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女性形象决非女性本身，它是男性的一种文化构想物，一种人为的话语实践，是男权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语言符号”[1]。已有研究大致可分为重写女性形象、社会原因分析和性格特点和文化价值分析。例如，张卫晴和张政[2]发现在某些翻译中，西方女性形象被改写成了瘦弱的中国女性形象，以符合目的语男权文化的特征。这种改写甚至涉及到修改她们的婚姻状况，以适应中国封建社会的价值观。李波和杨岱若[3]以《七王之会》为例，分析了西方女性形象在翻译中被操纵和改写的社会原因。这些原因包括性别构成、教育背景和就业分布等因素。他对《水浒传》中众多女性形象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杨娇[4]和王晓昀[5]的研究文本都是《水浒传》，研究发现，《水浒传》不仅描写了众多男性在肮脏世界中的生活，也刻画了各种各样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展示了她们的个性特点和文化价值。
但是，已有研究普遍将重点放在中西方的经典影视剧或是文学著作中，极少数研究对巴基斯坦的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张亚冰[6]认为，19世纪以来，乌尔都语女性诗歌创作从男性话语霸权下被忽略的模仿书写到启蒙思想下的自发式情感表达，再到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和本土女权运动的启发开始关注女性自我，反抗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约束，重塑女性形象，关注了女性书写和社会历史传统、性别、身份等各个方面的复杂关系。Ishaq Farzana [7]认为，在巴基斯坦的小学和初中英语教科书的插图中，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性别不平等现象，这种性别不平等主要表现为对女性的忽视和对女性的刻板印象。
因此，本文将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出发，探讨巴基斯坦文学著作《我是马拉拉》中译本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从而推动跨文化的交流和理解。本研究将除了对生态翻译学和女性形象进行阐述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中英译本对照，从交际维、语言维、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角度研究《我是马拉拉》中文译本所塑造的女性形象。
2. 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问题，既是生态翻译学的基本问题，也是不少国内外学者关心的问题[8]。生态翻译学的研究范式基于生态整体论、东方生态智慧和适应/选择理论，系统地探讨翻译生态、文本生态和“翻译社群”生态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并致力于从生态学的视角对整个翻译生态和翻译理论本体进行全面的观察和描述[9]。翻译是译者适应和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10]，生态翻译学中的“三维”转换策略就是要在遵循“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上，进行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3. 女性形象
目前，文学翻译中单个女性或女性形象群体的角色问题尤其受到研究者的关注。随着思想进步的发展和性别意识的改变，研究呈现出塑造积极、全面的女性形象的趋势。许多学者对翻译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研究，具体探讨了译者在译文中对女性形象的再现或重构。有学者研究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群体。张卫晴和张政[2]发现，蠡勺居士为了配合目的语的男权文化特征，将西方女性改写成瘦弱的中国女性形象，甚至改变她们的婚姻状况，以适应中国封建社会的要求。李波和杨代若[3]以《七王之会》为例，揭示和解释了西方女性形象在翻译中被操纵和改写的社会原因，如性别构成、教育背景、就业分布等。杨娇[4]对《水浒传》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她指明虽然《水浒传》中大部分讲述的是男性角色的故事，但同时作者也塑造了许多的女性角色，通过构建各阶层女性人物形象来反映当时的社会形态。杨娇分析了《水浒传》中女性角色的性格特点及体现的文化价值，并揭示在当时的年代里女性存在的悲剧。王晓昀[10]同样也是对《水浒传》这部小说中的众多女性进行了形象研究，她表明该小说在描写众多男人荡涤肮脏世界的同时，也刻画出了千姿百态的女性形象。形象学视角(imago logical approach)是翻译研究领域一个重要发展方向[7]，该视角顺应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社会学转向”，关注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相关行为主体如何借助翻译“来塑造、改变、传播和强化异域民族的文化形象与文化隐喻”，有助于探索翻译活动的社会历史文化特性，为认识翻译在人类文化传播中的重要功能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11]。
译者翁雅如(Yaru Weng)是一位中国知名的女翻译家和学者，对于本论文的女性形象研究有极大的帮助。除了翻译工作，翁雅如也是一位活跃的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她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并在中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学术讲座和研究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她在翻译《我是马拉拉》时，她能够从教育的角度和女性的视角来审视这部作品。从女性的视角出发，以女性本位的书写策略描摹马拉拉对穆斯林宗教的虔诚，反映出马拉拉作为一个穆斯林女性的身份和价值观。她的形象更综合地包含了她的信仰、智慧、勇气和坚定的意志力。马拉拉通过自己的言行展示了一个既有信仰又有决心改变世界的女性形象。她的勇敢抗争令人惊讶，更令人敬佩的，是她在千钧重压之下表现出来的幽默感与优雅。从这些女性群像背后，我们可以读出那个时代的特定文化观念与民族风情。但是在巴基斯坦文学著作中，对于女性形象的分析研究并不多见。
3.1. 《我是马拉拉》中文译本塑造的传统女性形象
例子1
原文：I was a girl in a land where rifles are fired in celebration of a son, while daughters are hidden away behind a curtain, their role in life simply to prepare food and give birth to children.
