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从城市发展史看，自第一座初城的诞生，到奴隶制与封建制时期“耀武扬威”的消费城市，再到资本主义拆除种种阻碍商品流通的“城墙”，建立了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城市的发展带动了人类的发展。当代城市更是将人口、资源、技术、知识等各种要素高密度地整合在一起，创造了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我们并不否认城市的作用，也必须认识到资本所蕴含的强大动能，但是另一方面，城市与乡村正变得越来越对立，城市与城市之间包括城市内部的差距也越拉越大。过去，我们通过历史所看到的种种不平等现象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为明显地出现在当代城市中，将后者塑造成了一个等级空间——有的地方是发达的，有的地方是贫穷的；有的人过上了好的生活，有的人的生活却反不如从前。在资本逻辑参与城市建构并作为主要力量推动着城市发展之后，现代城市就变成了商品的“展销会”，一切都以消费为目的存在着，与其说城市是人类的家园，不如说是那些有钱的消费者的天堂，很显然不同群体的生活感受、生存状况是迥然不同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仅仅是关注整体上的城市发展，就会很容易忽视特定群体的物质贫困、精神压力、权利丧失等问题，只有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分析当代城市发展的资本逻辑及其后果，才能对当前城市化与现代化的进程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早在近两个世纪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就通过《论住宅问题》《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资本论》等著作批判了资本对城市空间的运作及其对工人的剥削，指明了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罗莎·卢森堡更是预言了资本主义的终结。然而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消亡，反而不断地革新，扩大着影响，甚至资本力量在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中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这是通过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来实现的。资本生产的有限性决定了它必须不断地创新生产方式，以实现新的增值，在以前空间不过是生产商品的场所，可是现在却作为商品被生产出来。空间作为一种商品具有不同的价值、不同的功能、不同的地位，它服从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并主要地不再表现为使用价值。很多人买房子，或是租住某个场所，不是为了住，而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增值收益或是生产利润，这就是作为价值呈现出来的空间。因此，资本的空间生产将整个城市放到了市场上交易，带来了城市的盛衰变化和空间动荡，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往往会损害人的生存利益，也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被等级空间裹挟着，迫使人们接受消费主义的分层。资本逻辑下的等级空间不同于古代帝王的暴力控制，它很少地诉诸政治力量，似乎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消费等级制”的空间结构对人的控制与压迫是更深入的。它将责任转嫁给了每个个体，从而加深了那些弱势群体的无力感，也让他们陷入到不断累积的贫困当中。与此同时，人们的穷奢极欲和巨大的浪费又威胁着人类的长远发展，也弱化了主体的批判意识，以至于芒福德要用“腐败堕落的罗马城市”来形容现代城市。这些问题至关重要，所以列斐伏尔会认为未来的社会革命将以“城市革命”的方式展开，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发展，城市革命似乎已在酝酿之中。
