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时至今日乡村振兴工作在规划的道路上稳步前进，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注重乡风文明建设，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农村现代化。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风易俗规范，强化村规民约约束作用，党员、干部带头示范，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彩礼作为与婚姻密切相关的中国传统风俗，与人民的生活密不可分，高价彩礼的治理是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不仅关乎小家的幸福，还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只有家庭和谐、社会稳定了，才能更积极地发展经济、更高效地推进乡村振兴，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彩礼观念，对推动乡村振兴有积极作用。因此，笔者根据高价彩礼现状，并以山东省为调研地收集调研问卷，同时选取村委书记、未婚男性、未婚女性等为访谈对象，分析高价彩礼产生原因和负面影响，进一步提出治理建议。
学界关于高价彩礼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形成原因和治理对策两个方面。关于高价彩礼的形成原因，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婚姻偿付理论，是在女方以男方家庭为生活中心时，因为“她的家务、生殖力以及主要参加的仪式都因从一个家庭嫁到另一个家庭而发生了转换”[1]，而对女方家庭作出的失去劳动力的经济补偿。婚姻偿付理论以封建父权社会为基础，核心是补偿，随着婚姻关系和彩礼归属的变化，婚姻偿付理论已无法解释新型婚姻关系下高价彩礼的形成。第二种是婚姻资助理论，即认为彩礼是代际之间的财产流动，是父辈对新婚家庭的经济资助[2]。第三种是婚姻市场要价理论，是随着人口跨地域流动、婚姻市场的形成而产生的，该理论认为女性资源稀缺使得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处于主导地位，女性要价提高导致彩礼数额的上升[3]。关于高价彩礼治理对策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政府部门、基层群众组织以及群众等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共同治理，来实现缓解农村高价彩礼的目的[4]；第二是通过发展经济，消除天价彩礼形成背后的经济压力[5]；第三是利用民间习惯，发挥乡规民约的作用，软法与硬法共同施治[6]。相关研究对高价彩礼原因和治理对策进行了剖析，但是并不能涵盖我国当前复杂的社会状况。将婚姻关系视为市场交换关系的视角忽视了我国民间复杂的社会背景和久远的文化思想。因此本文从思想道德传统、社会背景、彩礼的历史等多个角度分析，并总结高价彩礼的治理对策。
2. 彩礼的概念及历史
彩礼被解释为“订婚时男方家送给女方家的财物”，是古时候男女双方在缔结婚约时的一道必经程序，在远古氏族时期的“伏羲氏制嫁娶、女娲立媒约”开始就有了雏形，至西周时期形成完整的婚姻六礼，其中“纳征”即当今所讲的彩礼。封建背景下的传统律法不仅承认彩礼的地位和重要性，还作出了与当时社会相符合的规定。直到近代被迫打开国门，国人学习西方文化，将包括彩礼作为“糟粕”抛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彩礼的态度逐渐放开，但是仍然没有明确其法律性质及地位。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不能借结婚索取财物，但并未直接禁止彩礼。时至今日，虽然彩礼背后的封建社会基础已经发生变化，但彩礼仍在我国民间普遍存在。作为缔结婚姻的前置程序，彩礼兼具礼俗性和财产性，彩礼的礼俗性强调其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地方民间风俗；财产性则强调彩礼给付过程中的经济资源交换。
3. 高价彩礼产生的原因和负面影响
3.1. 高价彩礼产生的原因
3.1.1. 男女比例失调
