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扎实推进，截至目前已搬迁960多万贫困人口。易地搬迁以建设搬迁为主的“上半篇”工作已全面收官，翻开了以后续扶持为重点的“下半篇”。后续扶持期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推动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聚焦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着力健全社区治理体系，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致富。然而，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是由政府行政力量推动建立，行动伊始就具有极强的行政主导性[1]。外部力量的过度嵌入是引发社区自治空间萎缩和搬迁居民主体性弱化的重要原因[2]，使得社区自治既无法被驱动，也无法自发运转，成为易地搬迁新兴社区治理体系健全面临的治理难点。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成立时间较短，内生力量尚未形成，亟需一种制度性的力量来助推社区治理体系的健全。基层组织作为社区治理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层引领力量有效链接基层的关键方式[3]。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大抓基层、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等鲜明导向，对基层社区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基层引领力量的参与作为嵌入的一种重要形式，其参与治理既可以有效发挥引领和政策贯彻作用，又能够充分实现服务保障和社会凝聚作用[4]。能以治理柔性消解行政嵌入的治理刚性并驱动社区自治运转的主动性，党的柔性嵌入驱动社区自治已成为当前的重要研究议题。那么，柔性嵌入驱动社区自治的实践过程是怎么样的？在这个过程中柔性嵌入的内在运作机制是什么？
2. 文献回顾
目前，学界对于基层党组织参与驱动社区自治关系的探讨往往寓于基层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方式中，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相关研究着眼于通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体系嵌入社区治理。该视角强调通过党组织的组织机制搭建各类平台创造居民自治空间，如党组织利用组织资源开展嵌入、下沉与联结等行动[5]。另一方面，相关研究关注基层党组织通过党员个体身份进入到社区治理空间中。个体身份的嵌入强调通过党员发挥价值引领机制，如通过党员价值引领提升身份认同，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实现基层党建、公共治理、居民自治良性互动[6]。孔娜娜等人认为，基层引领力量加入群众管理或服务组织并深入群众，形成集体行动单元和网状式管理服务的党建工作新方式，是其从垂直式管理到嵌入式服务的根本性转变[7]。基于既有的组织嵌入、身份嵌入，我国学者分析了基层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现实实践，提炼了基层党组织嵌入的逻辑与机理，提出了嵌入式自治[8]、嵌入式整合[9]、多重嵌入[10]、半嵌入[11]等概念。何艳玲认为，嵌入式自治概念能够使中央–地方关系实现正和博弈。张艳娥提出理念嵌入、法治化机制嵌入、基层组织嵌入三个维度，实现党引领乡村社会自治的良性发展。王东杰、谢川豫指出，多重嵌入以基层组织为轴心实现治理下移，从结构、功能、关系、认识四重维度嵌入社区治理。刘伟、翁俊芳认为，在现实背景下，国家、市场、社会三方主体力量呈现出以结构性非对称性形式相互依赖、三角权力关系稳定、相互弥补各方失灵为特点的互动形态，此互动形态在基层社区中的运作为“半嵌入性互动治理”。
现有的基层党组织驱动社区自治相关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实践层面消解了社区治理的难题，对本文的研究有启示性意义，但就基层党组织参与和易地扶贫搬迁新社区治理二者间的互动而言，仍然有进一步的讨论空间。第一，就研究内容而言，基层引领力量是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社会的组织核心[12]。现有社区治理的相关文献大多关注传统成熟社区的治理，对于易地扶贫搬迁新社区治理中暴露出的新问题、新难点的指导性和借鉴性有限，对基层党组织驱动易地搬迁社区自治的专门性探讨不足。第二，就研究角度而言，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嵌入主要是结构、制度、技术等刚性治理要素的嵌入，与社区治理场景中的模糊性不能完全兼容。而身份嵌入虽然蕴含部分价值、情感、互助等柔性要素，现有研究和讨论仍是以刚性治理要素的嵌入为主。
