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新媒体环境下，传播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新媒体平台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传统媒体衰落，深度报道发展面临困境，亟需新的发展路径。
一方面，新媒体发展给深度报道带来诸多困境。传统深度报道媒体精英流失，适应新媒体环境的全媒体记者人才缺位；信息碎片化改变受众阅读习惯；新媒体的即时性压力影响深度报道内容专业性；“流量至上”导向下，深度报道选题同质化严重，报道视角雷同。另一方面，新媒体的发展确实为深度报道提供更广阔的传播平台，新技术发展变革深度报道内容生产，借助新媒体的互动性与即时性，深度报道的传播力、影响力得以进一步提高，从而更好发挥揭示真相，引导舆论的作用。
在此背景下，研究新媒体环境下深度报道的困境与创新路径具有现实意义。下面，将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做梳理，并在探究新媒体环境下深度报道困境的基础上，在边界理论视角下对深度报道发展的创新路径提出建议。
2. 相关概念阐释
(一) 深度报道的定义
深度报道这一概念在新闻学界和业界有着多种定义。《哈钦斯报告》提到，深度报道是围绕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把新闻事件呈现在一种可以表现真正意义的脉络中，这一定义强调了深度报道对事件背景和意义的挖掘。国内《新闻学大词典》将深度报道定义为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等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方面报道新闻的形式，突出了深度报道在内容上的全面性和深入性。
张志安在其2016年的著作《深度报道：理论、实践与案例》中对深度报道概念界定进行总结：“如果把深度报道当成一种报道文体，主要包括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和预测性报道三种类型”[1]。杜骏飞和胡翼青认为：“深度报道所体现的是一种新闻旨趣(interests)，它揭示了新闻的主体与客体间的关联，从深度和广度两方面指出了新闻文体以受众认知效用为主导的运作方向”[2]。美国自由报刊委员认为：“所谓深度报道，就是围绕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把新闻事件呈现在一种可以表现真正意义的脉络中。”
通过对以上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发现深度报道是一种具有重大价值的报道文体，核心要义在于对新闻事件进行深入挖掘和全面呈现，以揭示事件的因果关系、本质特征以及发展趋势。
(二) 中国深度报道的发展
普遍认为，深度报道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最早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出现。20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但也有人认为：“深度报道的起源应该向前推进百余年”[3]。复旦大学董媛媛认为，从1874年《申报》连载“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时，历时三年追踪报道，详细记录事件细节与节点，可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深度报道。
纵观中国深度报道的发展历程，其经历了两个跨越。中国深度报道的第一次跨越为用事实披露政治状况、阐述政治思想，其中以资产阶级革命派报人于右任和一批传播无产阶级新闻思想的新闻作品为代表。于右任先后创办四份报纸，《神州日报》详细报道志士秋瑾的遇害过程，披露列强预备瓜分我们东北地区和蒙藏边界的不轨之心；《民吁日报》揭露日本政府企图夺取满洲铁路筑路权进而控制我国东北的阴谋。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深刻地报道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初期的状况，增进了中国人民对十月革命的了解。
中国深度报道的第二次跨越为用事实解释经济现象或披露经济活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改革开放后涌现的一批优秀深度报道作品。《长江漂流系列报道》《关广梅现象》《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遗弃女婴事件连续报道》《七届人大开幕前夕》《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放活”教授》和《长江三峡工程问题》等。这股“深度报道风”，改变了当时中国新闻工作者的写作思维与模式，深度报道在中国新闻业走上了正轨。
