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戴维·洛奇(David Lodge, 1935~2025)是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和文学批评家。作为一位文学全才，洛奇在小说、戏剧和文论方面都极有造诣。文艺理论家王先霈评价他为“学院里严肃的学者，是学术眼界开阔的、很称职的教授，还是一位作品颇丰、笔锋锐利、具有强烈社会批判意识、很有幽默感的小说家。”《失聪宣判》出版于2008年，是洛奇晚期创作生涯的小说。小说将故事背景设置于2006年的英国，并以主人公德斯蒙德的日记形式呈现。小说讲述了英国北方某大学的语言学教授德斯蒙德因语言学专业分支被裁撤、备受耳聋困扰不得不提前退休。在德斯蒙德的听力和事业走下坡路时，第二任妻子的事业则蒸蒸日上，夫妻关系陷入了危机；父亲哈里的身体每况愈下，加重了德斯蒙德赡养的重担；德斯蒙德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女研究生亚历克斯的纠缠，给他单调沉闷的退休生活带来了许多波折。退休教授德斯蒙德，研究“自杀遗书”的女研究生，以及孤僻顽固的父亲哈里，共同出演了这出“生活轻喜剧”。《失聪宣判》含纳了当代英国社会老龄人口的生活问题、医疗场所对病人的身体规训、高校学术伦理道德等方面的议题，承载了洛奇对当代社会边缘群体生存图景的敏锐观察。小说在营造失聪所引发的喜剧氛围中也透出“人生无常”的悲剧意味，由此成就的冷热杂糅、悲喜交融的丰富意蕴赢得了国内外读者的青睐。
国外学者对《失聪宣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类是小说情节的简要介绍，多以书评形式呈现。第二类是主题研究。布鲁克·艾伦(Brooke Allen, 2008)讨论了小说中的老龄化、死亡、悲剧性和宗教主题[1]。第二类研究是写作技巧。波林·艾尔(Pauline Eyre, 2012)探讨了洛奇是如何用纯粹的隐喻话语来理解残疾，论证了洛奇提升残疾人的主体地位展现一种非现代主义的自我[2]。
相较于国外，国内学界对《失聪宣判》的研究更加丰富。国内学者对《失聪宣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类研究是叙事技巧。徐天予(2021)论证了洛奇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影响下，在《失聪宣判》中所实现的三类对话：使用元小说的后现代叙事技巧实现了文本与读者的对话、借戏仿和拼贴完成了小说与先前文本的对话、融入后现代伦理关怀实现小说文本和社会现实的对话[3]。第二类研究是死亡主题。王先霈(2013)探讨了洛奇从校园三部曲中对学界问题的批判到《失聪宣判》中的老龄化、疾病、死亡和人生意义追寻的主题转变[4]。第三类研究是疾病书写。陈炜鹏(2023)选取洛奇后期的三部小说《天堂消息》《治疗》和《失聪宣判》，以主人公的疾病为线索，从家庭和社会两个层面解读疾病隐喻与叙事治疗，认为洛奇为英国当代社会的患病个体提供了可能的治疗方案[5]。第四类研究是身份追寻。刘伟(2016)以拉康镜像理论中“他者”这一关键词为理论基础，阐释了主人公德斯蒙德作为知识分子和聋人两种身份的认同危机的表现和应对方法[6]。
20世纪以来空间转向的大背景下，空间理论逐步发展为一个跨学科研究，研究涉及领域非常丰富，“空间理论从后现代美学、当代政治、全球化、消费与经济等角度阐述了空间的多维属性以及文学作品中的多维空间。[7]”空间理论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平台，文学的空间批评也在空间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的不断探索中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列斐伏尔、福柯、巴什拉等学者都纷纷提出了自己对于空间理论的独特见解。