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研究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pacity of Enterprises

摘要: 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下，数字中国的构建已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引擎。企业作为经济主体，实现数字化转型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同一个企业的生存和壮大联系紧密。鉴于此，本文就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展开研究，收集并分析国内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3~2022年的数据，实证研究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和内部控制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正相关，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内部控制质量来强化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最后，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在中小型企业中对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促进作用尤为突出。本文根据上述研究结论，为企业未来发展决策以及政府相关政策调整提出相关建议。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era of rapi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hin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engine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As enterprises are economic entities, achiev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an inevitable trend for future development, and the capacit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n enterprise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s survival and growth. In view of this, this article conducts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pability of enterprises,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data from domestic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3 to 2022. The empirical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factors and the mediating role played by internal control.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pability of enterprises, with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internal control to strengthen thei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pability. Finally, through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a particularly prominent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pability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se research findings, this article provides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future decision-making in enterprise development as well as adjustments to government policies.

1. 引言

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下，数字中国的构建已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引擎。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提出数字经济在国内已实现稳健且合理的上升态势，我国2022年数字经济规模明显扩张，攀升至50.2万亿元，这一规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显著，占比达到41.5%，相当于第二产业。这一数据不仅体现出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态势，也充分彰显其在国民经济架构中不可或缺的支柱作用。数字中国的构建不仅对我国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人民生活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也是提升我国全球竞争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战略选择。

在当前大环境下，企业作为经济主体，实现数字化转型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数字化转型无疑大大增强了企业的竞争优势。近些年间，数字化转型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门课题，以往较为丰富的文献大多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韧性、全要素生产率等的机制效果，而就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研究较为不足。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是指企业在长期经营中，通过有效整合内部资源和响应外界因素更改，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三重效益的协调发展，在未来发展中维持良好状态的能力。从长远角度来看，这种能力同一个企业的生存和壮大联系紧密。因此，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有三方面：第一 ，本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构建模型，探究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内在关联，丰富已有研究视角；第二，本文引入中介变量即内部控制，探究内部控制质量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弥补现有研究机制的不足；第三，根据本文所得结论，以期为企业未来发展决策以及政府相关政策调整提供一定的参考。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数字化转型是指在数字技术的驱动下，企业通过业务流程、组织结构和文化的变革，实现运营效率、创新能力和客户价值的提升，其过程不仅是技术的引入，更是对传统业务模式和管理方式的全面重塑。在数字经济飞速增长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已然成为企业维系竞争力的核心策略，它有效推动企业朝着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迈进，为企业占得市场竞争中的先机。近些年间，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投向这一研究课题上，学术界普遍认为数字化转型是一步关键战略，能够显著增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徐怀宁等(2023) [3]认为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多维度核心竞争力有效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一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中尤为显著；李硕等(2023) [2]发现随数字化转型程度加深，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也会相应升高，这两个指标的优化有助于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王喜平等(2023) [3]针对16家商业银行样本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能通过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促进银行可持续发展效率。同样，在张艺馨等(2023) [4]的研究中证实，在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的路径中，内部控制与企业创新起中介作用，其中数字化转型在实际应用层面上所展现的效能明显超越了单纯技术层面的作用。

数字化转型不仅是企业在技术层面上进行革新，更是企业的一种商业模式的创新以及思维方式上的变革。企业利用云端服务、高级智能算法等先进的信息技术，对传统的管理模式、业务流程和资源配置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革新，以适应数字时代的要求以及打造本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当今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企业占据领先市场地位的强效手段。

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是指企业长期运营中，在达成经营目标的同时，保持平稳增长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通过评估企业长期的盈利能力来量化，它体现企业在错综复杂的市场环境中持续创造价值、稳固自身竞争优势的潜力。

数字化转型不仅在多个维度上推动企业进步，更在实质上为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注入新的活力。具体而言，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数字化转型是提升企业效率和生产力的关键驱动力，进而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增长。数字化转型依托自动化流程与智能化等尖端技术，优化资源配置，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也强化了工作效率，显著提高了企业整体运营的效能，进而实现经济效益的飞跃。此外数字化转型还增强了企业响应市场变化的速度，使其能够迅速调整策略，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从而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赢得优势地位。

