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当代影视领域，都市女性题材影视剧作为一股强劲的潮流，正深刻地影响着观众的审美与社会文化的走向。这类作品通常以女性角色为核心，全方位展现女性在事业、爱情、家庭等诸多领域的拼搏、抉择与成长，与传统影视剧相比，其鲜明特征在于打破男性主导叙事的惯常模式，将聚光灯聚焦于女性，深入挖掘女性内心世界，呈现女性在复杂社会环境中的自我实现之路，为女性形象的呈现开辟了新的视野。
《玫瑰的故事》作为2024年最火热的都市女性题材影视剧，这部作品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生动的人物塑造以及深刻的主题内涵，吸引了广大观众的目光。剧中的女性形象丰富多样，她们或勇敢追求爱情，或坚定追寻事业梦想，或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努力寻找自我价值。通过对这些女性形象的深入刻画，该剧不仅展现了都市女性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与困境，更揭示了她们内心深处的坚韧与力量，对于女性形象塑造研究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通过对《玫瑰的故事》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通过女性主义视角看到女性眼中的女性形象，从而引导创作者创造更丰满、更多元、更真实的女性形象。同时在社会意义层面，通过电视剧中更加积极正面的女性形象塑造，也能激励现实中的女性勇敢追求自我价值，提高女性社会议题的讨论。
2. 都市剧女性形象建构研究现状
目前，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女性主义的流行，都市剧中女性形象建构策略成为了新传界较为热门的选题，以“电视剧女性形象”为搜索关键词，共搜索出666篇相关学术论文，其中学术期刊270篇，学位论文361篇，主要有2个研究方向，女性特定角色研究以及女性形象塑造个案研究。其中特定角色研究主要集中于女性经常承担的几个社会身份标签上，如母亲，王晓萌在《家庭伦理电视剧母亲形象研究》中通过对比传统黄金档家庭伦理影视剧与新时代女性主义家庭伦理影视剧中的母亲形象，揭示了女性主义对家庭伦理剧中女性角色塑造的影响[1]。女强人的研究中，郭淇文在《都市题材类电视剧“女强人”形象研究》中通过对现在国产都市剧中的女强人的形象进行深入分析，对未来女强人的角色塑造方面提供了策略[2]。个案研究主要集中于《欢乐颂》《我在他乡挺好的》《三十而已》等几部剧，例如鞠斐，王诚在《家庭伦理剧〈都挺好〉：新时代荧屏女性形象塑造》中通过分析电视剧《都挺好》中的女性形象，探讨了女性形象塑造的成功之处，为后续角色塑造提供了借鉴方向[3]。周露露在《都市女性群像剧〈我在他乡挺好的〉女性形象塑造研究》中梳理了都市女性群像剧的发展，然后详细分析了《我在他乡挺好的》塑造的女性形象，最后提出了都市女性群像剧构建女性形象的策略[4]。
3. 《玫瑰的故事》中女性形象的剖析
(一) 黄亦玫：自我把控的人生主角
在爱情中，黄亦玫的敢爱敢恨体现在她对感情的坦率与坚持。她与庄国栋的恋情是她爱情的起点，两人在工作中相识并迅速陷入热恋。然而，当庄国栋为了事业选择与歌星结婚时，黄亦玫没有选择默默忍受，而是果断结束这段关系，勇敢面对自己的伤痛。她的这种选择展现了她对爱情的坦率和对自我的尊重——她不会为了迎合他人而委屈自己。在与方协文的婚姻中，黄亦玫同样没有妥协。她无法忍受方协文的自卑和对她的过度控制，最终选择离婚，追求真正的自由和幸福。这种在爱情中不退缩、不将就的态度，正是她敢爱敢恨性格的体现。
