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人与自然的关系历来是我国古代百家高度重视的核心话题。道家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强调人应该顺应自然规律，以自然为师，不要过度干预自然；墨家提出的“天欲义，而恶不义”(《天志》)强调只有顺应天的意志，实行正义，才能治理好天下；阴阳家强调阴阳五行的相互作用和平衡“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纪纲，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黄帝内经》)主张人们要顺应阴阳五行的变化，以达到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在诸子百家中，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生态学，它体现出我国先哲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智慧[1]。
“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哲学中一个重要的思想观念，形成于先秦儒家，孔子的“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篇》)，即人的品德是天赋予的，初步建立的人与天在道德层面的联系，后来道家庄子首次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表达了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汉代董仲舒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强调天与人在本质上是相通的，相互感应，相互影响。“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他把自然现象与人事联系起来，一方面强调君主的行为会受到天的监督，另一方面也使“天人合一”思想更具系统性和神秘色彩，加强了天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宋明理学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与“天人合一”思想深度融合。程颢提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识仁篇》)，把仁的道德观念与天地万物联系起来，认为有仁德的人能感受到自己与万物是一体的。朱熹也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也是人伦道德的准则，“天人合一”体现为“天理”在自然和人身上的统一，人要通过“格物致知”来领悟天理，达到与天合一的境界。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则从心的角度出发，强调“心即理”，如王阳明的“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卷中·答聂文蔚》)，认为人的本心与天地万物是一体的，通过致良知可以实现“天人合一”。
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不容忽视的。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资源枯竭等问题不仅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也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巨大挑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建设美丽中国提出：“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2]。”据联合国发布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显示，全球约100万物种正面临灭绝威胁，其中许多物种将在几十年内消失。这一现状警示着人类，必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寻求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这样的背景下，儒家生态思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为我们正确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其“天人合一”的理念，倡导人类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尊重，追求一种和谐、平衡的关系，这种思想对于解决当前的生态问题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2. 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
在中国古代，“天”包括自然之天、主宰之天、道德之天、命运之天、义理之天。自然之天指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包括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河流等。如荀子“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这里的“天”就是自然运行的规律和物质世界。主宰之天被看作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和最高权威，具有意志和人格，能支配人类的命运。像“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尚书·泰誓》)，就体现了天对人间事物的主宰。道德之天将“天”赋予道德属性，视为道德的根源和标准。如孟子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认为人性本善，而善来自天。命运之天代表着一种人力无法改变的命运和必然性。比如孔子所说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论语》)，这里的“天命”就是一种命运之天的体现。义理之天是一种超越具体事物的抽象的精神存在，蕴含着宇宙的真理和人生的道理。如程颢所说的“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二程全书》)，将天与人心的义理相联系。而“人”被视为宇宙的一部分，与天地万物相互关联，“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周易》)，同时孟子的“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3]，也突出了人与动物的区别。人具有认知能力和智慧，能够认识世界、思考问题。荀子“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肯定了人认识事物的能力。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人”这一概念主要围绕道德属性与社会属性展开。