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数字乡村建设逐渐成为优化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路径。在数字乡村视域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在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尤其是在服务精准化、多元化和高效化方面。然而，基础设施发展不均衡、服务供需脱节、基层治理能力不足、服务公平性欠缺以及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薄弱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效果。本文首先对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概念内涵进行界定，系统分析了数字乡村政策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现状与问题，提出针对性的优化对策，包括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供给设计、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缩小数字鸿沟和强化安全管理等，为构建高效、均等、安全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导。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pathway to optimize rural public service system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rural public service systems have achieved significant results in areas such as education, healthcare, elderly care, and culture, particularly in improving service precision, diversity, and efficiency. However, challenges such as uneve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mismatched service supply and demand, insufficient grassroots governance capacity, lack of service equity, and weak data security and privacy protection severely hinder the effectiveness of rural public service system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first defines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rural public service systems,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us and existing issu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se systems under digital village policies, and proposes targete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These include enhancing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mproving service design, strengthening grassroots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narrowing the digital divide, and reinforcing security management. The findings aim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building an efficient, equitable, and secure rural public service system.
1. 引言
近年来，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和数字经济的崛起，数字乡村建设成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为解决“三农”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同时数字乡村建设蓬勃发展，通过借助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打破物理空间的束缚[1]。这不仅是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的重要途径[2]。它不仅是推动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的重要手段[2]。在这一背景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与优化成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和共同富裕的重要议题[3]。
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城乡差距依然明显，农村地区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公共服务领域资源配置不平衡、提供效率低等问题依然存在[4]。数字乡村的建设依托信息技术手段，已成为新时代政府治理改革的重要牵引力[5]，是解决痛点难点问题的具体路径[6]。依托数字技术发挥支撑优势，公共服务提供在精确性、覆盖面和提效增益方面均有较大提升。但客观来说，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村公共服务的协调效应在相关推行实践过程中，同样面临多重挑战。一方面，由于农村地区的数字基建设施不足，没有被精确而全面的网络覆盖，也没有配套的设备便利使用，同时农民数字“盲点”的量多面广，基层政府数字化治理水平尚待提升。