在传统通婚圈格局下，男方的婚姻需求与女方的婚姻资源供给能够保持相对平衡[7]。然而，由于计划生育和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近年来地域内适婚男女性别比例失调。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交通越来越便利，青年女性向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的流动和婚姻市场的形成，进一步加重了性别比例的失衡[8]。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9，《中国统计年鉴(2023)》显示，全国适婚男女(20~24岁、25~29岁、30~34岁)性别比均大于100。因此，性别比例失衡使得男性需要通过提高彩礼增加自己的竞争优势，女性则在优势地位下提高彩礼要价。根据龚为纲老师的调研报告，男女出生性别比例偏高的地区，彩礼价格也较高[9]。
3.1.2. 面子社会的攀比心
彩礼是基于熟人关系所形成的一种共识，彩礼的价格和表现形式并不完全由缔结婚姻的男女双方决定，而要看其所在地域内当前的“市场行情”，是一种基于“面子”观念而进行的一种权力竞争游戏[10]。在乡村社会，人与人之间无论是务工务农还是日常生活都有密切联系。同一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相似，更容易产生趋同性，同样条件的群体之间也更易形成比较心理。人与人彼此熟悉的情况下，消息传播速度快、影响力大，面子在处事过程中十分重要因此，村民必须遵守社会礼仪才能维护“面子”，而“礼是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11]。因此，支付或索要高价彩礼不仅仅是为了经济保障，还是为了与村里形成的彩礼习惯保持一致，表示自己并不比别人差。对男性而言，如果因为无法拿出高额彩礼而导致不能在适婚的年纪结婚，就有可能成为同村人议论的对象，不利于其名誉的维护。对女性而言，彩礼的高低代表男方家庭对自己的重视程度，以及自己在择偶市场中的价值，如果自己的彩礼数额低于他人，就会有“贱卖”的想法[12]。“我们村的彩礼一般是18.8万，确实是有点多了，但是没办法，这是大家都约定俗成的东西，如果拿不出来就要被人议论，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脸上也挂不住，所以一般就都拿出来了。”(被调研者01，婚庆工作人员)
此外，当人们把彩礼作为自己能力的体现时，支付或接收的彩礼低于地域内的普遍水平不会拉低地域的彩礼习惯；但是当部分人的彩礼水平高于普遍水平时，则会引起彩礼数额的上升。“一个风俗习惯的形成也与邻居之间有很大的关系，整个村有这么一个几十万，可能就有人家达到这个高度了，那么我们也要达到这个高度的想法，就会出现攀比，其实还是更多的是需要从思想方面去解决。”(被调研者02，村委书记)
3.1.3. 经济压力的影响
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也不再局限于温饱，越来越多乡村年轻人选择在城市安家立业。在这种观念的转变下，成立一个小家庭的成本不断增加，有房有车成为了许多人缔结婚姻的基础。高昂的房价和日渐增长的生活成本使得女性希望通过索取高额彩礼作为日后的生活保障。如表1所示，在笔者收集的有关S省彩礼问题的171份有效问卷中，有100位被调研者在彩礼范围一题选择了房产，107位被调研者选择了车辆，其中有89位被调研者同时选择了车辆和房产。而当彩礼归属于新婚夫妻时，其本质是财产在代际之间的流动，高价彩礼是子辈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向父辈索取的经济资助。代际责任强的父母，将儿女成家立业当作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下一代提供物质帮助、缓解婚姻压力和经济压力[13]。如表2所示，有67.25%的被调研者认为，彩礼是父母给小家庭的经济资助。
3.1.4. 相关法规尚未完善
当前关于彩礼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2024年正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法律问题的规定》主要对彩礼返还纠纷作出进一步规范，但对于彩礼的性质仍没有明确，对“借婚姻索取财物”也并未予以具体解释。彩礼具有礼俗性和地域性，国家立法难以对彩礼数额划定一个确切的量值和区间[14]，因此给彩礼数额的上升提供了空间，高价额彩礼的治理也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Table 1. Research results on the scope of dowries
表1. 关于彩礼范围的调研结果
除金钱外的彩礼内容(多选) |
人数 |
占比 |
金银首饰 |
168 |
98.25% |
家电用品 |
65 |
38.01% |
衣物 |
50 |
29.24% |
车辆 |
107 |
62.57% |
房产 |
100 |
59.48% |
其他 |
7 |
4.09% |
注：被调研者对于“其他”选项的补充内容包括：烟酒糖茶；鸡鱼肉；个人需求。
Table 2. Research results on the purpose of dowries
表2. 关于彩礼存在目的的调研结果
目的(多选) |
人数 |
