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宋代对婚姻的理解及婚姻观的类型
从中国宋代对婚姻的理解和婚姻观的类型来看，古代社会对婚姻关系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婚姻在当时不仅是两个人的事情，更是涉及两大家族的大事，其背后承载着家族利益、社会秩序以及伦理道德的多重考量。宋代的婚姻制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独特的时代特征。
一方面，“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观念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婚姻的缔结往往需要遵循严格的礼法程序，媒人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1]。另一方面，随着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观念的变迁，婚姻观也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婚姻的选择开始更加注重经济条件和情感基础，而非单纯的家世背景。此外，宋代法律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晚辈在婚姻中的自主性，如允许“卑幼在外自行定婚”在特定条件下有效。
然而，尽管社会风气有所松动，但传统的婚姻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对人们的婚姻选择产生了深远影响。朱淑真所处的宋代，正是这样一个传统与变革交织的时代。她出生于知识家庭，却也难逃“父母之命”的婚姻安排。这种社会背景下的婚姻观念，为理解朱淑真的婚姻观及其诗词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语境。
1.1. 中国宋代对“婚姻”的理解
《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对婚姻观进行概念的阐释，婚姻观指的是主体对婚姻的认识和态度，它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1]。在宋代，婚姻观不仅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还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婚姻观指的是主体对婚姻的认识和态度，中国宋代对“婚姻”有三种理解：一是指婚娶的仪式；二是指夫妻的称谓；三是指姻亲关系。
把婚姻理解为婚姻的仪式，最早出现在郑玄的《毛诗笺》里，婚姻之道指的是嫁娶的仪式和礼节。“婚姻”首先指的是一种仪式，男子迎娶女子，女子嫁给男子，互结为夫妻。唐代孔颖达在《礼记·婚义疏》中对婚姻有了更详细的定义和解释，“故云婚姻之道，谓嫁娶之礼也。”[1]因为男子娶妻的仪式在黄昏举行，所以称为婚姻。具体是男子在昏时迎娶女子，女子等待男子的到来，他们进行嫁娶的仪式叫做婚姻，孔颖达认为古代重视婚礼仪式，没有举行婚礼仪式的男女关系，不能称为合法合约的婚姻关系。