从道德层面看，儒家认为人具有独特道德意识，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孔子提出“仁”的思想，将其视为最高道德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倡导人们以同理心对待他人，推己及人践行仁爱。孟子坚信“人性本善”，称人有“四端”之心，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这表明人天生具备向善的萌芽，通过后天学习与修养，能将善端扩充为仁、义、礼、智四种美德，成为品德高尚之人。在社会属性方面，儒家强调人在不同社会关系中的角色与责任。《论语》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明确了君臣父子间的伦理规范。身处家庭，子女应尽孝，“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体现对父母的敬重与关心；在朝堂，臣子要忠诚，以辅佐君主治理国家为己任。此外，儒家倡导人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秉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的理念，从完善自身修养出发，逐步实现家庭和睦、国家安定与天下太平。这反映出儒家认为人不应孤立存在，而应在社会关系网络中，通过履行责任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理想，推动社会和谐有序发展。
“天人合一”包含三重含义，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将天视为自然界，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应和谐相处，不能过度地开发和破坏自然。二是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把天看作是一种具有道德和伦理意义的存在，强调人在社会生活中要遵循一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以实现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三是人的身心和谐。天代表人的外在环境，人自身的身心也应达到和谐状态，实现内心的平静与平衡。“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可以体现为“天人共生”的整体和谐观、“仁民爱物”的生态道德观、“以时禁发”的适度利用观、“修身正己”的生态实践观。
(一) “天人共生”的整体和谐观
儒家思想高度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将其视为宇宙万物运行的基本准则。在儒家的视野中，人与自然并非相互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认为，天虽不言不语，却默默地推动着四季的更替和万物的生长，这体现了自然的伟大力量和内在规律。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应当尊重这种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肆意破坏和征服自然。程颢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传习录》)孟子曰：“天地万物为一体。”(《孟子·梁惠王》)体现出人与天、地、万事万物都是统一的，一切众生都是与己身同体，对世间的一花一草、一木一石都要有仁爱之心。天道是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规律，人道则是人类社会行为的准则，二者应相互统一。《中庸》中提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句话表明，人的本性是由天命赋予的，遵循本性行事就是道，而对道的修养和推广就是教化。这体现了儒家将天道与人道紧密相连的思想，认为人类的行为应当符合天道的要求。董仲舒进一步阐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他强调了天道的至高无上性和稳定性，认为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都源于天道，并且应当与天道保持一致。在儒家看来，只有实现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人类社会才能实现和谐稳定的发展。张载的“民胞物与”说将天地视为父母，民众为同胞，万物为同类，“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进一步深化了“天人合一”的内涵，倡导人们以关爱同胞之情对待万物，将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拓展至自然界，构建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德共同体。这种思想打破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为儒家生态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天人共生”是“天人合一”理念所追求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目标，即人与天(自然)和谐相处。“和”是指在不同中寻找事物之间的相同点，求同存异[4]。早在《尚书·尧典》中就提出“八音克谐，人神以和”的思想，到春秋时期，史伯“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这种对“和”的深刻理解，恰是“天人共生”理念的根基。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自然万物各具特性，从山川河流到飞禽走兽，从四季更迭到风雨雷电，它们并非千篇一律。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与其他元素有着本质区别。但在“天人合一”的追求下，人类寻求与自然的“和”，最后达到“天人共生”。
(二) “仁民爱物”的生态道德观
儒家的“仁”是其核心思想，最初主要体现为对人的关爱。孔子说：“仁者爱人。”这种仁爱精神强调人与人之间应相互尊重、关心和帮助。在儒家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这种仁爱精神逐渐扩展到对万物的关爱。
孟子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明确阐述了仁爱精神的拓展路径。人们首先要亲爱自己的亲人，这是基于血缘关系的本能情感；进而将这种仁爱推及至普通百姓，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的关怀；最终，要将仁爱之心延伸到自然界的万物。“亲亲”与“仁民”在传统儒家天人关系中处于承接和递进的环节，是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互惠共生境界的必要前提和精神积累[5]。这种由“己–亲–民–物”的天人关系的逻辑链条并非随意为之，而是基于儒家对万物的深刻认识。儒家认为，万物皆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它们与人类共同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周易》中提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孕育万物，赋予万物生命，这是天地伟大的德行所在。