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藏羌彝走廊是指我国西部历史上以藏羌彝系统的众多民族(族群)先民为主体、纵贯大西北和大西南的民族迁徙通道区，为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民族走廊”学说中具有代表性的区域之一[1]。该区域涉及川、滇、藏、青等七省区，地质条件复杂、地形地貌多样、文化多样性突出且频频出其不意爆发大灾。2008年汶川地震、2010年玉树地震、2019年木里森林火灾皆发生在藏羌彝走廊所涉及省区中。四川作为藏羌彝走廊的核心区，所辖的阿坝州，凉山州、雅安市、攀枝花市等皆为藏羌彝走廊范围内地区。这些地区因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的特殊性，导致自然灾害频发，不仅严重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也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长远的负面影响，因此自然灾害风险信息的传播至关重要。
美国国家研究院曾将风险传播定义为个体、群体以及机构之间，关于风险的信息以及意见的交换过程[2]。1988年，克拉克大学的卡斯帕森等人提出了“风险的社会放大”(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Framework)这一概念，简称SARF。SARF指出，媒介是风险的“社会放大站”，在风险信息的传播中起到重要作用。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媒介是连接风险信息与公众的重要桥梁，对于塑造公众的风险认知、指导公众的风险应对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在自然灾害风险传播中媒介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媒介通过报道风险事件、塑造风险形象、引导公众舆论等方式，成为了风险信息的传递者、风险感知的塑造者以及风险沟通的桥梁，对自然灾害风险传播效果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深入探讨四川藏羌彝走廊自然灾害风险传播中的媒介角色与功能，探究媒介在自然灾害风险传播中的优势和问题，对于提升自然灾害风险传播效率、提高自然灾害风险防范能力、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在传统媒介主宰传播格局的时代，四川藏羌彝走廊地区的民众多依赖于电视、广播、报纸等大众传播媒介来获取自然灾害风险信息。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web2.0时代的到来，媒介环境悄然发生变化，民众的媒介使用习惯随之改变，自然灾害风险信息传播的方式也发生了变革。诸如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更多地参与进自然灾害风险传播中，甚至许多民众变得更加依赖新媒体获取自然灾害风险信息。但新媒体无法完全主导四川藏羌彝走廊地区自然灾害风险传播。在凉山州、阿坝州等四川藏羌彝走廊地区，传统媒介和新媒体共同交织构成自然灾害风险传播的主干道，各司其职、互为补充又相互交融。
2. 媒介是风险信息的传递者
相较于其他议题下的风险传播，自然灾害风险传播对信息传播的及时性和准确度有着更高的要求。在自然灾害发生的紧急时刻，媒介的首要职责就是扮演风险信息的“急先锋”，迅速、准确地将风险信息传递给公众。传统媒介和新媒体虽同样承担着风险信息传递的角色，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各显其优势和劣势。诸如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介，凭借其权威性和公信力，在传递官方信息、发布预警通告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实时监测数据、权威信息、专家解读、救援进展等报道，往往能传递更为准确的灾害消息，为公众提供了全面、客观的风险信息，有助于公众形成对灾害的初步认知。新媒体如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则以其即时性、互动性和多样性等特点，在自然灾害风险传播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公众提供了更加快速、即时、直观的灾害现场画面和亲历者故事，有助于公众更加深入地了解灾害情况。
3. 媒介是风险感知的塑造者
