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当代心理学研究中，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理解社会行为和心理过程的关键途径。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研究者们越来越认识到语言在塑造和反映社会现实中的重要作用。批判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作为一种方法论或是一种思想立场，提供了一个揭示语言与社会实践之间复杂关系的强大框架。本文通过文献梳理，揭示了CDA在心理学领域中的内涵及应用，并且重点指出这一方法及其思想在心理学方面的重要作用和研究意义。
2. 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
2.1. 作为话语研究分支的批判性话语分析
批判话语研究(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CDS)于20世纪90年代初形成，其源于1991年1月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一次小型研讨会，在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支持下，Teun A van Dijk、Norman Fairclough、Gunther Kress、Theo van Leeuwen和Ruth Wodak一同讨论话语分析的理论与方法，特别是CDA (Wodak & Meyer, 2015)。
批判话语分析是一种理论框架，旨在通过对语言和社会知识的分析来解读话语，它关注的是语言在文本和社会语境中如何传播，以揭示权力关系、不平等和意识形态等问题，其主要关注点在于，文本如何与更广泛的社会结构相联系，从而构建、维持和延续统治、不平等和权力(Fairclough, 2013a)。
批判性话语分析作为一种关键的分析方法，揭示了语言与权力关系，甚至解构了意识形态。其核心理论主要建立在语言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基础上。Fairclough (2013b, 2013a)的开创性工作为CDA奠定了基础，强调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一种塑造和持续影响社会结构的重要机制。通过分析在不同语境中的语言使用，Fairclough揭示出隐藏其中的社会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倡导将语言研究与社会科学中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理论相结合，以更好地理解其社会功能。CDA发展过程中，受到后结构主义、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以及批判社会学等多种理论的深刻影响。尤其是米歇尔·福柯(Foucault, 1972)的研究影响显著，他指出权力通过话语传播，支配性话语则能塑造社会现实和个人身份，这推进了CDA对权力主题的探讨。
2.2. 心理学视角下的批判性话语分析
2.2.1. 从传统心理研究范式向基于话语建构视角转变
话语心理学(Discursive Psychology)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科学的“语言转向”浪潮及社会心理学面临的“危机”。Potter和Wetherell在其开创性著作里(Potter & Wetherell, 1987)，力主话语应成为心理学研究核心，重塑了诸如认知、情感等关键心理主题的研究路径，奠定了话语分析在心理学领域的关键地位。这一理念革新为CDA在心理学扎根发芽构筑了根基，促使研究者将目光从传统心理内在机制聚焦转向话语实践中的心理现象建构机制。
2.2.2. 一种方法，更是一种立场
在心理学中，话语分析有两种含义：(1) 描述性定义：话语是构建某个对象的意义、表征或陈述的系统；(2) 功能性定义：话语即行动、话语即实践。杨莉萍(2007)认为，话语分析首先是一种研究立场，其次是一种研究方法。作为研究立场，话语分析搁置了传统心理学中的心理、人格等构念，解构了实证研究的客观性原则，并重新调整了心理学的研究目标；作为研究方法，话语分析包括修辞研究、隐喻研究、叙事研究等多种形式。
2.2.3. 关注社会背景和话语结构的动态社会实践