人类作为天地间的一员，应当尊重和珍惜这种生命的赐予，以仁爱之心对待万物。董仲舒由“爱民”推及“至鸟兽昆虫莫不爱”(《春秋繁露·仁义法》)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对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人类的行为应当符合道德规范，不仅要考虑自身的利益，还要顾及自然万物的生存和发展。孔子说：“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孝经》)在孔子看来，砍伐树木、捕杀野兽如果不遵循时节，就是不孝顺的行为。这里的“孝”不仅是对父母长辈的孝顺，还延伸到对自然的尊重和保护。曾子也曾说“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礼记·祭义》)这表明，儒家将对自然的保护视为一种道德责任，违背这种责任就是违背道德准则。同时，儒家指出人与万物也有区别，那在于人的“德性”。“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6]“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7]荀子通过将人与水火、草木、禽兽进行对比，层层递进地阐述了人最为尊贵的原因在于人有“义”，突出了道德和伦理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性，强调了人应该遵循道德规范，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北宋大儒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意思是世间百姓皆是我的同胞兄弟，万物都是我的朋友。这一观点把人与万物置于平等的地位，极大地丰富了仁爱精神的内涵。它倡导人们以对待亲人、朋友的态度对待世间万物，彰显出儒家对生命的尊重与珍视。儒家代表程颐、程颢强调“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仁者”是体仁之人，或能体仁之人。体仁的状态是“浑然与物同体”，浑然一体，意思就是没有主客、内外、对比等关系，仁体的呈现有其根本的理路，它能涵盖万物，普及一切，即佛学所说的“遍一切处”。朱熹指出“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在天地则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仁说》)。即天地有生物之心，人禀受天地之心而有仁心，其表现为爱人利物，把爱人与爱物都看作是仁心的体现，二者是统一的。
儒家的“仁民爱物”的生态道德观，体现了对世间万物的尊重与关怀。这种理念超越了单纯的人类中心主义，将仁爱之心延伸至自然万物，构建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三) “以时禁发”的适度利用观
作为道儒杂糅儒的法家代表，管仲最先提出“以时禁发”，在其著作《管子·立政》中，他倡导“修火宪，敬山泽、林薮、积草，夫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儒家许多代表也认为，自然万物的生长发育都遵循着一定的节律，人类在取用资源时必须遵循这些节律，以确保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
孔子提出“节用而爱人”的思想，强调在生活中要节约资源，珍惜物力。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这里的“节用”不仅是对个人生活的要求，也是对国家治理的一种理念。在国家层面，统治者应该合理利用资源，避免浪费和过度开发，以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孟子强调了遵循自然节律的重要性，他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寡人之于国也》)孟子认为，只要不违背农业生产的时节，粮食就会吃不完；不用细密的渔网在池塘里捕捞，鱼鳖等水产就会吃不完；按照季节的规律砍伐山林，木材就会用不完。《礼记·月令》中对每个月的自然现象和相应的人类活动都有详细记载，如“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这明确规定了在春季万物复苏、生长的时节，禁止砍伐树木，不允许捣毁鸟巢，不可以捕杀幼兽、幼鸟以及取走鸟卵等行为。这是因为春季是自然界生命开始蓬勃发展的时期，树木的生长对于保持水土、调节气候具有重要作用，而动物的繁殖则关乎物种的延续和生态系统的平衡。如果人类在这个时候进行砍伐和捕杀，就会破坏自然的生长节律，影响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荀子也对适度取用资源进行了深入阐述，他提到：“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荀子·王制》)这表明，在草木生长茂盛、动物繁殖的关键时期，要避免对它们进行砍伐和捕捞，让自然资源能够按照自身的规律生长和繁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然资源的可持续供应，满足人类长期的需求。
“以时禁发”与儒家的中庸之道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庸”的“中”有中正、不偏不倚之意，“庸”有平常、常道的意思，二者合起来就是说在处理问题时，要避免极端，寻找适度，把握事物的平衡点，中庸之道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首先就是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要适度，“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意思是说只用鱼竿钓鱼而不用大网来捕鱼；用带的箭射鸟但不射归巢栖息的鸟。“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人类要克制过度的欲望，避免对自然的过度干预和破坏，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平衡人的需求和自然的承载能力。
(四) “修身正己”的生态实践观
儒家认为，个人修养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其对待自然的态度和行为。一个具有高尚道德修养的人，能够自觉地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将生态理念融入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孔子强调“克己复礼为仁”，倡导人们通过克制自己的私欲，遵循道德规范，达到仁的境界。在生态方面，这意味着人们要克制过度的物质欲望，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就是说财富和地位都是人们所追求的，但是如果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了，那君子是不会接受的。一个私欲膨胀的人，往往会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不惜破坏自然环境，过度开采资源，导致生态失衡；而一个注重修身的人，则会认识到人与自然的紧密联系，明白过度索取的危害，从而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做到适度消费、合理利用资源。孔子对颜回给予了高度赞扬，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真正的快乐不在于外在物质，对自然的索取，而在于内心的满足。