因此，本研究选取数字乡村作为研究背景，试图从数字技术对乡村体系的建设的潜在驱动性出发，抓住数字乡村背景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新问题与新情况，探索数字乡村建设中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新进展，并以此解决以下问题：一是数字乡村背景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现状，有哪些新的特点？二是数字乡村背景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仍存在哪些问题和挑战？三是如何运用数字技术优化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实现农村公共服务的均等性与高效性？
2.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理论研究
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是在满足农村居民生产生活需要的前提下，由政府为主导，各种企业、社会组织力量参与的满足其教育、医疗、养老、基础设施、文化等需求的服务体系。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日益多样化和高标准化。传统的农村公共服务通常面临资源配置不均、供给方式单一等问题，这使得农村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效率较低，制约了农村社会的发展。公共服务的数字化转型，特别是数字乡村建设的赋能，已成为解决农村公共服务问题的关键路径。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农村地区的广泛应用，在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的应用展现出巨大的潜力[7]，提高了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逐步推动了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
在数字技术赋能农村公共服务的研究领域，学术界已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早期研究主要揭示了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信息化建设的滞后性。刘邦凡等[8]指出，农村公共服务信息化建设明显落后于城市，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进而加剧了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局面。马亮[9]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证实，农村数字化公共服务的供给和利用存在明显区域差异，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相较于城市和东部地区，农村在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不足严重制约了公共服务的普及与发展。国外学者也关注到类似的问题，Gorla [10]在对印度农村的实证研究中发现，数字化公共服务建设在操作、财政、人员配置等方面面临多重障碍，导致数字技术无法在农村地区有效渗透并发挥作用。Hanna [11]也指出，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在提供高质量的数字服务给城市居民的同时，往往难以将这些数字化服务扩展至农村的挑战，数字服务的均衡发展仍然是一个艰难的目标。
在我国，针对农村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所面临的问题多集中在供需错位和体制机制的改革上。赵万里等[12]从“供需错位”角度出发，认为农村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中，标准化程式化与农村多样化需求之间存在矛盾，且政府的刚性供给未能有效满足农民的实际需求。王伟玲[13]进一步分析了数字政府建设中的机制瓶颈，指出信息壁垒、政权权责不清等问题在农村数字化转型中尤为突出，这些问题使得农村地区的数字服务建设进展缓慢。谢秋山等[14]还指出，中西部地区在推进数字化转型时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包括基层政府转型意愿缺乏、服务能力不足和资源供给的有效性缺失等，导致这些地区的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难以顺利进行。
已有研究虽然为数字技术赋能农村公共服务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从研究视角来看，少有研究从数字乡村建设的这一政策背景出发去探讨其对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带来的成效及挑战。另一方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已有研究虽然强调了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和政府组织能力不足对农村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但缺乏对其整体性分析和针对性建议。因此，本文立足农村，探讨数字乡村视域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发展现状，并针对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政策下数字技术有效赋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为实现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全面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支撑。
3. 数字乡村视域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现状
3.1. 数字乡村视域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取得的成效
1) 教育服务数字化的提升
数字乡村政策通过普及远程教育及智能教学设备显著扩大了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的覆盖程度。一方面，远程教育平台将优质的教育资源与学生共享。例如，“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向广大农村地区学校开放，在线课程不断向农村和西部地区延伸，部分学校还通过这一平台开展双师课堂，从而解决了学科教师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数字乡村将数字化教室、电子白板、在线作业平台配备下沉至农村小学，有利于提升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校的硬件水平，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手段和互动的学习能力。
