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城乡融合发展与农村治理现代化，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加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要以城乡融合发展为方向，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高农村社会治理能力[1]。然而，在城乡融合的过程中，基层社会治理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土地纠纷依然是农村地区矛盾的主要类型之一，特别是在土地流转、宅基地使用权归属等方面，存在较多利益冲突[2]。此外，婚姻家庭矛盾和邻里纠纷频发，涉及财产继承、婚姻变动、劳务合同等问题，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3]。尤其在民族地区，文化差异、法律适用不均衡等问题，使得传统调解机制的适用性受到一定限制。因此，探索多元化、制度化的基层调解机制，以适应城乡融合背景下的农村治理现代化需求，成为当前社会治理改革的重要议题。
为应对上述挑战，四川省于2020年3月率先在叙永县设立了“石榴籽”调解工作室，致力于依托民族团结和基层自治机制，推动矛盾纠纷的高效化解。该工作室以“民族团结 + 法治调解”为核心理念，整合村干部、人民调解员、律师、乡贤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基层治理。截至2021年底，四川省已建立117个“石榴籽”调解室，专兼职调解员513名，共调解各类纠纷6080件，在线调解率达40%。[4]这一模式不仅提高了纠纷解决的效率，还在促进民族团结、增强农村法律意识、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整合法治手段和乡土治理智慧，“石榴籽”调解工作室为推动农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持，并为其他地区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借鉴。本研究旨在探讨“石榴籽”调解工作室在城乡融合与农村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重点分析其调解机制的运行模式、现实调整及优化路径。
2. “石榴籽”调解工作室的运行机制及作用
“石榴籽”调解工作室作为四川省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平台，在促进城乡融合和推进农村治理现代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下将从其组织架构与人员构成、调解模式与运作机制，以及典型案例分析三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重点聚焦四川省的实践经验。
(一) 组织架构与人员构成
四川省全国首创“石榴籽”多元解纷机制，旨在通过多元主体参与，构建高效的基层矛盾纠纷调解体系。截至目前，全省已建立“石榴籽”调解室(组织)117个，专兼职调解员513名，共调解各类纠纷6080件，在线调解率达40%。[5]调解员团队由法官、律师、基层干部、人民调解员，以及具有较高社会声望的乡贤和宗教代表等多方人士共同组成。这种多元化的人员构成，有助于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化解基层矛盾。法官和律师提供专业的法律指导，确保调解过程的合法性和规范性；人民调解员、乡贤和宗教人士则利用其在社区中的威望和影响力，从情理角度进行劝解，促进当事人达成和解。这种多部门、多角色的协同合作，增强了调解工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提高了纠纷解决的效率和效果。
(二) 调解模式与运作机制
“石榴籽”调解工作室在实践中探索并形成了一套系统化、多元化的调解模式，以高效化解城乡矛盾纠纷，推动农村治理现代化。[6]其运作机制依托“多方参与 + 多元调解 + 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既确保了调解的合法性与公平性，又提高了矛盾化解的效率和可及性。
1) 多主体协作的调解体系
“石榴籽”调解工作室的调解模式强调多方协作，形成了“法院主导、政府支持、社会协同、群众参与”的治理格局。具体而言，由法院与司法机关负责指导和监督调解工作，并在必要时提供法律咨询或司法确认服务，确保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7]由基层政府与行政部门，如司法局、信访局、民政局等协助调解重大民生问题，例如土地流转、拆迁补偿、环境污染等。由人民调解组织，包括人民调解委员会、行业协会调解组织等，主要负责一般性民事纠纷的调解。由社会力量，如律师事务所、社会组织、专业心理咨询机构等，提供法律咨询、心理干预等专项服务，提高调解的专业性和针对性。由社区与村民代表，如具有地方影响力的乡贤、宗教人士等，利用自身社会关系和威望，促成双方互谅互让，增强调解的社会接受度。如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目前建成19个“石榴籽”调解室，19名拥有25年以上工作经验的、深受农牧民信任的法官担任调解室负责人，386名具有丰富农牧区调解经验的人民调解员入驻调解室。“石榴籽”调解室已开展法治宣传500余场(次)，覆盖群众30多万人次。广大农牧民的司法获得感和幸福感进一步提升，为市域治理现代化示范州创建提供了法院工作路径。[5]
2) 多元化调解方式
针对不同类型的矛盾纠纷，“石榴籽”调解工作室采用了多种调解方式，以确保纠纷能够快速、高效、公正地解决。第一，传统调解模式。依托人民调解、行业调解、行政调解等传统方式，对常见的婚姻家庭、邻里关系、消费合同等纠纷进行面对面调解。在四川省广安市，人民调解委员会在“石榴籽”调解机制下，将婚姻家庭纠纷的调解成功率提高至85%，且约72%的案件在首次调解时即达成协议。第二，司法调解与诉调对接。对涉及较大金额或法律争议较大的案件，法院通过诉前调解方式，引导当事人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减少诉讼成本。以泸州市纳溪区法院为例，法院通过“石榴籽”调解室对接诉前调解中心，在2023年成功调解案件890件，涉及金额达4800万元，诉前调解成功率达87%。[8]第三，多方联合调解。对涉及复杂社会因素的纠纷，如民族纠纷、土地纠纷等，采用联合调解模式，结合政府、司法、社区和专业机构的力量，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矛盾化解。在四川省甘孜州“石榴籽”调解室成功解决了一起涉及3个村、58户村民的草场归属权纠纷，避免了长期对立局面。[9]