“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8]人类与世间万物是一体的，它们“受伤”，人类便“感同身受”，并油然而生“不忍之心”，这种“不忍之心”并不是只有像齐宣王“见其生，不忍见其死”的君王才有，在儒家看来，这是所有人都具有的自然禀赋。孟子说：“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也就是说，当人们看见有孩子有危险的时候，不管是否与之相识，都会伸出援助之手，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天然的同情心，这就是“不忍人之心”，儒家把“不忍人之心”作为“首善之端”[9]。
如何做到“修身正己”，除了要有“不忍人之心”以外，孟子提出“养浩然之气”，认为通过培养内心的正气，可以使人们具有坚定的道德信念和高尚的道德品质。这种浩然之气能够促使人们在面对自然时，秉持敬畏之心，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此外，儒家还注重“自省”，即通过自我反思，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并加以改正。在生态问题上，自省能够让人们审视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生态道德规范，是否对自然造成了伤害。通过不断地自省，人们能够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为，纠正错误，从而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个人修养的提高对于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态观念，规范生态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是实现生态保护的内在动力。儒家强调“节用”，即节约资源，反对浪费。孔子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篇》)这一思想不仅适用于国家治理，也适用于个人生活。儒家主张“俭朴”，反对奢华。《论语·八佾》中说：“礼，与其奢也，宁俭。”在古代社会，物质资源大多直接取自自然。如制作华丽服饰、精美的器具等奢侈行为，需要消耗大量的原材料，像丝绸需要养蚕缫丝，木材用于制作各种奢侈品。选择俭朴的生活方式则可以减少对这些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避免因追求奢华而导致森林过度砍伐、蚕桑过度养殖等破坏自然生态平衡的情况。
儒家提倡的“修身正己”契合人和自然辩证统一的关系。通过修身正己，人能深刻认知自身在自然中的角色，明确对自然的责任，从而实现从“自然人”到“生态人”的转变。
3.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当代价值
“天人合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哲学思想，认为天地万物与人类是一个整体，他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联系，体现了人对自然的尊重、对和谐的追求、对生命的敬畏。在当今世界，“儒家整体性视域契合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使得‘两个结合’在生态维度上的实现成为可能”[10]，这一思想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遵循着“理一分殊”的原则[11]它既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来源，为解决中国的生态问题提供了文化渊源，也为他国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 为当代生态伦理提供文化根基
在当前生态伦理研究领域，多数学者聚焦于权利与义务的明确界定，但往往在文化深度和情感温度方面显得不足。儒家生态思想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郁的人文关怀，能够有效弥补这一空白，丰富和深化生态伦理学的内涵。儒家所倡导的“天人合一”“仁民爱物”等核心理念，能够激发人们对自然的深厚情感和道德自觉，使之与本土文化特色相结合，突破西方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局限，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伦理学体系，从而提升民族文化的自信力，并为全球生态伦理学的多元化发展贡献东方智慧，巩固其文化根基。“儒家从人性视角切入建构天人(万物)互动与连续交叉的伦理共同体叙事，有助于在理论建设的叙事表达上融通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道德‘中心’之争，整合事实描述与价值判断的逻辑对立。”[12]儒家生态思想凝聚了千年文化精华，其中“天人合一”的理念，反映了古人对自然规律与人类社会关系的深邃理解。“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这一表述旨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确保万物得以繁荣昌盛。“仁民爱物”则彰显了人文关怀精神，提倡将仁爱之心扩展至自然界的一切生物。这些理念有助于唤起人们对自然的深情厚谊。在道德层面，儒家生态思想引导人们自觉地约束自身行为，认识到过度开发和随意破坏自然的不道德性。西方生态伦理学多建立在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基础之上，容易导致利益纷争。儒家生态思想主张以和谐为出发点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例如，传统的农耕活动依照时节进行耕种和收获，正是对自然规律尊重的体现。以儒家生态思想为根基构建的生态伦理学范式，能够增强民族文化自信，这一独特的范式亦为全球生态伦理注入了东方智慧，推动了多元化的生态伦理学发展，使得生态伦理不再局限于西方理论框架之内。
(二) 助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可持续发展追求的是一种长期稳定、高效的经济增长模式，而不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短期利益获取，我们要“塑造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态关怀”[13]。在资源利用的维度上，儒家的“开源节流”和“节用”理念与可持续利用的需求不谋而合。在现代经济发展的背景下，这些理念指导着资源开发的规划，遵循自然的周期性规律，严格控制开发的强度和规模，以防止资源的枯竭。在生态保护方面，“天人合一”的思想培养了全民的生态保护意识，激发了公众参与的热情，凝聚了社会的力量，推动了生态修复和环境的改善。通过借鉴儒家的智慧，我们可以优化产业布局、升级生产模式、培养绿色消费的风尚，从而全方位地推动经济与生态的协同发展，确保可持续发展。古代就有孟春之月“禁止伐木”和“毋覆巢”等规定，这些规定顺应了自然生长的周期。然而，在现代经济的发展中，盲目开采矿产、过度捕捞的现象屡见不鲜。如果能够遵循“以时禁发”的原则，就能合理规划资源的开发。