2) 医疗服务水平的显著提高
数字乡村政策促进了智慧医疗技术在乡村医疗的运用，增强了基层医疗的可及性和精准性。远程医疗平台的建立，让村民在乡村卫生站就可以享受到县城医院甚至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当地的基本疾病都可以通过这一平台在省内多个乡村卫生站得到诊断建议。同时，区域医保联网的实现，使得农村居民能够在村级医疗机构享受实时报销服务，省去了很多就医和报销的时间和空间成本。此外，健康档案系统的普及也提高了公共卫生服务的效率，通过数字化记录村民的健康数据，卫生部门可以更精准地开展疾病防控和健康管理。
3) 农村养老服务的数字化升级
数字乡村政策推动了农村养老服务向精准化和高效化迈进。通过智慧养老平台，老年人的健康数据得以实时监测，为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例如，一些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利用智能穿戴设备对老年人进行远程健康监控，并结合数据分析为其制定个性化护理方案。同时，养老保险服务的数字化升级使得农村居民可以通过在线平台完成缴费、查询和享受相关福利。这一转变不仅提高了服务的便利性，还增强了农村老年人的生活保障和福祉。
4) 基础设施与社会服务的数字化转型
数字乡村政策通过政务数字化和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高了农村公共服务的效率与透明度。以“互联网 + 政务服务”为代表的数字平台，使农村居民能够在线申请低保、农资补贴等多项事务，免去了往返乡镇政府的麻烦。数字平台将村级事务全面数字化，居民只需登录手机应用即可完成大部分事务处理。此外，智能监测设备在农村生态管理中的应用也初显成效，智慧垃圾分类系统和污染监测平台帮助地方政府更好地管理环境问题，为农村基础设施的高效运转提供了保障。
5) 文化服务的数字化供给
在数字乡村政策的推动下，农村文化服务内容更加丰富多样，城乡文化差距逐步缩小。通过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农村居民可以访问在线图书馆、观看戏曲直播、学习非遗文化等。一些村镇利用直播平台展示当地特色文化，吸引了大量观众参与，实现了文化传承与经济效益的双赢。同时，农村数字文化广场的建设，为村民开展互动式文化活动提供了空间，进一步丰富了其精神文化生活。这些措施有效地提升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为实现文化振兴奠定了基础。
3.2. 数字乡村视域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新特征
1) 服务供给精准化
数字技术对于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中的资源配置也提高了供给的针对性和精准度。利用大数据、智能匹配，政府可以动态掌握农村居民需求，例如健康档案系统的普及，让卫生部门可以根据实时数据调整疾病防控与医疗资源分配方案。精准扶贫政策中，政府充分利用物联网对接农户需要，确保资源流向最需要的地方，从而避免了资源浪费的问题，解决了“服务不到家”的问题。
2) 服务内容多样化
数字乡村政策促进了农村公共服务内容从传统领域向更多领域拓展、向更深层次推进，打通了服务品类的边界。一方面，教育医疗等传统公共服务进行了巩固升级，扩大了远程教育、智慧医疗等服务的覆盖范围。另一方面，文化服务、技能培训、生态治理等新兴公共服务内容逐步纳入服务体系，通过在线职业教育平台，农民群体可以参与农业技术、电商经营等技能培训项目，提高了他们的就业能力，拓展了他们的就业渠道。通过智能监控、数据分析，地方政府还可为水源保护等生态服务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拓展了农村公共服务的边界。
3) 服务主体多元化
基于数字乡村建设，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由单一政府主导模式转变为多元主体参与模式。具体来说，阿里巴巴、京东等利用自建的各类农村电商平台，既促进了农村地区的商品流通，也有选择地参与教育、医疗等公益性服务的提供。村务公开平台及村民议事会等线上议事平台的推出，也不断实现了村民对公共事务讨论和监督的参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村民形成正向互动，提高了服务供给的能力和水平。
4) 服务过程高效化
数字技术改善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流程，极大提高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农村居民可以利用“互联网 + 政务服务”在线办理宅基地审批手续、低保办理申请等，节省往返政府部门的时间成本。同时，他们还可以利用在线教育平台在家接受优质的课程资源，不用再受空间限制。此外，远程诊疗网络将乡村卫生室与县级医院进行联网打通，让村民不用出村就能在当地完成问诊，减少了公共服务链条。“互联网+”的流程再造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率，增加了农村居民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
5) 服务监督透明化
数字化技术还推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开化。以村务公开形式为例，会计收支、扶贫项目等目前都可通过数字村务平台及时公开，进一步增强了农村公共事务的透明度。同时，村民也可以通过数字平台对农村事务存在的问题进行反馈，推进服务供需之间的深入对接。很多地方也逐步建立“村民满意度评估系统”，将村民反馈直接计入考核，这一机制提高了基层政府的责任感和基层服务的公信力。
4. 数字乡村视域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问题
4.1. 基础设施发展不均衡
基础设施是开展数字公共服务的基础，而当前城乡和区域间数字基础设施发展仍有较大差距[15]。其一，在网络覆盖方面，尽管全国行政村的光纤宽带覆盖率达到了99%以上，但在中西部偏远山区等发展滞后的地区，网络覆盖质量、宽带速率、上网质量较为低下，不能为满足需要、使用便捷的数字化公共服务供给侧提供支撑；其二，一些乡村基础配置不全、设备陈旧、技术粗糙，直接制约数字化公共服务使用体验质量。如部分地区村卫生室的远程诊疗设备基本能够配备到位，但缺乏相应的后续运维和技术支持服务，导致数字化医疗服务长期处于闲置状态；其三，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维护需要后续资源投入的支持，部分欠发达地区支付能力不足，难以承担更新费用，同样将数字化服务运行设备长期“束之高阁”。
4.2. 公共服务供需脱节