3) 线上 + 线下融合的智能调解模式
为了提升调解效率和覆盖范围，四川省各地的“石榴籽”调解工作室积极探索信息化手段，实现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调解方式。第一种为线上调解平台，通过法院在线调解平台、人民调解APP、微信小程序等方式，提供远程调解服务，实现“不见面、线上办”。第二种为远程视频调解，通过依托四川省法院系统建设的“远程视频调解平台”，基层法庭、司法所、调解室均可通过视频方式进行远程调解，特别适用于外出务工人员及行动不便群体。绵阳市北川县通过远程调解机制，成功调解一起跨省婚姻财产纠纷，减少了当事人往返成本。第三种为区块链存证 + 智能合约形式，以泸州为试点，部分“石榴籽”调解室已引入区块链技术，对调解协议进行存证，并通过智能合约技术实现自动履行，确保调解协议的执行力。
基于上述运作机制，“石榴籽”调解工作室在四川省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调解模式，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全省民族地区7520个调解组织和3.4万调解员可“随时随地零距离”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调解服务，确保实现“小事不出村(社区)、大事不出乡镇(街道)、矛盾不上交”。今年以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活动2.1万次、预防纠纷2490件，调解各类矛盾纠纷1.9万件，调解成功率达98%以上，有效促进了民族团结。[5]
(三) “石榴籽”调解工作室的作用
城乡融合进程中，土地流转、拆迁补偿和外来人口融入等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石榴籽”调解工作室通过搭建专业化、多层次的调解平台，协调城乡之间的利益冲突，推动城乡社会关系和谐发展。[10]在土地流转过程中，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城市开发企业在补偿标准、土地用途等方面存在争议，调解工作室通过法律咨询、政策解读和协商调解，引导各方在法律框架内达成合理共识，避免矛盾激化。除此之外，基层政府在城乡治理过程中面临执法力量不足、法律资源分布不均等问题，影响社会治理的整体效能。“石榴籽”调解工作室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基层治理压力。工作室引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位一体的调解模式，并吸纳法律顾问、乡贤、宗教人士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构建基层治理的协同机制。同时，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具有复杂性，多样化纠纷涉及婚姻家庭、土地承包、宗教信仰等方面，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难以有效应对。“石榴籽”调解工作室结合少数民族习惯法、村规民约，探索柔性治理模式，为民族地区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调解服务。在推进农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石榴籽”调解工作室通过整合司法、行政、社会资源，优化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如调解工作室通过普法宣传和法律援助，提高村民的法律意识，推动农村法治化进程。在土地承包、劳资纠纷等案件中，调解员不仅化解纠纷，还借助案例进行法律宣传，增强村民对法律规则的认同感，从而减少潜在矛盾。[11]
3. “石榴籽”调解工作室运行中的现实挑战
在城乡融合和农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石榴籽”调解工作室作为一种创新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在化解矛盾纠纷、促进民族团结、提升基层法治化水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受制于调解员队伍建设、政策支持、运行机制及信息化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制约了调解工作的进一步深化和可持续发展。为确保“石榴籽”调解工作室在城乡融合和农村治理现代化中发挥更大作用，需要系统梳理其运行中的现实问题，并针对性提出优化提升路径，推动调解机制更加科学化、法治化、智能化和长效化。
(一) 调解员的专业水平参差不齐
调解员队伍构成复杂，包括基层干部、人民调解员、律师、法官以及宗教和民间贤达人士。虽然这种多元化团队有助于提升调解工作的社会接受度，但调解员的法律知识、调解技巧和实际经验存在较大差异，影响调解工作的公正性和有效性。一些调解员缺乏系统的法律培训，难以精准适用相关法规，使调解过程在法律层面存在不确定性。同时，不同背景的调解员在处理纠纷时方式方法各异，部分调解员更倾向于依靠个人经验或传统习惯进行调解，可能影响调解的规范性与法律效果。
(二) 习俗与法律的冲突影响法治化进程
农村地区的调解工作常常受到当地民俗习惯的影响，而这些习惯有时与现代法律规范存在冲突。例如，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家族或宗族内部调解机制仍占主导地位，强调“私了”和人情因素，而非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裁决。这种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维持社会和谐，但可能导致部分个体权利受损，特别是在土地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等涉及财产权和妇女权益的问题上。此外，部分农村地区对现代法律的接受程度较低，村民更倾向于依赖传统观念和习俗来解决矛盾，使得调解工作室的法治化推进面临阻碍。[12]