占比 |
传统习俗 |
115 |
67.25% |
对女方家庭的补偿 |
29 |
16.96% |
双方家长对小家庭的经济帮助 |
115 |
67.25% |
对重男轻女习俗的平衡 |
18 |
10.53% |
其他 |
7 |
4.09% |
注：被调研者对于“其他”选项的补充内容包括：弥补婚后女方因生育而产生的身心、社交工作影响；看男方的经济水平；看男方的重视程度；表示尊重和喜庆。
3.2. 高价彩礼的负面影响
3.2.1. 家庭经济负担过重
繁杂的彩礼名目和高昂的彩礼数额已经超出了很多农村家庭的经济水平，使得许多男方家庭为了给付彩礼而掏空两代甚至三代人的积蓄，增加了家庭的经济压力，让本可以正常生活的家庭“因婚致贫”。当前社会，部分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彩礼反而更高。以山东省为例，济南、青岛及其他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彩礼以三万一千八、六万六、八万八等为主；而在经济较不发达的鲁西南地区，普遍接受的彩礼数额却在十万元以上。在笔者调研地区内，距离较近的C村与K村中，C村靠近主干道，地理位置相对优越，交通便利、经济条件较好，彩礼主要在3.18万到6.6万左右，而K村彩礼主要在5万到10万左右。“彩礼这方面还是要降低，因为现在我们面临男孩子娶媳妇娶不起，因为父母都是农村的，他就是靠打工挣钱，如果说去买房买车然后准备彩礼给这个孩子，说实话可能一生都完成不了这个任务。”(被调研者04，村民，49岁)
3.2.2. 女性被物化
脱离正轨的彩礼数额使得女性被明码标价，当彩礼归属于女方以外的其他人时，女性就变成他人索取财产的工具，失去了其在缔结婚姻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配偶。如2023年2月，四川凉山16岁女孩被父母强制以26万彩礼嫁给一名男子，离家出走逃至广东后被男方强行带回，女孩在途中趁机报警求助才得以解脱。在缔结婚姻后，由于收取了高价彩礼，女性被当作财产看待，在婚姻中处于更低的地位，还要承受男方家庭因为支付高价彩礼而产生的负面情绪，影响夫妻间的感情，轻者造成婚姻幸福指数下降，重者可导致婚姻关系紧张甚至走向破裂[15]。“女方家庭会面临‘卖女儿’的舆论压力，虽然可能没人提，但是女方本人会在小家庭组建的初期有‘愧疚感’和‘低人一头’的感觉，男方就会有‘颐指气使’的感觉，这并不利于夫妻感情的培养。而且如果女方生活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中，那这个钱并不会补偿到她，不会有该获益的人获益。”(被调研者03，未婚男性，26岁)
3.2.3. 扭曲婚姻观念
通过索取或支付高价彩礼来体现自己的价值或能力的错误观念，偏离了彩礼的目的和婚姻的真正意义，盲目的从众行为扭曲了群众的价值观，影响青年的婚姻观念。高价彩礼成为男女缔结婚姻的拦路虎、夫妻幸福生活的绊脚石，不利于结婚率的提高，也与当前乡村振兴工作中的乡风文明建设相悖。“因为彩礼问题让本来相爱的男女双方失之交臂或者让男方背负巨大的经济压力很没有意义也没有道理，因为男方的经济压力最终会反应到小家庭上，还有小家庭的和谐程度上。”(被调研者03，未婚男性，26岁)
3.2.4. 滋生不良产业
彩礼是与缔结婚姻密切相关的财产给付，其特殊性成为了许多利益至上、不顾法律道德的人的谋财方式。如黑心的婚介人员以提供相亲资源为名敛财、为了牟取利益串通女方骗婚、制造虚假相亲局等。甚至有不法分子看到了男方家庭缔结婚姻的迫切，通过编造虚假事实、诱拐适婚女性等方式，以彩礼为名，谋取不正当财产，实际上是诈骗、拐卖妇女等非法行为。如河南省新密市秦某、孙某等诈骗案中，崔某阳用化名与赵某1相亲，其余人分别假冒崔某的母亲、叔叔、哥哥、嫂子，骗取订婚礼金、红包、黄金首饰等共约7万元1。新密市检察院工作人员表示，因为婚姻市场不平衡而急于在短时间内缔结婚姻的大龄男女，很容易误入相亲婚姻骗局。
3.2.5. 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当前互联网发展迅速，新闻媒介种类繁多，信息传播速度快，近年来，高价彩礼层出不穷，各地治理对策多样，多次引发人们的讨论，如江西某地高彩礼上黑榜的规定出台后在互联网引发热议。同时还滋生出许多以彩礼为话题，编造虚假事实，抹黑他人形象，刻意制造男女对立的营销号和不法分子，如广州女孩被盗图造谣“十万彩礼做女友”，给当事人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扰乱了互联网的秩序。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阶段，社会和谐稳定十分重要，乡村社会，舆论传播速度广、影响力强，更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和不安。
4. 高价彩礼的治理建议
4.1. 加强思想建设