在职场上，黄亦玫的敢爱敢恨则表现为她对事业的执着与勇气。她初入职场时就展现出了极强的自信和独立精神，敢于挑战不属于自己的业务，甚至在面对老板的质疑时，依然坚持自己的选择。她的这种勇气不仅让她在职场上迅速崭露头角，也让她在面对挫折时毫不退缩。错过庄国栋后，她选择重返校园深造，之后又进入艺术品策展领域创业。在这个过程中，她经历了无数的困难和挑战，但她从未放弃，始终以坚定的信念和勇气去追求自己的职业梦想。这种对自我价值的坚持和对目标的执着追求，正是这个人物的闪光之处。
(二) 苏更生：冲破痛苦的强大灵魂
苏更生这一角色的个人魅力在于在困境中依旧有点燃自我的勇气与决心。她是一个精神内核极其强大的时代女性，勇敢地脱离传统桎梏，为自己而活，不因婚姻而磋磨自己，也不会被世俗看法所绑架，展现了现代女性在面对困境时的坚韧与清醒。
苏更生的原生家庭充满了伤痛与不幸，父亲早逝，母亲软弱，继父的伤害更是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这些经历让她形成了高冷、独立的性格，她用一层坚硬的外壳保护自己，避免再次受伤。然而，正是这种原生家庭的伤痛，也促使她在成长中不断自我救赎，最终在黄家的温暖中找到了归属感。她用自己的方式证明，即使出生于破碎的家庭，女性依然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在逆境中突围，活出独立而精彩的人生。
苏更生在感情中展现出独立、清醒且极具自尊心的特质。她曾经历过早婚，但因对婚姻的失望而选择离婚，并在与黄振华的交往中隐瞒了自己的婚史。这并非出于欺骗，而是她作为知识女性对自我隐私的坚守，以及对感情的独立态度。她认为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无需向他人交代过往，这种清醒让她在感情中始终保持自我，不被他人左右。她对朋友黄亦玫和黄振华始终真诚，却从不依赖他人，她的感情观是独立且自足的，既保护了自己，也尊重了他人。
(三) 姜雪琼：柔软坚韧的女强人
姜雪琼是一个典型的新时代职业女强人的形象，她不仅是艺术展览公司青莛的总经理，更是一个在事业和情感中不断挣扎与成长的现代女性。她的形象展现了女强人的坚韧与独立，同时也透露出隐藏在强大外壳下的柔软与温暖。
姜雪琼在事业上展现了极强的独立精神和专业能力。她深知事业对于女性的重要性，曾说：“女人不能靠男人，事业才是自己的靠山。”这句话不仅是她的人生信条，也是她面对生活和工作时的核心信念。在职场上，她雷厉风行、果断干练，面对困难从不退缩。她曾因公司资金链断裂陷入困境，但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坚韧，最终成功扭转局面。她对工作的执着和敬业精神也赢得了同事们的尊重，即使在面对竞争对手时，她也毫不示弱，展现出强大的气场。姜雪琼的坚韧还体现在她对感情的态度上。她曾经历过多次感情挫折，但从未因此而放弃自我。她深知感情的脆弱和不可靠，因此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事业中。她曾说：“女人不能没有事业，否则就会失去自我。”这种对事业的执着不仅让她在职场上取得了成功，也让她在面对感情时更加从容和独立。
尽管姜雪琼在职场上表现得强势果断，但在生活中，她却有着柔软的一面。她对朋友和同事极为关心，尤其是对黄亦玫的成长给予了重要的支持和帮助。她虽然嘴上严厉，但内心善良，常常在关键时刻给予黄亦玫鼓励和指导。她曾对黄亦玫说：“女人要学会在事业中找到自己的价值，这样才能在感情中不被束缚。”这句话不仅是对黄亦玫的鼓励，也是她自己的真实写照。姜雪琼的柔软还体现在她对爱情的渴望上。尽管她将事业放在首位，但她从未放弃对爱情的追求。她曾说：“女人不能没有爱情，但也不能完全依赖爱情。”这种对爱情和事业的平衡观念，使她在面对感情时更加成熟和理智。因此能够在面对与老顾破裂的婚姻关系时，理性把握事业与家庭的关系。
4. 《玫瑰的故事》中女性形象建构策略
(一) 叙事话语：从“需要”到“想要”