译文：在我们国家，若家里生了儿子，大家都要鸣枪庆祝；但若是个女儿，则要被藏在布帘后面。女人一生的命运在出生时就确定了，就是煮饭和生孩子而已。
分析：译者通过原文简简单单的“simple”就感叹出了当时巴基斯坦女性的地位是有多么地低下，在巴基斯坦文化中，家庭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许多巴基斯坦女性被视为家庭的核心，负责照顾孩子和家务事。文化维的适应选择转换要求译者能够掌握源语的文化内涵，在翻译过程中注意语言的转换，尽可能地做到在不歪曲源语语篇的含义的同时使得译文符合目的语文化要求。虽然原文中并没有“确定”的英文，但是译者结合巴基斯坦传统女性所承载的文化以及当时的处境进行了增译——“女人一生的命运在出生时就确定了”，而且通过语气词“而已”同样也能表现出译者的无奈。
例子2
原文：For most Pashtuns it’s a gloomy day when a daughter is born.
译文：对于大多数普什图人来说，女儿出生的那天，仅可以用一个“惨”字来形容。
分析：英文是形合式的语言，而中文是意合式的语言。整句英文中，往往将带有感情色彩的形容词放在句中，而对于中文而言，带有感情色彩的词往往是重点，所以经常会单独成句。在这里，译者将原文中的“gloomy”单独成句译为“仅可以用一个‘惨’字来形容”。足以证明在普什图人整个家族中，男女有严格的分隔，女子拥有财产或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很少，很显然，女子在当时是不可能有权受到教育的。基于胡庚申所提出的“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译者关注到源于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都会有所不同，所以为了防止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译者在进行源语言转换时要关注并适应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对于“gloomy”这样的词汇，译者为了赋予其文化内涵，将其意译为“仅可以用一个‘惨’字来形容”，如此一来成功地实现了将巴方的传统性别文化准确地传递给读者。
例子3
原文：It seemed to me that his every wish was her command.
译文：在我看来，母亲为了弟弟，摘星揽月，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分析：在巴基斯坦社会，男性通常被认为是家庭和社会的主要经济支柱，而女性则被期望承担家庭责任、照顾子女和家务劳动。这种性别角色分工导致了女性在教育、职业和政治参与方面面临挑战和限制。原文只是轻描淡写，但是译文强化了巴基斯坦男尊女卑的社会文化。根据胡庚申提出的“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可知，进行语言维度的转换时，译者要充分考虑到中英文之间的差距，将原汁原味的源语传达给读者。中文善用四字词语，是人们长期社会文化生活的积累；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活动要做到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充分考虑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达到文本的语言生态平衡；如何准确地将其包含的文化信息恰到好处地转换成译入语是译者要解决的问题，译者将原文划线部分译为三个四字词语，层层递进，无不表达了译者对此现象的批判，同时通过对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实现了生态翻译环境的动态平衡。从侧面反映出马拉拉本人对此并没有像怨妇一样的形象一直抱怨，她希望通过她的声音和行动，奋斗着为女性教育权利和平等发声。她的经历和努力鼓舞了无数人，并在推动巴基斯坦社会向更平等和包容的方向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2. 《我是马拉拉》中文译本塑造的新女性形象
3.2.1. 追求自由的女性形象
例子4
原文：“It’s the beauty of her sacrifice,” he said.
译文：“这是她自我牺牲留下的印记。”他这样说。
分析：“beauty”直译的意思是“美丽”，而译者并没有进行直译，而是将其译为“印记”，在此可以将其理解为美丽的印记。这句话的意思是马拉拉在经过枪杀事件之后，面部神经受到了创伤，左眼经常会不受控制地合上。这就是确确实实在马拉拉脸上留下的印记，译者将“美丽”具象化——“印记”，客观描述出马拉拉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在这段话中，译者采用意译的方式翻译为符合语境的词汇，更能够使读者通俗易懂，从而实现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符合语境，体现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选择与适应，即要选择读者所接受的翻译表达方式。
例子5
原文：I liked to sit on the roof and watch the mountains and dream.
