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成性人工智能的校园欺凌预防智能化治理体系研究
Research on an Intelligent Governance System for Campus Bullying Prevention Based on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摘要: 近年来,校园欺凌事件频发,对学生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威胁。本文基于对保定市某区县27所中小学32,586名学生家长的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家庭教育、家风家训、法治意识、欺凌认识等因素对校园欺凌发生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家长对校园欺凌的重视程度、认识水平、家风家训、家庭教育和亲子沟通质量与校园欺凌发生率呈显著负相关;而家长的法治意识、遇欺凌时的引导方式以及学生学习成绩与校园欺凌发生率呈显著正相关。学校对欺凌的培训对降低欺凌发生率没有显著影响。本研究创新性地提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可应用于构建校园欺凌预防智能体系,通过包含教育局层、学校层、学生及家庭层的三层两阶段方式,实现欺凌知识的个性化普及、实时咨询服务和欺凌应急处理的及时协助。基于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提出了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多层面联动的智能化校园欺凌预防策略,为从源头上针对性地遏制校园欺凌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chool bullying incidents have occurred frequently, posing a serious threat to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Based on survey data from 32,586 parents of students in 27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a district of Baoding City, this study employs factor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factors such as family education, family values, legal awareness, and bullying perception on the occurrence of school bullying.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parents’ emphasis on school bullying, their level of understanding, family values, family educ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a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incidence of school bullying. In contrast, parents’ legal awareness, guidance methods when encountering bullying, and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incidence of school bullying. School training on bullying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reducing its occurrence. This study innovatively proposes that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can be applied to construct an intelligent system for school bullying prevention through a three-layer, two-stage approach, including the education bureau layer, school layer, and student and family layer, to achieve personalized popularization of bullying knowledge, real-time consultation services, and timely assistance in bullying emergency handling. Based on Bronfenbrenner’s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the study proposes a multi-level collaborative intelligent strategy for school bullying prevention at the individual, family, school, and societal levels, providi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argeted suppression of school bullying from the source.
文章引用:郑富, 王定功 (2025). 基于生成性人工智能的校园欺凌预防智能化治理体系研究. 心理学进展, 15(2), 576-587. https://doi.org/10.12677/ap.2025.152120

1. 引言

近年来,校园欺凌事件频发,并在网络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及电视媒体中被广泛报道。相对于显性的校园暴力,隐性的校园欺凌危害更大,也更难以预防。程玉兰等人在2010年对北京、杭州、武汉和乌鲁木齐的9000多名中学生进行调查,发现25.7%的学生在过去一个月内遭到欺凌,其中有10%的学生被欺凌的时间超过20天(Cheng, Newman, Qu, Mbulo, & Chai, 2010)。2024年3月10日,央视网报导,河北省邯郸市三名初一学生共同对一名同班同学王某某进行杀害并埋尸于一处荒废蔬菜大棚前。记者走访学校后,发现三名初一学生中的马某在班里的成绩排名是十多名,其班主任更反映,该学生能做出如此恶劣的事情,完全出乎意料。

校园欺凌调研属于敏感问题调研,因为多数教育局对所辖之学校,皆有着一旦发生校园欺凌,对校长的一票否决制,同时连带相关中层管理人员、班主任,都有在一定年限内取消职称评定或是其他惩罚的不成文规定。故在实际对中小学生进行校园欺凌调研时,学校对学生的作答严重干预是常态,难以调研出真实情况。同时,少子化背景下家庭过度关注子女、人工智能时代的信息总量爆增使学生难以辨别信息真伪好坏、短视频媒体的信息传播特性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校园欺凌相关事件的扩散。面对如此严酸的形势,人工智能的发展为校园欺凌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新的可能,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实现校园欺凌知识的个性化普及,根据不同学生、家长的特点,提供有针对性的预防教育;同时还可以搭建智能问答平台,为学生、教师、家长提供欺凌预防和处理的实时咨询服务。这些智能化的手段,有望从源头上减少校园欺凌的发生,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2. 相关研究现况

