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基础学科是科技创新的母机、战略安全的底牌、民族复兴的血脉[1]。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以下简称中文学科)作为一门基础学科，注重研究汉语言和文学的历史、结构、美学及其应用，对于深入理解中华文化和语言的本质特征具有关键作用。优质的中文学科教材肩负着构建和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精髓的重要使命。
目前，中文学科教材出版总体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不仅种类和形态不断增加，而且更加注重质量提升，但在编写和出版方面也存在着内容陈旧、重复出版、教学适用性欠佳、数字化水平低等现实问题。因此，强化中文学科教材的编写与出版工作，深入分析中文学科教材出版的现状，并探索相应的优化策略，对于提高中文学科教材出版的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2. 中文学科教材出版概况
“全国大中小学教材调查统计平台”是由国家教材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建设的在线平台，该平台通过数据收集、信息管理和数据查询与分析等功能，全面掌握各级各类教材的使用情况，它的建立不仅促进了教材管理的规范化和信息化，还为教材编写、选用、评估等提供了科学依据。基于全国大中小学教材调查统计平台，本文共得到1993~2022年出版的3215种高等教育中文学科教材数据，包括教材名称、形态、出版社、教材立项及获奖情况等信息，以此探讨我国中文学科教材编写出版的基本状况。
2.1. 中文学科教材编写出版类型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4年)》，结合本文所调查的数据范围，排除2022年以后新增的数字人文、中国古典学、汉学与中国学、应用中文等4类专业，中文学科的下属二级学科主要包括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汉语言、中国语言与文化、应用语言学、秘书学、古典文献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和手语翻译等9门。其教材编写出版数量的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经统计分析，编写出版数量位居前三的专业分别是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和汉语言，所占比例依次为69%、11%和9%。总体看来，汉语言文学专业教材的出版占据主导地位，而古典文献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和手语翻译等更为专门化的学科教材出版数量则相对较少。显而易见，中文学科教材的编写出版在学科分布上存在明显的不均衡现象。
Figure 1. Publishing distribution of sub-discipline teaching materials
图1. 下属二级学科教材出版分布
按照载体形态的不同，中文学科教材可划分为纸质教材和数字教材两种。其中，纸质教材2850种，数字教材365种，二者占比约为8:1，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这一方面说明纸质教材在中文学科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另一方面也说明数字教材在中文学科中的普及率和接受度还有待提高。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publishing form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ubject teaching materials
图2. 中文学科教材出版形态分布
按照适用阶段的不同，高等教育中文学科教材可分为本科教材和研究生教材两类。其中，本科教材3173种，研究生教材52种，二者占比约为61:1，分布情况如图3所示。一般而言，中文学科的本科教育强调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其教材出版的市场需求大，且编写较易；而研究生教育则更依赖于高水平的导师、科研平台和学术资源，而不是单纯依赖教材，其教材市场需求小、编写难度大。
Figure 3. Distribution of applicable stage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ubject teaching materials
图3. 中文学科教材适用阶段分布
2.2. 中文学科教材编写出版时间
2.2.1. 中文学科第1版次教材出版时间
一门学科教材的编写与出版通常历经从初步形成到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第1版的出版时间不仅揭示了当时受众对中文学科教材的需求状况，还能体现出中文学科教材出版的不同发展阶段。通过分析2273条中文学科第1版次教材数据，发现中文学科教材的出版数量大致呈现出三个阶段(见图4)。
Figure 4. Publication time of the first edi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ubject teaching materials
图4. 中文学科教材第1版的出版时间
第一阶段：缓慢起步阶段(1993~2006年)。在此阶段，中文学科教材的出版数量相对较少，整体趋势较为平稳，几乎没有显著增长，这表明其市场需求或教学资源尚不充足。第二阶段：快速增长阶段(2007~2016年)。这一阶段见证了中文学科教材出版的迅猛增长。自2007年起，教材出版数量显著上升，并在2016年左右达到一个高峰。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强调了教材工作的重要性[2]。中文学科教材在2016年出现的出版高峰，正是对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材工作的积极响应。第三阶段：稳定阶段(2017~2022年)。自2017年起，教材出版数量保持在高水平，并在2020年左右达到另一个高峰，随后虽有所回落，但整体仍维持在较高水平。这一阶段标志着教材出版数量的稳定期，显示出受众对中文学科教材的需求依然旺盛，反映了教育需求的增加、教学改革的推动以及出版技术的进步等因素的综合作用。