20世纪90年代后，深度报道在报纸、电视、广播媒体领域全面开花。出现电视深度报道《焦点访谈》《东方时空》和《新闻调查》；广播深度报道《新闻纵横》；纸媒深度报道《冰点周刊》《南方周末》，中国深度报道蓬勃发展。
2010年左右，web2.0兴起，新媒体不断发展，传统媒体深度报道发展遇挫，谋求在新媒体环境下的转型。平台媒体、自媒体的“类深度报道”和非虚构写作异军突起，冲击深度报道领域，深度报道发展遭遇边界内外挑战。
(三) 边界工作理论与深度报道的勾联
“边界工作”是科学社会学家吉尔因(Gieryn)在研究科学划界问题时提出的重要概念，即“科学家选择性地赋予科学体制(即其从业者、方法、知识存量、价值和工作的组织)一些特性，以建构一条将一些知识活动区别为‘非科学’的社会边界”。
通过对科学共同体试图建立和维系职业边界的话语和行为进行阐释，吉尔因概括出三种边界工作的类型：扩张(expansion)、垄断(monopolization)和保护自主性(protection of autonomy)。扩张时，群体会利用自身优势对某些原本不属于自身领域的地界进行所有权宣誓。垄断意味着职业群体对自身专业地位和权威性的把控，并通过对竞争者进行贴标签的行为，试图对自身和其他竞争者进行定界，以凸显自身的专业性和竞争者的非专业性。保护自主性所揭示的是当职业群体内部出现问题时，为保护自身的合法地位，职业群体会将问题归结于具体的个体，而非职业群体自身[4]。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边界工作”的概念被引入到新闻学研究中来。综合来看，学者使用“边界工作”这一概念，主要是为了处理两种情况：一是发生在新闻业内的危机和挑战，如温奇对美国电视新闻与娱乐新闻的区分，还有默多克的《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二是来自新闻业外的威胁，尤其是新媒体不断发展对传统新闻业的冲击。学者们关注在液态时代的新闻业究竟遭遇了外界哪些力量的何种冲击、作为职业的新闻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又对新闻边界产生了何种影响。例如社交媒体资讯对新闻业内容生产的影响等。
通过前文对深度报道的概念与发展历程的梳理可以发现，深度报道因其全面性、深刻性等特点曾深刻影响社会，其社会功能具有重要意义，但随着互联网技术与新媒体的不断发展，新闻业边界失守，深度报道发展面临困境。
边界工作这一理论被引入新闻学领域是为了分析新闻业遭受冲击时新闻媒体采取的应对策略。基于此，本文也将借用边界工作这一理论，在分析深度报道在新媒体环境下遭遇困境的基础上，对其未来创新发展的路径提出建议。
3. 新媒体环境下深度报道面临的困境
深度报道的式微，是传统媒体衰落的缩影。在过去，深度报道依托拥有垄断权威的传统媒体大放异彩，两者相得益彰。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新技术冲击着传统传播格局，新闻业液态，管辖权冲突频发。传统媒体遭受冲击的同时，深度报道的发展也面临困境。
(一) 人才之困：记者流失
新媒体快速发展，广告资源随之倾泻至新媒体平台，传统媒体的发展困顿，新媒体领域展现出巨大吸引力。深度报道人才流失，媒体精英流向新媒体领域。新媒体颠覆了由传统媒体垄断的传播格局，传统媒体收入大幅降低，不少纸媒休刊或放弃深度报道领域。有学者称：“不少媒体机构仓皇应对，纷纷拿投入成本高、制作周期长、政治风险大的深度报道开刀——或削减经费，或裁减人员，甚至直接裁撤版面、部门，导致深度报道难以为继、价值内涵随之遗失”[5]。同时，一部分报社内部实行的是实际绩效奖惩机制[6]，即通过发布报道的具体数量进行绩效考核。在这样情况下，撰写消息更具优势，而制作周期长、付出成本高的深度报道，对记者不具吸引力。
传统媒体衰落的同时是新媒体的蓬勃发展，学者陈楚洁描绘当下媒体生态格局的两幅对比鲜明的画面：一幅是感叹“一个时代结束了”的传统媒体，另一幅则是高呼“媒体人创业的黄金年代，刚刚开始”的新媒体创业[7]。前媒体人朱学东这样总结道：“传统媒体在政治和技术以及自身体制的先天性疾病的多重夹击下，让从业者无法突破事业的天花板，看不到未来。职业的想象空间和尊严同时在丧失，而技术主导的新平台财富的想象空间以及其他领域企业现实的实惠，都在诱惑着越来越多的人转身，或创业，或转型。”
深度报道的人才之困一直延续到如今，因为新媒体环境下对深度报道记者提出更高的要求。现如今，一篇深度报道是多平台发布，提出了“全媒体记者”等要求。记者需要熟悉互联网技术与发布的新媒体平台，必要时身兼多职，保证深度报道质量。而缺乏新型全媒体人才也是当今新媒体背景下深度报道的人才之困的因素之一。