校园欺凌是全球普遍存在的问题,校园欺凌对欺凌双方及其家人的身心都有着不可磨灭的伤害,健全预防、处置校园欺凌的工作体制和规章制度,形成防治校园欺凌的长效机制,都是校园安全有效治理的根基。2016年4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开启了关于校园欺凌的专项治理;同年11月,教育部联合九部门印发《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对积极预防处置学生欺凌和暴力事件提出了指导意见;同年12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印发了《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专项督导暂行办法》,将欺凌与暴力行为纳入安全专项督导工作;隔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要求构建防控学生欺凌和暴力行为的有效机制;同年11月,教育部联合十一部门印发《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姚真,2018),首次从界定学生欺凌为“中小学生欺凌是发生在校园(包括中小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内外、学生之间,一方(个体或群体)单次或多次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个体或群体)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事件。”这表明中国政府在两年内为建立校园欺凌的预防与治理机制采取了多项政策措施,包括长远规划和具体行动。

校园欺凌的概念最早由挪威心理学家丹·奥尔维斯(Dan Olweus)在1973年提出,并系统地描述校园欺凌现象、提出欺凌的定义和特征。中国的校园欺凌研究相较于国外起步较晚,张文新在2001年提出,欺负是一种力量占优势的一方对相对弱小的一方实施的攻击行为(张文新,王益文,鞠玉翠,2001);张国平在2011年提出关于校园欺凌的物理范围的限定,认为在校园发生或主要在校园发生,针对在校学生的身体及精神所实施的违背社会规范的伤害行为都是校园欺凌(张国平,2011);李岩在2014年提出了网络欺凌的具体行为范围,认为用话语暴力侵犯他人的行为都属于网络欺凌(李岩,2014)。

为深入探讨校园欺凌机理,全球学者分别从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理论解释,本研究采用西北政法大学的刘言等人,针对网络欺凌提出内涵包含社会认知理论、日常活动理论、一般压力理论(Mason, 2020),认为学生会通过观察和模仿学习到攻击行为、经历压力和消极情绪的学生更易欺凌他人、一个有欺凌动机的欺凌者面对一个没有适当防范的被欺凌者就有可能发生欺凌;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王玥,针对心理学视域下,提出了家庭系统理论,认为父母行为和子女行为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王玥,2019);德国的Karl Marx从社会学视角中提出,社会中的冲突是由于资源分配不均引起的。校园欺凌可以被视为学生之间为了争夺社会资源(如地位、权力、认可)而产生的冲突行为(Bowman, 2018),形成了对校园欺凌的多元分析框架。

3. 研究设计

(一)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保定市某区县共27所包含公办、民办学校,以及乡校、城乡结合校、城市学校等不同层级的所有中小学家长,进行校园欺凌与家庭教育情况的普查,以保证调研城市层级与学校层级的双覆盖性。

(二) 研究假设

1) 家庭教育与沟通、学校对欺凌的培训、家风家训、家国关系与法治行为、遇欺凌的家长教育、家长对欺凌的关注与教育、欺凌认识、学习成绩等因素,对校园欺凌的发生有显著影响。

2) 在影响校园欺凌发生的因素中,学习成绩、家国关系与法治行为、校园欺凌认识是最重要的三个因素。

3) 小学和初中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

4) 学校重视对家长进行校园欺凌调研,有利于精准施策,从家庭教育入手预防和治理校园欺凌。

5) 针对小学和初中校园欺凌的不同影响路径,有针对性地开展家长宣导教育和学生教育,可以更有效地预防和遏制校园欺凌。

(三) 研究工具

本问卷设计围绕校园欺凌及家庭教育维度,共计36道题,背景题包含主要照顾者的身分、学历。主问题设计中,校园欺凌部分包含校园欺凌认识、重视、发生、反应、预防等16题;家庭教育部分包含家风建设、孩子学习、增强法治意识、科学家庭教育理念、亲子沟通方式、家校沟通方式等18题,采行李克特氏五点量表法计分。

