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背景下，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是推进世界全面、深入了解中国的重要路径。《古文字趣谈》由甲骨学专家、古文字学家陈炜湛先生二十多年来潜心研究所著，作为一部深入探讨中国古文字的学术著作，其第31~37章涵盖了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演变的解读与研究，解说通俗易懂且趣味盎然，富含文化特色，对于推动中华文化向外传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以该文本所节选内容为研究对象，从词汇对等、句法对等和篇章对等三个层面，探讨功能对等理论在此英译过程中的应用，可以为中华文化外译项目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也对于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增强国际学术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global changes that have not been seen in a century, interwoven and mutually stimulating,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thway to promote a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China worldwide. A Fascinating Talk on Deciphering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authored by Mr. Chen Weizhan, a paleographer and ancient script scholar, is the result of over two decades of dedicated research. As an academic work that delves into ancient Chinese scripts, Chapters 31 to 37 of this book covers the interpretation and study of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Bronze Inscriptions, and other ancient characters. The explanations are easy to understand, full of interest, rich i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have a certain representativeness in promoting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aking the excerpted content from this text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functional equivalence theory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process from three levels: lexical equivalence, syntactic equivalence, and discourse equivalence. It provides certain insights and enlightenment for Chinese culture translation projects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orld and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academic exchanges.
1. 引言
古文字是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近年来，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随着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与国际合作的深化，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重视，众多外籍人士日益被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所吸引，倾向于研读中国古典文献，以期更直接地领略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如何提升外国读者的阅读体验，已成为了中华文化外译的一大重要课题。典籍外译文本内容深奥且生僻字多、所传递信息量大，翻译质量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外国观众对于典籍外文译本所呈现的中华文化认知的深度与广度。
通过中国知网(CNKI)的详尽检索，我们不难发现，学术界已有不少学者通过“翻译实践报告”、“中英译本的对比分析”以及“字幕翻译的深入探讨”等来进行具体阐述，这充分展示了功能对等理论在翻译实践中的广泛应用。尽管他们从翻译目的论、文本类型理论、生态翻译学、顺应论以及文化专有项等多个理论视角对典籍英译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但从语言交际功能的维度出发，针对典籍英译文本的专项研究仍然显得较为稀缺。鉴于此现状，本文特选取著名古文字学家陈炜湛先生的《古文字趣谈》作为翻译实践的案例，并借助功能对等理论——该理论着重强调语言和翻译的交际功能，来细致探讨典籍英译文本的策略性问题。
2. 功能对等理论在典籍外译文本英译中的适用性
1986年，美国著名的《圣经》翻译大师奈达(Eugene Nida)提出了“功能对等”这一概念，它强调在翻译过程中，不能只追求字面上的直接对应，而是要在语言之间建立起一种功能上的对应关系[1]。通常语言和文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本质上讲翻译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交流也是文化之间的交流。一个译者如果不翻译文化背景是不能正确翻译语言的。当进行与文化紧密相关的翻译时必须考虑到语言、文化、翻译之间的关系[2]。根据中国知网的资料，奈达的“对等”理论在1979年被中国学者引进，到1981年更是出现了大量关于他的翻译思想的著作。同年，北大林书武教授的《翻译科学探索》对奈达的翻译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对其所提出的“功能等效”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另外，谭载喜先生在《翻译学》[3]和《新编奈达论翻译》[4]中对奈达的“对等”思想做了更加详尽和深刻的分析。中国知网从1987年以来，有关功能对等的论文数量明显增加。