3.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3.1. 嵌入理论
“嵌入性”这一概念最早由波兰尼提出，指的是经济行为嵌入在经济和非经济制度中。格兰诺维奇在《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中重构了“嵌入性”概念，他认为经济行为不可避免地嵌入社会关系当中，社会网络对于行动者有制约作用[13]。基于嵌入的维度，格兰诺维奇提出了结构性嵌入和关系性嵌入两种模式。在嵌入性理论后续的发展中，Dimaggio将其扩展为：组织嵌入性、认知嵌入性、文化嵌入性和政治嵌入性四种维度，关注这四类要素对经济行为的影响[14]。Evans将嵌入性用于探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认为国家是镶嵌在社会中的[15]。嵌入性理论探讨了所处社会结构对人行为的影响。在上述研究中，嵌入性理论主要聚焦于经济与社会关系的讨论。嵌入性理论在经过长期应用和跨学科借鉴后，已不仅只局限在新经济社会学领域，而是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所研究的国家治理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为阐释国家与社会协同从事社会治理活动的重要概念工具[16]。除此之外，我国形成了丰富的有关嵌入式监管、嵌入式治理、嵌入式控制、嵌入式法治的研究[17]，用于讨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易地搬迁，本质上是将嵌入主体即搬迁农户从原先的环境搬离，并嵌入新环境即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与嵌入性理论高度契合[18]。当前学界对嵌入性理论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领域的讨论根据嵌入主体不同，可以分为社会组织嵌入和党组织嵌入两类。谢治菊等人认为，社工机构作为社会组织能够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帮助搬迁群众融入社区[19]。韦仁忠、孙月萍认为，基层引领力量从结构、关系、技术及认知四个维度嵌入安置社区[20]。柔性嵌入式治理则致力于弱化嵌入刚性。郑永君等人认为，柔性嵌入是驻村干部通过沟通、对话、协商参与乡村治理的管理实践，柔性嵌入式治理是包括文化嵌入、认知嵌入、关系嵌入在内的多维柔性嵌入的互动与治理的过程[2]。许中波、王辉认为，“嵌入性”模式并非天然高效，传统的管理思维使其项目落地和资源分配的过程是一种缺乏协商精神的硬性嵌入，“柔性嵌入”强调社会组织对基层社区的结构内化，侧重通过关系、文化、规范等软渠道融入地方性场域中，主要包括关系嵌入、组织嵌入和文化嵌入等要素形态[21]。高洁认为，“柔性化”应成为基层引领力量组织力提升的路径转向，弥合刚性约束的缝隙，借由政治建设、群众工作、组织创新、协同共建等方式柔性地嵌入基层组织及个体生活，多维、长效地推动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提升[22]。综上，嵌入性理论在社会经济领域的运用颇为丰富，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作为一种社会行动具有嵌入性特征，探讨嵌入性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中的应用具有学理意义。但是，当前学界对于基层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的研究多注重刚性治理要素，忽视了柔性治理对于驱动社区自治具有重要意义。
3.2. 分析框架
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延伸，提出四层维度柔性嵌入框架(见图1)：认知嵌入、关系嵌入、组织嵌入和文化嵌入。认知嵌入是指行为主体通过个人模范作用将先进价值观嵌入社区当中，引导居民树立志愿服务意识，培养互助精神，培育公共精神，带动居民参与社区自治。关系嵌入主要是个人身份的嵌入，基层引领力量以个人身份嵌入到社区中，作为社区生活的在场者和组织者与居民建立起信任、互惠关系网络，利用人情、面子等非正式关系调和异质性群体间的利益矛盾，扭转党员与社区居民之间不对等的关系，构建与居民之间的情感纽带，塑造党群、干群、社群等关系网络，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组织嵌入是群体身份的嵌入。基层党组织以组织形式嵌入到社区治理当中，成为社区居民与组织之间资源和信息交换的重要节点。基层党组织以自身与居民的关系建立参照框架，带动其他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供给，实现社会组织在社区的融入，保障居民权益。文化嵌入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这一微观场域上，主要是指将优秀传统文化和在地文化相结合嵌入到社区结构当中，即党员、积极分子通过语言、符号、规范等文化要素与居民建立情感连接，培育居民对社区的文化认同，从而紧密社区关系网络、同质价值规范，形成非正式制度规范居民行为。基层党组织嵌入下的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居民自治实际上就是在复杂的社区治理网络中，将基层引领力量作为核心行动者嵌入到社区中，通过实现认知、关系、组织、文化嵌入，链接行政资源与社会资源，促进搬迁社区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自治模式发展。