“节用”则提醒人们避免浪费，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从生态保护的角度来看，“天人合一”的思想培养了大众的生态意识。当人们意识到自己与自然是一体的，便会主动参与环保活动。例如，各地的环保志愿者积极参加植树造林、海滩清洁等活动。这种公众参与的热情汇聚成强大的社会合力，推动了生态修复的进程。在产业层面，儒家的智慧帮助我们优化布局。例如，避免在生态脆弱的区域发展重污染的工业。在生产模式上，促使企业进行升级，从粗放型向绿色集约型转变。在消费端，培养绿色消费的风尚。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环保产品，这反过来促使企业生产绿色商品。浙江安吉曾经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工业，后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依托自然发展生态旅游和特色农业，实现了经济与生态的协同共进。这充分证明了儒家生态思想在助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可行性，使经济发展摆脱了“先污染后治理”的旧模式，实现了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
(三) 促进社会和谐与生态文明建设
儒家生态思想有效地缓解了现代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和谐共生的理念重塑我们的自然观和价值观，从而解决生态问题。通过教育和文化的传播，这些丰富的智慧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激发公众对生态文明的思考，促进绿色生活、生产和消费的风尚，凝聚起共建生态文明社会的广泛共识。这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持，加深了社会文明的生态底蕴，提升了社会文明的发展水平和质量。在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例如城市扩张侵占了大量自然栖息地，导致物种数量减少，大量青年外出，导致土地荒废等问题。儒家生态思想以和谐共生的理念为指导，重塑了人们的自然观和价值观。它让人们认识到，自然不应被视为征服的对象，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在学校教育中融入相关生态内容，培养学生对自然的尊重和热爱。在文化活动中，如以生态为主题的诗词朗诵和画展，让大众在艺术的氛围中体验自然之美和保护自然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推动绿色生活风尚的形成，人们选择低碳出行，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企业受到这种影响，开始采用绿色生产方式，降低能耗和污染。在消费领域，绿色消费成为主流，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环保认证产品。这种从生活到生产、消费的全方位变革，凝聚了共建生态文明社会的强大共识。社会各阶层为共同目标而努力，减少因资源争夺和环境污染引发的矛盾。当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生活，享受清新的空气和清澈的水源时，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提升，发展质量也更有保障，为社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 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东方视角
在面对全球生态治理的挑战时，儒家生态思想以其独特的东方视角脱颖而出。它强调整体和谐与仁爱包容，打破了西方以功利为主导的思维局限，提倡了一条国际生态合作的新途径。各国可以秉持“和而不同”和“天下大同”的原则，尊重文化差异和发展权利，共同构建全球生态治理的框架。通过共同商议、共同治理和共享生态保护策略，各国可以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性生态问题。这将为地球的生态安全和人类的可持续未来提供中国方案，并贡献儒家的智慧与力量，引领全球生态治理进入一个多元包容、合作共赢的新阶段。在当前全球生态治理的困局中，西方主导的模式往往受到功利主义的驱动，导致各国在减排责任和资源分配上出现重重矛盾。儒家生态思想以整体和谐和仁爱包容的理念，为这一困局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和而不同”和“天下大同”的精神是国际生态合作的核心。尽管各国在文化和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但在生态保护的目标上却是一致的。尊重文化差异意味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能够将各自的生态智慧融入全球治理中。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各国应秉持儒家的仁爱包容理念，发达国家不应只顾及自身利益，而应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并提供必要的技术和资金支持。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应共同商议、共同治理和共享保护策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倡议，正是儒家生态思想在国际合作中的具体实践。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注重生态保护，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绿色丝绸之路。这一模式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引导世界各国摆脱单一的功利思维，迈向多元包容、合作共赢的新阶段。这不仅为地球的生态安全筑起了防线，也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创造了一个美好且可持续的未来。
4. 儒家“天人合一”生态智慧的实践路径
“天人合一”这一思想，不单单是中国文化的独特体现，更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极致与完整体现。相较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能够弥补其局限性，为化解全球范围的生态危机提供可行之道。现在，全球生态危机已成为人类现在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在某种意义上，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人类道德的异化与危机的外在表现。其根源在于人类心灵中滋生的无穷欲望和过度需求，使得人们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忽视了对自然应有的敬畏与责任。“是人类的生活方式”，更具体地说，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正在摧毁地球，只有人类才能对此采取行动[14]。”对此，可以以“天人合一”的东方智慧为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变革与完善。