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全球众多国家正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重大社会挑战，中国作为一个拥有超过14亿人口的国家，其老龄化问题显得尤为严峻。截至2023年年底，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9,697万人，占总人口的21.1%，其中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1,676万人，占总人口的15.4% [1]。这一数据表明，我国正在以极快的脚步朝着老龄化社会迈进，且农村的老龄化问题尤为严重。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推进，乡村人口大量外流，青壮年劳动力锐减，导致农村出现了“空心化、空巢化、老龄化、妇幼化”的现象。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技术的进步，我国老年人的平均寿命延长，给有限的社会养老资源带来了巨大压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必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旨在缩小城乡差距，增加农民收入，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优先发展农业农村，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优化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农村养老问题成为我们必须攻克的重要难题。
本文基于佘村，从目前农村地区的养老现状与所面临的养老难题出发，探索在现有政策的框架下农村养老体系、模式和方法等方面的创新路径，以求为乡村振兴战略中农村养老事业的发展贡献一些创新性的思路和建议。
2. 从佘村看农村养老的现状
2.1. 佘村概况
佘村社区位于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导的社区。根据最新的村庄规划，佘村社区辖6个自然村，现有户籍人口2248人，其中75岁以上的老人超过200人。佘村社区的发展定位是“养心林谷古风佘村”，旨在打造一个以山水生态保育、运动康体、古村文旅休闲为主题的都市郊游目的地。
佘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拥有640多年的历史，被誉为“金陵古风第一村”。这个社区党总支下设4个党支部，共有党员91名。近年来，佘村社区党总支坚持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通过盘活生态资源、开发特色产业等措施，促进富民增收，将一个曾经贫困的小山村发展成为产业特色鲜明、百姓收入明显提升的网红村。
佘村社区还注重优化乡村治理体系，成立了党员议事园，创新党建协商的议事模式，深入开展各类帮扶行动，提升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此外，社区还注重发展乡村产业，如种植水稻、油菜、小麦等，并开发了农业观光体验基地和民宿集群等旅游项目。
2.2. 农村养老现状
2.2.1. 家庭与个人养老仍是农村养老的核心方式
在我国农村，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依然是主要的养老方式。家庭养老依赖于血缘关系，由亲属提供照顾，长期以来在农村占据主导地位。这样以家庭为中心的养老方式不仅有效减轻了社会和家庭的养老压力，同时也能够为老年人带来心灵上的慰藉，从而创造一个温馨祥和的养老氛围，而这对于满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而个人养老模式则是指老年人依靠自己的劳动能力，通过耕种土地、打零工小工等方式来维持自身生活的养老方式。这种模式往往适用于那些子女不在身边，但仍然具备一定劳动能力的老年人群，他们能够利用农村的资源基本实现自给自足。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和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这两种传统的养老模式正遭遇一系列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土地经营规模的限制、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变化、社会保障体系的不足以及农村公共服务的不完善等[2]。
2.2.2. 农村老年人带病生活的状况较为普遍
在中国农村，很多老年人因长期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患有各种不同程度的疾病。由于“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许多农村老人对于小病往往选择不治疗或者拖延，而这样也常常导致小病变成大病，不断攀升的医疗费用使得老年人对于医院和就医产生了更多的顾虑和恐惧，他们往往因为经济压力而避免寻求必要的医疗服务。同时，由于养护人员数量有限，面对繁重的工作任务和高压的工作环境，养护人员的薪酬成本也在持续上升。这些高昂的照护成本远远超出了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导致许多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自我养老，而不是入住养老机构。此外，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纷纷涌向城市寻找工作机会。这也导致了农村地区人口结构的失衡，从而使得更多农村老年人身边缺少子女的陪伴和照顾。这种“空巢老人”现象的普遍存在，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养老的困境，使得农村老年人面临的生活和健康问题更加突出。以上种种原因和状况最终导致农村老年人往往带病生活。