进入21世纪以来，对奈达翻译理论的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每年新增的研究文献数量攀升至五十篇乃至上百篇。学者们对其翻译理论的研究兴趣愈发浓厚，研究内容和形式也更加丰富多元，进一步凸显了该理论的核心精髓：翻译的目标不仅在于词汇和语法的对应，更在于实现语义和文化的对等。因此，在功能对等理论的指引下，译者需依据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对原文进行恰当的调整与创新，选用符合其文化语境的词汇和句法结构，从而确保读者能够准确获取并理解与原文意义相近的信息。相较于其他翻译理论，功能对等理论更加注重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体验和感受，展现出更高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这一理论在提升典籍英译本的跨文化交流效果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3. 《古文字趣谈》源文本分析
文字是文明的碎片，透过文字，我们可以领略先民的智慧，也可以窥见文明的演变。古文字学家陈炜湛先生所著的这本书却不是学术著作，而是一部写给大众的普及性著作。此书由一篇篇小文章构成，作者以随笔的形式，往往开篇从当下的现象或词语引入，旁征博引，探本求源[5]，讲述某个字最初的涵义，但是又不拘于某个字和它的本义，在讲其他相关联的字的同时，借助其在古文物上面的铭文来具体而真实地反映字形演变的科学性和实用性[6]。例如《樽中酒不空——说福和富》：Wine in the Vessel Never Runs Dry—Exploring“福(fú)”and“富(fù)”，陈炜湛先生详细地阐述了二字的字形演变以及联系。又如，在《漫说双轮“车(車)”》：Discussions on the Double-Wheeled Cart—“车(車) (chē)”当中，即使是“简化”的车，也至少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7]。文章不仅对“车”字的分析展示了从具体的象形(如古金文中双轮车的形象)到甲骨文车字再到省去辀、衡、轭、辖等“附件”，再将两干轮子高度简化，各用一小横来代表，成为更易写的“
”，最后到通用的车字–草书独体的车字。其演变过程是对“車”进一步简化的结果。而草书独体的车字的演变过程，也体现了古文字从具体到抽象的发展轨迹。从“车”字结构的简化过程可以看出，汉字经历了从复杂演变形式，这也反映了古文字在实用性和书写便捷性之间的平衡。进一步来说，鉴于英语和汉语之间的差异，西方和东方在思维模式、文化传统和表达习惯上存在显著不同。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让外国读者能够更轻松地把握词汇背后的特定文化内涵，翻译者需要掌握广泛的背景信息。《古文字趣谈》这本书包含了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术语和知识点，为了让国外读者能够像中文读者一样深入理解并产生共鸣，采用既实用又灵活的功能对等理论显得尤为重要。接下来，笔者将以《古文字趣谈》的英译实践为案例，探讨功能对等理论在典籍外译实践中的具体运用。
值得注意的是，Eugene Nida所提出的“功能对等”理论，其涵盖范围广泛，包括了词汇、句法、篇章结构以及文体风格这四个重要维度。然而，在本项研究中，笔者决定聚焦于《古文字趣谈》一书的第31至37章节，专门探讨文体对等——即原作与译文在风格上的一致性——对于这一特定文本而言，其分析价值相对较低。因此，本文的核心将集中在词汇选择、句法结构以及篇章布局这三个层面，深入剖析功能对等理论的应用与实践。
3.1. 词汇对等
在追求词汇对等的过程中，译者需精心挑选目标语言中最能准确反映源语言词汇含义的对等项，以确保原文信息的精确无误地传达。特别是在面对富含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古文字翻译文本时，如文物名称和人物称谓等文化负载词，这些词汇在英语中往往难以找到直接对应的表达，从而构成了英语词汇层面的一大挑战。因此，在处理这类特殊词汇的翻译时，译者必须深刻理解中文与英文在词汇构成及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并灵活运用词汇含义的补充或调整等策略，以实现词汇层面的等效转换[8]。这要求译者在忠实传达源语言信息的同时，充分考虑到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与接受习惯，确保翻译成果既忠实于原文，又能为英语读者所理解并接受。以文本中的文物名称为例，笔者采用的翻译策略是音译结合解释性翻译和图像。(以第31章《樽中酒不空——说福和富》：Wine in the Vessel Never Runs Dry—Exploring “福(fú)”and“富(fù)”为例)
何尊——“何尊(hé-zūn)”(a ritual wine vessel as shown in Figure 1) (图1).
钟——“钟(zhōng)”(a type of bell used in ancient ceremonies as shown in Figure 2 (图2).
鼎——“鼎(dǐng)”(a three-legged vessel used for cooking and as a symbol of power and authority as shown in Figure 3) (图3).
Figure 1. Hezun
图1. 何尊
Figure 2. Zhong
图2. 钟
Figure 3. Ding
图3. 鼎
这些文物的英文名称采用了音译结合解释性翻译和图像的方式。音译部分保持了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性和吸引力，同时填补了英文中对应文物名称的空缺，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解释性翻译部分则精确地转达了文物所蕴含的物质与文化层面的信息，让国际观众能够明确把握这些文物的材质和用途，从而加深对中国文化的认识。通过这种多维度的翻译方法，不仅丰富了英文词汇，也为外国读者提供了一个全面了解中国文物的窗口。
3.2. 句法对等
