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各种流派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观以内心的美德出发来规范人的伦理行为，并以“中道”为其实践原则根据具体实践情况来分析具体实践内容，其调和了规范伦理学的动力不足的问题，而孔子的“中庸”也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张曙光、闫静静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是关乎人的“应该”，即人的生活及其文化活动的正当追求和目的性[1]。刘素民认为中道的标准必须符合由实践智慧所决定的理性原理(rational principle)和正义法则(right rule)。德性的中道是一种“几何”比率的适中——相对的中道，而非“算术”比率的适中——绝对的中道[2]。闫咏梅认为中庸和中道德性作为一种道德品质，落脚点在于这种属人的德性与人生幸福有着何种关联性。德福关系问题，便成为美德伦理学绕不开的重要议题[3]。学界普遍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德性论对于现实的伦理实践而言具有重要的指导和研究意义，本文旨在探讨亚里士多德与孔子的思想来找出其后的思想价值。
2.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思想
(1) 德性论理论基础
“德性伦理学是思考与实践一种朝向人真实地需要的完善与充实的生活的伦理学”[4]，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思想是一种目的论，德性论最终目的是让灵魂追求最终的绝对的善，或者是廖申白老师所翻译的要追求“公正”这一品质。而这就需要实践者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力，并且是要发挥得优秀、杰出，才能被称之为德性，而这就需要从德性的词源进行解释：“德性的英文是Virtue，人们有一些时候也翻译成‘美德’。在古希腊语言中，德性一词来自于arete，它的意思是优秀、卓越。因此，德性在词根上就具有长处、优点、效能的意思，指某一自然物所具有的特长与功能。”[5]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本章节所说中所说：“以这样说，每种德性都既使得它是其德性的那事物的状态好，又使得那事物的活动完成得好”[6] (p. 47)。所以，亚里士多德所谈及的德性是一种优秀的品质，而这与合理性是息息相关的。
亚里士多德将灵魂分为植物性的、欲望的和合理性的三个部分，而德性则是属于灵魂的合理性部分：“我们的生活不是依靠任何其他东西，而是靠灵魂。所以，德性就在灵魂中。”[7] (p. 25)所以亚里士多德谈论到德性也就是特指的灵魂的德性：“所谓德性，就是情感欲望由理性来指导，或者有着理性的成分，否则，一个人的生命能力即使再强，也谈不上‘优秀、杰出’即不能说有道德德性。当然，纯粹理性灵魂的优秀也是德性，而且是最高的德性。”[8]他认为德性就是指让灵魂达到并处在一种优秀的状态之中，而这就需要通过理性对自己非理性的部分产生约束作用，达到一种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协调与贯通，最终来实现德性。
(2) 伦理德性的形成
亚里士多德将德性分为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其中理智德性是通过教导形成的，是对事情本源的把握。而伦理德性则是亚里士多德在本章节中重点阐述的内容。他认为伦理德性是在人们的习惯活动中形成的，“首先，伦理德性是通过社会习俗的熏陶而来的：伦理德性则是由风俗习惯沿袭而来，因此把‘习惯(ethos)’一词的拼写方法略加改动，就有了‘伦理(ethike)’这个名词。”[9] (p. 29) Ethos原本只是古希腊的一个地名，然后该地区的人形成了的共同体，随后形成了普遍化的行为准则与规律，因此就将ethos定义成了习惯一词，最后形成了一个城邦，他们有一种普遍化的人际之间的关系要求，因此就衍生出来了伦理“ehtics”一词。由此能够看出来，伦理德性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社会习俗的背景，因为社会生活的不断延续发展，规则习俗的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了伦理关系，成为了大家都遵守的规范。此外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伦理德性是出自于我们的本性的，为此他做出了三大论证：首先，自然给予我们接受德性的能力，通过习惯我们的这种能力日益完善；其次，这种能力都是通过潜能的方式存在。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某个方面的实践活动才能够去获得某一种德性，例如我们做公正的事，从而变成公正的人。最后，德性因何产生也会因何丧失。