在当前的心理学研究中，话语分析主要分为两种方法：非批判性话语分析和批判性话语分析。非批判性话语分析侧重于对话语内部结构的静态分析，如语篇和语言结构，强调话语的“建构性”及其对个体心理的影响，关注话语如何构建意义并影响个人的心理状态。相比之下，批判性话语分析更关注身份、自我、社会变迁及权力关系等议题。它强调主体、对象和语境的差异如何导致语义的变化，并探讨不同话语之间的冲突和竞争如何塑造特定的社会进程。批判性话语分析不仅关注话语的内容，还将其视为一种“实践”，研究其在社会和权力关系中的作用。
因此，非批判性话语分析将话语定义为“建构事物或现实的一套意义、表征或陈述系统”，而批判性话语分析则将话语视为一种动态的社会实践，强调其在权力关系和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杨莉萍，2007)。并且，CDA通过关注塑造人类行为和主体性的社会背景和话语结构来挑战传统的心理学方法，心理学中的话语分析将重点从内部认知过程转移到社会背景，在这种背景下，个人构建和挑战关于其本质和变革潜力的感知“事实”(Parker, 2013a)。
2.2.4. 在社会认知中的重要作用
社会认知通常是在话语交流过程中获得和运用的，话语在社会认知的再生产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社会心理学家越来越重视话语在社会认知中的作用。话语分析于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广泛应用始于1987年，它可充当研究对象、实验材料，亦能作为反应形式等分析资料，此外，话语在社会心理学的许多概念中扮演着重要且隐蔽的角色，如社会认知、态度变化、劝说、印象形成和自我表现等(Kilby & Lennon, 2021；朱韶蓁，张进辅，2006)。
3. 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方法框架
Teun van Dijk (van Dijk, 2013)认为，CDA并不是一种固定的方法，它不是一项操作技术(technique)，不能像给出一份菜单那样制定标准化的操作规程(杨莉萍，2007)。批判首先是一种心态、一种态度、一种表达异议的方式，而不是用来描述文本和话语结构或策略的具体方法。仅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CDA与一般的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 DA)一样具有多样性，类似于在语言学、心理学或社会科学的其他研究领域中所见的多样性。因此，批判话语分析的研究既可以从语法(包括语音、词法、句法)、语义、语用、互动、修辞、文体、叙事或体裁分析等方面入手，也可以通过实验、民族志研究、访谈、生活故事、焦点小组、参与式观察等方法进行(van Dijk, 2013)。
总的来说，并不存在“一种”或“唯一”的批判话语分析方法，而是有多种方法可供选择。尽管在方法方面并没有固定的程序，但我们选取了以下几种经典的分析框架进行论述。
3.1. 以Norman Fairclough为代表的分析框架
Fairclough的批判话语理论主要基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这在他对语言、意识形态和权力的研究中得到了明显体现，他提出了诸如“支配”、“抵抗”、“话语实践的混合化”、“话语技术化”和“公共话语的对话化”等术语，将CDA描述为具体文本分析与所谓的“话语秩序”之间的中介，其中“话语秩序”被理解为社会秩序的话语维度(Fairclough, 2003)。这也是目前较为主流且被使用次数较多的一种分析框架。
在Fairclough的批判性话语分析理论中，分析分为三个维度：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Fairclough, 1993)。文本维度侧重于描述文本在语法、词汇和语义方面的语言特征，进行详细的描述性分析。话语实践维度属于诠释阶段，关注文本与人之间的互动，将文本视为一个生产过程，重点在于对这一过程的分析。社会实践维度则是解释阶段，着重于文本与主体互动以及其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解释文本生产过程中的社会条件，即社会对生产过程的影响，并分析其效果。
例如在一项关于性暴力幸存者在TikTok平台上的披露话语策略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的研究中，研究者巧妙地运用了CDA，也是按照上面所提到的三个层面进行深入剖析(Tillewein et al., 2024)。