(四) 发放与回收调查问卷

鉴于校园欺凌调研的敏感性,本研究采用网络匿名问卷调查形式,并由学生的主要照顾者作答,以尽量降低外部干扰因素对结果的影响。在保定市某区县的所有中小学,共发放32586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32586份,有效回收率100%。主要照顾者身分为生父占22%、生母占75.4%、老师占0.6%、其他身分2%;家长学历中,高中及以下占比62.4%、本科占比35.8%、硕士及以上占比1.8%。

4. 研究分析

(一) 数据处理

本调研采用SPSS 25.0进行统计,测得克隆巴赫系数0.934,表明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KMO值为0.958,说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通过因子分析共提取9个因子,总方差解释率达到69.971%,显示出较高的效度。

(二) 因子分析

在9个因子中,通过因子分析提取了家庭教育、校园欺凌反应、家风与家训、学校对校园欺凌的培训、社会关系、校园欺凌认识和学生成绩等7个符合本研究理论模型的因子,其聚类分析结果如下:

1) 家庭教育与沟通:包含亲子沟通效果、沟通方式、家庭教育理念的落实及与学校的沟通效果。

2) 学校对欺凌的培训:涵盖学校对学生及家长,在预防校园欺凌时的应对措施及教育。

3) 家风与家训:反映家庭内部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如家风家训的建立和遵守情况。

4) 沟通意识与法治行为:指家长重视亲子沟通、家校沟通,以及家长自身的守法行为。

5) 遇欺凌时的正确家长引导:指家长在孩子遭遇欺凌,不论是身为欺凌者、被欺凌者、旁观者时的正确引导孩子。

6) 家长对欺凌的重视:指家长在平时教育孩子认识校园欺凌及关于校园欺凌的新闻。

7) 家长对欺凌的认识:指家长知道校园欺凌的类型以及对孩子的危害。

8) 校园欺凌认识:包括家长对校园欺凌概念、类型和危害的认知情况。

9) 学生成绩:反映学生的学业表现及其对学习的态度。

(三) 回归分析

Table 1. Summary of regression models for factors influencing campus bullying (N = 32,586)

1. 影响校园欺凌因素的回归模型摘要(N = 32,586)

模型摘要

模型

R

R方

调整后R方

标准估算的错误

显著性F变化量

德宾–沃森

1

0.645

0.416

0.416

1.52053

0

1.974

a) 预测变量:(常量),学习成绩,欺凌认识,家国关系与法治行为,学校对欺凌的培训,家长对欺凌的关注与教育,家风家训,遇欺凌的家长教育,家庭教育与沟通。

b) 因变量:欺凌发生。

表1可知,回归模型的R方(R²)为0.416,调整后R方(Adjusted R²)同样为0.416。这意味着模型中所包含的自变量能够解释因变量(欺凌发生) 41.6%的变异。这一R方值表明,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能够较好地描述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德宾–沃森统计量为1.974,接近2,表明残差独立性较好。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campus bullying

2. 影响校园欺凌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未标准化系数(B)

标准误差

标准化系数(Beta)

t值

显著性(p值)

容差

VIF

常量

1.144

0.033

34.258

0.000

家庭教育与沟通

−0.047

0.003

−0.121

−16.408

0.000

0.332

3.014

学校对欺凌的培训

0.001

0.004

0.002

0.263

0.793

0.545

1.835

家风家训

−0.075

0.006

−0.083

−13.147

0.000

0.451

2.217

沟通意识与法治行为

0.149

0.006

0.157

25.099

0.000

0.460

2.174

遇欺凌时的正确家长引导

0.148

0.004

0.196

39.449

0.000

0.475

2.104

家长对欺凌的重视

−0.055

0.005

−0.018

−2.227

0.026

0.521

1.918

家长对欺凌的认识

−0.068

0.005

−0.047

−13.990

0.000

0.730

1.370

学习成绩

0.747

0.005

0.652

143.308

0.000

0.867

1.154

表2可知其容差 > 0.1,VIF < 10,不存在共线性问题,由Q-Q图可见模型残差符合正态分布。

表2分析可以看出:

1) 家庭教育与沟通、家风家训、家长对欺凌的重视、家长对欺凌的认识与欺凌发生率呈显著负相关。

2) 家国关系与法治行为、遇欺凌的家长教育、学习成绩与欺凌发生率呈显著正相关。

3) 学校对欺凌的培训对欺凌发生率没有显著影响。

(四) 总结分析

对于校园欺凌的发生率而言,家长对校园欺凌越不重视、认识越少、家中没有明确的家风与家训而影响孩子的规则意识薄弱、家长对家庭教育越不重视、亲子沟通做得越差,则其子女身上发生校园欺凌的概率便越高。当家长不重视校园欺凌时,孩子跟家长表述在学校见到发生了校园欺凌,但部分家长对校园欺凌事件的重视程度较低,可能导致子女对校园欺凌行为的危害性缺乏正确认知。加上家长没有明确的规则,使孩子缺乏法治观念,亲子沟通不好导致孩子有气无处说,最终令子女成为校园欺凌的欺凌者或是被欺凌者。

家长越认为家与国是一体的、家长自身越守法、自身子女遭受欺凌时越能正确引导、子女越喜欢学习或是成绩越好,则其子女身上发生校园欺凌的概率便越低。这是因为家长是子女的第一个老师,家长对遭受欺凌的引导越好,其子女便因为有好了好的引导,能有意识地远离容易促使自己遭到欺凌的人、事、物、地,故其子女发生校园欺凌的概率便越低;在学习成绩方面,学业表现较差的学生可能由于班级中的弱势地位产生不良情绪,从而通过参与欺凌行为来引起关注,或与其他学业表现较差的学生形成群体行为。

学校对学生、对家长所进行的校园欺凌培训,对校园欺凌的发生概率未有显着影响,这可能是由于部分学校在校园欺凌培训中可能存在形式化问题,从而影响了培训效果。

5. 学生欺凌的预防策略

(一) 预防策略设计原则

1979年,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为在自然环境中更好的观察儿童行为,以更好地理解儿童的发展,发表了生态系统理论,为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跨专业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他将个体所处的社会生态系统,由下到上划分为指单独的个人的微观系统,比如学生自身与家庭;与个人接触的小规模群体的中观系统,比如学生所处的学校管理机制;比小规模群体更大的社会,包含着自身的文化、习俗、机构与制度的宏观系统,比如管理学校的教育局。

在此基础上,为了有效预防校园欺凌,必须对学校中的各级成员进行个性化的培训。这些成员包括但不限于班主任、德育主任、德育校长以及家长。只有通过这种个性化的培训,才能真正起到预防校园欺凌的效果。培训的颗粒度需要进一步细化,不同专业背景、教龄的班主任,不同学历、职业的家长,以及不同类型的主要照顾者,都需要接受针对性的一对一培训。此外,对于校园欺凌事件的应激反应,也必须提供千人千面的心理咨询服务,以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得到适合的支持与帮助。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采取系统思路,即从个体、家庭、学校、社会多维联动的角度出发,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共同应对校园欺凌问题。个体层面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与行为管理;家庭层面强调亲子沟通与家庭教育;学校层面要求完善的管理制度与教师培训;教育局层面则需围绕校园欺凌预防及治理机制,基于生成性人工智能,建立专属校园欺凌治理智能体专业团队。

(二) 预防策略设计与实施

1、明确三个层面的校园欺凌治理基本策略

(1) 宏观层面(教育局)