一是秉持敬重自然的生态文明观念，涵养关爱万物的生态情操。自然在人类诞生前就已存在，作为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的对象，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人类的生产、生活等都依赖于自然提供的资源和环境。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肆意破坏自然界，无疑就是把自然当成人类的对立面，就像恩格斯所言：“我们不要过分地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5]敬重自然，关爱万物才是人类对待自然的明智之举。敬重自然意味着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而不是把自然界当作冷冰冰、抽象的外在之物，把它当作为人类谋取利益的工具，敬重自然，是人类在追求至善之境时不可或缺的道德诉求。要将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非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主宰者。关爱万物意味着尊重所有生命形态的存在价值，倡导万物平等的生态伦理观念。人类不是自然的掠夺者、征服者，而是自然的守护者、修复者，要积极构建人与自然同塑互构、互养相成的新型伙伴关系[16]。二是传承儒家人文主义的深厚传统，坚守生态惠民的价值导向。“儒家人文主义呈现为中和着仁爱之心和同情共感的宇宙人文主义。”[17]在生态治理的进程中，不仅要关注生态系统的恢复与保护，更要关注人类社会的福祉与发展。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不是彼此相分离的，对于自然人类也不是无所作为、无能为力的，人类可以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合理利用自然为人类造福。儒家一贯提倡为政者要遵守自然规律，按照节律进行生产，这样才能让老百姓丰衣足食，而在新时代，人类对生态环境有更多的期待，创造一个健康、清洁、优美的环境，可以提高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让人民享有更多的发展享受权。人既是生态环境的开发者，同时也是享受者，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处理好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关系，坚持生态为民、生态惠民。三是追寻“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目标。在全球生态治理的实践中，追寻“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意味着要超越传统的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界的演化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一理念强调，在推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仅要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科技的日新月异，更要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确保生态环境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通过借鉴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从而在全球生态治理中寻求更加全面、长远的解决方案。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目标，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18]。这不仅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超越，更是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深刻关切和积极回应。
5.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19]“天人合一”的哲理思想至今给人以深刻启迪，彰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智慧。这一思想不仅是中国古代先贤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在全球生态形势日益严峻的当下，儒家“天人合一”生态思想的价值愈发凸显。它为当代生态伦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打破了西方理论的局限，让生态伦理更具文化深度与人文关怀，推动了全球生态伦理学的多元化发展，提升了民族文化自信。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其“开源节流”“节用”等理念，为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生态保护以及经济与生态的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帮助我们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困境，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从社会层面来看，它重塑了人们的自然观和价值观，缓解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促进了社会和谐与生态文明建设，为社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球生态治理方面，以其独特的东方视角，打破西方功利思维局限，倡导国际合作新路径，为应对全球性生态问题贡献了中国方案与智慧，引领全球生态治理迈向多元包容、合作共赢的新阶段。然而，在传承和应用儒家“天人合一”生态思想的过程中，我们也要秉持科学、理性的态度。一方面，要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实际，对其进行深入挖掘和创造性转化，使其更好地适应时代需求。另一方面，要加强国际的交流与合作，积极传播这一东方智慧，与世界各国共同探索全球生态治理的有效模式，让儒家“天人合一”生态思想在全球范围内发挥更大的作用。
未来，我们应持续深入研究儒家“天人合一”生态思想，将其融入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政策、制度和行动。通过教育体系的完善，培养更多具有生态意识和责任感的人才；借助科技创新的力量，提升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的效率；推动国际合作的深化，凝聚全球力量共同应对生态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美丽、宜居的地球家园，让儒家“天人合一”生态思想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为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