Figure 1. Analysis framework for flexibly embedding community governance for ex-situ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location
图1. 柔性嵌入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的分析框架
四个维度的嵌入是基层党组织柔性嵌入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居民自治的重要支撑。认识嵌入是内核，以柔性嵌入驱动社区居民自治首先需要实现价值契合，以共同价值理念形塑社区公共精神；关系嵌入是纽带，党员以个人身份嵌入社区中与居民建立情感连接，构建互惠网络；组织嵌入是保障，党组织嵌入分散的社区组织体系，与居民互嵌、耦合互动，带动居民参与民主协商；文化嵌入是规范，它将在地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紧密融合，在社区凝聚文化共识，调试居民行为。
4. 案例选取与资料收集
D县属于国定贫困县、片区县、库区县，也是广西4个极度贫困县之一。G社区是D县易地扶贫搬迁与城镇化结合试点工程项目之一，位于D县旧城区西面，规划总用地面积600亩，采取以购代建的模式进行建设，共建设19栋安置楼，重点建设有安居工程及配套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就业设施等，2016年至2019年共安置“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对象2217户10,054人，属特大型安置点。
遵循个案研究方法中的典型性原则，本文选取广西D县G社区为分析案例。G社区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一是内生矛盾突出。G社区通过以购代建的模式进行搬迁安置，社区范围内既包括搬迁居民，也包括普通购房居民，同时社区组成成员复杂，存在认知分歧。二是文化空间断裂。G社区属于大型民族互嵌式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社区内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现有社区成员以老人、小孩居多，各民族间语言不通，且搬迁居民普遍难以适应“上楼生活”，自身能力也难以参加社区公共生活。G社区实现社区自治难度较大。但实际上，D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和后续扶持工作多次被CCTV、新华网、广西卫视、广西新闻网、河池日报等主流媒体宣传报道。G社区获广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称号，被评为广西四星级基层党组织、河池市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河池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示范点。G社区治理成效显著，其成功经验具有典型性，值得推广复制。
笔者运用实地调研与线上跟踪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多种渠道收集资料(见表1)，并采取“三角验证”法增强所获资料的信度与效度。在对D县的深度考察的过程中，笔者对D县政府工作人员、G社区工作人员、居民、社会组织负责人共计26人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获得2106分钟访谈录音与286.7千字转录文字稿，此外还从各单位、基层干部处获得丰富的政策文件、工作资料、媒体宣传物料等补充材料。总而言之，资料来源既包括半结构化访谈文字资料、参与式观察所得记录等一手资料，也包括政府与社区内部政策文件或工作文档、媒体报道与期刊材料等二手资料，不同类型的资料间形成互相验证，保证了数据收集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Table 1. Interview subjects and data collection
表1. 访谈对象与资料收集情况
|
合计 |
访谈对象 |
政府工作人员(人) |
5 |
社区工作人员(人) |
15 |
居民(人) |
4 |
社会组织负责人(人) |
2 |
调研资料 |
访谈录音(一分钟) |
2106 |
访谈记录(千字) |
286.7 |
调研图片(一张) |
211 |
文件档案资料(千字) |
149.33 |
观察日志(千字) |
17.97 |
5. 实践图景：柔性嵌入驱动社区自治的案例呈现
5.1. 认知嵌入