数字乡村政策的推进主要是以公共服务供给的数字化方式展开，但是很多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内容仍与农民需求存在脱节。一方面，数字化公共服务内容的设置往往注重技术形式而忽略农民需求。例如，部分地区虽然目前已有一些较为成熟的在线教育平台，但是在课程设置、课程内容提供等方面仍然忽略了农村学生的学习环境和文化背景，无法实现教育资源均等化的初衷，使用率较低。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服务不断发展，进一步拓展至养老领域，智能化的为老服务设备虽然提高了护理的精准化程度以及服务质量，但是复杂的操作界面和技巧也影响了老年人群体的使用体验和效果。
4.3. 基层治理能力不足
当前，数字化时代不仅对基层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基层治理能力的制约。其一，农村公共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基层干部数字技术应用能力的制约。基层干部数字技术应用能力的短板，无法提供精细化管理、精准供给的公共服务。这不仅导致公共服务的智能化管理的难以实现，也带来资源运用效率低下[16]。例如，在提供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的数字化过程中，由于基层干部缺乏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无法基于数字分析结果提高农村居民子女教育和农村居民基本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的效率和精准度，因此无法构建基于数据分析的公共服务供给精准化机制。其二，在多元合作模式下，不同主体间存在利益冲突，影响了各主体之间协同发展。例如，在构建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数字化公共服务体系时，由于缺乏对社会资本进入数字公共服务平台的有效监管和充分利用社会资本的意愿，导致私人资本无法有效地参与数字公共服务的建设，数字化公共服务的建设品质存在不稳定性。其三，各级主体缺乏数字服务平台运营和管理能力，缺乏对数字平台的开发和利用。例如，在农村数字金融服务体系中，农村数字金融服务的市场主体无法及时了解农村居民的金融服务需求，或者无法对农村居民的金融服务需求进行有效回应，服务的效率以及精准性有待提升。
4.4. 服务公平性问题
尽管数字乡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公共服务之间的差距，推动了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但区域和群体间不公平的问题依然突出，严重影响了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全面性。其一，区域间的不公平性依然突出。目前，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数字公共服务的覆盖面高、利用效率强，远远优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就目前情况来说，东部地区基本实现了远程医疗服务的全覆盖，村民可从智慧平台连接三甲医院的专家资源，而中西部偏远乡村因设备欠缺和工作人员技术限制，无法全面开展远程诊疗服务。这种数字化资源分布不均导致了偏远农村居民难以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教育、养老等基本服务，加剧了区域间公共服务不公平性。其二，群体间的数字鸿沟问题明显。农村老年人和低学历农民是数字公共服务中的主要受众群体之一，但因数字技能缺乏而无法有效地利用数字平台使用基本服务，比如智能化设备在养老中的应用虽然提高了护理水平，但复杂操作界面让老年人望而却步，导致资源利用率低下。而低学历农民在数字化政务、在线教育等服务中参与度不高，部分农民甚至因操作生疏而直接放弃使用数字平台。这种群体间的技能差异也降低了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效果，固化了农村内部的资源分配不均。
4.5.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薄弱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在提升公共服务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风险。一方面，农村居民的隐私保护意识淡薄。农村居民对数字服务的使用知识与技能匮乏，对隐私泄露的危害性没有概念，一味地相信平台，导致数据被滥用。例如，在使用在线政务服务或远程医疗平台时，部分村民不经核实，直接填写个人身份信息或健康记录。另一方面，部分数字服务平台缺乏安全保护机制。一些平台在采集信息、存储信息、传输信息过程中没有进行加密设置，部分农村地区的医疗数据和经济数据因管理漏洞被不当使用或泄露，不仅损害了农民的隐私权益，也降低了村民对数字服务平台的信任度。
5. 数字乡村视域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未来发展的对策建议
5.1. 加强数字基础建设，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数字基础设施不均衡发展，降低了数字基础设施赋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质量与效率。因而，从发展的紧迫性出发，应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乡和区域间的均衡发展。其一，实现网络覆盖。加大对中西部偏远地区农村数字建设的财政投入，可以通过专项补贴、税收优惠的方式，对老旧薄弱的网络盲区、欠发达地区实行“政策倾斜”，引导企业加大财政投入，实现区域均衡覆盖。其二，推动设备配置和维护。设立数字化设备更新与维修维护基金，建立和完善数字化设备巡检、维修制度，进而保障数字化设备长期稳定运行。具体来说，针对设备利用率不高的智慧医疗、在线教育设备，可以在区域内实行不同村镇的设备资源共享机制，以提高设备的利用率。其三，加强资金投入。建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优先扶持偏远和经济薄弱地区的发展，为缩小城乡和区域数字鸿沟提供基础性保障。同时，吸引企业和社会资本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的投资，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通过合理分摊成本、共享收益，减轻地方财政压力，提升地方市场投资动力。例如，河南鹤壁市农业农村局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运营模式，争取国开行贷款10亿元对130个乡村振兴示范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乡村产业等进行谋划建设，探索出了中西部地区农村公共服务建设的“鹤壁模式”。后续发展可以推广这一模式，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共同参与，推动各农村地区的数字政务服务、远程教育和智慧医疗的全面覆盖，提升服务效率和质量。
5.2. 优化服务供给设计，确保供需精准对接