其次，在洛奇的小说中，空间元素不仅作为背景存在，更是推动情节发展和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然而，国内外学界对洛奇作品中空间叙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好工作》和《小世界》两部作品，而对洛奇的《失聪宣判》这部作品却鲜有从空间视角切入解读。洛奇在《失聪宣判》中通过讲述人物在嘈杂的物理空间、规训个体的社会空间以及挣扎的心理空间中的种种体验，塑造了社会边缘生存者的生动形象。因此，本文基于空间理论探究小说中三位人物——哈里、德斯蒙德和亚历克斯的生存困境是可行的。
2. 物理空间中的生存难题
“一切真正有人居住的空间都具备家宅概念的本质。[8]”家宅是人们居住的主要场所，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载体，同时，家宅也是读者解读小说人物和故事主题的重要维度。在小说中，哈里、德斯蒙德和亚历克斯三位人物在各自的家宅中面临着不同的生存难题。
父亲哈里独自住在一个狭小拥挤、阴暗脏乱的老房子里，暗示着他不断衰老的身体和难以自理的生活。老宅里到处都堆积着杂物和家具，“他自己那个乱糟糟的小窝挤满了家具，只需走上三四步，就可以从门口到达最远的角落。[9]”这些杂物包括他年轻时用的组合音响、陈旧的床垫、布满油污的廉价餐具和烤箱、从未穿过的衣服、到处散落的支票代金券等等，哈里不舍得丢弃的原因是这些物件中藏着他曾经的乐队事业、对亡妻的爱等等。人们对物品的眷恋往往源于他们赋予物品的回忆和情感内核，私人空间里适度的物件收藏固然可以增强家宅与人的情感链接，但哈里过度的杂物堆积已然给他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麻烦，正常的吃饭和活动都成了难题，也对他的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巴什拉指出家宅中的每一个角落，卧室中的每一个墙角，每一个人们喜欢蜷缩其中、抱成一团的空间都是角落诗学产生的基础[8]。过多的物品堆砌并不能造就完美的心灵庇护所，即使每一个物件都蕴藏着哈里的回忆，但它们所形成的狭窄空间在现实生活中带给了他种种不便，已然消解了角落的诗意体验，以及回忆、遐想和诗意的沉思的功能，这样的家宅难以庇护哈里的内心空间。
德斯蒙德与两任妻子住在两栋风格迥异的家宅中，德斯蒙德在其中面临着不同的生活难题。德斯蒙德与前妻梅茜的家宅空间带给了他关于疾病和死亡的创伤记忆。自梅茜患癌以来，“家里渐渐变成了护养院，先是安装了楼梯升降座椅，接着，当她这样都难以对付时，起居室就变成了病房，还专门建了一间配套的洗手间，[9]”德斯蒙德答应梅茜在家中帮助她结束生命后，家宅中的医疗仪器、床铺、夜明灯等等的存在无不提醒着德斯蒙德梅茜被病痛折磨的模样以及去世的那个夜晚。“房间的本质——房间的气氛，在于给人以精神冲击的比例和节奏。[10]”家宅被病魔、痛苦以及持续低迷的情绪所侵蚀，冰冷的气氛带给了德斯蒙德难以磨灭的心理创伤，继续居住只会被空间的消极氛围所吞噬，因而他最终选择了逃离这个伤心之地。德斯蒙德与现任妻子弗雷德住在布局现代、装修精美的豪宅，室内布置由妻子一手主导，房屋“刷过油漆的地方光亮照人，地上铺着长条木地板，玉兰木的墙上挂着漂亮的现代派绘画和版画，还有高高的天花板和雅致的旋转楼梯，舒适的、风格现代却不张扬的家具，长毛绒地毯，以及轻触按钮就可以自动开关的艺术化窗帘。[9]”这样奢华的布置完全贴合弗雷德个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而独属于德斯蒙德的私人空间——原本作为知识殿堂的书房，逐渐转变为堆满助听设备的无用之地。德斯蒙德学者身份空间隐喻的消解，妻子事业的第二春，以及妻子主导设计的室内装饰无不表明着德斯蒙德与豪宅的格格不入。家宅对人的内心空间的庇护基于屋主与这个空间之间的情感契合，只有当人们对这一空间产生认同感，家宅的情感庇护性才能真正体现出来。但事业、身体和婚姻的三重打击使得豪宅已然成为了令德斯蒙德感到焦虑、迷茫和挫败的冰冷囚笼。于德斯蒙德而言，与亡妻的居所带给了他难以愈合的创伤，而如今与现任妻子的豪宅不再庇护他的内心空间，他在其中面临着情感危机和自我认同危机。
