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武汉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60岁及以上人口为2,124,397人，占武汉市人口的17.23% [1]。《“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中提出，老龄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需进一步推进居家社区机构健康服务。保障老年人群体心理福祉问题是我国社会健康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2]。在社区家居养老服务模式下，社区对老年人心理健康产生调节效应和保护效应[3]。已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有着密切的联系[4]，有效的社会支持可以提供情感支持和社会互动，从而减少心理健康问题。然而，老年群体并非是一个同质化的整体，“低龄老年人”这个群体，即年龄在60至69岁之间的老年人，因其处于职业与退休生活的过渡期，社会角色与心理需求具有较大的特殊性[5]。低龄老年人通常在经历从工作角色向退休角色的过渡期，这一阶段伴随着生活方式和社会角色的重大变化。由于工作角色的丧失、社会交往圈的缩小，以及身体功能的逐渐退化，低龄老年人更容易面临心理健康问题，如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6]。本研究通过对武汉市三个城区中的老年大学和社区的5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系统分析社会关系和社会参与度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旨在探究社会支持的直接效应，还探讨社会关系和社会参与度如何共同作用影响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关系，以及婚姻情况和性别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对提高老龄群体的心理健康维护和改善提供实证依据，构建老年友好社区辐射网络、提高老年人身心健康，做到真正地促进老年人的幸福感和福祉。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于2024年4月至2024年6月期间，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对武汉市硚口区、江岸区、汉阳区三所老年大学和三个社区居住的中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纳入标准：自愿配合调查参加；50岁及以上在武汉市主城区连续居住5年以上的常住人口，并已退休。排除认知障碍和精神疾病患者。
2.2. 研究方法
2.2.1. 抽样和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单纯随机抽样，首先在武汉市武昌区、江岸区、硚口区、汉阳区、青山区、洪山区六个主城区中抽取三个区。其次，从抽取的三个区中各抽取一个老年大学和社区。最后从抽取的六所地点对50岁及以上中老年群体进行问卷调查。
考虑到老龄群体可能在信息理解和沟通方面的特殊需求，为了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质量，本研究组织调查团队采取“面对面，一对一”进行访谈式、代填式问卷调查。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根据老龄群体的回答并经其核对后填写问卷，并对所有接受调查的中老年群体告知其本次调查的目的及意义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次调查共回收2011份问卷数据，经整理后有效数据2000份。
2.2.2. 调查内容
本研究使用的自制调查问卷，主要分为基本信息、社会关系与社区参与度、心理健康三个板块。其中心理健康板块问卷使用的是抑郁–焦虑–压力量表简体中文版(Depression Anxiety and Stress Scale, DASS-21)，以评估抑郁、焦虑和压力三个维度。DASS-21最初由Lovibond等人于1995年编制，本研究采用的是袭栩等人(2010) [7]修订的DASS-21简体中文版，全量表包含21个条目，抑郁、焦虑和压力三个分量表各含7个条目，均采用从“0”(不符)到“3”(总是符合)的4级计分。DASS-21简体中文版量表的心理健康得分为抑郁、焦虑和压力分量表得分乘以2，分值越高代表越具有这种情绪。在抑郁分量表中，10、14及21分别是轻微、中度及重度抑郁的临界值；在焦虑分量表中，8、10及15分别为轻微、中度及重度焦虑的临界值；在压力分量表中，15、19及26分别为轻微、中度及重度压力的临界值。
2.3. 统计方法
使用EpiData 3.1软件录入问卷数据，采用双录入法对录入结果进行核对。使用SPSS 22.0进行数据分析。