2. 历史唯物主义与资本逻辑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资本首先是一种运动，在不断的增值活动中创造价值。资本不同于固定资产，不是简单的财富积累，而是要持续地、最大化地榨取剩余价值，并将其投入到再生产当中，通过生产与再生产的循环来实现增值。其次，资本还是以物为中介的社会关系，在资本运动过程中社会关系不断地发生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土地，劳动！但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1]。”最后，资本还是通过占有生产资料所形成的社会权力。在雇佣劳动中，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代理人拥有对生产资料、产品和利润的支配权，无产阶级只能服从于资本家的控制。资本还通过经济权力操控着市场，利用消费实现了对人的全面控制。资本关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表征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权力。
那么资本逻辑是什么呢？有学者认为，从狭义上讲，“资本自身的逻辑，即从商品逻辑到货币逻辑到资本逻辑的递进发展过程以及‘利用资本消灭资本’的整个资本逻辑的形成、发展过程”，从广义上讲即“资本作用的逻辑，即资本逻辑以‘普照光’的形式影响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2]”，事实上我们可以将资本逻辑理解为资本运动的客观规律，这决定了资本以什么样的方式作用于生产活动，并对人类社会产生何种影响。首先，资本逻辑具有逐利性，资本的内在动力是对剩余价值的贪婪和攫取，这意味着资本家为了赢得市场，获得超额利润，实现垄断地位，就必须要通过技术的、制度的方式提高效率，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并且在生产商品的过程中必须始终以经济利益为本位，将剩余价值资本化。这一方面会带来创新和发展，但也会导致人成为了一个个“螺丝刀”，社会的发展很可能偏离人的需要本身。其次，资本逻辑作用下，资本的积累与工人阶级的贫困成正比。资本越是生产出物质财富，无产阶级由于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脱离就变得越贫穷。同时在这样的生产过程中，人并不能够倾注自己的生命力量，这种劳动往往是“不情不愿”的谋生劳动，人们在为老板打工的时候并不自由，只有在工作之余才能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但是，在当代等级空间中，资本又通过消费主义控制着人们下班之后的生活，最大程度地引导人们将金钱和精力重新投入消费市场。最后，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资本逻辑又是充满了矛盾的运动过程。资本逻辑既壮大了资本，但是又生产出自己的敌人，它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却又引发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资本逻辑是有活力的，但同时也是有限度的，它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必然会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而被取缔。就当前的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而言，资本逻辑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也带来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种矛盾性需要人们从哲学的角度加以思考。
1) 资本逻辑下的等级空间与贫困的再生产
第一，当代城市空间是等级化的，高价值、高收入、高消费是捆绑在一起的，贫穷与偏僻也总是如影随形。不同的空间对应着不同的人群，表面上人们可以自由流动、自主选择，但现实中他们却潜在地受着种种限制。这是因为当代资本对空间的市场化运作，在根本上恰恰是不平等的生产过程。由于资本是追逐效益的，是躁动的、投机的，所以它会将优质资源集中分配给那些具备发展潜力的或是已经取得优势地位的地区、产业、行业，并通过集约化的方式扩大影响，以获得垄断地位和超额利润。一旦某个领域显出颓势，资本就会离场，寻求回报率更高的地方。通过这样的资本循环，高效益的产业集群和行业标杆就被打造了出来，这些空间产品成就了各个“城市中心”，资本又进一步围绕这些“城市中心”展开新一轮的城市建设活动。这样的空间生产从一开始就是围绕着交换价值展开的，因此资方始终是最大的获益者。资本不仅在生产环节获得高额利润，还通过有目的的建设活动抬高地价，轻易地赚取到巨额投机收益，相比之下大部分人只是获得了较少的发展利益，甚至作出了许多牺牲，这就将不平等生产了出来：
现代大城市的扩展，使城内某些地区特别是市中心的地皮价值人为地、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来。原先建筑在这些地皮上的房屋，不但没有这样提高价值，反而降低了价值，因为这种房屋同改变了的环境已经不相称；它们被拆除，改建成别的房屋……结果工人从市中心被排挤到市郊；工人住房以及一般较小的住房都变得又少又贵，而且往往根本找不到，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建造昂贵住房为建筑业提供了更有利得多的投机场所而建造工人住房只是一种例外[3]。