2.2.3. 农村养老依赖于农业劳作和零工收入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提速，企业为了追求产业集群效应，普遍倾向于在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城镇地区设立工厂和办公地点。这些企业通常对劳动力的素质和年龄有较高的要求，而且它们一般都位于远离农村的地方。这就直接导致农村人口尤其是老年人很难被这些企业所接纳，所以他们主要依靠土地耕作来维持生计。
对于农村的低龄老年人来说，除了通过耕作土地获得收入外，他们还会在农闲时期寻找打零工的机会，以此来增加额外的收入来源。这些零工包括季节性的农业劳动、手工艺品制作、家庭小规模养殖等，这些都是农村老年人为了适应生活需要而采取的灵活就业方式。然而，这种依赖土地和零工的收入模式受多种因素影响，如气候变化、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身体健康状况等。
3. 农村养老存在的问题
3.1. 农村老年人经济自保能力较弱
城市老年人通常能够依靠退休金、个人储蓄以及子女的赡养等多重经济来源来保障晚年的稳定生活。相比之下，农村老年人则更多地依赖自身的劳动能力、农业收益以及过去的积蓄来维持养老生活，这种经济支持的单一性和不稳定性导致了他们在经济安全上的劣势。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和城市就业机会的增加，农村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中老年人则留守农村。尽管农村青壮年进入城市工作，但他们往往因为经济条件限制和城市生活压力，无法给予家中老年人充分的经济支持。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影响和现代婚姻市场的形成，也使得农村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代际支持的重心已经向下倾斜，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有限，相反的是父母对子女的责任却是无限的。这种不平衡的代际支持加剧了农村老年人的经济负担。
随着农村老年人年龄的增长和劳动能力的下降，他们在晚年面临的经济困境愈发严重。满足基本物质需求仍然是农村老年人的首要问题。然而，他们的养老需求已经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满足，而是变得更加多元化，包括健康护理、精神慰藉、社会参与等方面。
现实情况是，大多数农村低收入老年人群体仅能维持基本生活。这导致了他们的养老需求与他们较低的经济水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
3.2. 农村医疗护理资源不足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2年，我国乡村医生和卫生员的总量为66.45万人，与2021年相比减少了3.22万人，与2016年相比减少了33.58万人。在相同年份，我国乡镇卫生院的数量为3.39万个，较2021年减少了1026个，较2016年减少了2878个；村卫生室的数量为58.77万个，较2021年减少了1.15万个，较2016年减少了5.1万个。这些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数量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
这一趋势表明，在农村，医疗资源是极其稀缺的，这就导致农村老年人在获取医疗护理方面面临困难。医疗资源的不足，使得农村老年人看病变得困难，更难以获得必要的医疗护理服务。此外，由于大多数农村老年人缺乏医疗保险，经济压力使得他们在生病时不敢就医或者承担不起医疗费用。这种情况加剧了农村老年人的健康风险，因为他们可能会因为无法及时得到治疗而使小病拖成大病，进而严重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而农村老年人由于职业、生活环境、时代背景等因素的影响，疾病问题难以避免。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如何保障他们“老有所养”和“病有所医”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
3.3. 精神与情感需求的缺失
农村的老年人群普遍感受到精神与情感层面的匮乏。一方面，由于地区发展的不均衡和经济限制，农村的精神文化生活相对比较空虚。尽管我国农村地区在全面脱贫的背景下基本满足了物质需求，但精神文化层面的活动开展依然有比较大的不足。农村老年人除了部分继续务农的人群外，大多数时间缺乏充实的生活内容。他们的娱乐方式有限，通常局限于打牌、下棋、闲聊等。对比城市，农村在精神文化建设和娱乐设施方面存在明显的差距。
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身体机能的下降，农村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化。农村老人们渴望得到关注、尊重和认同，希望与他人进行交流互动。这些需求的满足对于维护农村老年人的精神健康至关重要。然而，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家庭中的代际精神交流减少，子女因忙于工作和照顾自己的家庭，往往会忽略老年人的情感需求。而代际间的观念差异也加剧了彼此之间的隔阂。传统农村社会的安土重迁观念与子女因城市化、市场化影响而倾向于在城市生活的现实，造成了代际间的空间分离，农村老人们无法得到足够的陪伴。
因此，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村老年人的心理状态会变得更加敏感和脆弱。在关注他们的物质需求之外，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也成为了提升他们晚年生活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
4. 以乡村振兴为背景的农村养老创新探索