2.4. 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对社会关系、社会参与度、心理健康三个变量中李克特态度量表题目进行信效度检验。采用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α)来代表量表内的一致性信度，根据计算结果可知社会关系(0.962)、社会参与度(0.939)、心理健康(0.963)以及抑郁(0.963)、焦虑(0.955)、压力(0.966)三个维度的信度值均高于0.9，因此问卷调查结果稳定性较好，可信程度较高。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方法对量表调查结果效度进行检验，其中社会关系部分整体KMO = 0.957 > 0.7，且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在p < 0.001水平上显著，因子累计方差解释率达到81.366% > 70%；社会参与度部分整体KMO = 0.913 > 0.7，且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在p < 0.001水平上显著，因子解释率达到80.370%，能够代表大部分的方差变异量；心理健康部分整体KMO = 0.975 > 0.7，且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在p < 0.001水平上显著，因子累计方差解释率达到81.280% > 70%，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有效性、区分性和聚合性。
3. 结果
3.1. 基本信息统计
本次问卷调查共获得有效样本被试数据2000人，其中男性1015人，女性985人，男女比例接近一致。年龄分布中，60~69岁被试1258人，占比62.9%，其次为50~59岁被试639人，占比32.0%。学历主要以初中、中专或高中为主，合计占比超过70%。已婚被试1837人，占比91.9%。认为身体状况一般的占比接近70%。样本基本信息统计结果见表1中数据。
Table 1. Sample basic information statistics
表1. 样本基本信息统计
变量 |
类别 |
人数 |
比例(%) |
性别 |
男 |
1015 |
50.7 |
女 |
985 |
49.3 |
年龄 |
50~59岁 |
639 |
32.0 |
60~69岁 |
1258 |
62.9 |
70~79岁 |
59 |
2.9 |
80岁以上 |
44 |
2.2 |
学历 |
小学及以下 |
295 |
14.8 |
初中 |
812 |
40.6 |
中专或高中 |
649 |
32.5 |
大专 |
150 |
7.5 |
本科 |
86 |
4.3 |
硕士及以上 |
8 |
0.4 |
婚姻状况 |
已婚 |
1837 |
91.9 |
离异 |
79 |
4.0 |
丧偶 |
84 |
4.2 |
身体状况 |
良好 |
326 |
16.3 |
一般 |
1367 |
68.4 |
较差 |
307 |
15.4 |
目前和谁生活 |
与子女同住 |
957 |
47.9 |
与配偶同住 |
777 |
38.9 |
独居 |
150 |
7.5 |
养老机构 |
116 |
5.8 |
子女状况 |
有子女 |
1975 |
98.8 |
无子女 |
25 |
1.3 |
偏爱的养老方式 |
家庭养老 |
799 |
40.0 |
续表
|
机构养老 |
779 |
39.0 |
社区养老 |
422 |
21.1 |
经济来源 |
退休金 |
505 |
25.3 |
积蓄 |
514 |
25.7 |
配偶供给 |
454 |
22.7 |
子女供给 |
520 |
26.0 |
政府救助 |
7 |
0.4 |
收入 |
1000元以下 |
719 |
35.9 |
1001~2000元 |
754 |
37.7 |
2001~5000元 |
240 |
12.0 |
5001以上 |
287 |
14.4 |
支出状况 |
尚有结余 |
361 |
18.1 |
收支平衡 |
1287 |
64.4 |
难以维持 |
352 |
17.6 |
3.2. 心理健康水平各指标得分
根据心理健康量表赋分规则，对四个选项分别计为0~3分，均值、标准差等各指标统计结果见表2。其中，心理健康所属21个指标均值基本位于1.3分上下，总体得分相对较低。峰度与偏度系数的绝对值低于2，满足近似正态分布前提条件。在抑郁分量表中，第40条目“我觉得自己对将来没有什么可盼望”具有最高的均值(M = 1.07, SD = 1.19)，表明较多被试在这一条目上打分较高。而第47条目“我觉得自己不怎么配做人”显示最低的均值(M = 1.00, SD = 1.16)，显示较少被试在这一条目上打分较高。在焦虑分量表中，第49条目“即使在没有明显的体力活动时，我也感到心律不正常”具有相对较高的均值(M = 1.02, SD = 1.11)，而第39条目“我担心一些令自己恐慌或出丑的场合”的均值最低(M = 0.95, SD = 1.05)，这表明不同被试对焦虑症状的自我感知存在一定差异。在压力分量表中，第41条目“我发现自己无法放松自己”的均值(M = 1.20, SD = 1.16)较其他条目更高，而第38条目“我觉得自己消耗很多精力”显示最低均值(M = 1.19, SD = 1.20)，表明被试在应对压力方面的体验和感受存在一定的变化和波动。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indicators of mental health level
表2. 心理健康水平各指标描述性统计
类别 |
题目 |
均值 |
标准差 |
峰度 |
偏度 |
抑郁 |
33. 我好像不再有任何愉快、舒畅的感觉。 |
1.04 |
1.19 |
−1.272 |
0.586 |