正因为伦理道德是在社会背景下形成，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德性是一种教化德性，我们要利用好教育这一手段，让孩子从小就养成一种好的习惯，长大之后还要对此加以训练，让他们是自愿地做这种良好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是一个有德性的人“总之，一个想要拥有善良德性的人，就要受高尚的教育，养成善良高尚的习惯，并要和正直人生活为伴，既不自愿地，也不非不自愿地去做卑劣的事情。”[9]而这与他的老师柏拉图的观点相同：“一位青少年从小受了好的教育，节奏与和谐浸入了他的心灵深处，在那里牢牢地生了根，他便会变得温文有礼；如果受了坏的教育，结果就会相反。”[10] (p. 107)他们都认为一个优良的德性是需要通过早年教育加上后天训练培养才能够形成，他们都肯定了教育在培养习惯和优良品德的作用。
(3) 伦理德性性质
然后，亚里士多德将其目光转向了实践的逻各斯性质上：“既然我们现在的研究与其他研究不同，不是思辨的，而有一种实践的目的(因为我们不是为了解德性，而是为使自己有德性否则这种研究就毫无用处)，我们就必须研究实践的性质，研究我们应当怎样实践。因为，如所说过的，我们是怎样的就取决于我们的实现活动的性质。”[6] (p. 39)正如廖申白老师所说：“德性伦理学的本性是朝向人的生活的可能的完善与充实的。”[4]德性是一种朝向于人们生活的品质，所以我们要去研究实践的逻各斯，才能够知道如何通过实践活动去获得并且培养我们的德性。但倘若我们遵循共同意见就是按照正确的逻各斯去研究实践，但由于实践是一种使灵魂获得道德平衡状态的具体活动，它不包含确定不变的东西，因此，我们无法研究精确的实践的逻各斯，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只能够粗略地研究实践的逻各斯。首先要考察的一点是，不及和过度都会毁灭德性；例如倘若我们逃避，则会变成一个懦夫；但是如果我们莽撞就会变成一个莽汉。其次，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产生、养成、实现和毁灭于同样的活动之中。例如我们通过培养自己去面对可怕的事物的习惯因此变得勇敢，而变得勇敢就最能面对可怕的事物。
随后，亚里士多德谈论到德性的种属关系上。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的状态被分感情、能力和品质三种类型，而德性是属于品质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并不会因为我们的愤怒和嫉妒的感情或者是拥有愤怒和嫉妒感情的能力而受到夸赞或者批评，因此德性只能是品质，“所谓品质，是指人的自然状态的情感、欲望、智力等等先天素质，通过练习、陶治而相互协调、涵容、化通，从而达到了某种带有普遍性的状态，这就是品质”[8]。并且，德性是使事物本身的状态好，并且使事物的活动完成的好。例如眼睛的德性就是让眼睛的状态好，并且让眼睛去完成它的视觉性的看的活动完成的好，即看得清楚；马的德性就是让马的状态好，并且能够让他完成行走性活动时走的稳健得当。而由此就能引出，人的德性就是让人的状态好，并且能让人很好的完成人自己的活动的品质。
3.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德性思想
(1) 中道德性思想
德性是一种在数量上的连续可分的，它具有过度、适度、不及三种状态的量。而这种适度的量具有两种不同的界定方式，第一种是绝对的、数学意义上的适度。这种适度状态对于所有人来说是统一的，例如距离事物的两个端点相等的中间的点；第二种则是相对意义上的适度，这种适度每个人都是各不相同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如果10磅食物太多2磅食物太少，并不能推定教练将指定6磅食物。因为这对于一个人可能太多或太少：对米洛来说太少，对一个刚开始体育训练的人又太多。赛跑和摔跤也是这样。”[6] (p. 48)德性的适度也正是这种相对化的适度：“这意思是，过度与不及都破坏完美，唯有适度才保存完美)；如果每个好技匠都在其作品中寻求这种适度；如果德性也同自然一样，比任何技艺都更准确、更好，那么德性就必定是以求取适度为目的的。”[6] (p. 49)。而在感情和实践中，也并不是所有的事物都有适度之分的。第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品质它无论适度与否，它本身就是恶的，永远都不可能变成正确的。第二种情况是像节制、勇敢这些善的品质也不会有过度或不及之分，因为它本身就是代表了善的。所以不存在适度的过度或不及和不及、过度的适度。
接下来，亚里士多德谈论到适度同过度和不及之间的关系。三种品质是彼此相对立的。两个极端之间是相对立、相反。两个极端与适度的品质又是彼此相反的。例如，在鲁莽的人看来，勇敢的人是懦弱的；在懦弱的人看来，勇敢的人是鲁莽的。所以，亚里士多德得出每个处于极端的人都把拥有适度品质的人往另一个极端去推。尽管两个极端与适度相反，但其中最大的相反仍然是处于两个极端之间首先，在数轴意义上，过度与不及之间的距离大于过度与适度以及不及与适度的距离；这是在数轴意义上原因——亚里士多德这里就用了较多、较少、适度之间的关系来进行比较。其次，有些极端和适度之间还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其原因有二；第一种原因是，事物自身的性质，例如鲁莽比懦弱更靠近勇敢，所以我们将懦弱作为勇敢的对立面；一个极端离适度较近，那么它的相对立面就更能够成为适度的对立面；第二种原因是，我们自身的原因。我们本身更加偏向于爱好的品质更能够被我们看作是适度的相反面。例如，我们自身更加的热爱快乐，那么放纵就比节制更能够当作我们适度品质的对立面。