在资本对城市的重塑过程中，中心与边缘、高价值与低价值的区分会越来越明显，而资本正是借由价值规律的作用将城市打造成一个流动性很强的等级化城市。在资本“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中，不同群体的地位与所得是不同的。资方凭借体量的优势占据着垄断地位，拥有对市场的定价权和更多的政策扶持、信息资源、人脉关系，能够预先判断甚至撼动市场的走向，而工人阶级则是弱势的那一方，容易受到价值波动的影响，往往没有与资本议价的权力。因此，一个简单的拆迁重建工程，就可能带来显著的利益分配差异，资本只是以土地当前的价值给予“原住民”一定的补偿，而大部分的增值收益则被资本收入囊中。
第二，等级化的城市空间尤其体现在附加价值的差异上，这固化了不平等的现实。资本创造出来的空间产品既包括实际使用的物理空间，也包括那些附着在空间之上的资源、服务、体验，是人居关系与人际关系的复合，在现代社会通常是这些“附加价值”决定了空间价值的差异。一方面，附加价值对生产与生活有着直接的影响，资源条件、交通条件、人口条件等决定了生产空间的质量，间接地影响着工作者的工作状态；教育条件、医疗条件、商业条件等决定了居住空间的质量，对人的成长与生活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附加价值会赋予相应的空间不同的交换价值，一般来说附加价值与其所属空间的价值呈正比，越是优质空间越享有更多附加价值，在经济波动中越表现出稳定性并且资本通过市场经济不断地巩固其优势地位，由此这些空间商品就成为了稀缺的优质资产，根据价值规律的作用，它们具备更大的升值空间。而与之相反的是工人阶级的住房通常仅是容身之所而已，几乎没有投资价值，甚至其糟糕的环境还有可能损害居住者的身心健康。因此，空间生产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过程，它生产出城市中心与贫民窟的差异景观，也生产出富人与穷人间的差距。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大资本会不断地吞并小资本，小资本由于不断缩小的利润空间而破产，这造成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往往是富人群体不断萎缩，但是财富却更密集地被其垄断，而贫困则是越来越多地被生产或再生产出来。
第三，等级化的空间结构不仅存在于单个城市内部，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地存在着。有的国家因为人才和先进技术占据了全球分工链和价值链的上游，高额收益进一步加强了这种优势地位，使得它们成为了发达国家；与此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为先天条件的不足，只能承担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分工任务，低收益的同时承受了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风险。同样地，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获得优势地位，并借由这种优势榨取农村的剩余，无论是大量的劳动力，还是资源和土地，资本在城市的迅速扩张加速了乡村的凋敝。资本的全球流动则加剧了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距。资本逻辑是逐利的，它不会顾及到不同群体的生存利益，这意味着在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中总是有许多群体失去着城市权利，同时他们的空间窘境带来了更深层的、难以摆脱的贫困问题。
2) 资本逻辑下的空间区隔与社会撕裂问题
原始人类用篱笆将野兽驱离家园，文明时期统治者用城墙拱卫政权，如今消费门槛替代了城墙，种种经济关系建构起等级化的城市空间——空间区隔仍然作为统治者施行阶级统治，维护特殊利益的有效工具。正如列斐伏尔所说：“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4]。”当代空间区隔是非强制的，主要不是物理空间上的隔离，而是社会权利与政治地位上的差距，并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可能性空间与现实性空间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人们理论上可以享受“优越的”生活，但价钱使大多数人望而却步，事实上许多地方是他们难以“到达”的。由于空间生产服从于资本增值的逻辑，不同的空间产品有着不同的受众，支付了不同价格的群体享受着不同的空间价值，所以人们总是被划定为了不同的群体，同时由于商品的细分化趋势，资本完成了对人群的划界而治——富人区与贫民窟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形态。此外，现代科技所打造的精确化的匹配机制、虚拟的交互活动和交易环境、超强的数据存储与分析能力，使得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办到许多事情，人与人之间现实中的交流变少了，也变得更为肤浅，而“信息茧房”的存在又使得人们容易陷入到单一的、片面的认知闭环之中，弱化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共识。资本以技术化的方式实现了对人的控制，可是这并不能够在根本上解决剩余价值剥削与资本空间生产所引发的种种矛盾，只是通过空间区隔遮蔽了矛盾，可是一旦人与人之间的深度交往变得困难，资本主义就将陷入新的危机之中，这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说资本主义末期的交往危机——当信任成为稀缺事物，政府将不具有“合法性”，分工与合作难以为继。