G社区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移民搬迁社区，社区管理较为复杂，社区居民由乡进城时间较短，一方面部分群众文化水平较低，虽然已经脱贫但在社会中仍处于边缘化的位置，因各种主客观原因缺乏了解党的各项政策的渠道，对党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不强；另一方面基于当地易迁社区多民族混居的特性，部分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不适应社区生活，居民生活习惯相互冲突，不利于社区秩序稳定。
G社区基层党组织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爱国主义思想为核心的主流价值理念嵌入到社区管理和各类民族文化活动中，实现对社区价值理念的整合。其具体实践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以基层党组织为纽带健全社区的沟通机制。搬迁工程之初，搬迁相关政策由驻村工作队员上门为居民讲解，搬迁后如医疗、养老保险、就业政策等各类利好政策也是由社区干部及楼栋长向居民进行讲解。政策宣讲一般是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统一进行，针对出行困难、年纪较大的居民，会组织上门宣讲，“从2016年开始搬迁成立这个安置点到现在，我们会组织我们的楼栋长还有我们的社区干部进行入户教育和入户宣传”(20230711 G社区周镇长)，帮助G社区居民及时了解到党的利好政策。在日积月累的交流中，他们将核心价值、理念融入到居民的认知中，将党员个人的思想观念、文化素养智识性嵌入社区居民，政党的意志得以在被嵌入集体中被认可，在社区内形成共同价值引领居民，提升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及归属感。
二是以社区活动为载体进行思想建设。G社区强调通过民族团结文化氛围的打造帮助搬迁群众适应、融入城市生活。在搬迁群众社会融入方面，G社区定期开展感恩教育活动，引导居民常怀感恩之心，养成文明习惯，积极融入当地生活。
“感恩教育主要是党的利好政策，我们享受这个政策之后，我们要以什么样的行动来回报社会，鼓励他们去做一些文明的行为。感恩教育如果面向所有的群众的话，难度是有点大，我们都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这个场所里做，在家里面能参加的都参加，我们自己搞的话一般是100人一次。平时在群里面会发通知，居民都会来。”(20230711 G社区唐书记)
除此以外，G社区通过举办各民族节日庆祝活动，如壮族的三月三、瑶族的祝著节以及邻里节等，引导组织群众参与，拉近群众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居民团结互助的价值理念，在传统节日节庆活动中融入感恩党、感恩祖国和“中华民族一家亲”的集体情结，使社区居民在享受节日快乐的同时，在社区凝聚价值共识，为居民自治塑造一个和谐的环境。
5.2. 关系嵌入
关系嵌入性是格兰诺维特解释嵌入性的构成类型之一[23]，强调主体之间、主体与网络之间的关系，各主体之间的互动越频繁，关系嵌入性越强，互惠性就越高[20]。易地扶贫搬迁导致旧有的乡村差序格局和熟人社会被打破，此时新的人际网络尚未形成，社会资本薄弱，不利于调动社区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和社区的内生性资源。基层党组织以个体身份嵌入到社区结构中，利用人情、面子等非正式关系调和异质性群体间利益冲突，在与居民的沟通服务中获得居民信任，构建与居民之间的情感纽带，塑造党群、干群、社群等关系网络，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形塑新的人情互惠网络。
G社区实现关系嵌入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党员主动的关系嵌入。G社区基层党组织从16年搬迁前就开始为搬迁居民服务，与社区居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良好的干群关系使得居民与基层党员间形成良性互动，构建了初步的情感连接。
“这帮人还在乡下的时候，我就去参加动员了，因为我们社区是以购代建，17年到19年都在动员居民抽签选房，那个时候社区还没有成立，我们县里面就成立了一个搬迁专责小组，每天入户，一一建成了花名册，主要是个人信息和家庭情况，然后一一录入系统。居民房子没水了，都是来找我，通过一天天给他们服务，感情就建立起来了。”(20230711 G社区韦书记)
二是将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吸纳进组织，使其成为社区网络的关键节点。社区建立以后，G社区基层党组织逐渐吸纳居民中的积极分子，再以积极分子作为中介拉近与居民的距离，同时通过居民大会等方式培养居民代表，提升居民主体意识，增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活力。
“社区成立以后，我们首先就成立了党支部，将居民里面的党员先推荐上来，再招募志愿者跟着党员义务做工。后来我们就开始组织群众开会，选居民代表，那个时候开会多了我们都觉得是一家人了，这都是我们慢慢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跟群众打交道，相互熟悉，相互信任。”(20230711 G社区韦书记)