英国皇家学会于1992年对风险感知的概念做了界定，认为风险感知包含“人们对危险和收益的信念、态度、判断和感受，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和社会倾向”[3]。尽管公众的风险感知似乎是个体主观的判断和认知，但公众需要接收外部的信息才能形成个体的风险感知。因此媒介在传递风险信息的同时，也在塑造着公众对自然灾害风险的感知。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在传播自然灾害风险信息时，通常采用客观、理性的报道方式，有助于公众了解灾害的真实情况，形成对风险的客观认知。在微信、微博、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中，灾害信息传播维度则更加广泛。同时，比起客观的自然灾害风险信息呈现，更加注重情感化、故事化的叙事方式。比如2022年9月5日，四川泸州发生6.8级地震，四川观察视频号推出了系列短视频：“泸定震后无数感人画面，致敬每一位逆行英雄”“消防员踩木桥跨激流，震后连夜转移重伤员”“大妈被救出转身竖起大拇指”“消防员震区抱出2月大婴儿”“圆满完成地震救援任务，为‘汶川哥哥’献上哈达！”……这些报道以情动人，不仅抓住了地震灾难中的英雄事迹，也看到了在灾难中勇敢坚强的普通人，起到了引导舆论、安抚人心、传递正能量的巨大作用[4]。
4. 媒介是风险沟通的桥梁
风险沟通被认为是个体、群体以及机构之间交换信息和看法的相互作用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多侧面的风险性质及其相关信息，它不仅直接传递与风险有关的信息，也包括表达对风险事件的关注、意见以及相应的反应，或者发布国家或机构在风险管理方面的法规和措施等[5]。在四川藏羌彝走廊地区，政府、媒体与公众构成了风险沟通的核心主体。自然灾害风险沟通也强调多方主体的互动性，政府作为风险管理的主体，负责提供权威的风险信息和风险治理决策；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媒介，负责将风险信息和政府决策传递给公众；而公众作为风险影响的对象，需要了解风险信息并采取风险抵御行为。形成政府–媒体–公众的传播程式。但在新媒体参与进自然灾害风险传播之后，这一程式并不再是单向传播的简单运作形式，而变成了双向互动沟通的模式。媒介成为了政府与公众间信息流通互动的桥梁，是公众呈现和表达意见和需求的场域，是将公众的群体情绪、群体行为、群体意见反馈给政府的渠道。
5. 潜在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
5.1. 新媒体成为风险放大的场域
SARF理论认为，媒介是风险的社会放大站之一，存在天然的风险放大潜能。相较于传统媒介，新媒体的风险放大潜能更为突出。新媒体技术大大地降低了信息生产与传播的准入门槛，不仅个体的媒介接近权和话语权获得了提升，用户生产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大为流行，任何个人与团体，都可以在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下自由生产和传播信息。同时，目前技术上的难题也使得传播的内容难以进行审核。这就造成了权威的消解，信息质量的良莠不齐，真伪难辨[6]。然而，新媒体拥有的即时性、互动性等特征，使得自然灾害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更容易被夸大、扭曲或误解，可能导致风险的过度渲染，从而引发不必要的恐慌和混乱，新媒体从而成为了风险进一步放大的场域。首先，即时性为虚假信息和谣言的传播提供了便利，一旦虚假信息或谣言在新媒体上广泛传播，就可能快速引发民众的恐慌和不安。其次，新媒体的互动性使得信息在传播过程中能够形成强大的舆论场。在自然灾害风险传播中，这种互动性可能导致民众情绪的失控和极端化。
5.2. 四川藏羌彝走廊地区的特殊性造成的传播阻碍
依据SARF理论，社会、文化、经济等因素也会影响风险传播过程和传播的效果。凉山州、阿坝州等四川藏羌彝走廊地区，在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经济发展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这些地区的民族构成多样，各民族之间的语言、文化习俗存在差异，增加了自然灾害风险传播的复杂性和难度。2017年8月8日，四川省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里氏7.0级地震，造成25人遇难，6人失踪。该地区主要聚集着藏族、汉族、羌族、回族等民族，其中藏族占32.6% [7]，因此救援人员在进行搜救援助时遇到了不少语言障碍问题，给救援工作带来一定阻碍[8]。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同时地理环境多复杂崎岖，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面临很多困难，因此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这便极大限制了传播的覆盖面和有效性。
6. 优化策略
为了提升四川藏羌彝走廊地区自然灾害风险传播的效果，增强公众的风险防范意识，并促进社会的整体抗灾能力，本文提出以下优化策略。
6.1. 强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多语言传播支持