在文本(微观)层面，研究聚焦于话语行为，精准界定性暴力幸存者的披露作为核心话语行为。通过深入解析帖子结构，从视频画面、音乐、对话到用户生成的字幕和描述文本，挖掘各种元素的语言策略。在94篇使用“AIGoSpeak”(一种规避人工智能支持的内容审核的语言)的帖子、40篇使用直接语言的帖子和30篇间接暗示的帖子中，各自展现了不同的话语策略，揭示了个体在面对审查和表达诉求时的微观话语建构机制。
在话语实践(中观)层面，研究锚定于平台情境。TikTok的特点塑造了话语场，视频主导、算法推荐和社交互动影响着幸存者的话语呈现。算法审查和社区准则设定了话语的边界，导致部分直接语言标签失效，而“AIGoSpeak”标签涌现。幸存者据此调整策略，例如使用热门“AIGoSpeak”标签吸引同类，或避开敏感词以防审查，这反映了平台权力结构对幸存者话语选择的影响，展现了中观层面话语与平台互动的动态格局。
在社会实践(宏观)层面，研究追溯了法律影响。FOSTA-SESTA法案构成了关键背景，其初衷是防止性交易，但却导致社交媒体上性相关内容的审查趋严。为了规避责任，TikTok调整了策略，幸存者也相应改变了话语策略，通过使用“AIGoSpeak”和间接表达(如用“s3x”或“seggs”代替“sex”)来应对。这一宏观法律语境促使幸存者的话语在复杂的权力制衡下演化，彰显了CDA从微观话语追溯宏观权力脉络、剖析社会现象深层逻辑的研究优势(Tillewein et al., 2024)。
3.2. 以Teun A van Dijk为代表的分析框架
由Teun A. van Dijk发展的方法基于认知结构、话语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该方法是认知机制分析、语言学分析以及社会互动特征研究整合的结果，这一框架特别关注刻板印象的论述性再生产、种族偏见的再生产、精英阶层的权力滥用以及被支配群体的抵抗。他强调识别话语与权力相关的社会结构之间互动的重要性，这种互动被理解为一种复杂的社会认知过程，而非简单的相关性互动。这个过程涉及参与者心中的心理模型，这些模型受到话语结构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新话语的形成(van Dijk, 2005)。
3.3. 以Ruth Wodak为代表的分析框架
以Ruth Wodak为代表的分析框架也被称为话语–历史方法。在这一框架中，话语实践与行为场域相互构建，语境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Wodak & Meyer, 2009)。该框架将语境划分为四个层次：文本内部的上下文、文本间关系、社会变量与机构框架、以及社会历史语境。这些层次分别对应语言分析(描述性)、话语理论、中等程度理论和宏大理论的四个分析维度，后三者共同构建了语境理论。该框架特别关注政治和种族歧视话语，通过语用学构建了四步策略：首先，确定话语主题；其次，分析话语策略，包括指称、断言等多种策略；接着，解析语言特征；最后，进行语境中的语言形式分析(Reisigl & Wodak, 2005)。这一方法为深入挖掘话语的社会文化根基及权力意识形态的运作，提供了精准而系统的路径。
3.4. 以Paul Chilton和Ian Parker为代表的分析框架
Paul Chilton的话语分析框架基于认知科学和发展(进化)心理学，运用大脑模块理论构建批判性话语分析(CDA)框架，涵盖宏观的社会-政治交际特征和微观的文本认知特征两个层面。“批评”在此框架中被定义为理性公正地阐释语言的社会隐含意义，涉及语言的运用及其微观层面的产生与理解。在宏观层面，该框架关注交际渠道、话语类型与特征、参与者、文本间性、混杂性及新话语的生成等问题。在微观层面，Chilton从认知视角分析语言理解。鉴于传统CDA在认知科学和心理学研究上的不足，Chilton借鉴认知流动、直觉生物学及元模块理论，从大脑模块和进化视角出发，运用合成理论分析种族歧视文本，设定源域与目标域输入空间、共同概念空间及合成空间(Chilton, 2004)。
此外，Ian Parker将心理学中各种各样的话语分析方法按照从微观到宏观的四个分析层面划分为8种类型。他指出，CDA中的“批判”意义丰富且复杂，并非天然具有激进特质。部分研究虽揭示文化中种族主义标记，却可能导向保守的实证主义立场，甚至与认知神经理论结合而偏离关注历史建构的批判轨道(Augoustinos, 2013)。在实际运用中，研究者立场至关重要。如在对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诊断的CDA研究中，研究者批判立场彰显，揭示心理学病理化问题，表明权力在主体发声前就通过诊断话语构建病理概念，使我们清晰认识到CDA在剖析权力与话语建构关系上的关键价值(Parker et al., 1995)。