两种关系嵌入方式改变了G社区原本松散的社区结构，使其社会资本和互惠网络重新生成，为进一步的组织嵌入和文化嵌入奠定了基础。
5.3. 组织嵌入
社区中的组织及组织间关系构成了社会网络关系中资源和信息交换的一个重要节点，进入关系网络的组织也能分享其他组织带来的合法性[24]。基层党组织在社区关系中地位和形态的确立，有助于搭建居民个体和其他组织之间的空间参照框架，从而形成社区治理中居民对组织行为与实践的价值认同。G社区党组织在组织层面以自身的资源、能力、关系网络实现社区结构耦合，形成以G社区党组织为核心，居民为治理主体，社区两委为关键节点，企业、社会组织等多主体基层治理架构。
G社区党组织的组织嵌入方式包括引导与介入两种方式。搬迁工作初期，搬迁居民对社区内包括居委会在内的组织并不熟悉。G社区搬迁专责小组在每天入户统计信息和政策宣讲的过程中与居民建立情感连接获得居民信任，再引导其他组织成立并得到居民信任。
“我们这些组织都是慢慢发展来的，先组织流动党员和积极分子到社区工作，再推荐居民小组长，让居民小组长引导居民选举居民代表和楼栋长，最后慢慢成立居委会，还有道德理事会、红白理事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先跟群众打交道，再引导他们和居民相互熟悉，相互信任。”(20230711 G社区韦书记)
由于G社区党组织与群众建立了良好的情感连接和人际关系，在其作为“担保”的情况下，社区居民较为容易地接受了社区内部的各类组织。虽然居委会等社区组织取得居民信任的过程十分漫长，但在这一过程中社区组织同社区居民的互动频率逐步增进，构建起以基层引领力量为核心的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的形式结构，为社区多元治理格局生成打下良好的基础。
搬迁社区成立后，G社区链接自身资源和上级单位资源，引入深圳宝安区和民政部门的社工站，在社区开展文体娱乐、养老助残、居民融入等活动，由已获取居民信任的楼栋长、社区工作人员带领社工入户调查，了解居民需求，从而有针对性地为居民提供服务，目前社工组织在G社区承担着辅助养老认证、儿童性教育、儿童安全教育等公益性工作。
“一开始也不顺利，最开始就是他们带我们入户，才取得居民信任，这边居民反诈意识很强的。现在的话，小孩子来参加活动比较积极，我们接触小孩更多。老人的话，我们下一步计划是在八月做一个老人的集体生日会，我们找到了十几个大学生志愿者，等小孩这边安全教育的活动结束以后，就和他们(党员干部和楼栋长)一起入户统计八月生日的老人，给他们办一个集体生日会。”(20230711 G社区社工负责人蓝某)
G社区党组织以自身为中心，以引导和介入的组织嵌入形式将各类组织引入到社区治理格局中，为社区自治输入议事规则和协商氛围。
5.4. 文化嵌入
优秀传统文化是社区建设的思想基点，同时传统文化中“礼治”的思想可以有效赋能社区内在规范的构建[25]。礼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乡土礼俗”在维系当代社会各伦理性实体关系时，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G社区的具体实践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充分利用在地性少数民族文化，调节社区矛盾。作为多民族融合的聚居社区，少数民族的特性在G社区治理过程中发挥着作用。社区选派熟悉壮瑶民风民俗、精通壮瑶语言的民警，抓住壮瑶群众“重感情、重情义”的特点，邀请“族老”、“瑶王”等德高望重的群众，参与居民矛盾的调解，形成多方合力，促进社区秩序的建构。
“他们(居民)要是有什么矛盾我们社工调解不了的，我们就把他们带去那个调解室，一般他们还是能听进去那些老人的话。”(20230712 古江社区社工覃姐)
2022年以来，“呗哝”调解室化解社区矛盾纠纷284件，在社区基层治理实践过程中增强了群众对基层治理的认同，提升了基层治理的社会回应能力和社会治理效能。
二是将优秀传统文化与非正式制度融合，形塑社区自治格局。G社区推进居民自治制度与居民公约融合互嵌，制定协商型居民公约，由社区居委会牵头，借助多方联席会议、居民代表大会、民主座谈会等形式，与居民一起协商讨论问题，制定出以居民需求和社区问题为导向、促进居民自治的居民公约。在制定居民公约的过程中，由于大部分易迁社区居民的文化程度不高，对相关政策的理解能力不足，无法有效地参与协商，社区内的老党员、楼栋长等居民积极分子发挥“新乡贤”的作用，向社区居民解释相关问题，成为沟通居民与居委会的桥梁，将居民自治落实到位。
6. 运行逻辑：柔性嵌入驱动社区自治的机制生成
6.1. 价值引领机制：价值契合形塑公共精神
公共精神以公共性为基础，是人们在社区公共空间内，通过居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和培育公共组织来追求公共利益的一种价值追求[26]。基层引领力量通过自身资源、行政手段等刚性要素嵌入到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实现了对社区基础设施、社区公共空间、社区正式制度和社区公共组织的建设和打造，但疏于分析社区居民的差异化需求和价值观念，难以在社区场域内形成治理合力。易地扶贫搬迁社区面临着社会结构剧变、社区成员原子化等问题，公共精神匮乏会导致个体边缘化，难以建立个体和群体的联结，难以推动社区居民以公共事务的参与为价值旨趣。基层组织以共同价值理念形塑社区公共精神，营造国家与家庭之间的社区公共状态，在引导个体走出家庭，通过社区公共生活与社会、国家发生关联的同时，促进国家将政治情感、国家责任和政策主张沉淀到社区中，与家庭发生关联[27]。