“婚姻”的第二种理解是夫妻的称谓。汉代郑玄提到婿叫做婚，妻叫做姻。婚姻指成婚配对的男子和女子的称呼，男子称为婚，女子称为姻。孔颖达认为，婚姻是一种根据男子和女子身份的称呼，婿在昏时迎娶女子，女子因此跟随男子，所以古代的人称婿为婚，称妻为姻。
“婚姻”的第三种理解是代表姻亲的关系。郑玄在《礼记·婚义注》中提到：“女氏称婚，婿氏称姻。”[1]女方家人称作婚，而男方家人称作姻。这时的“婚姻”就有了代表夫妻双方家庭的关系，“婚姻”就是男方与女方两家人成为一家人的标志。
史凤仪在《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中对“婚姻”这三种理解进行认识上的梳理。“婿在黄昏的时候迎娶妇人，妇追随着婿到了夫家，进行婚嫁仪式后有了夫妻的称谓，随之建立起两家的姻亲亲属关系，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婚姻仪式来实现的。”从古代社会对“婚姻”的理解和解释可以看到，一旦男子与女子想要成为夫妻，就要经过一系列严格的关于婚姻的仪式，才能成为合法的被社会承认的夫妻关系。更重要的是，婚姻已经不再是男子与女子两人的事情，婚姻已经上升成为男子家庭与女子家庭，甚至是两大家族的事情。
1.2. 中国宋代的婚姻价值取向
中国宋代的婚姻价值取向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为扩大家族势力的需要而强强联合的婚姻；第二种是为了祭祀祖先而结婚；第三种是为传宗接代而结婚；第四种是为增加家庭劳动力而结婚。
对婚姻的理解和定义上升为涉及两大家族的事情，是因为受到宗法制的影响和约束。中国古代社会的婚姻关系，实际是以家族的利益需求为核心，讲求门当户对，家族成员的婚姻关系必须争取家族利益的最大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为重要的决策，结婚的男女并没有选择对方的权利，尤其是当时男尊女卑的年代。女性的地位低下，对于女性来说更是没有爱情和婚姻自主选择权。作为婚姻关系的当事人并不具有决定权，决定权在双方父母的手中，尤其是结成婚姻关系双方的父亲。作为婚姻关系中的女方，需要时刻遵循三纲五常，在未出阁时，要听从并追随父亲、兄长的意见的安排，在出嫁后听从和服从丈夫的意见。因此在那个时代，由于双方没有提前相处用以区分，婚后个人的本性和生活习惯渐渐产生矛盾冲突，也造成了很多悲剧的上演。
2. 朱淑真婚姻观的发展变化
朱淑真的婚姻观是纯洁的，对待爱情和婚姻，她始终保持着憧憬和热情。即使她和丈夫度过一段甜蜜生活后，出现了矛盾，在此后的婚姻和感情中一直饱受挫折和磨难。她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天天以泪洗面。良好的家庭教育培养了她的刚强，她本就不是一个柔情纤弱的女子，她写出许多悲愁伤感作品，性格却带着一种执着和倔强，正因为凭借这种特质，才有了一篇篇佳作流传于世。
朱淑真生活在宋代，宋代的婚姻制度同样具有严密的规定和流程，影响根深蒂固。尽管朱淑真的父母都接受过良好的文化熏陶，但在女儿的爱情上，还是由不得女儿自己做主，朱淑真的婚姻是父母的包办婚姻。《断肠集》[2]序言中提到朱淑真早年家庭不幸，父母对择婿没有很好的判断，朱淑真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人。父亲母亲并没有给予朱淑真选择的权利，朱淑真只有听从家里的安排选择门当户对的男子结婚。
通过研读《朱淑真集》[2]，可以发现朱淑真在婚姻观上的转变经历了三个阶段，包括萌芽时期的“娇痴不怕人猜”，形成时期的“不妨长月任朦胧”，转变时期的“梦难成处转凄凉”。