4. CDA在心理学的应用现状分析
4.1. 临床心理学中的应用
CDA已成为理解和解构医疗话语的重要工具。近期随着医疗话语复杂性增加，CDA的应用不仅揭示含蓄的权力关系，还挑战了传统医疗体系中的社会偏见。Joy等人(2024)通过多模态批判性话语分析，探讨视觉影像对男性身体形象及性别意识形态的影响，揭示影像在塑造健康意识和性别观念上潜移默化的作用。同时，Dahlborg等人(2024)为护理科学提供了CDA应用的执行指南，强调话语分析在揭示护理交流中潜在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价值。
此外，CDA还能通过对医生–患者(治疗师–来访者)互动中权力不对等现象的揭示，为健康心理学提供新的视角(Zabrodska, 2010)。主流心理治疗话语长期存在忽视社会文化背景的弊端，过度聚焦个体内部因素，这在研究案例中体现为治疗师与来访者在问题构建和治疗目标认知上的巨大分歧(Lavie-Ajayi & Nakash, 2017)。在治疗过程中，治疗师凭借其专业地位和主流话语体系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掌控会话的走向和节奏，如决定何时转换话题、对来访者叙述的接受或质疑等，这反映了权力在话语中的不均衡分布，同时，主流心理治疗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即强调个体内部病理的个人主义和非政治化倾向，以及这种意识形态会影响治疗师的判断和决策，进而影响对来访者问题的理解和处理方式(Lavie-Ajayi & Nakash, 2017)。
4.2. 社会心理学研究
在社会心理学领域，CDA被广泛应用于研究社会偏见、态度，以及新闻报道、政策制定等。特别是在分析和揭示社会性别与种族问题方面展现了其强大的洞察力。有研究者通过黑人女权的视角展示了精神分析话语中的种族和性别偏见，强调融入多重边缘化视角的重要性，以揭示非白人视角的忽视和种族化语言实践如何维护不平等(Morris, 2023)。值得一提的是，批判种族话语分析(CRDA)近几年作为CDA的一个重要分支，显示出解析种族及相关社会不平等的潜力，它要求超越文本语言，关注种族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在日常话语中的建构和挑战，帮助识别深层结构如何通过话语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影响个人认知、群体关系以及公共政策(Hodge, 2024)。在社会态度方面。
4.3. 教育心理学领域
CDA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越来越普遍，不仅提供了理论视角，还对教育政策、课程设计、教学方法及其社会文化背景进行了深刻剖析。在教育政策方面，Lee (2022)研究韩国大学结构改革政策时发现，不同社会利益集团、文化因素和政治力量共同作用，影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尤其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常常忽视了学生和教师的声音。CDA还是推动课程体系变革的有力工具，发展与教育心理学虽然提供了框架，却也形成权力话语，批判分析可揭示其背后权力结构，防止教学僵化。例如，在幼儿教育中通过评级量表、阶段划分等工具，塑造了对幼儿学习与发展的标准化认知路径，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幼儿教育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指导框架，但也形成了一种权力话语，可能导致教育者过度依赖这些既定标准，而忽视幼儿个体的独特性和情境性(Wood & Hedges, 2016)。
5. CDA在心理学方面的重要意义及其局限性
5.1. 重要意义
5.1.1. 对现代心理学的批判