第二，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促进企业决策的优化和管理的精细化。数字化转型可以使企业更快速地响应市场的变化，借助数据分析以及预测技术，为管理者提供精确的方向，从而减少存货积压和短缺的风险。管理者及时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和管理方式，有利于企业更高效地捕捉市场趋势，革新业务流程。

第三，数字化转型可以增强客户体验的满意度，有利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增长。企业可以借助数字化手段，提供更便捷的沟通和交易方式，实时收集反馈内容，打造个性化服务从而增强客户黏性。高度黏性的客户是企业持续盈利的可靠保障，增强客户黏性同时也是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一种途径。

在综合考量各种因素并保持其他变量恒定的基础上，提出假设1：

H1：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正相关，即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越强。

2.2. 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内部控制质量为企业稳健运行提供有力的支撑，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有利于提升企业的运营效率。在过往的论文里，大多研究的是影响企业内部控制的因素，将内部控制作为中介变量的相关研究也较为普遍，但关于数字化转型对公司内部控制的实证研究相对匮乏。陈光(2023) [5]基于2008~2020年上市企业数据，分析得出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尤其是在大规模企业中效果更加显著；赵琛虎(2023) [6]认为持续推动数字化转型对提升内部控制质量产生积极影响，而提升对企业CEO信息技术背景的重视程度是提升内部控制质量的一个重要渠道。赵茂等(2023) [7]提出观点，认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正面作用在特定行业和企业类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在制造业、非国有以及面临高融资约束的企业中这种影响效果更为突出。

而学术界现有的研究普遍认为，强化内部控制体系在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表现出显著效果。加强财务风险管理、内部审计、运营效率监控等方面的内部控制，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李秀洁(2019) [8]深入分析了股权集中度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系，基于对这个因素的考虑，得到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强之间存在正向关系的论断，并且就股权分散的企业来说，内部控制质量的积极推动效应表现得更为突出。余冬根等(2022) [9]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的运营框架之下，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产生了尤为明显的正面推动效应。

在数字经济和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之下，企业借助数字化手段，以期从各方面提升内部控制的质量。具体而言，数字化转型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提升内部控制质量。

第一，数字化转型可以借助自动化工具优化内部控制流程，削弱人为操作的干预和错误。通过运用自动化工具，企业可以将重复性高、繁杂琐碎的一些流程进行自动化处理，有利于企业实现流程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提升执行效率以及准确性。同时，运用数字化技术还可以实现实时监控和预警，及时发现以及纠正自动化流程中发生的异常偏差和问题，减少潜在的风险。同时，自动化流程所依循的固定算法确保数据的可追溯性和可验证性，这些特性增强了内部控制的透明度。

第二，数字化转型通过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进一步巩固股东的各项权利包括知情权、监督权等，从而预防财务舞弊行为的出现。在信息不对称背景下，多重委托代理关系日益复杂，这也始终是公司治理中难以攻克的关键难题。数字经济的崛起为缓解这一委托代理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凭借提高技术效率和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等手段，在一定程度成功改善了这一问题。数字化转型可以实现内控系统的智能化升级，中小股东可以通过网络方式直接参与到公司治理之中，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管理层决策的非理性，提高股东在企业经营决策的参与度，进而推动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

在综合考量各种因素并保持其他变量恒定的基础上，提出假设2：

H2：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内部控制质量来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我国2013~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样本观测值，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本文对初始样本做出如下处理：

(1) 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

(2) 剔除ST、*ST类上市公司数据；

(3) 剔除数据缺失的公司数据；

(4) 为减少异常值对结果的影响，对关键变量进行了缩尾处理。

处理后得到14,671个有效样本。本文的内部控制指数来源于迪博数据库，其他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使用Stata17进行实证检验。

3.2. 变量说明

3.2.1. 被解释变量

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SGR)。本文侧重于分析企业长期盈利能力，故使用“可持续增长率”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量化尺度。计算所得数值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正相关。