4.1. 大力推进农村智慧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智慧养老是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如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结合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为老年人提供安全、便捷、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和服务的一种新型养老模式。农村智慧养老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意味着在乡村振兴的政策背景之下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智能化设备，为农村老年人群提供定制化、智能化、高效率和协同性的养老服务。这一发展目标是确保农村老年人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优质养老资源，从而提高养老服务的精确度、便捷性和满意度[3]。
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养老服务的高质量发展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们互相补充、共同推动。农村智慧养老服务的卓越进步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和具体展现，同时，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也为农村养老服务行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动力。
农村智慧养老服务的迅速兴起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作为一种创新的服务模式，农村智慧养老不仅向广大农村老年人群提供了高品质和高效的生活关怀服务，而且还将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医疗健康、日常照护、养生旅游等服务业链条，为乡村经济带来新的增长点。一方面，农村智慧型养老能够有效利用老年人的劳动力和闲置资源，开展农村社区服务、文化娱乐等多样化活动，从而推动农村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另一方面，农村智慧型养老有助于推动农村服务业的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升居民的经济水平，进而促进农村经济的转型与升级。特别是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引入尖端的智慧养老服务模式将进一步促进农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孵化出新的乡村产业形态，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源。农村智慧养老服务不仅能够通过技术手段提高服务效率，减少人力成本，从而降低养老服务的总体成本；也可以根据农村老年人的经济状况提供不同层次的服务，包括基本的生活照料、健康管理、休闲娱乐等，满足不同经济能力的农村老年人的多样化养老需求[4]。
4.2. 推动农村地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医养结合指将医疗与养老服务融为一体以逐步满足老年人从生理需求到安全感、归属感、尊重感等各个层面的需求，创新性地构建的一种新型医疗服务模式。该模式集医疗、护理、康复及养老服务于一体，始终将老年人的健康需求置于核心位置，实现了养老机构和医院功能的有机整合，旨在全面满足老年人的日常照护及康复关怀需求。在医养结合中，“医”方面涵盖了医疗卫生服务、辅助器具租赁、疾病诊断治疗、康复护理及临终关怀服务等方面；而“养”方面则包括日常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文化娱乐活动以及保健教育等内容。对于老年人而言，医疗和养老服务是他们不可或缺的需求。然而，在以往的养老体系中，医疗与养老服务总是分离的，这就导致老年人常常在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之间奔波以满足各自的服务需求，这不仅造成了服务的重复，也导致了资源的浪费[5]。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全面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医养结合的高质量发展是遵循需求导向，在传统养老服务体系之上推动医疗服务与养老服务的深度融合，以求为老年人打造高品质、高效率的医养结合服务。我国当前的“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还存在较大的探索空间，为了进一步促进“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本文提出以下几项建议以优化服务模式，提升服务效能，确保老年人能够享受到更加全面和贴心的医养服务。
4.2.1. 提升顶层设计，促进资源全面整合
我国应当持续推进医养结合政策的高层设计优化，借鉴国际先进的医养结合服务模式，全面融合医疗、保健及服务等多方面资源，从而最大可能地降低资源浪费。应积极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于医养结合服务，降低社会资本进入的难度，以此促进医养资源的整体性整合。除了要界定医养结合机构所提供的医疗与养老服务的具体内容和频次，还应着手制定涵盖家庭病床、慢性病治理、临终关怀、心理健康等居家社区医养结合服务的详细内容、服务频次和收费标准。
4.2.2. 优化人才培养体系，完善激励机制
医养结合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打造一支专业的人才队伍。因此，应当大力推行产学研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推动医疗和养老机构与教育院校的合作，增加医养领域的人才供给，并优化薪酬福利、职称晋升等相关制度。医养结合机构应当依据员工的技能水平提供适当的岗位补贴，提高服务人员的整体待遇，并将职业资格、培训成效与激励措施相挂钩。此外，应当促进老年学与其他学科如医学、护理、心理学、药学、康复学等的交叉融合，构建一个跨学科的团队，以便根据老年人的实际需求提供更为专业的服务。
4.2.3. 激发多元主体合作，加强优势互促