教育局要加强校园欺凌防治制度建设,制定和完善反欺凌工作的指导方案、实施细则等,明确各学校及其他相关单位在反欺凌工作中,关于校园欺凌治理委员会的职责分工,规范欺凌事件的调查处理流程(李冠,郑富,邵彦丽,2023)。同时要加大执法监管力度,将反欺凌工作纳入对学校的考核评估体系,对发生严重欺凌事件或反欺凌不力的学校进行问责。

在宣传活动上,要在全区县范围内广泛深入开展反欺凌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利用智能体,加强对校园欺凌危害性、反欺凌知识的普及教育,增强教师、学生、家长的反欺凌意识;组织教师反欺凌培训,提升教师预防和处置欺凌的能力;举办法制讲座、心理健康教育等活动,引导学生学法守法,增强法治观念;畅通学生、家长、社会举报欺凌的渠道,及时发现和处置欺凌苗头。对重大欺凌事件,要成立专门工作组,开展深入调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2) 中观层面(学校)

学校要完善校园欺凌治理机制,将欺凌防治纳入日常管理,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明确分工,落实责任。要制定欺凌事件处置预案,做到及时有效应对。同时要将预防欺凌作为教育重点,开展多样化的宣传教育,加大对师生、家长的培训力度,帮助大家正确认识欺凌的危害,提高预防和制止欺凌的意识与能力。

在师德师风建设上,学校要加强教师的道德修养和人格魅力,引导教师以德育人、以德施教,言传身教,为学生树立榜样。教师要关注每一个学生,公平对待、一视同仁,杜绝任何形式的语言暴力和身体暴力,营造互助友爱的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

在校园欺凌治理及应急机制上,学校要成立专门的校园欺凌治理委员会,由校领导任组长,成员包括德育处、教务处、学生处、团委、少先队、法制副校长、心理咨询教师、学生代表、家长代表等。委员会要协助学校进行欺凌治理工作、定期组织校园欺凌应急预案演练,提高师生在突发欺凌事件中的应变能力。

(3) 微观层面(学生个人及家庭)

家长应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引导,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家长要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言行教育孩子要尊重他人,学会换位思考,用正当的方式表达诉求。其次,家长要主动学习校园欺凌防治知识,深入了解校园欺凌的表现形式、成因机制以及对孩子身心健康的严重危害,增强防治校园欺凌的意识和能力。

在家庭氛围的营造上,家长要注重经营亲子关系,多与孩子沟通交流,了解孩子的思想动态和心理需求。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倾听孩子的心声,鼓励孩子表达内心的想法,成为孩子信赖的倾诉对象。同时,家长要以身作则,用良好的家风家教熏陶孩子,加强孩子的道德修养。

在教导孩子面对欺凌的自我保护上,要教导孩子遇到欺凌时敢于说“不”,要及时向老师和家长求助。作为旁观者,要勇于站出来制止欺凌,维护正义。同时,要开展日常自我保护的技能训练,如自信心培养、情绪管理、冲突化解等,提高孩子应对欺凌的实际能力。

在对欺凌的相关人员的干预上,对欺凌者,要进行批评教育,帮助其认识错误,消除抱有的偏见或误解,学会尊重他人;同时加强心理辅导,疏导其内心的烦恼或压力,引导其学会用合理的方式表达情绪和诉求。对被欺凌者,要及时给予安抚,消除心理阴影;并进行自信心重建,提高社交技能,增强自我保护能力。

2、将校园欺凌治理基本策略转化为防治流程

在校园欺凌的主阵地中,主要分为三种对象,包含学校除班主任外的教师及管理者、班主任、家长。三种对象各自对应不同的职责,并且各自独立。在生成性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上,建立出校园欺凌的专属智能体,并且做到信息分级,家长仅能使用家长智能体、班主任可以使用班主任及家长智能体,学校校长可以使用所有智能体。