在G社区党组织的实践中，一方面由党员带动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加强搬迁群众对党组织的认知及参与社区公共生活的意识；另一方面通过文化活动整合社区价值理念，实现统一价值遵循，培养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参与感，滋养出培育社区公共精神的思想土壤。公共精神的培育不仅仅需要公共空间的塑造，也需要通过价值引领提高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形成习惯性公共行为，为多元主体参与社区自治创造良好的公共环境，增强社区自治意识，为多元主体参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自治创造出精神前提。
6.2. 网络互惠机制：情感链接生成社会资本
情感是文化、认知、社会结构和生物体力量共同影响的产物，能够激发心理活动，影响行为选择[28]。社区情感的回归被认为是针对生活场域内缩、人情习惯异化以及社区社会资本流失等社区治理难题的一种有效对策[29]。情感治理是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实践中体现出自上而下的情感下沉与自下而上的情感反馈的双向互动过程。当原有的刚性力量被社区党组织柔化后，一方面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的社区工作人员下沉到社区，以自身资源带动社区发展，通过日常相处和社区事务的处理，减弱居民对社区管理制度的排斥情绪，降低相关政策的执行难度，缓和社区内部矛盾；另一方面，居民在切身感受到社区工作人员的情感投入后也会对其付出加以回应，这一过程促进了居民与社区管理人员之间积极情感的双向流动。
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因地缘、血缘而建立的熟人社会，属于一个相对稳定、静态、封闭的空间，人口流动程度低，建立了较为紧密的情感联结[30]，然而易地扶贫搬迁打破了移民原有的文化空间，移民极易产生身份认同危机和心理落差，进而导致社区治理出现各种问题。G社区党组织通过关系嵌入与社区居民建立良好关系，并拉动积极分子加入社区网络结构，在服务过程中与各主体有效沟通和互动，实现多主体共同参与和协同共进。情感策略有助于缓和权力结构关系，增强成员间社会关联，以此促进社区的社会网络重建、社区社会资本的累积、社区归属感和凝聚力的提升[31]，这种以信任和情感为基础的社区网络和社会资本生成有利于促进人们彼此合作，进而相互交换资源。同时，G社区党组织通过个人与居民良好的关系，带动居民参与到如居民代表大会、文艺队、志愿服务等各类社区公共活动中，为社区多元治理格局生成打下良好的基础。
6.3. 协同共治机制：多元参与生成自治格局
民主协商是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围绕社区公共事务以协商对话的方式达成共识或协调分歧的重要方式。社区多元治理格局的形成离不开党组织、居民、居委会、社会组织等其他社区治理主体的民主协商精神。但囿于民主协商精神匮乏及基层民主协商机制运转不畅，多元主体参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还面临一定困难。一方面，仅依靠议事平台、合作协议等刚性治理技术并不能让治理结构中的多元主体自发地为社区治理做贡献，在缺乏社区情感的黏合、非正式关系的调和以及公共精神的感召时，社区治理各主体很可能会优先考虑个体利益，忽视甚至损害共同利益；另一方面，社区居民对以社会组织为代表的多元主体缺乏信任，这类组织难以直接进入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结构中。此时，基层党组织借助柔性治理要素强调对社区建设的责任和义务，以自身为参照作为其他主体介入社区治理的中介和参照物，在社区内部建立起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机制，培育共同意识，提升各主体能动性，从而积极响应共同的社区治理目标和复杂的社区治理环境。
以柔性治理要素软化刚性的硬治理方式，以自身为参考带动其他社会组织和团体进入社区治理格局，能够提高社区居民对治理行为的接受度和认可度，进而赋予社区多元协商议事格局合法性和行动力。例如，G社区党组织在自身得到居民信任后，一方面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内各种公共事务协商讨论，直接推动居委会等居民自组织成形，一方面以自身资源链接社区外部资源，通过陪同入户等方式使其他社会组织获取居民信任。通过这种方式，G社区实现社区多元主体互嵌、耦合互动，带动社区民主协商格局形成。
6.4. 行为调试机制：文化认同规范居民行为