在我国，医养结合涉及卫生健康、民政、医疗保障等多个行政管理部门，因此有必要消除部门间的隔阂，从而实现医疗与养老服务的深度融合。政策应当明确各管理部门的职责，强化部门间的沟通与合作机制，推动并形成跨部门的协同管理。而作为医养结合政策的核心执行者，医疗机构应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建立专门的老年病区，尽最大可能地保障医养服务的连续性。随着医养结合模式的推进，社区养老服务系统将成为资源整合的重要环节。未来政策应当打破不同养老模式之间的界限，促进各级组织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建立“家庭–社区–机构”三位一体的医养服务供给模式，以提高资源整合的效率。
4.2.4. 设立需求评估体系，提供综合性服务
准确评估老年人的需求是提供以“人”为中心的医养结合服务的基础。未来应制定涵盖生理、心理、认知、生活能力等多维度的需求评估标准，实现医养结合服务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制定老年人全生命周期的照护路径，确保各服务体系的连续性。明确医疗、养老、康复、护理、心理咨询、临终关怀等服务内容，让老年人根据个人需求选择服务项目，满足个性化医养结合服务需求[6]。
4.3. 积极探索“代际共融”、“双龄共养”的新型养老服务模式
除了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之外，农村老年人在精神文化层面的缺失同样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他们精神层面和情感层面的需求是否得到满足，是衡量农村养老服务质量的关键指标之一。满足精神生活的需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物质条件的不足，这对于维护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具有深远的意义。
代际融合是指为了满足不同年龄段人群的需求，通过积极开展各种活动，把年轻一代与老年一代相互紧密地联系起来，共同参与到技能、知识和经验的交流与分享的行为中去以增进文化互动，并构建一个互相支持、互惠互利的社交网络的过程。“双龄共养”模式则是一种将养老服务与儿童托育服务融合的创新型探索，为传统服务模式提供了补充。这类项目旨在加强不同代际之间的联系，增进彼此的理解与合作。因此，探索“代际共融”、“双龄共养”的新型养老服务模式对于农村地区老年人群的精神满足与幸福感提升具有积极意义[7]。
4.3.1. 提升认知，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度
相较于其他国家，“代际共融”双龄共养模式在我国的社会接受度和实际参与度相对较低。为了克服这一“水土不服”的现象，我们必须构建与之相适应的认知理念，以满足养老托育发展的实际需求。首先，探索双龄共养模式的本土化实施，并加大宣传力度。例如，鼓励社区、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积极开展试点项目，推动相关项目的立项。对于成功的案例，应尝试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试点，并在全国范围内重点推广。利用文娱领域作为传播双龄共养文化理念的重要平台，鼓励开展相关主题的文艺创作，并通过书籍、报刊、广播、电视等多种媒介进行知识普及和项目推广。同时，可与中小学及大学合作，将参与双龄共养模式的志愿服务与学校课外活动相结合，扩大志愿者队伍，促进代际融合，提高青年学生对代际关系和互动的接受度和参与度。其次，解决伦理安全问题，消除后顾之忧。完善法律法规，确保儿童和老年人的安全。为老年人和儿童购买商业保险，在公共活动空间安装监控，并由专人负责监管。在场所的出入口配置安保人员，以维护秩序，赢得家长的信任和认可。借鉴武汉童心苑的成功经验，对参与项目的儿童和老年人设定准入标准。特别是老年人，应要求他们身体健康、具备一定的自理能力，并自愿参与代际活动。开展生命教育，帮助儿童建立科学的生死观。此外，从小培养对年龄歧视的敏感度，通过教育和代际接触，减少对老年人的态度和知识相关的年龄歧视，从而消除年龄偏见和代际隔阂[8]。
4.3.2. 完善配套设施，明确责任主体
完善“一老一小”配套设施，一是提升设施的适老性和适儿性。对于老旧农村社区，应以改造为主，从安全、便利和娱乐三个方面打造友好的老人和儿童空间；对于新开发社区，应将幼儿园和养老院纳入地产项目，与周边社区联动，统筹建设服务设施，增强新社区的服务功能。二是注重公共活动空间的设计，参考美国一些城市代际日间中心的设计经验，创造互动体验，满足老人和儿童的共享需求。还应明确责任主体，搭建多主体参与平台。国家通过法律法规提供支持，中央政府指导方向，地方政府制定具体政策。在农村社区应营造友好氛围，加强培训，招纳专业人才。社会组织作为服务供给者，应由专业社工组成。要鼓励农村居民参与，实现邻里互助，引导企业和经济组织参与，以满足农村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和幼儿、青少年的多样化需求。
4.3.3. 培养专业人才，加强服务队伍建设
实践中，世界其他国家建立了专业的护理人才队伍。我国必须注重培养复合型人才，扩大服务队伍。首先是优化职业化人才培养路径，鼓励高校开设相关专业，依托校企合作等项目提升学生素质。其次是发挥志愿组织的补充作用，完善志愿者培训体系，提升服务水平。探索长效参与机制，如“时间银行”服务站点，扩大志愿者来源，鼓励学生参与农村社区“代际共融”服务。
5. 结语
面对我国农村地区日益严峻的老龄化问题，我们必须采取创新性的策略来应对。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积极探索农村智慧养老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推动“医养结合”服务的优化，以及“代际共融”和“双龄共养”新型养老服务模式的实践，对于提升农村养老服务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需要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和资源整合，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和努力。未来，我们应当努力打造一个更为成熟、高效且充满人文关怀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来确保农村老年人能够享有尊严、健康和幸福的晚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