35. 我感到很难主动去开始做事。 |
1.04 |
1.17 |
−1.258 |
0.565 |
40. 我觉得自己对将来没有什么可盼望。 |
1.07 |
1.19 |
−1.356 |
0.511 |
43. 我感到忧郁沮丧 |
1.05 |
1.16 |
−1.302 |
0.523 |
46. 我对任何事都不能产生热情。 |
1.07 |
1.16 |
−1.294 |
0.500 |
47. 我觉得自己不怎么配做人。 |
1.00 |
1.16 |
−1.201 |
0.612 |
51. 我感到生命毫无意义。 |
1.09 |
1.17 |
−1.326 |
0.486 |
续表
焦虑 |
32. 我感到口干舌燥。 |
1.00 |
1.07 |
−0.913 |
0.645 |
34. 我感到呼吸困难。 |
1.01 |
1.07 |
−0.945 |
0.626 |
37. 我感到颤抖。 |
0.99 |
1.07 |
−0.879 |
0.672 |
39. 我担心一些令自己恐慌或出丑的场合。 |
0.95 |
1.05 |
−0.797 |
0.714 |
45. 我感到快要崩溃了。 |
0.99 |
1.09 |
−0.922 |
0.677 |
49. 即使在没有明显的体力活动时，我也感到心律不正常。 |
1.02 |
1.11 |
−0.981 |
0.649 |
50. 我无缘无故地感到害怕。 |
1.03 |
1.07 |
−0.896 |
0.641 |
压力 |
31. 我觉得很难让自己安静下来。 |
1.21 |
1.18 |
−1.423 |
0.336 |
36. 我对事情往往做出过激反应。 |
1.20 |
1.17 |
−1.415 |
0.330 |
38. 我觉得自己消耗很多精力。 |
1.19 |
1.20 |
−1.453 |
0.352 |
41. 我感到忐忑不安。 |
1.20 |
1.16 |
−1.390 |
0.337 |
42. 我感到很难放松自己。 |
1.19 |
1.20 |
−1.457 |
0.361 |
44. 我无法容忍任何阻碍我继续做事的事情。 |
1.21 |
1.20 |
−1.443 |
0.344 |
48. 我发觉自己很容易被触怒。 |
1.21 |
1.20 |
−1.440 |
0.348 |
3.3. 不同年龄段心理健康得分
根据DASS-21简体中文版量表的计分标准，对50~59岁和60~69岁两个年龄组在抑郁、焦虑和压力三个分量表的得分进行了比较，并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方法比较两个样本群体中各心理健康指标均值，检验结果见表3。
Table 3. Comparison of differences in mental health scores among subjects of different ages
表3. 不同年龄段被试心理健康得分差异比较
|
50~59岁 |
60~69岁 |
t |
p |
得分均值 |
标准差 |
均值 |
标准差 |
抑郁 |
6.272 |
0.678 |
12.231 |
1.088 |
−17.780 |
<0.001 |
焦虑 |
6.441 |
0.577 |
13.837 |
0.970 |
−17.820 |
<0.001 |
压力 |
15.631 |
0.993 |
16.302 |
1.089 |
−0.934 |
0.350 |
对于抑郁分量表，50~59岁年龄组的平均得分为6.272 (SD = 0.678)，而60~69岁年龄组的平均得分为12.231 (SD = 1.088)，两组之间的得分差异显著(t = −17.780, p < 0.001)。60~69岁组的平均得分超过了轻微抑郁的临界值(10)，但低于中度抑郁的临界值(14)，表明该年龄组存在轻微抑郁症状。而50~59岁组的平均得分低于轻微抑郁的临界值，表明此年龄组总体上没有显著的抑郁症状。在焦虑分量表上，50~59岁年龄组的平均得分为6.441 (SD = 0.577)，而60~69岁年龄组的平均得分为13.837 (SD = 0.970)，两组间的得分差异同样显著(t = −17.820, p < 0.001)。60~69岁组的平均得分介于中度焦虑(10)和重度焦虑(15)之间，表明该年龄组表现出中度至重度的焦虑症状。相对而言，50~59岁组的平均得分低于轻微焦虑的临界值(8)，这表明此年龄组总体上不表现出显著的焦虑症状。在压力分量表方面，50~59岁年龄组的平均得分为15.631 (SD = 0.993)，60~69岁年龄组的平均得分为16.302 (SD = 1.089)，两组之间的差异不显著(t = −0.934, p = 0.350)。根据压力分量表的评分标准，两个年龄组的平均得分均超过轻微压力的临界值(15)，但低于中度压力的临界值(19)，表明这两个年龄组都表现出轻微的压力症状。
综上所述，60~69岁组在抑郁和焦虑分量表上的得分显著高于50~59岁组，且达到了轻微至中度的临界值，表明这一年龄组在抑郁和焦虑方面存在更大的情绪困扰。然而，两个年龄组在压力分量表上的得分差异不显著，但均表现出轻微的压力症状。
3.4. 社会关系、社会参与度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变量影响关系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社会关系对抑郁、焦虑和压力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显著性检验结果均p < 0.001。同时，社会参与度对抑郁、焦虑和压力也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显著性检验结果p < 0.001。