亚历克斯的短租公寓位于新开发城区，公寓楼显得很廉价，周围散布着许多废弃仓库和小作坊，还有严重的环境污染，公寓“俯瞰着一潭死水，死水的尽头积聚了不少非生物降解垃圾，它们漂浮在那儿，十分刺眼。[9]”租住房所在的小区楼内电梯年久失修、楼梯无人打扫。住宅的物理特征表明亚历克斯作为异国留学生的都市寄居者身份，她并不注重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她看重的只是一个能够独处、适合做学术研究的居身之所。但就家宅对人们内心空间的庇护而言，亚历克斯的短租房无法保护她的内心，她住在层层叠叠的盒子里，这样的居所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家宅，因为它缺失了垂直性方面的内心价值。不仅如此，“大城市里的家宅还缺乏宇宙空间性。这些家宅不再处于自然之中。居所和空间之间的关联成了人为的。在这种关联中一切都是机械的，内心生活从那里完全消失了。[8]”在这样的住宅中人们往往会生出疏离感和孤独感。家宅内部的氛围与主体的性格有着紧密的联系。小小的短租房里只有最基本的布置，多数都是刚从宜家买来的家具，这样模式化的宜家风装修抹杀了家宅的个性，暗示着亚历克斯外热内冷的心性。亲人相继离世导致的童年创伤致使她失去了对家宅空间的渴望和占有，短租房对她而言只是冰冷的居身之所，她的心灵无法与其建立情感链接，更无法在其中诗意地栖居。值得一提的是公寓中挂着一幅爱德华·蒙克的画作《青春期》，画中描绘了一位未成熟的少女裸像，少女双手交叉着放在大腿上，羞涩、拘谨的姿势和表情暗示着她的不幸和忧虑。这幅画作映射了亚历克斯阳光热情的表面下细腻又复杂的内心，以及她正面临的自我成长的生存难题。
3. 社会空间中的权力规训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不仅仅是物理上的容器，而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所提出的空间的三个维度分别是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它们共同构成社会空间。空间实践是现实中感知的空间，空间表征是科学家、规划师、城市学家等等所构想的概念化空间，表征空间则是直接经历的空间[11]。哈里、德斯蒙德和亚历克斯分别处在医疗空间、日常生活空间和高校的权力规训之下，他们或是受到权力的压迫，或是对规训做出反抗。
医疗空间中，医生与病人的身份属性存在权力上的倾斜，医护人员位于主导地位，病人则属于被规训的对象。福柯指出医院是一个典型的规训场所，“现代医学通过经验主义创造出的似是而非的概念，粗暴地定义了人类的身体表征，取得了对身体的支配权力。[12]”哈里患上中风和老年痴呆后，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掌控，在医院成为了被规训的对象。当德斯蒙德和护士帮父亲换尿布时，护士“用一种不乏敬意又例行公事的神态洗了他的私处，并擦了些粉，再在他的阴茎上插根管子，把一只尿袋绑在他腿上。然后，我们帮他重新穿上睡裤，接着是背心和睡衣……在整个过程中，爸爸几乎都很被动和顺从，尽管又一两次他想把戴尔芬的手推开，所以我只好抓住他的手。[9]”医院在治疗病人的同时也监视着病人的行为，医院的戒训行为以医护人员的行为和现代化治疗设备为载体，渗透和控制病人的身体。父亲抗拒这样的规训正是想要夺回身体控制权和尊严的表现。