(2) 中道适度获得
而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是一种选择性品质，这完完全全是出自于我们的，“这种行为也是自愿选择的而非强制的。自愿行为的开始点在行为者自身，非自愿行为在他之外”[9]。这种品质存在于相对于我们的适度之中。而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适度是由逻各斯决定的，就是像一个明智的人确定的会做的那样的事情一样。德性是过度的恶和不及的恶两种恶的中间，德性就是要去找到这种适度的正确。所以，在本质上来说德性就是处于中间状态的适度，这是形而上学的表达。但从最高的善的角度来看，德性就是极端，即这是要脱离恶或者与恶相对立的一种极端。
最后，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了如何获得适度的思想。首先，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很难去达到完完全全的中道那个位置，因此我们可以退而求其次。我们要避开最与适度相反的两个极端，然后找至这个最佳的适度，准确地去寻求这种适度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要退而求其次的去寻找其次的选择——在两恶中选择较轻的一面去选择。其次，我们需要矫枉过正，我们要去寻求且认识那些最容易让我们沉溺的东西，把自己先拉向两个相反的对立面，然后再往其反方向走，远离这些令人沉溺的事物，不断调整自己，逐步地走向适度的位置。最后，还需要警惕那些令人快乐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并不是反对快乐，相反他认为一个人有德性的人是能够获得快乐的。他认为不能把快乐和幸福的目标混淆，有德性的人是以最高的善为目标的，快乐虽然也是一种善，但是不是最高的善，所以我们不能够一味的去追求快乐，因为快乐常常也会影响人的判断，发生错误，有德性的人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
4. 亚里士多德的道德性思想与孔子的道德性思想的异同
亚里士多德和孔子都将其“中道”或“中庸”思想看作是一种“美德”。“在孔子看来，中庸既是人们在道德实践中如何掌握行为分寸与尺度必须遵守的重要道德准则，又是一种道德境界”[11]；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道是使人能够成为善人，又能使人圆满地完成其功能的品性。因此，在他们看来“做好人不是轻松的事。因为，要在所有的事情中都找到中点是困难的”[6] (p. 112)，命中中道的状态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正因如此“中道”或“中庸”思想是一种高贵性的美德，而他们在其思想上也会有所异同。
(1) 相同之处：运用理性精神
无论是中庸还是中道，都在表达要保持在“中”的状态，表现出了人类的理性精神。孔子认为，人们在面对社会伦理关系时，应该让自己保持在一种理性的状态之中，正如孔子在《论语》中提高的“过犹不及”，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相同，他也认为过度和不及是两个极端，只有无过无不及才具有理性精神的“中道”。正如在《中庸》中孔子所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他认为君子都有朝中庸方向进行努力，尽己所能达到中庸的状态，这同时也是君子的道德自律性的体现。
而作为主张运用理性的亚里士多德，中道的理性精神在他这里体现更为淋漓尽致了。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就是中道，但是如何选择这种适度的状态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们已经详尽地说明了道德德性是适度，以及它是这种适度的意义，即第一，它是两种恶即过度与不及的中间；第二，它以选取感情与实践中的那个适度为目的。就是由于道德德性是这样的适度，做好人不是轻松的事。因为，要在所有的事情中都找到中点是困难的。”[6] (p. 58)因为，一方面因为客观事物本身的性质，在这两个极端中间，有一段是与中道极其相似的，但是另一端又与中道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所以人们很难分辨和把握极端与适度；另一方面是由于人本身的性质，一半的人往往是趋乐避苦的，他们就容易被这种放纵的快乐所引入歧途，因此发现不到中道。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遵循中道也必须要具备相应的理性精神。他认为过度和不及肯定是不符合理性的，不能够追求善与幸福。而只有理性控制下的情感欲望的合理满足才能被认作是善的，才是合乎理性合乎中道的。