如果从人的发展角度看，现代社会个人的发展似乎远远滞后于人类整体的进步，换句话说最新的文明成果通常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享受，他们是日益拓展的可能性空间的实际受益者，城市越来越丰富的内容给他们提供了更美好的生活，可是大多数人，尤其是底层人民却总是受制于现实性空间，他们必须要从事异化的谋生劳动，他们所拥有的资源是极其有限的。这意味着人们虽然同住地球村，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内容，尽管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交流、交换、交易、交往，从可能性的角度说人类越来越连成一个整体，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会更紧密，然而现实却表现为一种悖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会日益打破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地域性、狭隘性、保守性，将它们纳入世界市场之中，这也将带来人与人之间更为普遍的交往。诚然，从整体上看时代的发展逻辑仍然服从着这样的趋势，但是人们却普遍地感到一种陌生感、距离感、孤独感，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人之间事实上难以形成广泛而密切的交流活动，深度交往变得稀缺。结果就是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空间区隔成了资本控制生产与消费，实现对人的全面控制的工具，社会被日益分割为不同的层级，不同群体之间的联系正变得越来越模糊与分裂，社会矛盾愈演愈烈，这不得不引发人们的担忧——如果城市是人们的家园，可人们却不再联系，倒戈相向，那么城市究竟是家园还是战场呢？
3) 资本逻辑下的等级空间与精神危机、生态危机
交换是生产的目的，消费是交换的结果，唯有商品流通到消费者手中，生产的环节才算最终完成。消费并非现代社会的产物，有商品出现就会有消费，消费的过程中人们满足了自身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消费也是种个性化的活动。但是城市空间被作为当代资本增殖活动的对象，以商品为目的生产出来，这又是当代社会特有的现象，这缔造出了一个等级鲜明的消费城市——空间是为消费服务的，消费是人工作的目的，消费是有差等的，好与坏是界限分明的，这激励着人们不断地创造新的消费空间并追逐那些“更好的”的东西，将人们立身处世的基点带入了一个异化的境地，导致人们将自身作为了向上驱驰的工具，而消费作为生活的目的仿佛是不断后退的地平线，永远没有一个最终的限度，结果是人的一切活动都无法实现自我的本质，人们只能在现代化与城市化的过程中无根地漂泊。
当代社会，城市越繁荣越是成为了消费主义的表演场，因此芒福德会将现代城市和古罗马斗兽场联系起来，认为那都是腐化堕落的象征，是供权贵们观赏、玩乐的舞台。事实上，等级化的空间结构使得普遍的不平等、戏剧性的匮乏和不断再生的需要这些资本运动的产物俯拾即是，而这些恰恰关系到人的精神状态，正如福柯所说：“从各方面看，我确信，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联系[5]。”此外，由于在消费城市中人们不再对周遭的事物赋予“神性”，只是以一种暂时的、流变的、过程的视角看待这些商品，将其视作是资本循环某一个阶段的产物，有着一定的时效性和可替代性，因此人们只是将自然当作索取的对象，而不会对其倾注多少生命情感，那么这必然带来大量的浪费，造成生态的危机，现代消费城市也只能是“物的集合”而非具有归属感的家园。
为什么当代消费城市会创造一个恶性的环境，消费城市又是如何导致人的堕落的呢？