供需脱节是制约数字公共服务体系发挥实效的主要矛盾，应着力优化服务供给设计，确保服务供给精准对接实际需求[17]。其一，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互动效应。例如，在公共服务项目设计初期，利用大数据平台收集大量的需求信息，并通过入户调研和问卷调查，深入研判农村居民对教育、就业、医疗、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的具体需求，并以此为基础提供更加精准匹配服务内容。其二，在教育领域，创新性地制定更契合农村实际的在线教育课程内容。例如，可以结合农村学生的学习环境、区域文化特色，开通“双语教学”“农业知识讲堂”等，提高教学内容的应用场景。其三，在养老服务领域，应不断完善智能穿戴设备、健康监测设备的操作界面设计，通过设置简明操作流程、递送操作指南等方式，帮助老年人更好地使用智能设备获取健康监测服务。其四，建立完善的服务反馈机制。例如，浙江省的“浙里办”数字政务平台为用户设置了“意见反馈”模块，用户可以通过在线窗口提交关于公共服务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平台还推出了在线问卷功能，定期向用户征询满意度和改进建议。通过这一机制，“浙里办”平台能够及时响应农村居民的实际需求，让服务内容更加贴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因此，后续发展可以通过线上平台设置反馈窗口或者在线问卷功能，将提出的意见反馈给相关部门，并结合反馈结果对服务内容进行动态调整，让服务能及时满足农村居民的实际需要。
5.3. 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完善多元协同机制
基层政府是数字乡村政策落地的主体单位，直接决定着政策的效用。因此，可以从提升基层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多主体协同机制两个维度入手。其一，提供定期的数字化治理能力培训。以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张奇庄村为例，该村被表彰为“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通过数字化场景，为基层党员干部提供了全面的数字技能培训，旨在培养既懂农业农村，又具备数字化操作能力的实用型人才。这一举措积极推动数字技术与基层党建的深度融合，有效提升了基层干部对数字化工具的运用能力，使得地方政府在资源分配和服务管理中更加精准高效。因此，后续发展可以借鉴相关做法，提升农村基层干部在教育资源的分配、医疗服务的管理、环境资源的监测等方面的数据分析、数字操作和数字运用的本领，进而提升其决策研判的精准性和服务的时效性。其二，建立专门的政府数字化技术服务机构或者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为基层政府提供持续的技术支撑和运营服务，使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能够有效、稳定地运行，防止因管理技术不到位、服务不到位、监督不到位而使平台功能过度损耗甚至搁置不用。其三，完善多主体协同机制。各级政府应当通过政策指引、制度安排，明确政府、企业、村民在数字公共服务体系中的责任分工、任务分工，形成职责清晰、目标明确的合作格局。例如在农村养老服务数字化领域，政府提供设施平台、出台支持政策，企业则运用数字化技术开发运营养老服务数字化平台，村民则通过反馈机制进行服务质量监督评价，多方协同能够让农村养老服务流程更加顺畅、守护对象更有保障。其四，建立区域性公共服务联盟。后续发展可以将邻近村镇、区域的医疗、教育、农业技术等公共服务资源进行整合，并在线上平台实现资源共享、信息互通，扩大公共服务辐射范围，提高公共服务工作效率。
5.4. 缩小农民数字鸿沟，提升农村服务公平
其一，缩小区域间“数字鸿沟”。充分发挥政府指导作用和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加大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财政优惠和倾斜力度，提供专项资金改善边远农村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和数字设备配置。其二，缩小群体间“数字鸿沟”。要特别注重提高弱势群体的数字技能，尤其是老年人和低学历水平农民，他们普遍缺乏对新事物的适应能力。上海市通过开展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设置“数字助老伙伴计划”，鼓励年轻人与老年人结对，来帮助老年人群体接轨数字时代。因此，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后续发展中，可以借鉴这一方式，在村镇配备“数字助教”，推动老年人和低学历农民逐渐适应数字化设施设备，熟悉并掌握数字服务的基本使用方法，增强他们的数字技能和获取“数字红利”的能力。其三，保障公共服务普惠性。地方政府要针对不同的基层区域，因地制宜、因区施策，提供差异化、精准性服务保障，以满足各地区村民的共同实际意愿和需求。具体来说，对老龄化程度高的农村地区，把重点放在发展智慧养老服务，用智能化的健康监测装置和远程问护平台改善养老现状；对劳动力外流较为明显的农村地区，把重心放在发展在线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上，以帮助当地家庭改善收入结构。
5.5. 强化数据安全管理，构建隐私保护机制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是数字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16]。其一，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强化对数据采集、保存、使用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明确平台运营方的隐私保护责任与义务，建立平台监管信息预警机制[18]。其二，加大技术安全升级。以宁波市的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为例，宁波市与上海保交所合作，推出了全国数字健康保险交易示范应用，并引入区块链技术(“保交链”)来建立健康信息共享互信机制。因此，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后续发展中，可以将这一技术应用到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中，确保相关数据的不可篡改性与隐私性，规避数据信息泄露的弊端，引入多因素身份验证方法提升平台安全。其三，加大数据安全教育。利用数字乡村宣传、村广播、乡村集市等平台普及隐私保护知识，提升村民的数据风险防范意识，制作隐私保护宣传手册，实现村民隐私保护基本能力的普及。其四，健全数据安全应急处理机制。当数据泄露发生时，采取及时的补救手段，如即时关闭数据泄露渠道、告知被侵害人、提供相关补偿等，减少泄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