译文：我喜欢坐在屋顶上，望着群山，任想象飞扬。
分析：译者将“dream”译为“任想象飞扬”，而没有直译为“做梦”，马拉拉出生于1997年，她所生活的年代是巴基斯坦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和挑战的时期。她童年时期经历了塔利班组织对巴基斯坦斯瓦特山谷地区的占领和残暴统治，所以在此译者根据当时马拉拉所处的时代背景将“dream”译为“任想象飞扬”其实也是为了刻画出马拉拉是渴望摆脱束缚，渴望在思想上得到解放的新时代女性形象。译者同样是采用了意译的方式实现的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里的“任想像自由飞翔”和生态语境的完美结合正是译者在适应基础上进行选择性翻译的结果。
3.2.2. 勇敢的女性形象
例子6
原文：I told myself, Malala, you have already faced death. This is your second life.
译文：我告诉自己：马拉拉，你已经跟死亡正面交过手了，这是你的第二条命。
分析：“与……交手”是一种常见的比喻表达，用来形容某人直面困难、挑战或危险，并与之抗争。在这个例子中，使用这个表达方式可以将马拉拉与死亡之间的对抗形容得更加生动和有力。语言维适应性转换策略要求译者在翻译时对原语语篇进行语言形式上的适应转换，例如修辞、语序及语言风格方面的转换。基于这一基本策略，译者运用这样的拟人手法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感受到马拉拉所经历的重大挑战和她坚强的意志力。同时，这也是一种修辞手法，用以增加文本的情感吸引力和戏剧性效果。
例子7
原文：I reassured my mother that it didn’t matter to me if my face was not symmetrical.
译文：我安慰母亲说，就算我的脸左右不对称，也没什么大不了。
分析：译者这样表达是为了表达出马拉拉在经历了枪杀之后，为了顾及母亲的情绪，对自己的面部神经创伤丝毫不在意，哪怕是自嘲，她都愿意。同时也体现了马拉拉的幽默、勇敢和坚强。基于胡庚申所提出的“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到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译者除了要做到转换语言信息和传递文化内涵之外，还需要将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时刻注意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能够在译文中得到体现。此处是作者马拉拉与母亲之间所产生的交际，译者才用意译的方式，使得读者能够进一步加深对其的理解，同时还赋予了译文动态的生命，符合生态翻译学的理念。
3.2.3. 乐观的女性形象
例子8
原文：We laughed at Miss Shazia’s premonition, but then I started having bad dreams too.
译文：对夏息雅小姐口口声声说的“预兆”，我们一笑而过，但我也开始做噩梦。
分析：译者将“laugh”译为“一笑而过”，这个表达方式可以展现马拉拉的豁达心态和应对困境的积极态度。译者希望通过“一笑而过”，展示了她面对逆境时的勇气和冷静。尽管她面临许多挑战和威胁，但她依然能以微笑来面对，不被打击。这种态度体现了她坚定的信念和对未来的乐观，同时也启发着读者去积极面对人生中的困难和挑战。同时这样的形象塑造使马拉拉成为一个具有鼓舞力量的角色，激励人们追求公正、平等和教育权利。她的坚持和乐观态度向世界传递着希望与勇气。同样，译者在翻译时注意到中文重意合的特点，将原文的语序进行了调整，使得译文符合目的与语言风格，如果不调整语序直接翻译的话，译文则会：我们对夏息雅小姐口口声声说的“预兆”一笑而过，但我也开始做噩梦。这样翻译会使得整句话的重点偏离中心词“一笑而过”，所以要进行断句，调整语序，实现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4. 结论
通过生态翻译学的视角来观察《我是马拉拉》，我们可以看到书中呈现出的女性形象是充满勇气、坚韧和智慧的。这一女性形象的构建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价值的再创造。在翻译过程中，如何选择和呈现女性角色，直接影响了读者对马拉拉这一形象的理解与认同。因此，译者在这一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文化责任。该研究旨在揭示女性在当代社会的重要性。通过相关文本分析，我们发现马拉拉这一形象不仅仅是对传统女性角色的简单反叛，而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构建，反映了社会变革、文化认同和性别政治的交织。马拉拉作为一位年轻的女性，以她自己的行动向世界展示了女性的力量与价值。她不仅在教育权利的争取上发起了挑战，更在思想观念的改变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追求性别平等的道路上，我们可以从马拉拉的经历中汲取力量和启示，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更加公正和平等的社会。最后，建议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不同地区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形象构建，特别是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巴基斯坦女性的形象与其他文化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对比与融合。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巴基斯坦女性的理解，也为全球女性主义的讨论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女性在不同文化中的地位与角色，进而推动性别平等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