病人被要求服从医院的规则和治疗程序，从而在身体和心理上都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在医疗人员眼中，病人的身体失去了身份与尊严的隐喻功能，沦为物理意义上残缺破损的躯体。但对于病人而言，服从治疗的同时他们也希望得到关怀。同理，养老院中生活自理能力低下的老年人也是被规训的对象，这正是哈里抗拒养老院的原因之一。德斯蒙德曾领着父亲参观一处养老院，虽然装潢光鲜亮丽、干净整洁，能够给予老年人富足的物质生活，但却忽视了对老年人内心的关注，这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
日常生活空间中盛行的听力中心主义将听障群体排斥在主流人群之外。在空间实践层面，正常的听觉能力被默认为基本的感知标准，因而听障群体遭遇了身份的边缘化。小说开篇德斯蒙德便在美术馆的聚会中经历了朗巴德效应(一种语音现象，指的是在嘈杂的环境中，为了使对方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说话者会不自觉地提高音量、改变音调或延长语句。)的排斥。耳聋的德斯蒙德在如此嘈杂的环境中仅凭助听器根本无法听清任何话语，他只能尽力掩饰听不清的事实、故作冷漠退出与他人的沟通。餐馆在空间实践中往往注重氛围的营造，通过高音量的背景音乐、人声鼎沸的交谈声、餐具碰撞声等为听力正常人群营造出一种热闹、活跃的氛围。德斯蒙德在名为“天堂”的意大利餐馆用餐时，餐馆中持续的噪音对德斯蒙德来说“叫它‘地狱’更恰如其分。[9]”这样的环境于他而言是巨大的压迫和负担，同行的其余三人热聊时德斯蒙德不得不放弃与他们的交谈。德斯蒙德为避免同伴误会自己感到厌烦，只能选择默默地忍受助听器中传来的阵阵噪音。在空间表征层面，城市规划者主要考虑健听人群的体验和需求，在无形之中确立了听觉中心主义，而听障群体正常交流的权益却遭到忽视。听觉中心主义迫使听障群体适应主流社会的听觉标准，并进一步强调了其身体缺陷，他们的社会参与和人际交流皆被排斥在主流群体之外，陷入社会身份边缘化的困境中。在表征空间中，德斯蒙德对听觉霸权做出了抵抗。公共交通空间中同样盛行着听力中心主义，德斯蒙德特意乘坐的静音车厢却充斥着噪音，对包括他在内的许多乘客带来了并不舒适的乘车体验。德斯蒙德惊讶地发现“许多人对写有这种提示(‘安静车厢’)的牌子要么没有看到，要么视而不见，[9]”他并未选择摘下助听器成为这一空间完美的被规训者，而是戴上助听器劝阻周围吵闹的乘客，阻止他们大声讲话。即使得到的只有无视与反驳，但这是他作为听障群体的一员对自己的权利的争夺和对听觉霸权的抵抗。
高校中的人际交往与知识生产反映了高校中存在的部分学术伦理和道德问题。师生交往是校园人际空间的重要维度，学生亚历克斯在师生交往中做出了许多荒诞不经的事情：为了得到英语系的助教职位引诱导师科林并与其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在德斯蒙德教授辅导其博士论文后做出了把内裤塞进教授大衣口袋的恶作剧，并在惹怒德斯蒙德后在邮件中提出抽打她的屁股以泄愤的荒唐要求。亚历克斯在空间实践中将高校对学生的规训内化，通过物化自己的身体表现出来。她与德斯蒙德和巴特沃斯两位教授的交往违背了师生交往中的道德规范，在礼仪和伦理方面都存在越界的行为和言语。着看似是对师生之间权力关系的挑战，但实际上是以自己的身体资本向权力拥有者置换更优质的学术资源，这并非抵抗，而是内化。“师生之间的交往是教学活动得以进行的重要机制，也是认识人际空间的重要维度之一。[13]”科林作为导师却无法为亚历克斯的博士论文提出意见，他学术能力的缺失使得教学活动缺位，对高校的空间生产造成了消极影响。知识空间借助书籍、论文等形式外化和表达，在空间表征中，规划者通过各种规章制度和评价体系对教师和学生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德斯蒙德认为“使用标签荧光笔是一种新的、尤为肆无忌惮的破坏行为，它用色彩鲜艳的线条毁坏了书中的文字，完全无视对后续借阅者所造成的干扰。[9]”亚历克斯却以仔细研读为由对图书馆的公用书籍进行个性化的标记勾画，无视他人的阅读体验，这破坏了公共物品的共享属性；亚历克斯剽窃前男友的学术成果，并直言不讳地表示希望德斯蒙德能够帮助她完成博士论文，人际关系于她而言同样是置换学术资源的工具。在表征空间中，亚历克斯不断挑战高校既定的规定和权力关系，企图通过不正当途径实现学术地位和学术成就的上升。戴维·洛奇在小说中反映了现实中高校存在的师生越界、学术不端等问题，这印证了洛奇作为学院派作家对学术界和教育界存在的问题的关注与批判。