在传统的话语体系中，女性形象常被刻板地定义为柔弱、依附男性的角色，这背后反映的是男性话语权力对女性的规训。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提出话语权力理论，认为话语是权力的体现，权力通过话语来实施和维持，话语权力关系影响着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与自我表达[5]。而在《玫瑰的故事》里，黄亦玫频繁使用“我想”“我喜欢”“我要”“我值得”这类表达，凸显了她强烈的自我认知与表达欲，属于典型的女性主体意识的自我传播，例如在面对爱情时，她并非被动等待男性的追求与选择，而是主动表达自己的情感与需求。这种话语表达使她摆脱了传统“等待救赎的灰姑娘”式形象，塑造出一个勇敢追求爱情、有主见的现代女性形象。在职业和学业方面，她同样遵循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想”贯穿其选择始终，构建出一个独立自主、积极进取的女性形象，丰富了女性形象的维度，展现出女性在现代社会中多元的可能性。
热奈特在《新叙事理论》中强调：“从叙事学理论来看，拥有话语权力就意味着能够主导叙事。”在《玫瑰的故事》中，黄亦玫通过主体性话语构建起属于自己的叙事。就像在电视剧的结尾部分她的自述“我完全，而绝对地，主持着我”，这清晰地表明她是自身故事的主宰。这种自我叙事的构建，使女性不再是被男性话语或社会固有观念随意塑造的客体。这些极具个人化、主体性的语言符号，打破传统叙事中女性被代言、被塑造的传播定式，构建起属于自身的话语体系。通过不断强调自我的意愿、喜好与追求，黄亦玫在剧情发展中成为信息传播的源头，主动向周围世界辐射其独特的女性价值观，重塑了女性在情感、生活选择等方面的话语权，塑造出一个绝对掌控自我、具有强大内心的女性形象。
(二) 叙事视角：从“他视角”到“她视角”
1975年劳拉·穆尔维在其发表的《视觉快感和叙事性电影》中指出：“在传统的电影叙事中，观众被假定为男性，电影的视觉呈现是从男性的视角出发的”[6]。在传统叙事中，女性往往是被代言、被塑造的客体，其形象多由外界目光所构建。早期的电视剧中，男性凝视映射了现实世界的男性绝对主流话语权，女性深刻地陷入了父权无意识地控制之下[7]。在传统电视剧的男性叙事中，女性角色往往被社会化标签化，难以展现个体意愿，而是被赋予“母亲”“妻子”等固定身份和行为逻辑。例如，在早期家庭伦理剧《渴望》中，刘慧芳被塑造为无私慈爱、勤劳持家的典型母亲形象，她的存在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需求和社会对女性的道德期待。这种角色设定将女性的价值与家庭紧密绑定，忽略了她们作为独立个体的追求和欲望。随着女性意识逐渐觉醒与勃发，女性开始具备审视自我，构建自我欲望的能力，继而大胆将他人作为欲望的投射，以“她”者的目光审视他人，审视自己[7]。在“她视角”下女性不必固守社会给予的身份标签，如“温柔”“顺从”“家庭主妇”等，而是独立的、自主的人，女性角色成为叙事中心，以女性的经历、情感与成长为线索构建故事。例如《玫瑰的故事》中围绕黄亦玫、苏更生、姜雪琼等女性的经历、情感与成长展开，她们的故事并非简单地遵循传统社会身份出发抉择人生，而是以各自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内心选择作为核心动力，推动着整个故事的展开与深化，简言之，选择从来都是由“我”发出的，而不是以“母亲”“妻子”的角度发出的。这种叙事方式赋予女性角色更多的主动性与话语权，使观众能够从女性自身的角度去理解她们的生活与选择。同时女性视角注重对情感的细腻刻画，相较于男性视角更倾向于展现宏大叙事与理性逻辑，女性视角下的电视剧能够深入挖掘女性在爱情、友情、亲情等方面的复杂情感。例如在家庭情感剧中，通过女性视角展现家庭生活中的琐碎细节与情感纠葛，让观众感受到女性在家庭关系中的付出、困惑与成长，使情感表达更加真实、动人，引发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女性视角的出现，为女性观众提供了一面更贴近自身真实体验的“镜子”。她们在剧中看到与自己经历相似的女性角色，这些角色的成功与挫折、追求与困惑，能够帮助女性观众更好地认识自己的需求、潜力与价值，重构积极健康的自我认知。