3.2.2. 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Dig)。由于学术界并没有一致的数字化转型的量化体系，本文选取国泰安数据库中的“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标，数据库中采用的计算方法借鉴吴非等(2021) [10]的研究，对上市公司年报中出现的五个维度数字化相关词频进行统计处理，这五个维度分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区块链技术和数字技术，将加总词频加1取自然对数表示数字化转型程度的绝对数。

3.2.3. 中介变量

内部控制质量(IC)。学术界对于内部控制这一变量没有统一的测度标准，本文则选取迪博数据库中“内部控制指数”，借鉴周卫华和刘一霖[11]的处理方法，将“内部控制指数”取自然对数作为内部控制的代替变量表示内部控制质量，所得出的结果越大，则表明内部控制质量越高。

3.2.4. 控制变量

参照过往研究，本文选取了营业收入增长率(RGR)、公司成长性(Tobin)、总资产净利润率(ROA)、每股收益(EPS)、股权集中指标(Shrcr)、公司年龄(Age)、融资约束指数(FC)、现金比率(Cash)、资产负债率(Lev)作为控制变量。表1为本文的变量定义表。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 table

表1. 变量定义表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SGR	可持续增长率 = 净资产收益率 * 收益留存率/(1 − 净资产收益率 * 收益留存率)
解释变量	Dig	上市公司年报中“数字化”出现总词频加1取自然对数
中介变量	IC	迪博数据库中“内部控制指数”取自然对数
控制变量	RGR	营业收入增长率
	Tobin	公司成长性
	Lev	资产负债率
	ROA	总资产净利润率
	EPS	每股收益
	Shrcr	股权集中指标
	Age	公司年龄
	FC	融资约束指数
	Cash	现金比率
	Industry	行业虚拟变量
	Year	年份虚拟变量

3.3. 模型设计

为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本文构建了模型(1)：

${\text{SGR}}_{\text{i,t}}={\alpha }_{\text{0}}+{\alpha }_{\text{1}}{\text{Dig}}_{\text{i,t}}+{\displaystyle \sum {\alpha }_{\text{n}}{\text{ContVars}}_{\text{i,t}}}+{\gamma }_{\text{i}}+{\mu }_{\text{t}}+{\epsilon }_{\text{i,t}}$ (1)

在上述模型中，下标i表示企业，下标t表示年份，SGR_i,t表示企业i在第t年的可持续增长率。Dig_i,t表示数字化转型程度；ContVars_i,t代表控制变量所构成的集合；γ_i、μ_t分别表示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ε_i,t为随机误差项。

此外，本文的中介效应检验参考温忠麟等(2004) [12]的逐步回归法，对内部控制这一中介变量进行检验，以期探究内部控制质量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因此，在模型(1)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构建模型(2)和模型(3)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具体的模型设定如下：

${\text{IC}}_{\text{i,t}}={\beta }_{\text{0}}+{\beta }_{\text{1}}{\text{Dig}}_{\text{i,t}}+{\displaystyle \sum {\beta }_{\text{n}}{\text{ContVars}}_{\text{i,t}}}+{\gamma }_{\text{i}}+{\mu }_{\text{t}}+{\epsilon }_{\text{i,t}}$ (2)

${\text{SGR}}_{\text{i,t}}={\lambda }_{\text{0}}+{\lambda }_{\text{1}}{\text{Dig}}_{\text{i,t}}+{\lambda }_{\text{2}}{\text{IC}}_{\text{i,t}}+{\displaystyle \sum {\lambda }_{\text{n}}{\text{ContVars}}_{\text{i,t}}}+{\gamma }_{\text{i}}+{\mu }_{\text{t}}+{\epsilon }_{\text{i,t}}$ (3)