4. 心理空间中的自我挣扎
心理空间重点在于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个体的潜意识活动，往往外化为独特的行为和言语习惯。人物在物理和社会空间的体验被视为心理空间的建构基础。哈里、德斯蒙德和亚历克斯都陷在自我封闭的精神囚笼之中，在自我挣扎的过程中他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最终迎来了不同的结局。
父亲哈里在清醒与遗忘来回交替的状态中逐渐衰老。备受老年痴呆困扰的哈里遗忘了许多当下生活的细节，现实生活被按下暂停键，对过去的留恋将他困在时间已然停滞的回忆中。他反复地谈起从前的人和事，“他一边喝咖啡，一边开始回忆往事……他所有的故事我以前都听过很多遍。[9]”在他的回忆中，他在年轻时是一个兴趣爱好广泛的人，做过乐手，服过兵役，迷上过高尔夫，收藏过古玩。这些鲜活的往事能帮助哈里重拾尊严以抵御当下的认知衰退。而对于当下的现实生活，哈里唯一关注的事情便是攒钱，他的老房子里囤积着许多支票和代金券，甚至在两处松动的地板下也存放了钱财。他坚持攒钱一是因为小时候生活贫困，攒钱是从小刻在他骨子里的一份执念，他在人生的许多时期都“亲眼目睹过贫穷的后果，对贫穷的恐惧影响了他的一生。[9]”二是因为攒钱让他感到自己仍然有独自生存的能力，在混乱的现实中维持些许对生活的掌控感。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在二战结束后，老年人口不断增多，加剧了国家的老龄化。“英国老年人抚养比升高，一些老人由于没有或缺少子女照顾，常常过着吃饭、看电视、睡觉三部曲的日子……独居老年人更容易面临孤独、贫穷、健康水平低等问题。[14]”哈里的独居生活反映了当前英国社会许多空巢老人的心理状态：他们陷在从前的回忆中孤独地老去。作为社会的一类边缘群体，老年群体的心理状态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关怀。
德斯蒙德的心理空间经历了挫败——迷茫——愤怒——顿悟的过程。故事前期，德斯蒙德遭遇了身份危机，将自己困在事业、身体和婚姻三重打击下的保护壳中，但这并非长久之计，在自我挣扎的过程中，德斯蒙德通过三种方式完成了主体性的重构。首先是通过日记写作反思自我。《失聪宣判》整个故事由德斯蒙德的日记呈现，叙事本身便是一种心理治疗方式。德斯蒙德在同样备受耳聋困扰的名人中寻求安慰认同感：西班牙画家戈雅因祸得福，他最伟大的作品都产自一生中的失聪时期，在绝对安静的情况下他能够窥见人类行为背后的真相，并完美地呈现在画作中，他的经历让德斯蒙德思考失聪是否能给生活带来新的转机。音乐家贝多芬在二十八岁便患上严重的耳聋疾病，身为语言学教授的德斯蒙德最为同情他，因为音乐同语言学一样依赖听觉的能力，德斯蒙德曾同贝多芬一样掩饰自己的疾病，性格变得古怪、不善交际。贝多芬在《海利根施塔特遗嘱》中吐露了压抑多年的委屈与苦楚，这也正是德斯蒙德想要释放的情绪。德斯蒙德在日记中记录每日发生的事情，困惑和忧虑，并通过自我对话审视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不断追寻着失聪后的自我身份与社会位置。如何能够更好地胜任照顾父亲的重担、如何重建情感交流以挽救与弗雷德之间的夫妻关系、如何划清与女学生亚历克斯之间的伦理关系界限等等都是他待以解决的难题。