2.1. 婚姻观萌芽期
少女时期，朱淑真尚未经历婚姻，对爱情和婚姻充满渴望与憧憬。这个阶段的诗文，透露出她的婚姻观是渴望遇到一位知己伴侣，渴望遇见真情。“娇痴不怕人猜”描写的不仅是她遇到心上人的心情，更是她对待爱情和婚姻的态度，哪怕别人嘲笑她娇痴，她也要追求爱情的自由。
朱淑真在《秋日偶成》中，表达内心对爱情与婚姻的期待，她的心中有一位“萧郎”[2]。根据解释，“萧郎”是女子对心上人的称呼。虽然不知道心上人身在何方，但朱淑真发自心底地希望，未来的生命中会出现一位“萧郎”，能够与自己一起吟诗作赋，唱尽万首诗，相伴到老。她憧憬着自己的理想婚姻，像少女时的李清照，像其他闺阁少女一样，渴望觅得知己伴侣，白头偕老共度余生。此时，她的心里描摹着一位心上人的样子，种下了一颗爱情的种子，生根发芽。
在《清平乐·夏日游湖》这首诗中，可以看到圣旦提到的“朱淑真在少女时期的作品是丰腴生活的反映，充满烂漫的色彩”[2]。这首诗描写的是恋人在雨中漫步的情景，她与心上人漫步雨中，痴迷在甜蜜的爱情中，感受到恋人的温暖和呵护。“一霎黄梅细雨”[2]，然而到了分别之时，朱淑真依依不舍，回来后靠在妆台前，看看自己的妆容有没有被风雨吹花。看到镜子中的镜子，想到的是刚刚分别不久的心上人。
然而在朱淑真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封建专制的时代，女性需要遵循三从四德，比男性遵循更多的社会规则。朱淑真写的这类缠绵婉转的诗自然是被看作是淫词艳曲，广遭诟病，认为朱淑真是放荡的、不守妇德的。也就不难理解，朱淑真的诗稿会出现被“父母焚之”，“百不存一”的状况。
不仅是黄梅细雨中的娇痴，当她在爱情中被冷落时，又会通过诗句表达自己的不满。宁可跟随树上的枝干老去，也要在这片秋天的黄叶中，充满倔强和随性。然而细细一品，除了写出朱淑真内心对爱情的渴望，对心上人的依恋，还写出她的内心对束缚的突破。如谢萍所说，“她的内心渴望冲破时代的落篱，挣脱枷锁，唱出自己的心声”[3]。看似柔软娇羞女子，内心却充满着对爱情、对时代束缚的冲力和张力，她不相信“门当户对”，她渴望追求自由的爱情与婚姻。
少女时期，朱淑真的婚姻观是大胆热烈的。她的婚姻观，不仅是对爱情和婚姻充满渴望和憧憬，她还敢于面对自己的内心，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她向往自由的爱情和婚姻，她希望自己在爱情和婚姻中得到重视，她不看重门当户对，“娇痴不怕人猜”表达朱淑真对理想爱情的执着追求，以及对社会约束的叛逆。
2.2. 婚姻观形成期
从少女步入婚姻，朱淑真走向了人生的另一个阶段。朱淑真对婚姻有很高的期望，经历婚姻的失败，她的婚姻观充满矛盾：她既希望在婚姻中得到丈夫的爱护，却又不想为了得到爱护，去迎合他人。“不妨长月任朦胧”写的就是朱淑真在经历婚姻的苦涩后，对婚姻充满矛盾的心情。
婚后的朱淑真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幸福时光。《围炉》[2]提到：火炉的火烧得正旺，夫妻二人围炉而坐，饮新酒，赏新诗，唱小词，生活充满温馨和甜蜜。虽然朱淑真的夫家是富贵家庭，夫家大事小事早已有专人来操办，可是到了一些重要的节日或是重要的仪式典礼，朱淑真会尽家庭的责任，亲自操持大小礼节。像是《又绝句二首》[2]描写的那样，说的就是朱淑真参加立春庆典的趣事。处在新婚甜蜜期中的朱淑真，有着少女时期的天真和贪玩，把梅花枝丫折一截，插到自己的鬓发上，心里是既羡慕梅花的美丽又厌极凛冽的东风。“宝刀剪彩强为春”[2]，一位新婚的少妇，忘记自己已经嫁入夫家，把自己打扮得美丽动人，喜悦地迎接新春的到来。新婚生活的诗情画意，让朱淑真沉浸在甜美的梦中，夫妻举案齐眉，一切都似乎往着朱淑真憧憬的方向发展。