其中，IC_i,t表示的是企业i在第t年的内部控制质量。

4. 实证检验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各项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被解释变量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SGR)最小值为−0.411，最大值为0.317，均值为0.042，标准差为0.101，表明在所研究的样本中不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有较明显差异，同时也能看出数据的离散程度较小，稳定性较高；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程度(Dig)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5.252，均值为1.655，部分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相对滞后，它们的数字化转型成效尚未达到行业的平均值，同时这一现状也意味着这些企业在未来具备成长潜力与发展空间，标准差为1.472，表明企业之间数字化转型程度具有明显的区别。以上这两个变量能够较好反映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中介变量内部控制质量(IC)最小值为5.776，最大值为6.698，均值为6.478，标准差为0.125，表明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的差异偏小，总体看来各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整体较好。其余各项变量的数值也基本与目前研究现状保持一致，均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2. 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SGR	14,671	0.042	0.101	−0.411	0.317
Dig	14,671	1.655	1.472	0	5.252
IC	14,671	6.478	0.125	5.776	6.698
RGR	14,671	0.509	5.623	−11.683	434.593
Tobin	14,671	2.165	1.459	0.681	31.4
Lev	14,671	0.396	0.192	0.008	1.687
ROA	14,671	0.034	0.081	−1.629	0.759
EPS	14,671	0.392	0.993	−22.826	34.021
Shrcr	14,671	31.33	14.028	1.844	89.986
Age	14,671	9.629	6.778	1	31
FC	14,671	0.512	0.271	0	0.996
Cash	14,671	0.869	2.073	0.001	129.31

4.2. 回归结果分析

具体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列(1)为基准回归结果，数字化转型程度(Dig)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SGR)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回归系数为0.001，说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果可以验证本文的假设1成立。通过观察控制变量可以得知公司成长性(Tobin)在5%的显著水平下呈现正相关，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净利润率(ROA)、每股收益(EPS)、融资约束指数(FC)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呈现正相关，表明提升这些指标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而现金比率(Cash)在1%的显著水平下呈现负相关，回归系数为−0.0001，体现过高的现金比率可能意味着企业在流动资产的处理上存在不足，而资金运用的低效性会导致削弱企业的盈利能力，从而负面影响到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列(2)和列(3)为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本文在设计中介效应检验的模型中，对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进行了控制，从而更加直观、清晰、准确地观察到研究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也能从一定程度上解决内生性问题。在表3中列(2)显示数字化转型(Dig)对内部控制质量(IC)在10%水平上显著相关，系数为0.002，表明数字化转型能提高内部控制质量。而列(3)表明内部控制质量(IC)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SGR)在5%水平上呈现正向显著相关的关系，系数为0.007，说明优化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发挥积极推动效应。因此验证了本文的假设2，即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升内部控制质量来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高。

Table 3. Results of baseline regression and intermediate effect test

表3. 基准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1)	(2)	(3)
	SGR	IC	SGR
Dig	0.001***	0.002*	0.001***
	(3.812)	(1.880)	(3.779)
IC			0.007**
			(2.010)
RGR	0.000***	−0.000	0.000***
	(4.393)	(−0.769)	(4.378)
Tobin	0.001**	0.001	0.001**
	(2.228)	(1.207)	(2.217)
Lev	0.063***	−0.004	0.063***
	(9.310)	(−0.558)	(9.315)
ROA	0.988***	−0.005	0.988***
	(20.912)	(−0.289)	(20.919)
EPS	0.013***	0.000	0.013***
	(3.674)	(0.303)	(3.674)
Shrcr	−0.000	−0.000**	−0.000
	(−0.251)	(−2.195)	(−0.217)
Age	0.000***	0.000	0.000***
	(4.500)	(1.644)	(4.474)
FC	0.013***	−0.004	0.013***
	(3.434)	(−0.732)	(3.442)
Cash	−0.001***	0.001	−0.001***
	(−2.629)	(1.372)	(−2.634)
_cons	−0.034***	6.491***	−0.078***
	(−5.138)	(487.649)	(−3.369)
Year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N	14,671	14,671	14,671
R^2	0.740	0.005	0.740
F	112.030	1.989	109.353