Table 4.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regression impact relationship
表4. 结构方程模型回归影响关系
影响关系 |
b |
β |
SE |
t |
p |
社会关系 |
→ |
抑郁 |
−0.258 |
−0.292 |
0.021 |
−12.524 |
<0.001 |
社会关系 |
→ |
压力 |
−0.252 |
−0.290 |
0.020 |
−12.735 |
<0.001 |
社会关系 |
→ |
焦虑 |
−0.177 |
−0.234 |
0.018 |
−9.848 |
<0.001 |
社会参与度 |
→ |
抑郁 |
−0.194 |
−0.215 |
0.021 |
−9.173 |
<0.001 |
社会参与度 |
→ |
压力 |
−0.245 |
−0.276 |
0.020 |
−12.001 |
<0.001 |
社会参与度 |
→ |
焦虑 |
−0.170 |
−0.220 |
0.019 |
−9.160 |
<0.001 |
在变量直接影响关系检验结果的基础上，采用调节效应分析方法检验社会关系与社会参与度对心理健康的交互效应，计算结果见表5。其中，社会关系与社会参与度的交互项“社会关系 × 社会参与度”对抑郁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回归系数b = −0.257，p < 0.001，对压力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回归系数b = −0.208，p < 0.001，对焦虑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回归系数b = −0.259，p < 0.001。社会关系和社会参与度的交互效应对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即在社会关系强的情况下，高社会参与度能够降低抑郁、压力、焦虑水平，因此对心理健康的正面影响更为显著。
Table 5. Interaction effects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social involvement on the influence of mental health
表5. 社会关系与社会参与度对心理健康影响的交互效应
|
抑郁 |
压力 |
焦虑 |
模型1 |
模型2 |
模型3 |
模型4 |
模型5 |
模型6 |
常数项 |
2.050*** |
2.136*** |
2.205*** |
2.275*** |
1.998*** |
2.085*** |
社会关系 |
−0.300*** |
−0.312*** |
−0.306*** |
−0.316*** |
−0.212*** |
−0.224*** |
社会参与度 |
−0.203*** |
−0.216*** |
−0.275*** |
−0.286*** |
−0.187*** |
−0.201*** |
社会关系 × 社会参与度 |
|
−0.257*** |
|
−0.208*** |
|
−0.259*** |
R2 |
0.153 |
0.205 |
0.193 |
0.226 |
0.118 |
0.184 |
Adjust R2 |
0.152 |
0.204 |
0.192 |
0.225 |
0.117 |
0.183 |
F |
179.856 |
171.596 |
239.263 |
194.663 |
133.432 |
150.094 |
p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
注：***p < 0.001，**p < 0.01，*p < 0.05。下同。
考虑到性别差异性，根据样本性别以及婚姻状况将全部被试分为“已婚男性”以及“其他”两个类别，其中，前者赋值为1，后者赋值为0，并以该变量作为调节变量，检验不同群体中，社会关系、社会参与度对心理健康影响的差别，见表6。其中，交互项“社会关系 × 婚姻”、“社会参与度 × 婚姻”等对抑郁、压力、焦虑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相比于“其他”类群体，已婚男性的社会关系、社会参与度对抑郁、压力、焦虑水平的负向影响更高，在面对压力和焦虑时，需要更多的支持系统。
Table 6. Moderating effects of married men in the impac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social involvement on mental health
表6. 已婚男性在社会关系、社会参与度对心理健康影响中的调节效应
|
抑郁 |
压力 |
焦虑 |
模型1 |
模型2 |
模型3 |
模型4 |
模型5 |
模型6 |
常数项 |
2.050*** |
2.045*** |
2.205*** |
2.201*** |
1.998*** |
1.995*** |
社会关系 |
−0.300*** |
−0.300*** |
−0.306*** |
−0.306*** |
−0.213*** |
−0.213*** |
社会参与度 |
−0.202*** |
−0.198*** |
−0.276*** |