(三) 信息化水平滞后影响调解效率
在数字化和信息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部分农村地区的“石榴籽”调解工作室仍依赖传统的线下调解模式，缺乏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这不仅导致调解效率低下，还限制了调解工作的覆盖面和便利性。由于信息化系统建设滞后，调解案件的登记、追踪和统计仍依赖纸质文档或手工录入，导致案件管理效率低，数据分析能力不足。此外，缺乏远程调解平台，使得外出务工人员或异地纠纷难以及时处理。部分地区在引入人工智能调解、区块链存证等新技术方面的探索仍处于初级阶段，制约了调解模式的现代化转型。
4. “石榴籽”调解工作室的优化路径
针对“石榴籽”调解工作室在运行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需要从调解员专业能力建设、法律与政策保障、信息化建设等多个方面入手，优化其运行机制，确保调解工作更加专业化、制度化和智能化，从而更好地服务城乡融合与农村治理现代化进程。
(一) 强化调解员培训以提升专业能力
调解工作的有效性高度依赖于调解员的法律素养、沟通技巧和实务经验。因此，应构建系统化的培训机制，加强调解员的法律知识储备和实战能力，确保其能够胜任复杂矛盾纠纷的调解任务。政府和相关机构可以定期组织法律培训班，涵盖土地承包、婚姻家庭、劳动争议、民族事务等重点领域，并邀请法官、律师、仲裁员等专家授课，提高调解员的法律适用能力。同时，可以建立调解员考核认证机制，通过笔试、实务演练、案例评估等方式，对调解员进行分级管理，确保调解工作符合法律规范，提高调解工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此外，可以借鉴人民陪审员制度，鼓励具有丰富社会经验的乡贤、宗教人士、退休法官等参与调解，并通过岗前培训和定期考核，使其具备基本的法律素养和调解能力，确保调解工作既符合法律精神，又兼顾乡村社会的实际需求。
(二) 深度文化融合以提升调解适应性
文化因素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具有重要影响，“石榴籽”调解工作室应充分尊重和融入地方文化，通过推广民族团结理念、加强法治宣传等方式，增强群众对调解工作的认同感。结合地方特色，如利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调解、邀请社区长者或宗族代表参与，提升调解的接受度和实效。同时，推动传统习惯法与现代法律的有机结合，制定更加贴合当地社会现实的调解规则，使法治调解与乡土社会更加契合。此外，鼓励在调解过程中吸收民间调解智慧，例如运用“和事佬”制度、乡贤评理等传统做法，提高调解的灵活性和亲和力。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建立少数民族地区的调解员培训体系，使其既掌握现代法律知识，又能够在具体纠纷中灵活运用本地文化资源。通过举办民族文化与法律融合的调解研讨会，邀请当地法律工作者、文化学者共同探讨符合区域特色的调解模式，确保调解工作既符合法律规范，又契合当地群众的接受习惯。此外，还可探索“法律顾问 + 文化顾问”双结合机制，选聘熟悉本地文化风俗的专家或民间长者担任调解顾问，与专业法律调解员协同合作，确保调解结果既能促进法律实施，又不破坏社会和谐与文化传统。
(三) 推进信息化建设以提高智能化水平
信息化手段的应用是提升农村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方向，可以为“石榴籽”调解工作室提供更加高效、透明的运行机制。首先，应建立农村调解信息管理平台，实现案件在线登记、调解进程追踪、调解数据统计等功能，避免案件处理过程中因信息不畅导致的重复受理或遗漏，提高调解效率。其次，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建立农村矛盾纠纷数据库，分析常见纠纷类型、调解成功率、区域性矛盾分布等，为政府制定精准的社会治理政策提供数据支持。其次，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可以进一步提升调解工作的智能化水平。例如，可以开发AI智能调解助手，为调解员提供法律法规查询、案例分析、调解建议等辅助功能，提高调解工作的科学性和精准度。同时，可以建立远程视频调解系统，使身处不同地区的当事人能够通过在线调解平台进行远程沟通，在降低调解成本的同时，提高调解工作的便捷性和覆盖范围。[13]部分地区还可以结合移动应用开发调解小程序，提供在线法律咨询、纠纷登记、电子化调解协议生成等功能，使村民能够随时随地获取法律帮助，提升农村法治服务的可及性。最后，为了进一步推进信息化建设，可以鼓励基层政府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探索区块链技术在调解工作中的应用。例如，利用区块链的不可篡改性，建立调解协议存证系统，确保调解结果的可追溯性和法律效力，提高调解工作的公信力。
5. 结论
“石榴籽”调解工作室在推动城乡融合和农村治理现代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整合了多元资源，构建了多层次调解机制，从而促进民族团结和基层社会稳定。同时，在优化基层治理能力、推动法律服务下沉、增强农村法治意识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然而，其运行仍面临调解员专业能力不均衡、资金与政策支持不足、信息化建设滞后等挑战。“石榴籽”调解工作室的发展方向应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在持续完善城乡矛盾化解机制的同时，进一步推动调解工作的规范化、智能化和法治化。通过政府、社会、市场等多方协同合作，构建更加完善的基层调解体系，为城乡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可借鉴经验。
基金项目
四川民族学院校级科研项目立项课题《“石榴籽”调解工作室在促进城乡融合、推动农村治理现代化中的现状和作用研究》(项目编号：XYZB2401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