(三) 叙事情节：从“竞争”到“互助”
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一书中写道：“女人的嫉妒指向夺取男人的别的女人，而男人的嫉妒指向背叛了自己的女人。对于女人，嫉妒是以其他女人为对手围绕男人展开的竞争。”大多数女性无法逃离父权秩序下的社会规则，只好通过“雌竞”来吸引男性的关注，实现男权秩序下的自我价值[8]。在传统父权社会的影视剧常理下，女性通常会因为利益、爱情等呈现出一种隐形的竞争关系，这种形象塑造使得女性看起来似乎将男性的认可作为自身价值的唯一衡量标准，如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的恶毒女配素锦，到大型宫斗剧《甄嬛传》，再到《我的前半生》闺蜜反目，“雌竞”风在影视剧中泛滥成灾，女性的价值似乎简单取决于能否赢得男性的青睐。而在女性题材电视剧中女性不再是针锋相对的“雌竞”关系，而是理解彼此的苦难，支持彼此的选择。这种关系的转变不仅体现了女性之间的深厚友谊，也反映了社会对女性角色认知的逐渐成熟，女性不再被单一地定义为只会竞争的个体，而是有着各种各样的性格、才能和梦想。她们在互助过程中展现出的坚韧、乐观、包容等品质，让女性形象更加立体丰满。例如，苏更生多次帮助黄亦玫处理工作中的问题，并在老板面前夸奖她。这种互助不仅体现在职场上，还延伸到生活中的情感支持。黄亦玫在感情受挫时，苏更生给予她理解和建议。这种“女孩帮助女孩”的精神贯穿全剧，成为女性关系的核心，也塑造了立体、积极、互助的女性群像。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女人的伟大之处在于她能够表现出同理心和爱。”在这种平等的女性互助关系中，更能体现女性的闪光点，女性塑造的女性不再是孤立无援的，女性与女性之间不再是敌对关系，并非互相拉踩和攀比的对立个体，而是能够感同身受、产生情感共鸣的互助者[9]。这种良性的女性关系，颠覆了以往女性间只有竞争的刻板印象，塑造了更加立体、积极和多元的女性群像，提升了女性形象的正面性，促进整个社会对女性地位和女性关系的重新审视。
5. 结语
都市女性题材影视剧凭借其对现实生活的映照与女性议题的探讨，受到了广泛关注。《玫瑰的故事》作为其中的典型代表，以其独特的女性形象建构策略，为同类题材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通过对剧中女性形象建构策略的研究，我们认识到一部成功的都市女性题材影视剧，应在尊重女性主体地位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女性的多元特质，以细腻且真实的笔触展现女性在不同人生阶段的经历与感悟。同时，借助巧妙的叙事手法，将女性形象的塑造与时代背景、社会思潮紧密相连，使观众能够在欣赏剧情的同时，产生对女性命运、社会角色等问题的深入思考。
展望未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女性意识的进一步觉醒，都市女性题材影视剧有望在女性形象建构上实现更多突破与创新。创作者们应秉持更加开放与包容的态度，关注女性群体的多样化需求，呈现更为丰富、立体且具有前瞻性的女性形象，为影视艺术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推动性别平等与社会和谐发展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