其一，层级化的消费城市充满了暗示性的、诱导性的、层级化的景观，人们只是“嵌入”在这些景观之中，他们能有多少拒斥的权利呢？而这些钢筋水泥打造的事实，鼓动着人们驯服于等级序列的安排，驱使着人们永远以“追求”的态度看待身边的事物，逐渐步入“永不餍足”的闭环之中。显而易见的是，空间产品的质量存在着差异，有的地方是简陋不堪的贫民窟，有的地方则是摩登的现代化办公楼，另外一些地方是价值不菲的豪宅，甚至它们可能相距并不遥远，但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它们又相隔甚远——这些空间作为消费品有着质的差别，这不仅体现在外在景观、配套设施或是居住感受上，而且反映在其背后的精神内核上，很显然不同的空间代表了不同阶层的利益，象征着不同的社会地位与精神文化。资本所创造的消费空间是一个不断膨胀的黑洞，现实中的人们只能以有限的视角看到漂浮着的冰山，去追求他们眼中“更好的”产品来组建“更好的”生活，可是资本从不给消费的序列设限，每当人们有了更多的消费能力，资本就会通过互联网、现代传媒、现代服务业等媒介给人们提供更多消费可能。因此，所谓的“更好”就好比是那一颗永远找不到的“更大的麦穗”，然而被蒙蔽的人们并不知道冰山之下的消费潜力，这样资本就通过等级化的消费城市引导着人们心甘情愿地，源源不断地创造出剩余价值。等级化的空间结构是促进消费的沃土，而消费又是资本控制劳动者的有力手段，消费越发达的地方，人就越容易陷入异化劳动的泥潭。消费城市是危险的，在这样的城市中，人们很可能会变得过于劳累和精神空虚，他们把美好与希望寄托于未来而不是当下的生活，受到消费主义、金融政策、商业宣传的刺激，人们很难真正得到满足，正如海德格尔所说：“随着诸神的消失和世界的没落，无家可归状态变成了世界的命运[6]。”
其二，在当代消费城市中，人们的生产劳动和消费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得到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其符号价值，后者是由资本与权力建构的，是不断更新的，以符号价值为旨归的生产与消费活动必然带来一系列的浪费与破坏。在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艰苦年代，吃饱穿暖是人的第一需求，可是对于当代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已经满足了基本的生活所需，如果仅仅是为了得到商品的使用价值，那么许多商品都能轻易得到，然而真正匮乏的、昂贵的、差异的恰恰是商品的符号价值。比如豪车、豪宅、奢侈品，它们也许并不经久耐用，但是由于它们表征的是成功、富裕、上流、尊贵等符号意义，所以它们往往被人们推崇备至。在一个等级化的社会结构中，人们必然会追逐这些符号意义，因为它们满足了人们的成就感、尊严感、获得感等高级需要，甚至提供了一些特殊的上升空间和社会权利，而这些符号价值在当代社会又以商品为载体表现出来。当金钱能够通约一切的时候，商品就被持续不断地生产出来，而人们要想维持原先的“地位”，就必须购买最新的产品，权力与消费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是通过等级化的术语来表述的：优势、权力的占有和与权力的关系、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的中心和场所[7]。”因此，在消费的过程中，人的特殊需要与资本增值的需要得到了统一，而这就带来了对物质的穷奢极欲，这注定了人们不会以“居住者”的身份审视自己和自然的关系，而是以“占有者”的姿态将自然视作了维持消费的索取对象，于是他们便毫无负罪感地将地球挖得千疮百孔、乌烟瘴气，事实上他们早就失去了家园——因为没有人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家园。更进一步地说，人们只是将人，至少是他人，看作安置于一定空间中的“物”，而非是有着生命情感的“人”，然而这终将反噬其自身。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潜在需求的无限性，也就是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无限的欲望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资本必然将自然看作资源的“水龙头”和废弃物的“污水池”，这不仅会引发生态危机，而且会以日益加重的成本的形式威胁到人类的发展。同时，生态问题也是个阶级问题，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转移了自身创造的生态问题和工业污染，这虽然缓和了国内矛盾，落后国家不得不接受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但是积累的生态破坏和贫富分化问题却难以通过技术的方式解决。因此，等级化的城市空间结构孕育了现代消费城市，但是从根本上说后者是难以维系的——人类的精神危机与自然的生态危机必然会成为消费城市进一步发展的限制。消费并非人们实现价值的唯一方式，但是在层级化空间中，人们不得不将目光集中到消费上，成为“空间拜物教”的奴隶。
3. 资本的限度与新的发展方式