智能体的分级目标,一是避免家长滥用校长智能体,以其意见左右学校的校园欺凌教育教学措施;二是给予班主任在发生校园欺凌的当下,能够不慌不忙,按照合理、明确的方向处理事件,同时也协助班主任在校园欺凌主题班会课上的准备;三个依据数据分析结果,针对不同类型、层次的家长,分别在智能体中设置固定的反馈方式。

在学校层中,将身分选项设计为学校班主任与学校管理人员两种。将校园欺凌有哪些相关政策、校园欺凌的危害与成因、校园欺凌的特征与误区、校欺工作机制、校园欺凌治理委员会的分工、校园欺凌的特点、形式与要素、校园欺凌认定中的五个层次、校园欺凌N市的欺凌个案分析等内容,做为智能体的内容选项,将《给我讲讲》及《给我检测》设置为智能体的行为选项。此外,单独为班主任在处理校园欺凌事件中,建立专属智能体,并设置《班主任要怎么处理校园欺凌?》《发生校园欺凌了,要怎么进行结构访谈》。该智能体主要负责协助班主任在发生校园欺凌时,能指导班主任以正确的方式进行校园欺凌应急行动,降低各方学生所受的伤害,并且及时进行结构访谈,搜集到第一手的人、事、物等相关证据,提供给学校做为处理对策的参考,避免学校在处理校园欺凌过程中所产生的误会。

在家长层中,增加家长的身分选项,明确家长是父亲、母亲或其他,同时,去除涉及学校管理的了解内容选项。在调研中,增加要求家长填入家规以及说明最后一次配合学校工作的时间及内容。如果家长对于家规的描述低于10个字,便认定该家长对孩子的规则教育缺乏;如果家长主动联系学校的时间超过一个月,便认定家长与学校沟通不足,需要求家长积极主动地加强与学校之间的沟通。

3、测试并调校工作流下的智能体群协作

智能体的使用效果,主要受知识库的构建及提示词的设计所限制,其效能及幻觉率,更是受到AI算力、数据质量的影响。在聚焦一个区县教育局的校园欺凌预防与治理的整体布局下,将校园欺凌预防及治智能体的使用按照二个阶段进行分层协作。

(1) 第一阶段:理解及宣导层

理解及宣导层的工作重点,促使教育局及学校的各相关管理人员,都普遍理解什么是校园欺凌。能分别掌握全区、全校的校园欺凌治理的具体规划、管理风险,并为全区教师、班主任、学生、家长的校园欺凌知识的统一打下基础。

(2) 第二阶段:认识及演练层

本层的工作重点,在协助班主任、学生及家长,深入地了解校园欺凌的危害、特征、如何预防、如何保护自己、如何处理,在深化对校园欺凌的了解的同时,也降低了产生校园欺凌误解的概率;对于班主任,还需通过图1掌握校园欺凌的相关知识,同时为自己的校园欺凌主题班会课找好上课素材,以保证自己与学生脑中关于校园欺凌认识及预防知识的一致性。同时再以实操演练的方式,对发生校园欺凌时,学生、家长、老师、班主任等不同的身分如何自救,结合班主任在处理校园欺凌现况时,如何通过图2进行校园欺凌事件应急处理的预演;对于家长,通过图3,得到对校园欺凌的正确认识,以避免其对孩子的错误教育、关注不足,进而在校园欺凌预防及处理中,达到家校社三方协同长效治理的效果。

Figure 1. Expert intelligent agent for explaining campus bullying

1. 校园欺凌说明专家智能体

Figure 2. Class teacher assistant intelligent agent for campus bullying incidents

2. 校园欺凌事件中的班主任助手智能体

Figure 3. Expert intelligent agent for explaining campus bullying (parent edition)

3. 校园欺凌说明专家智能体(家长版)

(三) 预防策略的反思与优化

校园欺凌的预防与治理工作具有较高的复杂性和挑战性。在现有校园欺凌治理中,学校在预防和治理欺凌行为方面的激励机制尚不完善,而治理不力可能面临严厉的后果。校园欺凌治理工作还是一项跨部门、跨科室、跨专业的高交叉工作,通过科学化管理和系统化审视,才能实现校园欺凌治理的持续优化和长期有效性。