句法对等原则要求译者在精确传达源语内容的基础上，力求在译入语中重现源语的语法结构与句法特征，以维持原文的独特韵味。通过对比分析汉语与英语的句法特点，我们可以发现，英语倾向于形态结合(形合)，频繁使用连接词，句子结构往往显得繁复而冗长；相比之下，汉语则更注重意义结合(意合)，连接词使用较少，句子结构趋向于简洁明快。因此，翻译出的句子应当符合目标语言的语法习惯，以保障目标读者能够流畅且自然地理解文本内容。在第36章《想当“初”……》这一节当中，混沌初开，乾坤始奠，译文笔者译为了“as the primordial chaos began to clear, the order of heaven and earth was established”。原文描述的是宇宙创世之初的景象，传达了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以及天地形成的宏大场面。“混沌”和“乾坤”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宇宙观念，译文中使用“primordial chaos”和“order of heaven and earth”这样的表达，既保留了原文的文化色彩，又使其对非中文背景的读者也易于理解。在句式结构上也保持了中文的语序和结构，同时传达了相同的意境和哲学概念。
又如在第34章《乐(樂)从何而来》：The Origin of Joy or Music—“乐(lè) or (yuè)”当中，文章在对“乐”进行解释的过程中，阐述到：“五声八音总名，像鼓鼙木，虡也。五声，是宫、商、角、徵、羽；八音，是指丝、竹、金、石、土、匏、革、木。”原文开篇采用了文言文的精炼句式，用词考究且意蕴深远。鉴于文言文与现代语言间的差异，以及确保信息传达的完整性和准确性，笔者在翻译过程中适当增加了词汇，对原文中提及的“八音”进行了详尽的介绍与阐释。(The “eight sounds” refer to the materials used in musical instruments：“丝(sī)”(silk)，“竹(zhú)”(bamboo)，“金(jīn)”(metal)，“石(shí)”(stone)，“土(tǔ)”(earth)，“匏(páo)”(gourd)，“革(gé)”(leather)，and“木(mù)”(wood))。同时，在翻译“五声，是……”；“八音，是……”。用两个动词refer to来保证上下句的对称，实现句法对等。
3.3. 篇章对等
篇章，又称作语篇，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句子所构成的、意义完整的文本单位。在篇章对等的翻译理念指导下，译者在进行翻译工作时，不仅要细致探究文本的语言构成框架，还需全面考量文本所处的语境因素，以确保源文本与目标文本在语境层面保持高度的一致性。语境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划分：首先是上下文语境，它关联着特定词汇或语句在文本中的前后语言环境；其次是情境语境，它指的是话语交流的具体现实背景；最后是文化语境，它涵盖了语言背后深层次的文化要素，诸如历史背景、传统习俗以及思维模式等。鉴于《古文字趣谈》主要侧重于信息的准确传递，而非叙事性叙述或直接对话的再现，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更应着重于文本的上下文连贯性以及文化背景信息的精确表达。在应对《古文字趣谈》中富含深厚文化底蕴的复杂句式时，笔者倾向于采用意译的翻译策略，这包括适当地添加、省略或对文本进行必要的阐释，以便更为贴切地反映原文的语境和文化内涵，从而实现篇章层面的等效性。这样的翻译处理方式，不仅有助于在目标语言中再现原文的深层含义与文化精髓，同时也能够确保目标语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似的理解深度与阅读体验。
依旧以第34章《乐(樂)从何而来》为例，乐虽有五声八音，未必每一“声”每一“音”都能使人精神振奋，欢欣鼓舞，乐不可支，也有可能使人愤怒，或悲哀，或愁苦，甚至昏昏欲睡。笔者将其译为了“Although there are five tones and eight sounds in“乐(yuè)”(music), not every“声(shēng)”(tone) or “音(yīn)”(sound) can uplift spirits or bring joy and excitement. It can also evoke anger, sorrow, melancholy, or even drowsiness”原句中的“欢欣鼓舞”和“乐不可支”都是用于形容人开心的状态，所以在此处翻译中将二者合并，译为“bring joy and excitement”，使得国外读者读起来不会冗余，进一步增强了其阅读体验。
又如，文章在借古代君主弹奏琴瑟来引出是否有琴瑟专字之时，文章写道“相传‘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礼记·乐记》)，周代文王、武王各加一弦，乃成今之七弦琴”。对于中国读者而言，他们能够轻易地识别文王和武王的先后次序，并对周朝的历史时期有所了解。然而，对于非中国的读者来说，这种历史背景知识可能并不熟悉。鉴于此，笔者在翻译时补充了周朝文王和武王统治的具体年代，King Wen (1152~1056 BC)和King Wu (1085~1041 BC)，以便更好地适应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帮助外国读者理解。通过这种调整，不仅增强了译文的逻辑连贯性，确保了语篇的等效性，而且也使得外国读者更容易接近文本，允许他们将中国历史故事与自己国家同期的历史事件进行关联和参照，从而丰富了他们的阅读感受。
4. 结语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在《古文字趣谈》选定章节的英译实践中，笔者成功地达到了功能对等理论所强调的词汇层面、句法层面和篇章层面的翻译标准。这表明该翻译实践不仅在语言单位的转换上做到了准确无误，而且在保持原文风格、语境和文化信息的传递上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翻译章节有限，未将该理论应用于其他章节的具体案例当中去，因而需要我们不断地在实践当中去完善。在未来的翻译实践当中，以中华典籍外译为例，我们可以采取恰当的翻译理论，创新翻译策略，如采用图文结合、图表结合等方式，以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和简洁性，实现最佳的翻译效果。我们也应始终坚守翻译伦理，尊重原文作者和读者的权益，以高度的责任感对待翻译任务，通过运用适宜的翻译策略，以一种既能迎合国外读者口味又能确保其易于领会的方法来叙述中国故事，进而推动中国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这种翻译实践不仅有助于跨文化交流，还能加深全球对中华文化精髓的认识和欣赏，进而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基金项目
本论文系“E+”双专业一体化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项目(教高函[2009] 27号)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