资本逻辑是当代城市空间发展的内在动因，资本越集中的超级大都市越是呈现出等级化的空间结构，而资本加速逃离的城市往往呈现出加速的、全面的衰败现象。这是因为资本的本性是不可遏止的增值性，这决定了资本会寻求生产方式的革命，而后者必然带来城市空间的变革。正如大卫·哈维所说：“资本主义是一种革命的生产方式，总是不安地寻找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技术、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产和剥削模式，因此也寻找新的时空客观定义。空间关系和空间再现的周期化重组总是具有非常有力的影响[8]”。资本作为一种价值，必须不断地从活劳动中榨取剩余价值，实现自身的增值，才能够保持相应的活力，因此每当某一领域中的发展潜力被穷尽，资本就会创造性地寻找新的领域、新的方式和新的宿主，展开新一轮的生产革命、科技革命和观念革命，也就是创造一种更高效的剩余价值剥削方式。所以资本增值的逻辑是以利益为基点的，具有显著的创新性与破坏性，在这个基础上的城市建构很可能是频繁的、剧烈的并且罔顾人的需求和价值的，就好比芒福德与恩格斯在文章中所描述的那样，糟糕的底层平民的住宅从根本上就是为了尽可能多地收取租金，所以拥挤成了必要条件，而那些自古以来至关重要的采光、通风、卫生等因素则被搁置不顾了。新的城市必然是适合于价值的增长的，而旧的城市则被遗弃，在此过程中人的命运变化资本则完全不予理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资本无序流动所带来的大量衰败景观。“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9]。”因此，当代资本通过城市空间层级化来调整空间结构，进而调整生产关系、人际关系、劳资关系等，释放不同群体的生产能力与消费潜能，缓和社会矛盾，维持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关系。同时空间扩张是资本积累的手段，也是资本克服资本积累危机的手段。资本所积累的剩余价值必然引起不变资本的增加，资本规模的扩大会引起资本占有的空间规模的扩大，资本通过资本化空间打造更多的利润空间，但是生产的过剩与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又限制着资本的进一步发展，于是资本总是通过消费城市的进一步扩张来消化生产的过剩，并创造新的需求。
然而，资本是自己的掘墓人，资本逻辑注定了这种物质生产方式是难以为继的，尽管资本显示出了强大的生产动能与不可思议的创新性，可是与之相伴随的社会问题、生态问题、精神问题又限制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构成了人类生存的威胁。从根本上说，以资本为核心，偏重经济效益的发展模式必然会将人的价值置于次要的位置。所以，在社会主义发展建设过程中，我们必须要警惕资本的无序扩张，一方面资本作为积极的生产要素可以作用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盘活沉淀的人力、物力、财力，另一方面政府应当始终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宗旨，对资本的活动范围、活动内容、运动方式进行必要的监管与限制。过去，政府总是过分强调GDP的地位，这种经济主义思想使得盲目的发展、破坏式发展屡见不鲜。目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政府要转变发展理念，改变发展方式，要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公平。因此，资本逻辑推动下的等级空间需要政府用新的发展建设来加以调整，目前第四次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政府应当积极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打造人民城市、生态城市、美丽城市，不断地消除地区与地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促使城市真正让生活更美好。
4. 结语
从历史唯物主义看来，资本逻辑普遍地作用于当代空间生产的全过程，这打造了一个个逐利的、消费主义的、符号化的等级空间，许多城市凋敝了，许多人在城市发展中变得越来越贫穷。社会撕裂了，生态破坏了……城市发展正逐渐偏离人的目的。因此，资本逻辑是要加以批判的，尽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还需要利用资本要素来进行城市化与现代化建设，但面对当前社会矛盾的变化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应该要利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加强制度创新、管理革命，培育新质生产力，同时转变发展理念，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未来，我国城市建设需要更加注重发展结果的共享和公平，利用三次分配来协调不同群体的发展利益，要保障各类人群的城市权利，更多地拓展开放的、平等的社会空间、活动空间、公共空间。我们应当在限制资本逻辑的同时，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积极打造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的、平等的社会主义生态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