为全面评估校园欺凌预防策略的实施效果,需要采取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过程性评价关注预防措施执行的过程,通过跟踪记录各项工作的开展情况来了解策略落实的进度和质量。例如,定期检查学校是否按要求开展欺凌预防教育,家长是否积极参与相关活动等;结果性评价关注校园欺凌预防工作的最终成效,通过比较欺凌发生率、学生身心健康状况等指标的变化,判断预防措施的实际效果。

2、理念更新、制度完善、能力提升等方面持续发力

反思和优化预防策略,需要在理念、制度、能力等多方面持续发力。其一,与时俱进更新理念,根据欺凌问题的新特点、信息技术的发展等,不断调整预防工作的思路和重点。例如,高度重视网络欺凌,加强学生网络素养教育等。其二,根据实践反馈完善制度,并增强相关制度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完善校园欺凌管理责任追究和奖惩机制,最终形成常态、长效的校园欺凌预防及治理的工作机制。其三,要切实提升教师、家长、社区工作者等参与主体的相关意识和能力,定期开展相关培训及交流,强化法治意识、心理健康知识、沟通技巧等,增强综合防控能力。

6. 结论

(一) 研究结论

(1) 影响校园欺凌的因素有多个方面,其中家庭教育与沟通、学校对欺凌的培训、家风家训、家国关系与法治行为、遇欺凌的家长教育、家长对欺凌的关注与教育、欺凌认识、学习成绩等,都与校园欺凌的发生存在显著相关(p < 0.05)。进一步进行描述性统计显示,家长关注与教育值为15的学生欺凌发生率均值为0.5,而值为3的学生均值为0.35,前者比后者高出约30.89%;学习成绩低的学生欺凌发生率均值为3.167,而学习成绩高的学生均值为0.899,两者差异显著(p < 0.01),前者高出后者约252.45%。学校应加强对于校园欺凌预防的家长宣导与教育,并且对于学习成绩低的学生,要特别注意是否具有校园欺凌发生的苗头。

(2) 在家长的背景因素中,家长学历与其子女的校园欺凌发生存在显著相关(p < 0.01)。高中及以下学历家长的孩子欺凌发生率为30.65%,而硕士及以上学历家长的孩子欺凌发生率为14.36%,前者比后者高出约16.29%。建议在针对校园欺凌预防的家长培训中,对于低学历家长群体,增加相关培训的频率,对于该群体的子女,每学期都应填写校园欺凌发生苗头的核查表。

(二) 研究不足与展望

(1) 本研究虽然覆盖了保定市某区县的全部中小学,但局限于一个区县,样本的代表性还有待扩大。未来可以考虑扩大到更多区县乃至全省范围,以期得到更具普遍性的结论。

(2)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获取数据,虽然数据质量较高,但缺乏深度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的支持。未来研究可以考虑混合研究方法,质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以期更全面深入地揭示校园欺凌的影响机制。

(3) 本研究聚焦了家庭、学校、社会等因素对校园欺凌的影响,对于欺凌行为的影响后果关注不足。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校园欺凌对学生身心发展的影响,以及可能产生的社会问题,以凸显预防校园欺凌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4) 本研究提出了一些基于研究结果的对策建议,但缺乏实证检验。未来研究可以基于本研究结论,在一些学校开展预防校园欺凌的试点工作,通过跟踪评估,检验措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进一步完善校园欺凌的综合治理之策。

校园欺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其成因复杂,故其治理需要多层次协同配合。本研究从影响因素入手,基于教育局管理对校园欺凌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期为遏制校园欺凌提供决策参考、并同建立专属智能体来提供千人千面的校园欺凌预防及应策略策指导。在此基础上,还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着眼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切实为学生营造一个健康向上、和谐友善的成长环境。

NOTES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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