其一，对“有效性”的批判。传统心理学通常声称其理论和结论具有真实性或客观性，如在解释心理现象和干预心理问题方面。然而，CDA质疑这些功能是否如其所宣称的那样有效，关注其实际应用效果；其二，对“人的本质”的批判。现代心理学往往基于机械论和还原论，过于强调生物属性，忽视人的社会属性和生活情境。CDA认为，心理不仅是对客观事物的简单反映，而是话语的建构；其三，对“价值中立”的批判。许多心理学家追求像自然科学一样的价值中立，但实证手段未能保证客观性，反而忽视了主观因素的影响。CDA认为，认识的建构方式因个人经验和表达方式的不同而异，因此反对用单一标准评价研究结果(陈玉娟，2007)。
5.1.2. 对传统实证主义的修正
传统实验法通过建立假设、设计实验、选择被试者、实施实验和数据处理来检验假设的正确性，虽然有效，但过于依赖可能导致研究者过度关注方法和技术，削弱研究的实用性，使心理学偏离社会需求，降低其价值。相比之下，CDA强调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互动，关注研究者的态度、身份及其与被研究者的关系，考虑所有可能影响结果的因素。通过双方经验的交互，研究者对材料进行建构性的理解，以提高理解的准确性(杨莉萍，2007；薛灿灿，叶浩生，2011；陈玉娟，2007)。
5.1.3. 有助于心理学本土发展
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强调语境的多样性和环境的差异性，关注被研究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的多元性。这种方法有助于打破以西方心理学为主导的传统格局。由于文化的多样性，东西方社会乃至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显著的文化差异，传统上基于西方心理特征的理论正受到质疑。同时，心理学界对平等话语权的日益关注，有助于削弱心理学中的“强权”与殖民现象，推动各国心理学的本土化发展(朱韶蓁，张进辅，2006；薛灿灿，叶浩生，2011；陈玉娟，2007)。
5.2. 局限性
5.2.1. 建构视角下的相对主义导致的不确定
CDA在理论构建及解释上缺乏明确规定。首先，正如Wodak和Meyer (2015)指出的，CDA强调社会建构主义视角，这种立场虽然有助于揭示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但也带来了理论整合的困难，社会建构主义视角下的CDA过分强调差异性和相对主义，这导致理论体系难以形成统一、稳定的架构。具体而言，当研究者试图分析不同社会情境下的话语现象时，往往需要不断调整和修改理论框架，这使得理论难以形成统一的解释系统。所以，以社会建构主义为底色的CDA在面对当代学术范式及规范时，必然会陷入理论及概念上的灰色地带，这也意味着CDA的概念体系相比传统心理学更为复杂和模糊，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研究范式的推广(Fairclough, 2003)。
其次，CDA的核心概念在进行操作化上存在一定困难。这一点在Carla (2013)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印证，特别是在将抽象的理论概念转化为可操作的研究变量时所面临的困难，这些概念的复杂性使其难以完全融入心理学的实证研究传统。例如，在分析话语权力时，研究者常常难以准确界定和测量“权力”这一概念，因为它在不同情境中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形式。
而针对这一问题，Parker (2013b)提到，话语分析的优势在于，它重构了研究对象和个人心理，使我们能够不将其视为真理，而将其视为一种由语言和权力固定下来的“真理”。他多次强调研究者需要停止滑向相对主义，而这正是许多话语理论和后结构主义所鼓励的。
5.2.2. 对于批判分析框架和“内在知识”的固着
波兰尼(Polanyi, 1958)、波普尔(Popper, 1959)和库恩(Kuhn, 1962)等科学哲学家都指出，所谓的科学调查和实验总是在既定的知识范式内进行的，而这些范式总是武断的，受到文化的束缚。于是就有人提出批评和质疑，CDA本身是受意识形态驱动的，具有选择性。