好景不长，朱淑真与丈夫出现沟通的困难，她在婚姻中受到冷落，陷入矛盾中。明代陈霆评价朱淑真“所适非偶，故形之篇章，往往多怨恨之句”[4]。充满热情的朱淑真，最害怕孤独。可是她的丈夫不理解她的娇痴和任性，不理解她的诗句与心声，常常留她一人独守空闺。婚后受到丈夫的冷落，《减字木兰花》[2]，五个“独”字写出了她在婚姻中矛盾与挣扎。多愁善感内心孤独的她，常常独行、独坐、独唱、独酬、独卧，当大家都回到家中庆祝元宵佳节，她依然重复着一个人行走坐立，一个人唱歌，一个人卧躺，一个人在无声地呐喊。伫立凝思，无以复加的孤独，磨去她多情的棱角。一首《秋夜有感》[4]，哭到眼睛模糊看不清，肝肠都要断，却依然在孤灯中等待。写出了她在这种婚姻不幸的状态下的度日如年。
她的婚姻观充满矛盾，体现在她既希望得到丈夫的重视，但丈夫的冷落使她对婚姻渐渐失去信心。有时候“她感觉到一个‘闲’字难以打发，一个‘情’字难以消磨”[5]。以手写心，借笔下的泪流化解心中的惆怅。这个时期她的婚姻观是矛盾的。在她的婚姻观里，她既希望在婚姻中得到丈夫和家人的理解，却又不想迎合他人。朱淑真的婚姻已经变质，当初的甜蜜已经褪去，剩下苦涩。当她独守空房时，当她找不到与之灵魂契合的另一半时，当她的内心再无知音时，“不妨常任月朦胧”她只想坚持自己的本心，想要冲破传统的牢笼，热忱地等待能够理解她的人出现。
2.3. 婚姻观转变期
朱淑真对婚姻的态度从希望的高峰跌入失望的谷底，她有了回归自身的平和。哪怕愿望难以实现，她的婚姻观依然是坚持追求爱情的自由，追求理解，寻找灵魂相契的伴侣。
朱淑真在爱恨情仇的风雨中跌跌撞撞，在希望和失望中来回切换，她变得不那么敏感，期望也不再高攀。邓红梅在《女性词史》中，提到朱淑真各个阶段的诗文特点和感情追求。“朱淑真晚年在尼姑庵出家，企求通过这样的方式，安稳度过自己的余生。经过纯真的少女时代以及痛苦的中年时代，朱淑真的晚年则显得平和与理性，她不再像儿时那样天真烂漫，却也不像中年时期，对感情多愁善感，追求完美。”[5]
《断肠芳草远——朱淑真传》引用了朱淑真《晚春有感》的“断肠芳草连天碧，春不归来梦不通”[6]，写出朱淑真对婚姻的幻想与破灭。文中提到朱淑真的人生写照：“‘婚姻’不幸诗家幸，她的一生坎坷沧桑，除了写作，再没有其他寄托，诗词也就成了她生命的升华。”曾经与丈夫围炉夜话在“昨夜霜风透胆寒，围炉漫忆昔年欢”[4]，可是现在早已物是人非，在“如今独坐无人说，拨闷惟凭酒力宽”[4]中，朱淑真变得满腹离愁。她困在婚姻的失落和痛苦中，难以一一诉说。心中的孤苦无人知晓，她想要和男子一样借酒浇愁。
得而不爱，爱却不得，她不再奢求丈夫与她的琴瑟和鸣，也不再期盼心上人的转身，却有了一种回归自身的平和。淑真爱竹，“一径浓阴影覆墙，含烟敲雨暑天凉。椅椅肯羡夭桃艳，凛凛终同劲柏刚。风籁人时添细韵，月华临处送清光。凌冬不改清坚节，冒雪何伤色转苍”[2]。竹子像松柏一样苍劲刚强，遇到寒冬遇到风雪，也在坚守自我。淑真爱梅，“梅花恣逞春情性，不管风姨号令严”[2]。淑真借竹子和梅坚忍不拔的气节，其实也在表达自己对爱情坚贞不屈的信念。她不向世俗屈服，不被流言打败，前方也许会艰难苦困，也许会有风吹雨打，也无法阻挡朱淑真对爱情的勇敢和坚持。