德斯蒙德在日记中的自述帮助他在一定程度摆脱主流社会对听障群体的排斥，并在崩塌的自我认同中寻找积极的自我观念。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参加唇语班寻求集体归宿感。德斯蒙德在唇语班做回学生，和其他听障人士共同体验学习的乐趣。“在我目前事事不顺的生活中，唇读课堂成了一个让人忘却烦恼、无忧无虑的宁静去处。[9]”在唇语班的时光德斯蒙德能够放下一切，变得平静。“在这个聋人圈里，大家彼此之间十分友善和同情。[9]”德斯蒙德不再是被主流排斥的边缘个体，他在聋人集体中找回了归属感，他们治愈着彼此的心灵伤疤。唇语班缓解了他的身份焦虑，帮助他收获重新融入社会的勇气，并为其重构身份的过程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治愈功效。第三种方式是在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时对生命的沉思。德斯蒙德独自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并专门购买了相关书籍，那段沉重的历史让他感悟战争中的生死无常，更觉生命的珍贵；遇难者的种种苦楚让他懂得活着便是幸福，每一刻光阴都值得珍惜。奥斯维辛带来的生命思考让德斯蒙德逐渐与耳聋和解，并促使他与寂静共存。这三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德斯蒙德长期被耳聋困扰的焦虑，德斯蒙德最终坦诚地面对和接受失聪带来的生活剧变，完成了主体性重构。
学生亚历克斯在真实与谎言中不断徘徊，在二者中寻求真正的自我。在亚历克斯13岁时，父亲饮弹自杀给她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创伤。亚历克斯决心将“自杀遗书”作为博士论文主题的最初动机是探寻父亲自杀的原因，在研究的过程中她通过收集自杀遗书语料、构建自杀遗书网站勇敢地直面童年创伤，希望能解开自己多年的心结。亚历克斯经过大量的自杀遗书文本研究后发现在自杀遗书中出现最高频率的词是“爱”，这是她的执念之源，也是消散执念的唯一办法。她埋藏多年的心结源于对父亲由爱生恨的痛，其他亲人接连离世进一步加重了她的创伤，孤身一人的亚历克斯一直渴求着亲人的爱。或许她最终并不能找到父亲自杀的原因，但探寻的过程便是她自我救赎的过程。童年创伤带给亚历克斯的不止是多年的伤痛，还导致她对自我和社会的认知出现异常，出现了边缘型人格障碍的倾向。“边缘型人格障碍是一种人际关系、自我形象和情感不稳定以及显著冲动的普遍模式。[15]”亚历克斯对父亲般年纪的男性有着病态的情感，在与他们的社交中她表现出依恋同时又喜欢玩弄他们以获得快感，这也是父亲缺位所带来的后果。亚历克斯经常撒谎，她“一时心血来潮，就编个故事，或者撒个谎，或者来个恶作剧。完全是不由自主。[9]”她所编造的回美国过圣诞节、否认在图书馆书籍上乱涂乱画、拖欠房租和窗帘的费用等等暗示着她的自我价值感低，她试图通过谎言控制周围环境，避免再次受到伤害，并构建一个更加理想的自我形象以迎合他人的期望。但当谎言被德斯蒙德揭穿，面具下伤痕累累的本我展露无遗，亚历克斯对外所构建的理想形象崩塌。最终，亚历克斯在邮件中承认自己性格古怪，喜欢骗人，决定结束自己的荒唐行为。搬出公寓，离开英国的这一刻意味着亚历克斯告别过去的自我，踏上了自我救赎之路。
5. 结语
本文基于空间理论解读了《失聪宣判》中三位人物——哈里、德斯蒙德和亚历克斯，他们三人经历了物理空间中的生存难题、社会空间中受到的权力规训以及心理空间中的自我挣扎。小说通过空间书写所呈现出的哈里、德斯蒙德和亚历克斯分别代表的老年群体、听障群体和边缘型人格障碍群体面临的生存困境，表明了戴维·洛奇对社会边缘群体的人文关怀，他呼吁社会对边缘群体给予更多关注，帮助他们融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