础设施项目的推进被赋予了新的动力。乡村振兴的基石在于产业的蓬勃发展，只有切实解决农民的困难，促进乡村产业的发展，提出的假设才不会是“一纸空谈”。因此完善“村村响”工程，做好“村村响”广播节目，有利于农业生产和乡村振兴。对于村里的百姓来说，他们希望通过发展农业生产来致富，但因为接触的互联网平台少，或是一些软件使用较为繁琐，因此大家得到的信息都相对局限，没有与外界的紧密联系，村民在农业生产或是销售买卖等过程中就可能出现诸多问题。而广播则应该更新内容，为农民带去最及时、最到位的农业新知识，在推进乡村振兴的当下，村民能够实时了解现行的政策是很重要的，村里可以联动农业农村部门通过广播发布“三农”的即时资讯，并邀请行业专家进行农业政策解读。当然只是知道政策大方针也还是不够的，所有的实践都要落到实处，所以村里可以邀请相关专家下乡走进当地乡村了解生产现状，通过广播为当地居民进行系统规划的制定、生产技术的指导或市场信息的普及，将农业生产实用技术知识通过广播送到村落庭院、果林菜地，帮助乡村百姓更好地做到“对症下药”[9]。随着电商、直播在乡村地区的接入与普及，借助网络售卖农产品、依托媒介技术辅助脱贫攻坚已成发展大势。相比于传统的批发市场交易方式，直播销售的获益更大，但乡村的百姓对于这种较为新兴的售卖方式知之甚少，所以广播还应该成为讲授新农技知识的“新农具”，讲解诸如电商网站如何操作、直播平台如何“吸粉”、生鲜农产品物流运输注意事项、网络销售农产品行为中的法律问题等，帮助乡民们加强新知识的学习，提升个人农技水平，助力好产品走出乡村[10]。
4. 乡村广播背后的文化记忆
广播带来的内容，不仅包含政令性的信息，还有很多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广播声响起，不仅包含了文化记忆，还仿佛点亮了那段集体记忆。谈起广播的文化记忆，大都与当时的集体生活相关。以往的乡村生活信息比较闭塞，听广播中播放的文艺节目基本上是唯一的娱乐信息的来源。
文艺广播的放送，不仅促使村民形成新的生活习惯，还潜移默化地实现着村民思想的变迁。文艺广播以其富有艺术创造性的传播优势，将社会生活展现到广播文艺作品中，使村民在艺术欣赏的同时，培育良好的思想基础，并受到鼓舞和教育。集体生活时期的广播，从单一内容到目前的多样化的内容呈现，都在体现乡村空间中文化的丰盈。乡村文艺类节目的扩展，让评述、相声、样板戏和广播剧等艺术节目进入村民的视野，后来还会播放一些革命歌曲和流行歌曲，丰富村民的娱乐体验，曾有村民说“田头装广播，边割边听戏，生产添力气”[11]。此外，在乡村地区的广播更有文化发展空间的，还是方言的应用和具有本地文化象征的声音符号的传达，例如亳州二夹弦、清音戏、花鼓队等。这些极具声音特色的文化遗产，能够在乡村中流传，广播的宣导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村民通过广播接触外面的世界，也通过广播拉近了关系。广播在乡村地区的传播，是一种特殊的人际传播，在乡间小道的广播下，时常能看到有人蹲着与音源调侃互动的有趣景象。人们常说“喇叭不响，浑身都痒”，可以看出广播已成为村民生活的一部分。对于在乡村中生活已久的老年人来说，集体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记忆，周而复始的生产大队生活中广播的陪伴又是不可或缺的记忆[12]。他们提起曾经的时候说道：“村里广播一响，就该要出门赚工分了，大家都会相互提醒，一起出门。那个时候的喇叭在广播之前都会放个歌，类似于歌颂毛主席的歌曲《万岁毛主席》，或是具有喜庆氛围的《大花轿》等歌曲，再后来也出现过流行歌曲。”不仅如此，大家还会在干活时哼唱广播播放的歌曲，相互攀谈广播播出的新闻。由此可见，广播贴近村民的家长里短，逐渐成为村民生活的一部分。文化基于记忆而形成，共有的集体生活借助文化记忆保存下来[13]。广播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媒介形式，不仅为声音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同时也映射出历史与社会的演变轨迹。那些留存在人们心中的集体记忆是对逝去时光的追忆，无论是站立在地头田野的耕种场景，还是倚靠草垛收听广播的场景，都弥足珍贵。乡村的集体记忆循环促生了一种文化认同，也推进了历史的连贯发展。
5. 总结
广播作为听觉媒介的重要载体，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显著的现实价值。在20世纪初那个信息相对匮乏的时代，广播是乡村地区不可或缺的信息来源，不仅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话题讨论，还成为塑造乡村舆论和激励生产的关键工具。这种“声音浸润”不仅满足了人们的信息需求，更通过传播内容的普及性，逐步在全国范围内积累起共同的集体记忆，构筑了广泛的国家和民族想象。进入现代社会，广播在乡村地区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平日里它承担着信息“信号塔”的功能，助力乡村振兴，为乡村居民提供日常信息服务，而在危急时刻，广播则成为疏散人群、安抚民心的重要渠道，展现出在危机应急中的关键作用。此外，广播还在政治宣传、文化教育的推进过程中发挥独特作用，使得全国范围内的政策精神得以更加顺利地传播。伴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广播的功能和传播形式逐渐适应了新的社会需求，现代广播的覆盖广度和社会动员能力进一步强化，为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持。如何进一步激发广播在乡村治理中的潜力，构建更加完善的媒介体系，将成为推动乡村发展、增强文化认同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