2.2.2. 中文学科再版教材的出版时间
教材的再版往往体现了其受众的认可度和生命力。一种教材若频繁更新版次，通常表明它在市场上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图5展示了中文学科再版教材第1版的版次日期分布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尽管中文学科再版教材第1版的版次日期在1962年至2023年的整个时间跨度中呈现出多次波动，但在2000年左右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高峰。这一时期，正值教育部启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计划的教育改革项目。在此期间，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3]、郑克鲁主编的《外国文学史》[4]等多种中文学科基本课程教材，作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的代表性作品，均成为经典长销教材。
Figure 5. Date of the first edi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ubject reprint teaching materials
图5. 中文学科再版教材第1版版次日期
2.3. 中文学科教材编写出版机构
中文学科教材出版数量排名前十的单位分别为：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804种) > 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426种)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81种) >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42种) > 浙江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103种)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94种)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92种) > 武汉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81种) > 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69种)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67种)。
分析图6可知，高等教育中文学科教材的出版呈现出显著的集中化特点，主要由头部教育出版社和知名大学出版社主导。其中，高等教育出版社位居行业领先地位，相关数据远超其他出版单位。北京大学出版社等依托母校丰富学术资源的大学出版社，在教材编写与出版数量上也表现出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2.4. 中文学科教材主要作者情况
编写教材的种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位编者在教材编写领域的活跃程度和影响力。图7反映了编写出版种数大于10的不同中文学科教材编者分布情况，位列前三的编者分别是朱栋霖、姜丽萍和于非。其中，朱栋霖主编的教材如《中国现代文学经典1917~2012》[5]、《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6]等；姜丽萍主编的教材如《体验汉语基础教程》[7]、《HSK标准教程》[8]等；于非主编的教材如《中国古代文学》[9]、《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10]等。
Figure 6. Distribution of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ubject teaching materials
图6. 中文学科教材出版机构分布
Figure 7. Chief editors with more than 10 types of published teaching materials
图7. 出版教材种数超过10的主编
3. 中文学科教材编写出版的不足
3.1. 内容陈旧，难以满足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需求
部分中文学科教材虽已出版发行几年甚至几十年，但却未曾或甚少进行过系统性的更新与修订。另外，教材相比其他类型图书的出版周期更为冗长，这使得其编写出版难以跟上自身学科发展的步伐，导致内容先进性不足，从而限制了中文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此外，从教学需求来看，当前编写出版的部分中文学科教材内容与实际教学需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脱节现象，部分教材的内容过于传统且保守，未能有效融合现代教育理念及学生的实际需求进行相应的调整与优化。这种状况不仅削弱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可能导致学生对教材内容产生抵触心理，进而对教学效果的整体提升产生不利影响。
3.2. 教材的同质化问题突出，缺乏前沿与特色教材
当前部分中文学科的课程教材存在简单重复出版的现象，内容同质化问题相对突出。以现代汉语课程为例，为进一步了解其编写出版现状，笔者于2025年1月23日对当当网这一知名的图书销售平台进行了调查，经过细致的筛选和统计，得到400余种与现代汉语相关的高等教育教材，其中部分教材在内容、结构和编排上往往大同小异，缺乏创新和特色。与此同时，一些具有鲜明特色和学术价值的教材，如马学良先生主编的《汉藏语概论》[11]、关爱和教授编写的《中国近代文学史》[12]等，尽管在学术圈内享有较高的声誉，但由于市场销量相对有限，往往难以获得出版社的支持，导致其传播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此外，研究生教材、新兴前沿学科和交叉学科教材、强基计划教材等的出版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如编写难度大、专业性强、市场需求不稳定等，导致这类教材的出版数量相对较少，难以满足受众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文学科整体的教材建设水平。