(2) 不同之处：社会与个人的冲突、追求状态的冲突
首先是社会与个人的冲突。孔子的中庸实现是以“礼”为前提的，最终为传统社会的道德秩序服务。但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则是以个人意志为前提的，他主张的是理性的运用，是为个人的自由意志服务。
孔子的中庸思想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的，其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礼”，孔子提出“礼”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维护上下等级之间的差异性，这种在礼的前提下实现的中庸是一种对于个人的约束，正如孔子所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敬而已矣。”这种中庸思想，所倡导的个人思想的主张极少，而更是一种受到了社会道德规范、要求的礼。
而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与孔子是大相径庭的，中道思想是以自我意志自由为前提的，强调的是对于人的理性的作用，这也与亚里士多德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密切相关的。当时人们将目光从关注神和自然转移到人自身上来，开始了对自由的探索。而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一方面是人在理性指导的前提喜爱对人自身情感与道德实践行为的把握，另一方面又是出自于人自由意志的自愿性的活动，这充分体现了人自由意志的作用。
二者的形成方式的不同点体现在，孔子的中庸思想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而提出的，这是受社会因素的外因所影响的；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更多的是因对自由的追求而形成的，这是受人的理性的内部因素所影响的。
其次是最终追求状态的冲突，孔子的中庸思想更多的是想要达到“致中和”的状态，按照廖申白教授的翻译，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寻求的是“公正”的品质。
孔子的“致中和”思想指的是人的道德修养要达到不偏不倚，不趋向于极端，和谐的境界。而孔子认为这是人的情感发挥恰到好处的状态。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种状态也是孔子的中庸思想想要达到的一种理性的社会状态，即达到了中和，天地便各归其位，万物便生长发育了。这是一种通过致中和达到的理性的稳定的社会状态。而亚里士多德更多的是把中道思想放在对于人的道德品质上，即放在对人的公正的品质上。他的中道思想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追求公正，做公正的事情。
二者的思想也是侧重点有所不同的，孔子是对于社会稳定状态的中和，而亚里士多德则是对人的公正品质的追求。
5. 综述与评价
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实践性的德性伦理思想对于当下中国的道德教育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当下中国道德教育仅仅停留在遵守风序良俗这一肤浅的层面，“都忽视了对道德教育的真实目的的反思，一致地认为道德教育在于培养道德之人”[12]，在这里道德不再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出自于人本性的美德，而是一种受到了外在规则约束后不得不做出的行为了。
让我们做一个假设，倘若社会失去了道德规则的约束，那么整个社会秩序就会身处混沌之中。这与我国的传统伦理思想是息息相关的，中国的古代伦理教育的目的是维护家国同构的共同体，而这就极大程度地限制了对个人德性的培养，进而导致我国现代道德教育的肤浅化。而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是出自于灵魂的内在需要，而不是受到规则的外在束缚才得以表现出来。所以，道德教育还需要教导人们去做合乎德性的行为。而此时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思想就具有重大作用了，我们需要根据“不同主体在不同条件下对度的把握也存在差别，照顾到个体的特殊情况”[13]，对不同的教育群体采取不同的方式对他们个人德性进行教育与培养，让道德不再仅停留在外在规则制约的表面层次上，要深入进人们的内心之中，做到真正的愿意去践行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