−0.272*** |
−0.186*** |
−0.183*** |
婚姻 |
0.042 |
0.041 |
−0.007 |
−0.007 |
0.052** |
0.052** |
社会关系 × 婚姻 |
|
−0.088*** |
|
−0.116*** |
|
−0.103*** |
社会参与度 × 婚姻 |
|
−0.223*** |
|
−0.196*** |
|
−0.169*** |
R2 |
0.154 |
0.217 |
0.193 |
0.251 |
0.121 |
0.177 |
Adjust R2 |
0.153 |
0.215 |
0.192 |
0.249 |
0.120 |
0.175 |
F |
121.277 |
110.325 |
159.472 |
133.418 |
91.513 |
85.794 |
p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
4. 讨论与建议
本研究通过对武汉市社区低龄老年人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之间关系的分析，发现低龄老年群体(60~69岁)的抑郁、焦虑情绪得分显著高于50~59岁年龄组，达到了轻微至中度水平，表明该群体在心理健康方面存在显著困扰。随着年龄的增长，低龄老年人面临退休、社会角色转变、生活方式调整等问题，可能加剧其心理压力，进而产生负面情绪。
通过分析社会支持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在缓解老年人抑郁、焦虑及压力等情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社会关系与社会参与度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陈立新等人[8]、吴捷[9]的研究结果一致。良好的社会关系能够有效降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提高社会参与度能够提升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社会关系与社会参与度的交互项对抑郁、压力和焦虑均有显著的影响。表明社会关系较强的情况下，高社会参与度能进一步地降低这些负面情绪，对心理健康的正面影响更为重要。这种情况表明，社会关系能帮助老年人提供情感上的支持，有助于老年人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较高的社会参与度可以使老年人保持活跃和交流，减少无价值感。所以在关注到老年人社会关系较强时，也应该注意提升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度，能更好地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
性别和婚姻状况也会对老年人的心理状况造成影响，这与刘仁刚等人[10]的研究结果相一致。研究结果显示，已婚男性相比其他群体(未婚、离婚、丧偶等)，社会关系与社会参与度的交互作用对其心理健康的负向影响更加显著。已婚男性由于家庭角色和社会期待的差异，往往需要更多的社会支持来应对心理压力。因此，针对不同婚姻状态的低龄老年人群体，社区应提供差异化的支持策略，尤其是在心理健康服务和社会活动参与方面，需对已婚男性群体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支持与干预。
综上所述，武汉市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较为普遍，需要更加关注低龄老年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低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受到社会支持的显著影响，尤其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参与度的正向作用。因此，社区在政策制定时，应着重加强老年人社会关系的构建与维系，促进老年人积极参与社区活动，提升其社会参与感和归属感。这不仅能改善其心理健康状况，还能提高其整体生活满意度。社区还应特别关注已婚男性这一群体的心理需求，通过更有针对性的社会支持体系，帮助其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压力与焦虑，提升心理健康水平。未来的社区政策制定应重视提升低龄老年人的社会关系质量和社会参与度，以此作为改善其心理健康的重要途径。同时，应进一步发展社区中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通过定期的心理健康评估和个性化的干预措施，为老年群体提供更加全面的支持。切实提升老年人的积极情绪与幸福感，真正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美好生活。
基金项目
华中师范大学2023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项目编号：CCNU23XJ047)；华中师范大学2024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优创项目编号：2024CXZZ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