3.3. 教材过于偏重知识传授，教学适用性有待提高
中文学科不仅涉及文学作品的分析与批评，还包括语言文字的应用实践。然而，现有教材往往重理论、轻实践，对具体应用技能的指导较少。多数中文专业教材具有“知识集成性”的特点，偏向通论性、概论性和通史性等特点[13]。例如，文学类教材多见《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文学史通论》，而少有《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等，这说明文学主干教材的重点是文学史知识，而非文学的主体——作品。同样，语言学教材如《语言学教程》《近代汉语研究概要》等也偏重于语言知识的讲解，而不够重视应用，这导致很多学生学完《古代汉语》教材，也依旧难以通读文言文，结果制约了其职业发展和综合素质提升。此外，当前中文学科教材往往偏重知识传授，而缺少对学生的启发性引导，教学适用性有待提高。
3.4. 教材出版形态较为单一，相关配套资源不丰富
本文统计得到364种中文学科数字教材，仅占该学科教材总量的11%左右，其数字化水平明显滞后，主要表现在资源有限、平台建设不完善以及使用率低等方面。首先，中文学科数字化教材数量较为匮乏，现有数字资源较为单一，多数局限于PDF文档、PPT等形式，难以满足多样化的教学需求。其次，高校中文学科教师和学生对数字教材的使用意识和习惯尚未完全建立，导致数字教材在中文学科的实际应用优势不够明显。一方面，部分教师习惯于传统教学方式，对数字化教材的接受度较低，不了解如何将数字化教材与教学活动有效结合；另一方面，中文学科学生对数字化教材的依赖度较低，一些学生认为数字教材不如纸质教材便于理解和记忆，使用意愿不高，从而使得中文学科领域的数字教材编写与出版难以形成良性发展局面。
4. 中文学科教材编写出版的发展对策
4.1. 坚持内容先进，推动教材更新，精益求精打造精品
新时代，中文学科教材编写与出版要根据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学术研究最新进展等，紧跟教学改革发展、课程建设发展的步伐，充实新的内容，体现前沿性和时代性，反映课程教学与科研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人民教育出版社老同志的回信中要求“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培根铸魂、启智增慧”成为衡量教材质量的根本标准，为打造新时代精品教材指明了方向。打造中文学科精品教材，必须持续加强教材编写、修订和审核队伍的专业素养和能力水平建设，深入推进教材研究与编写一体化，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遵循科学规律、研究高等教育中文学科学生学习特点、精选并及时更新教材内容、动态优化教材结构，创新教材呈现方式，确保编写修订教材质量。
4.2. 优化现有的教材结构，推进前沿特色教材编写出版
针对当前中文学科教材编写与出版不均衡的现象，建议优化现有教材结构，加大对新兴与前沿学科教材、特色教材、研究生教材和强基计划等稀缺教材的支持力度。具体说来：第一，政府和教育部门应加大对中文学科稀缺教材建设的政策支持与资金投入力度，鼓励高校和出版社积极开发；第二，建立激励机制，如设立专门针对某类稀缺教材的编写奖励基金，对优秀教材编写者进行表彰和奖励，提高其积极性和创造力；第三，建立中文学科教材共享平台，实现教材资源的共享和交流，促进教材编写的创新和发展；第四，加强新编写修订教材试教试用的跟踪监测，全面精准收集一线教师、学生关于课程教材的意见建议，组织专业力量研判，为教材编写修订提供专业支撑。
4.3. 增强教学适用性，提高教材编写出版的数字化水平
为增强中文学科教材的教学适用性，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其一，编写内容上，中文学科教材应树立问题意识、证据意识和知识层级意识，注重逻辑性和典雅性，以增强教材的可读性和实用性；其二，编写模式上，改变以知识传授为框架的编写模式，建立以问题为起点、以知识整合为中心、以能力目标分解与达成为体例设计依据的编写模式；其三，在出版形态上，针对当前中文学科教材编写出版面临数字技术赋能程度低的问题，未来应通过推动数字出版来创新教材形态，增强教材的教学适用性。此外，关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要求。以网络文学课程为例，其教材编写可依托数字化手段推进教学课堂改革试验，以克服网络文学体量大、现象新等困难。
4.4. 组织精干团队进行编写，加大对教材出版支持力度
中文学科领域的学术评价体系更倾向于科研成果，如高水平论文的发表，而对教材编写的重视程度相对较弱。由于教材编写在评估体系中的权重较低，它通常被视为回报率较低的活动，这影响了教师参与教材编写的积极性和教材的质量。结果导致许多教材内容陈旧、缺乏创新，难以满足学科发展的需求。教材建设是一个需要长期投入和持续优化的过程，为了改善这一状况，建议高校及有关研究机构应将教材编写与出版纳入学术评价体系，以激励更多的学者参与到教材编写工作中来，并积极推动学科建设与教材建设一体化。此外，还可以通过扩大教材立项和教材评优活动的范围等方式加大对中文学科教材编写出版的支持力度。例如，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依托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积极开展了教材建设研究项目，并通过立项支持和评优活动推动高质量教材的编写。
5. 结语
文章基于全国大中小学教材调查统计平台的数据分析，总结出中文学科教材出版从缓慢起步到快速增长，再到当前稳定发展的历程，这一过程中既取得了不少成效，也暴露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需要政府、高校、出版社、专家学者等各方共同努力，不断探索创新，编写出版更多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坚实支撑。
基金项目
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2023年度教育部规划重点项目“新时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现状和对策研究”(2023GH-ZDI-GJ-Y-0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