(二) 内容之困：深度缺失
新媒体的海量信息与传播的即时性增大了新闻媒体时效性压力，部分深度报道内容深度缺失。
深度报道，就是“深刻和全面揭示事实真相的报道方式”，其特征是内容的深刻性、方法的科学性、题材的重大性、报道方式的多样性[8]。基于深度报道的特性，在当今信息快速传播的时代，深度报道也是传统媒体差异化竞争，打造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调查精确、立足现场、追踪采访、报道细节、分析意义，系统性反映重大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可以说，深度报道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深”。
但在新媒体时代，深度报道这种长制作周期，深入挖掘的报道方式对于追求快速传播和即时反馈的媒体来说，是难以承受的。这也使得不少深度报道出现“重话题轻内容”的现象，忽略报道的深刻性。如一些记者，为了时效性而不针对事情进行充分采访或信息取证，而是选择互联网上内容进行拼凑，丢失深度报道的优势。这样的低质深度报道，无法满足受众对高质量、深层次新闻内容的需求，势必造成受众流失，更不利于深度报道的发展。
(三) 选题之困：报道雷同
新媒体快速发展，内容生产掀起“流量至上”主义，深度报道也无法免俗。盲目追求热点话题，深度报道选题同质化，有想法的深度报道选题越来越少。如环境保护、校园暴力、网络信息安全等为深度报道领域老生常谈的话题。深度报道应反映社会热点现象和问题，但是同质话题过多，没有信息内容，会容易让受众失去阅读兴趣，产生审美疲劳。
对同一热点事件的追逐，造成报道内容雷同。一件热点话题或事件的出现，会吸引多家媒体的竞相采访报道。但是在进行深度报道时，因为信息有限，很难想出新颖角度，往往多家报纸的角度相同，观点相似，引语与数据并无不同，报道展露的信息也没有太多差别。当多家的深度报道针对一件新闻事件时的报道内容千篇一律时，深度报道的独具意义便消失，长此以往，也必将消磨深度报道的价值。
(四) 传播效果之困：受众注意力分散
新媒体环境下，信息呈现出爆炸式增长，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导致信息过载与碎片化问题日益严重，受众的阅读习惯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快节奏”“碎片化”成为受众的阅读习惯新特征。
受众面对海量信息，往往采取碎片化数字阅读的浅层理解，更倾向于选择视频、音频、图片等具感染力、冲击力的信息获取方式。以微博为例，热门话题的更迭速度极快，大量的信息在短时间内涌入受众视野。如某一突发事件发生后，相关的文字、图片、视频等信息会迅速在微博上传播，各种观点、评论和爆料层出不穷，用户往往在短时间内就能接收到成百上千条不同的信息，令人眼花缭乱，受众注意力被海量碎片化信息分散。
深度报道则需要受众花费较长时间，深入思考，其信息呈现方式不符合新媒体时代受众的阅读习惯。受众注意力被海量信息分散的同时，也逐渐失去注意力与耐心，无法专注于某一深度报道的内容。受众长阅读习惯的缺失，思辨能力的退化，对深度报道的生存与发展，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4. 边界重塑：新媒体环境下深度报道的创新路径
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冲击新闻业边界，新闻媒体文化权威被削弱。深度报道因其深刻、全面的特性，成为新闻媒体争夺职业话语权的专业性证明。但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自媒体与商业媒体迅速崛起，“类深度报道”与非虚构写作迅速发展，冲击着深度报道独有优势。深度报道亟需捍卫边界，创新发展路径，才能在新媒体环境下变动的新闻业中，适应变化，更好发展。
(一) 扩张选题边界：挖掘新鲜选题，创新报道视角
新媒体环境下，新技术层出不穷，可以利用新技术发现线索，挖掘选题。例如，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AIGC)对深度报道提供选题思路，通过大数据分析工具对多平台海量信息进行分析，发现问题，挖掘选题。有学者称：“通过对社交媒体上的热点话题进行监测和分析，记者可以发现潜在的深度报道选题。同时，AIGC技术也为深度报道提供了新的线索挖掘途径。AIGC技术可以在海量数据中快速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为深度报道的选题提供参考”[9]。