***p < 0.01, **p < 0.05, *p < 0.10.

4.3. 稳健性检验

为评估研究结果的稳定性，本文运用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中的被解释变量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参考张传兵等(2023) [13]的做法，使用全要素生产率代替可持续发展能力。在数据处理上，借鉴鲁晓东等(2012) [14]的方法，采取OP法来计算全要素生产率(Tfp_OP)，检验结果如表4列(1)所示，数字化转型程度(Dig)与全要素生产率(Tfp_OP)在1%水平上呈现显著正相关，回归系数为0.030，而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增强体现在生产效率的稳步提升上，这一提升凸显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增强效果。替换被解释变量后的结果依旧表明，数字化转型在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保持积极作用，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Table 4. Other test results table

表4. 其他检验结果表

	(1)	(2)	(3)
	替换被解释变量	大型企业	中小型企业
	Tfp_OP	SGR	SGR
Dig	0.030***	0.000	0.002***
	(7.181)	(0.548)	(4.850)
RGR	0.001	0.000***	0.000
	(0.891)	(4.050)	(0.618)
Tobin	−0.092***	−0.000	0.003***
	(−20.432)	(−0.119)	(4.115)
Lev	0.731***	0.091***	0.060***
	(16.087)	(12.951)	(5.454)
ROA	2.160***	1.335***	0.790***
	(12.686)	(36.551)	(12.308)
EPS	0.091***	0.004	0.025***
	(6.714)	(1.126)	(3.140)
Shrcr	0.002***	−0.000	−0.000*
	(6.371)	(−0.636)	(−1.923)
Age	0.008***	0.000	0.001***
	(7.963)	(1.208)	(3.985)
FC	−1.565***	0.011**	0.074***
	(−58.042)	(2.170)	(7.004)
Cash	−0.016***	−0.002**	−0.001**
	(−4.322)	(−1.980)	(−2.233)
_cons	7.727***	−0.045***	−0.077***
	(130.712)	(−5.228)	(−5.930)
Year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N	14671	7341	7330
R^2	0.593	0.759	0.765
F	418.687	145.160	83.459

***p < 0.01, **p < 0.05, *p < 0.10.

4.4. 异质性分析

鉴于企业规模可能给研究结果带来的潜在偏差，本文采取了样本分组策略。首先，我们对企业规模数据取自然对数，并确定了中位数21.97作为分组界限。根据此界限，样本中的企业被分为两大类：高于此标准的企业被归类为大型企业，而低于此标准的则归入中小型企业。表4列(2)表示在大型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可以看出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而列(3)表示在中小型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可持续发展能力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且回归系数为0.002，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中小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产生明显的正面效应。

5. 研究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我国2013~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共14,671个样本，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系，所得研究结论如下：

1、目前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普遍偏低，整体而言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并且各企业在这方面表现的差异性较大。

2、数字化转型程度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正相关。

3、内部控制发挥中介作用，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升内部控制质量来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4、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中小型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

5.2. 相关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企业应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的指引，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致力于构建促高质量发展的全新链条，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程，不仅仅是技术的升级和人才的培养，更是组织与管理的深刻变革。而中小型企业要提升竞争优势，必须确立明确的数字化转型策略。鉴于我国多数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尚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加快这一进程对于实现高质量、持久稳定的发展目标具有关键性意义。

数字化转型对提升内部控制质量具有重要的作用，企业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优化内部控制体系。而数字化转型可以借助自动化工具优化内部控制流程，削弱人为操作的干预和错误，降低更多的潜在风险，同时也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加强对财务舞弊行为的防范能力，从而提升内部控制质量。

在政府层面，政府及有关部门须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动能。政府及有关部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有效推动：首先，政府要增加对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投入，以夯实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石，切实保障企业能高效地完成转型升级。其次，政府可以设立专项基金，为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的企业提供一定程度上的经济支持，可以通过贷款、税收优惠、补贴等方式相对减少企业的压力。最后，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高素质人才的支持，政府应加强与高校、培训机构等的合作，培养能够充分利用现代技术的新型人才，同时通过人才引进政策，广泛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参与到建设中。通过上述措施，政府及有关部门可以助力企业提升数字化转型的程度，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