一方面，部分研究者过度依赖既定批判分析框架。他们习惯性套用诸如福柯权力理论、葛兰西文化霸权概念等经典框架(Parker, 2013a, 2013b)，这种框架固着不仅影响研究的效度，还可能导致对研究对象的过度简化解读。每一个社会议题、每一段文本都具有其个性与特殊性，若只是机械地将通用框架嵌入，就容易忽略那些细微却关键的差异，进而得出有失偏颇的结论。同样，Machin和Mayr (2012)认为在既有的话语分析框架中，研究人员可能会过度解读数据，从而使意识形态评价成为文本分析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还包括对“内在知识”的固着。这里所说的“内在知识”，指那些在特定学科、学术共同体内部长期积累、传承下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知识储备(Fairclough, 1993)。研究者们在成长过程中深受这些内在知识的熏陶，在进行批判分析时，常常不自觉地将其作为评判的基准。对此，语料库方法和人种学方法等方法都被陆续引入CDA中，以平衡定性和定量关系及研究者主观意识形态等问题(Machin & Mayr, 2012)。
5.2.3. 学科边缘化困境
CDA所面临的边缘化并非仅仅源于方法论的差异，而是反映了更深层的学科权力结构。Teo (2015)认为这种边缘化现象反映了心理学学科中长期存在的方法论霸权。他进一步指出，批判性话语分析在应用于不同研究时，其概念和操作方式可能存在差异，这使得它在学科体系内难以形成标准的研究模式，从而阻碍其在主流心理学中的广泛认可，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比如，在社区心理学等应用领域，可能更关注直接有效的干预方法，而批判性话语分析对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的深度剖析，在短期内难以转化为可操作的应用方案，使得其在这些应用场景中不被重视。此外，在一些非西方文化中，其本土的心理学概念和交流方式与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西方理论基础可能不兼容，使得该方法在这些地区难以生根，也难以融入全球主流心理学研究的视野(Augoustinos, 2013)。
6. 未来与展望
6.1. 优化方法体系和注重社会语境的独特性
未来的心理学研究应着力于优化方法体系，以确保研究的可比性和可重复性。具体而言，研究者需要加强对规范术语和操作框架的共同理解，以便在不同研究之间实现结果的有效比较和验证。在CDA中，尽管其具有理论融合与路径创新的潜力，但在实际应用中仍需保持方法的灵活性，特别是要充分考虑不同社会语境和历史条件的独特性。研究者应根据具体的研究背景，灵活调整理论和方法，以便更准确地反映复杂的社会现象。
6.2. 加强跨学科应用与依托人工智能技术
未来的研究应加强CDA的跨学科应用，与其他学科的理论紧密结合。例如，可以将微观互动分析与宏观结构批判有机结合，吸收邻近学科的研究成果。同时，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为CDA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例如，多模态CDA能够分析社交媒体上的综合话语行为，包括视频、音乐和其他媒体形式(Kilby & Lennon, 2021; Tillewein et al., 2024)。此外，研究者应鼓励多元方法的协同应用，结合量化分析来补充CDA在实证研究中的不足，如通过量化分析话语频率来揭示深层意义结构，并借助神经科学技术来探索话语背后的神经机制，从而拓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6.3. 研究领域的深度渗透与广度拓展
CDA将持续深化在既有心理学领域的扎根程度，并积极开辟全新疆土。于临床心理学而言，CDA可助力剖析医患对话权力结构及疾病叙事话语建构，挖掘心理障碍社会文化根源及治疗过程话语权力博弈，优化治疗策略、提升治疗效果、增强患者话语权(Locke & Budds, 2020)；在发展心理学领域，CDA能够深入探究儿童青少年在家庭、学校、网络等多元语境中身份认同话语演变轨迹，揭示社会环境因素对话语塑造及心理发展进程的动态影响，为其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此外，CDA还将涉足环境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等新兴交叉领域，研究环境传播话语如何塑造公众环保认知、态度与行为倾向，以及跨文化交流话语中的身份协商、偏见形成与消解机制，为应对全球环境挑战、促进文化理解包容贡献关键智慧。
7. 结语
综上所述，CDA宛如一座桥梁，横跨心理学理论创新与实践变革的两岸。其理论根源深厚，汲取多元养分，在话语心理学演进历程中，为剖析心理现象与社会结构互动关系提供关键视角，重塑心理学理论架构与阐释逻辑，推动心理学从个体微观世界迈向社会宏观语境深度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