社区在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政策实施中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是国家意志影响居民生活的关键节点，扮演着基层代言人的角色。社区治理模式是否被居民接受和认同，决定了社会意识与国家意志能否达成一致。国家政策和法律是一种“精英文化”，逻辑严谨，语言抽象，难以被群众理解，因此降低了政策和法律的调控效果，尤其是对教育资源匮乏地区而言。仅有制度的合法性或仅借助物质技术治理手段并不能天然获得居民的认可，还需借助柔性治理要素的力量，将国家的规范性与社会的多样性结合起来，在刚性的、规范化的要求和居民的情感观念、切实需求等之间寻找平衡点，在主流话语、社区精神和居民喜好之间建立有机联结，为社区治理行为奠定合法性基础[31]。
文化具有引领、改造和化育作用，能够推动社会的有序运行和发展[32]。G社区基层党组织尊重当地乡风民俗和特色文化，积极启用瑶族、壮族等少数民族中德高望重的群众参与到社区治理中，调和社区矛盾，促进社区和谐；同时将优秀传统文化与当地特色民族文化相结合，借助乡风民俗内化法律政策，塑造社区规范，生成具有当地特色的居民公约等非正式制度，并将其植入到社区治理场域中，调试居民行为，转变搬迁社区居民的思想认识。在社区治理领域借用文化和乡风民俗，一方面有利于居民理解并认同政策规范，规制自身行为，对社区产生信赖和归属感，提高社区治理效率；另一方面有利于政策顺利推行，增强党政公信力。
7. 结论与建议
如何通过基层党组织的柔性嵌入驱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自治，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成为社区建设面临的现实课题。本研究基于嵌入理论视角，结合G社区治理实践，引入认知、关系、组织和文化四种嵌入方式，探究柔性嵌入塑造社区自治格局的内在机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仅依靠治理结构、治理规则和治理技术等刚性治理要素，虽然可以构建起社区治理的基本格局，但无法解决社区居民原子化、社区结构松散等问题。在治理过程中引入公共精神、社区情感、协商议事精神、文化认同等柔性治理要素能够为社区自治结构提供内在黏合。第二，在驱动社区自治的过程中，柔性嵌入驱动社区自治的四重机制分别为认知嵌入实现价值引领、关系嵌入实现网络互惠、组织嵌入实现协同共治和文化嵌入实现行为调试，充分体现了以基层引领力量为核心，多元力量共同参与的一核多元社区自治格局。
基层党组织既要从刚性层面保障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建设和发展，又要注重从柔性层面避免“党建悬浮”和“嵌入失度”的情况，发挥柔性嵌入多维渠道。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具体政策建议：
一是深化基层党组织的认知嵌入，培育社区公共精神。通过教育和宣传活动加强社区居民对主流价值的认同，培养居民的志愿服务意识和互助精神，提升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增强社区自治的内生动力。这包括利用社区活动作为载体，如G社区感恩教育活动和各民族节日庆祝活动，引导居民常怀感恩之心，养成文明习惯，积极融入当地生活。同时，通过这些活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民族团结共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是优化基层党组织的关系嵌入，构建互信网络。通过个人身份的嵌入，与居民建立信任和互惠的关系网络，利用人情、面子等非正式关系调和社区内部矛盾，增强社区凝聚力，为社区自治提供良好的社会资本基础。这可以通过主动的关系嵌入实现，如G社区基层党组织从搬迁前就开始为搬迁居民服务，与社区居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良好的干群关系使得居民与基层党员间形成良性互动，构建了初步的情感连接。
三是实化组织嵌入，提升治理效能。建议基层引领力量以组织形式嵌入社区治理，成为居民与组织之间资源和信息交换的重要节点，带动其他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供给，实现社会组织在社区的融入，保障居民权益。这可以通过引导与介入两种方式实现，如G社区搬迁专责小组在每天入户统计信息和政策宣讲的过程中与居民建立情感连接，获得居民信任，再引导其他组织成立并得到居民信任。
四是固化文化嵌入，形塑社区共同体。建议将优秀传统文化和在地文化相结合嵌入到社区结构当中，通过文化要素与居民建立情感连接，培育居民对社区的文化认同，形成非正式制度规范居民行为，增强社区的内在凝聚力。这可以通过充分利用在地性少数民族文化，调节社区矛盾，以及将优秀传统文化与非正式制度融合，形塑社区自治格局。例如，G社区推进居民自治制度与居民公约融合互嵌，制定协商型居民公约，由社区居委会牵头，借助多方联席会议、居民代表大会、民主座谈会等形式，与居民一起协商讨论问题，制定出以居民需求和社区问题为导向、促进居民自治的居民公约。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嵌入视域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研究”(22BSH132)。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