彩礼传承至今有着浓厚的中国特色和坚实的思想基础，上文所述，农村高价彩礼形成的原因之一就是乡民们的思想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同步，传统的思想和局限的认知使得人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新的彩礼观念，容易被攀比心理和从众心理引导。河南省驻马店经济开发区关于高价彩礼综合治理情况的调研报告指出，治理工作中存在的两大问题之一就是群众思想转变不彻底。因此，治理高价彩礼，首先要加强思想引导，使人们从内心深处认可新时代的婚嫁观，以践行新时代彩礼观为荣，自觉主动地杜绝不合理的高价彩礼。第一，相关部门要加强思想教育活动，丰富村民们的精神生活，提高村民们的综合素质，打开村民们的视野，拓展村民们的认知，提升乡村社会的文明程度。第二，充分发挥舆论作用和道德引导作用，进行“文明家庭”、“最美家庭”等评选活动，对表现优秀的家庭进行表扬，发挥模范人物的示范作用。第三，对于高价彩礼产生负面影响的典型案例进行宣传教育，让村民们切实了解高价彩礼的危害，并对哄抬彩礼数额的行为进行曝光。第四，加强普法宣传，深入村民解说关于彩礼的法律和政策，让村民们了解正常的婚姻习俗与违法行为的界限。第五，发挥各种媒介和文化活动的作用，通过编排与新彩礼观、婚嫁观有关的文艺节目、在互联网平台发布宣传短片等方式，宣传高价彩礼的危害和正确的婚姻观念。
4.2. 加强乡村经济建设
上文所述，高价彩礼形成的原因之一是适婚青年的经济压力。因此，可以通过发展经济的方式为青年缓解经济压力，进而减少彩礼数额。第一，根据农村的具体特点，因地制宜，发展多元经济，形成产业链，如农产品加工产业链、旅游农家乐一体化产业等。以山东省C村为例，该村盛产草莓，因此在村委的带领下发展草莓经济，打造自己的品牌，形成草莓种植、加工、销售产业链，并发展以草莓采摘为特色的旅游业，增加村民收入，吸引外出青年返乡。第二，开展技能培训，为乡村青年提供学习技术的平台，增加其就业优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第三，增加女性岗位，吸引适龄女青年返乡就业，减少地区内女性流失，设立适合已婚已育女性的岗位，为女性提供稳定的收入保障，减少其对未来生活的担忧。如山东省巨野县妇联设立“妈妈岗”，为已婚已育的女性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并搭建“妈妈”就业平台，帮助已婚已育女性就业。
4.3. 推进多元合作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运转离不开共同体成员的平等对话和参与行动[16]，因此彩礼治理需要多元合作、共同施治。第一，国家层面明确对彩礼的态度，跟进试点情况，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的进行，并完善相关法律规范。第二，基层政府深入了解彩礼实际情况，并通过制定指导意见等方式对彩礼问题作出规制。如山东菏泽成武县文明办发布《喜事新办丧事简办指导标准》，倡导移风易俗，杜绝铺张浪费，要求彩礼控制在6万元以内，提倡零彩礼，不准借婚姻索取财物，不准超出实际承受能力要求建新房、买轿车、买楼房等。第三，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利用软法在社会治理中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将移风易俗、新彩礼观以及彩礼问题指导意见、婚丧嫁娶标准等纳入村规民约。村规民约作为农民道德、情感、精神、价值追求的共同体现，是解决基层难题的一把“金钥匙”，在村民自治、乡村治理上发挥重要作用[17]。第四，充分发挥红白理事会的作用。红白理事会是与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共同治理高额彩礼的主体，因此要规范红白理事会的工作，完善红白理事会规章制度，发挥红白理事会在婚丧嫁娶中的主要作用，推动乡村移风易俗工作，缓解高价彩礼问题。“红白喜事现在都是从简，我们这一块执行得还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也是去年嫁的女儿，彩礼就是走个形式，村干部家庭要起到一个带头作用，不然移风易俗工作也不好进行。和我女儿同龄的一共六个女孩先后出嫁，彩礼都不是很高，最早那个三万八，在咱这边确实是不够，但是只要孩子愿意就好。彩礼这方面就是红白理事会倡导和主导，我们村干部起一个辅助的作用。比如说有村民彩礼要价过高，我们就去劝导一下。”(被调研者02，村委书记)
5. 结语
高价彩礼是彩礼习俗脱离正常轨道的错误发展，治理高价彩礼是乡村移风易俗工作的重要内容。虽然社会在不断发展，但长期形成的思想观念无法立刻改变。因此，结合彩礼的特征、高价彩礼的产生原因，本文对于高价彩礼的治理提出了加强思想建设、加强经济建设、以及推进多元合作等三个方面的优化建议。
NOTES
1河南省新密市人民法院秦某、孙某等诈骗案(2024)豫0183刑初3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