此外，除了利用新媒体技术挖掘新选题外，也要尽可能寻找独特视角，吸引读者阅读，关注新闻事件，引发多样思考。例如，在“唐山打人事件”中，《光明日报》发布的《围殴女性、种地道歉、铁丝锁门：唐山为何一个月三次热搜？》的报道，并没有将视角局限在事件本身，而是通过唐山地区发生的多件恶性事件，寻找其中的共性进行分析，文章获得受众好评。所以，可以利用AIGC技术对新闻事件进行关联分析，发现一些被忽视的角度与线索，帮助记者完成更好的深度报道作品。
(二) 扩张渠道边界：多元化符号体系与多渠道融合传播
新媒体环境下，是专业新闻媒体、商业媒体和自媒体等争夺流量与受众注意力的重要战场。当今已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时代，新闻内容的符号选择与传播渠道选择是影响传播效果的重要一环。传统媒体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即时性、交互性等优势拓展发展空间提升传播力、影响力，有学者称：“要针对平台特性进行新闻内容编辑和新闻形式分配，利用平台自身优势进行差异化传播，实现形式和内容的深度融合”[10]。
在撰写深度报道时，要融入更多的灵活性与创新性。新闻工作者应根据平台特性，在内容安排上，选择多元化符号进行内容构建，例如，可以选择组合长文本、图片、文本朗读音频、视频等丰富形式，根据平台特性，差异化组合和报道新闻。以“乐山8·18特大洪涝”抗洪救灾新闻报道为例，地方媒体通过多样化方式，实现报道深度与广度并重。“在传播形式上，乐山日报社全媒体矩阵协同作战，融合视频、文字、图片等多种媒介形态，实现多元化、立体化传播。在报道深度上，没有停留在事件表面的描述上，而是深入挖掘乐山人民不屈不挠、众志成城的抗洪精神。如《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战洪峰》等深度报道，通过生动的事例，引发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11]。
(三) 垄断职业权威：坚持“内容为王”与用户视角
优质内容，是深度报道的核心，也是一家媒体立足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内容为王”的逻辑在当下仍然畅行。光谷客提到：“新媒体时代，信息渠道已经越来越多元分散，公众对于信息渠道已经几乎没有了任何忠诚度，除了刷阅读量自欺欺人，渠道 + 广告的传播模式已经不可持续；现在的问题是，优质内容 + 广告的模式和平台还没有出现而已”[12]。撰写权威、深刻和全面的报道，是深度报道记者的优势所在，深度报道记者应把握专业优势，深耕专业写作，传播深度内容，回应社会关切。
除了优质内容外，还需要拥有用户思维。当深度报道将优质内容与用户思维相结合时，更容易做出由浅入深，深入人心的报道。可以借助新媒体平台，与受众形成良性互动，深入了解受众需求，以受众为中心进行内容创作，利用新技术创新传播方式，注重受众反馈。只有这样，才能使深度报道更贴近受众需求，提升新闻的价值和影响力。
(四) 加强职业认同：吸引与培养深度报道人才
好的深度报道离不开优秀的深度报道记者，而吸收、培养优秀的深度报道记者，才能提升报道内容的质量、增强报纸的竞争力，进而为报纸的长远发展提供助力。但从深度报道记者的称呼从“媒体精英”变为“新闻民工”可见，深度报道记者这份职业，在新媒体环境下，已经失去吸引力。有前媒体人说道：“他们在互联网资讯传播节奏越来越快的情况下疲于奔命，付出与获得的收益越来越不成正比，人往高处走，当传统媒体连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经济基础都无法保障时，当然也就更加留不住人了。”
深度报道媒体可以通过行业交流、奖项评选等方式，围绕深度报道展开多样话语实践，构建深度报道形象，提升其行业地位与影响力，重拾深度报道记者职业光环，吸引更多人才进入。同时，应加强专业培训与发展，可以通过入职培训与进修课程，提升记者专业素养，使其适应新媒体环境下的持续变化，在不断变动的行业中保持竞争力。设置合理薪酬体系，提升深度报道记者收入水平，完善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
5. 结语
新媒体的发展让传统媒体陷入困境，深度报道的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但挑战往往与机遇并存。在新媒体环境下，如果能够利用好新技术，扩展报道选题与渠道，坚持“内容为王”，重视人才培养，相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深度报道也能凭借自身优势屹立不倒。光谷客说：“我坚信，只要深度报道的社会需求和公共价值还在，无论时代怎么变，新闻调查不死，调查记者不死，(深度报道)就终会有凤凰涅槃，否极泰来的一天。”
在舆论喧嚣纷乱，情绪先行的后真相时代，深度报道显得弥足珍贵，我们应重视起深度报道的发展，助力其更好发挥揭示问题、引发思考的社会功能，推动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