应加强边远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居民能及时接收重要预警信息。这包括改善通信网络覆盖，推广低成本通讯工具。此外，在救援时间紧张时，保障语言沟通无障碍，是最重要的应急语言服务[9]。因此针对多民族聚居区的语言障碍问题，可以培训当地的双语志愿者或设立专门的翻译服务团队，同时鼓励支持技术的开发和创新，将翻译志愿者和现代科技相结合，帮助非汉语使用者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灾害信息。增强多元、多技能人才培养，体现在地震救援过程中所涉及的多个岗位和领域上，培养“医学 + 语言”、“心理 + 语言”、“救援 + 语言”等多元复合人才也有助于减少语言障碍[10]。同时将少数民族风俗文化的内容贯穿在语言学习和教学过程中。同时，利用当地的文化符号和传统媒体(如口述历史、民间故事等)来传递防灾减灾知识，使信息更贴近民众的生活，提高其接受度和执行力。
6.2. 提升媒体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与政媒合作
提高媒体工作者的专业水平是确保风险信息准确传递的关键。为此，可定期组织关于自然灾害知识和应急响应流程的专项培训，并强化职业道德教育，避免虚假信息和谣言的产生。此外，建立健全政府与媒体之间的合作机制，创建信息共享平台，简化新闻发布程序，确保重要信息能够在第一时间传达给公众。在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和媒体还应共同探索如何利用社交媒体平台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鼓励公众参与讨论，形成良性互动。对于重大灾害事件，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加大力度建设专门的媒体联络小组，负责协调新闻发布会、采访安排等工作，确保信息发布的及时性和一致性。
6.3. 提高公众媒介素养与自我保护意识
提升公众识别信息真伪的能力及自我保护意识至关重要。通过学校教育、社区讲座等形式普及基本的媒介知识，教会民众辨别可靠的信息来源；结合地方特色资源宣传防灾减灾知识，如利用藏羌彝传统故事中的元素和多语言版防灾手册，增加信息传播的亲和力和影响力。此外，可以通过社区动员和社会组织的力量，开展长期防灾减灾教育项目，特别是针对老年人、儿童和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提供个性化的培训和支持。在日常生活中融入防灾减灾教育，如在学校课程中加入相关主题，举办家庭应急演练等活动，使防灾减灾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同时，鼓励公众积极参与到灾害风险管理中来，成立社区志愿者队伍，参与灾害监测和预警工作，共同抵御自然灾害。
7. 结语
本文通过对四川藏羌彝走廊自然灾害风险传播中媒介角色与功能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媒介在自然灾害风险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及其面临的挑战。研究认为，媒介作为风险信息的传递者、风险感知的塑造者以及风险沟通的桥梁，在自然灾害风险传播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媒介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面临诸多的挑战。
为应对这些挑战，本文提出了多项优化策略，包括强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多语言传播支持；加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互补，充分利用各自优势，提高风险传播的效果；同时强调提升媒体专业素养和责任意识，确保报道的准确性和客观性，避免虚假信息和谣言的传播；提倡加强政府与媒体的合作与沟通，建立有效的信息共享和发布机制，提高风险传播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呼吁提升公众的媒介素养，增强公众的自我保护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找寻适合当地自然灾害风险传播的方式，提高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此外，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媒体形态的不断创新，四川藏羌彝走廊自然灾害风险传播中的媒介角色与功能或将发生新的变化。未来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一方面，可以深入加强对不同媒介形态在自然灾害风险传播中的比较研究，探讨各种媒介形态的优劣和互补关系，形成更深层次的认识；另一方面，还可以加强对四川藏羌彝走廊地区自然灾害风险传播的特殊性和差异性研究，为制定更加针对性的传播策略和措施提供参考和借鉴。以助更加深入地了解媒介在四川藏羌彝走廊自然灾害风险传播中的作用和机制，为提升自然灾害风险传播效果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
基金项目
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024SYJSCX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