当人们的行为都被封建礼教约束和限制时，朱淑真在婚姻中的反抗，遭到人们的指责。人们不敢超越礼教的底线，只能向朱淑真投来同情的目光。朱淑真受到很大的打击，她搬到王道姑寺庵，想要削发为尼，皈依佛门。她写下《书王庵道姑壁》“短短墙围小小亭，半檐疏玉响泠泠。尘飞不到人长静，一篆炉烟两卷经”[2]。尼姑庵的围墙建得不高，庭院里还有一座小小的亭台，在那半边屋檐下，稀疏的竹叶发出清脆的声音，就好像在低声诉说着这里的宁静。这里远离人烟，只有香炉里的烟缓缓飘去，伴随着虔诚诵经的声音。朱淑真借着对青烟卷经的喜爱，宣泄着自己对婚姻的心灰意冷。夜是那样的漫长，那无情无尽的指责和谩骂，不正像是秋雨，仿佛刺到她的心里，深深地侵蚀着她对婚姻的热情。
3. 朱淑真的婚姻事实
对于朱淑真的婚姻事实，学界上有两种不同的声音，第一种是认为朱淑真嫁给市井民子，第二种说法认为朱淑真嫁给庸俗官吏。
清人况周颐持第二种观点，他的理由有三：一是虽然夫家的姓氏已经不可考究，但朱淑真的丈夫是有通过礼部考试，是有官职在身，并非庸夫。“性氏失考，似初应礼部试，其后官江南者。”[2]二是朱淑真常常以夫人的身份游走在吴、越、荆、楚等地，与曾布的妻子魏氏是词友。“从宦常往来吴、越、荆、楚间。与曾布妻魏氏为词友。”[2]三是朱淑真的诗词中，有许多描写往来官太太家玩赏游会的场景。“会魏席上，赋小茱妙舞，以‘飞雪满群山’为韵，作五绝句。及宴谢夫人堂有诗，令并载集中。”[2]
杜琼否认朱淑真下嫁庸夫。他欣赏朱淑真的才情，认为朱淑真模仿古人写闺怨诗，难免会表露出哀伤忧愁的情绪，但好事者把她的诗集命名为《断肠诗》，实在有些冤屈。“惜乎持其才胆，拟古人闺怨数篇，难免哀伤嗟悼之意，不幸流落人间，遂为好事者命其集曰《断肠诗》，又谓其下嫁庸夫，非其佳配然，不亦冤乎哉！”[4]不仅是《断肠诗》命名，还有人推测出朱淑真是下嫁庸夫，朱淑真与丈夫不是门当户对的佳配，杜琼为她感到冤屈。
黄嫣梨在《朱淑真事迹索隐》中根据前人的研究以及朱淑真现存资料的分析，推测出朱淑真丈夫的身份，以及朱淑真对婚姻不满的三点原因。她认为“朱淑真出生于富裕家庭，她的丈夫是一位官吏，并不是出身市井民家”[6]。朱淑真对婚姻不满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朱淑真夫妇兴趣爱好截然不同，缺乏共同语言；二是朱淑真在未嫁时已经有了梦中情人，而在朱淑真婚后仍在与初恋情人相往来。三是朱淑真的恋情被父母识破，由于当时的社会舆论环境对女性不贞的指责和鄙视，以至于朱淑真无法忍受旁人的诽谤和攻击，最后投水轻生。爱而不得，生活百无聊赖，感情的不幸只能寄情于诗文。
再根据《中国历代婚姻与家庭》对中国古代女性忠贞评判的描述，更能感受到朱淑真在感情与舆论中生存的不容易。“认定妇女的最高目标是贤良，而不是贤能，并将‘贞’与‘忠’相提并论，女子守贞，越是艰难奇特，就越是能表明心迹。要求女子遇到困难或强暴，一死了之。”[1]
4. 总结
在封建社会中，女性是没有爱情的自主权。宋代的婚姻观和社会要求像朱淑真这样的女性在婚姻中要从一而终，不得违抗丈夫的命令。忠贞就像一道巨大的枷锁，套牢了像朱淑真那样，在婚姻悲剧中无法突围的女性。朱淑真生活在这样一个传统与变革交织的时代。尽管社会环境和传统观念对她的婚姻生活施加了巨大压力，但她从未放弃对理想伴侣的追求。她的诗作记录了她对婚姻看法的不同阶段：对情人的期待、对婚姻的失望、怨恨以及悲痛的全过程。即使她的诗文被焚烧，她的行为被指责，朱淑真依然有对爱情和婚姻的无限热情。她的诗文体现了不同阶段的婚姻观变化：追求真情，追求理解与追求精神交流。她的一生都在为爱情和婚姻自由付出巨大的代价。她的经历和创作不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是对宋代女性婚姻自主权的深刻反思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