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述评和展望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Mechanisms of Green Transformation in Resource-Based Enterprises: A Review and Outlook

摘要: 推动资源型企业从传统的高能耗、高排放生产模式向绿色、低碳、可持续的生产模式转型，对于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共赢具有重大意义。文章系统梳理了影响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相关因素研究进展，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深入分析。宏观层面，主要探讨了环境规制、政府环境监管、群众舆论与媒体关注等因素对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中观层面，则分析了市场化水平、市场竞争与合作以及数字赋能等因素的作用机理；微观层面，着重阐述了管理者环保意识与经历、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并购、企业资源与能力等因素对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推动作用。最后，基于对这些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的整合模型，本文对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Abstract: Transitioning resource-based enterprises from traditional high-energy-consumption, high-emission production models to green, low-carbon, and sustainable production models hold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achieving a win-win situation in terms of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based enterprises, conducting an in-depth analysis from macro, meso, and micro perspectives. At the macro level, it primarily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governmental environmental oversight, public opinion, and media attention on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based enterprises. At the meso level, it analyzes the mechanisms of marketization levels, market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and digital enablement. At the micro level, it emphasizes the driving forces of manager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experience,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gree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s well as enterprise 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 in promoting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based enterprises. Finally, based on an integrated model of the mechanisms of these influencing factors,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outlook on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for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based enterprises.

1. 引言

全球气候变化和资源环境约束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推动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已成为全球共识。2021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工业领域低碳工艺革新和数字化转型，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严格控制新增产能，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1]。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资源型企业作为国家经济体系中的基石，为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坚实的支撑。然而，资源型企业的高能耗、高排放以及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等固有特点，企业绿色转型不仅关乎企业存亡与发展，更深刻影响国家能源结构优化、生态环境改善及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其重要性和战略意义不言而喻。

鉴于资源型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中的独特地位，系统梳理企业绿色转型的研究成果，把握该领域发展脉络、深化转型内涵理解、明确转型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作用机制及政策导向，对推动全面绿色转型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因此，本研究结合文献计量方法，首先聚焦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特殊性和典型性，从资源型企业转型内涵与挑战、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和转型绩效评价等方面深入剖析，总结现有研究进展和关键议题，最后基于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和内涵，提出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相关研究的未来方向。

2. 研究演变轨迹和阶段性特征

自200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全球学术界积极响应，聚焦于节能减排与气候应对，深入探索绿色转型路径，绿色转型真正被提到意识层面[2]。本文基于CSSCI数据库在2005~2023年间刊发的绿色转型相关文献，筛选掉无作者、无年份刊文，同时，剔除了公告、感谢信、会议通知、征文启事等文章，以减弱非学术性论文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最终得到1378篇中文文献。从发文来看，自2005年起稳步增长，尤其是在2010年后，相关研究增速显著加快，至2021年达到624篇的峰值。中国自2011年起步入快速增长期，近十年间保持强劲势头，2015年起年发文量突破百篇大关，相关研究热度逐步提升，学科基础知识逐步积累，研究热度呈现持续上升趋势。

1) 探索起步阶段(2005~2014)。2005~2014年为探索起步阶段。随着2005年“巴厘岛路线图”通过，强化了《京都议定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谈判，绿色转型研究逐渐进入学术视野，但文献增长缓慢，总量有限。研究初期，主要聚焦于绿色转型内涵的初步界定，议题宽泛且不深入。绿色转型作为绿色经济的延伸，其理论基础可追溯至1989年皮尔斯提出的“绿色经济”概念(Pearce D et al. 1989) [3]。随着环境生态经济的兴起，绿色转型的核心在于平衡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追求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协同(原庆丹等，2011) [4]。学者们还探讨了绿色转型与绿色消费、贸易、经济的关系，并初步构建了绿色发展的理论框架，包括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等概念的研究(李平，2011；武亚军，2008) [5]-[7]。

2) 平稳发展阶段(2014~2020)。2014~2020年为平稳发展阶段。随着我国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推动该研究领域进入新发展阶段。通过对这一时期内发表的文献进行量化分析，绿色转型研究领域词频前10的关键词信息如表1所示。“绿色转型”“绿色发展”“环境规制”“绿色经济”“生态文明”这五个关键词位居前5。研究聚焦于绿色转型的多维影响因素及其驱动机制，特别是环境规制作为核心外部驱动力，其政策效应、实施路径与绿色转型的互动成为热点。该阶段的研究趋势以经济绿色化转型为导向，深入探索绿色转型的内在逻辑、动力及实现路径。

Table 1.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data keywords from 2014 to 2023

表1. 2014~2023年中文数据关键词频次分布

2014~2020年中文数据关键词频次			2021~2023年中文数据关键词频次
排序	关键词	频次	排序	关键词	频次
1	绿色转型	83	1	绿色转型	115
2	绿色发展	69	2	绿色发展	51
3	环境规制	18	3	碳中和	49
4	绿色经济	15	4	绿色创新	47
5	生态文明	14	5	绿色金融	39
6	绿色金融	12	6	环境规制	37
7	工业	6	7	碳达峰	29
8	绿色创新	6	8	数字经济	16
9	驱动因素	6	9	生态文明	15
10	绿色消费	5	10	绿色信贷	13

3) 快速发展阶段(2020~2023)。2021~2023年为快速发展阶段。能源危机与疫情加剧全球对气候变化的重视，绿色低碳发展达成共识。随着“双碳”目标提出，绿色转型研究呈现新趋势，聚焦“双碳”目标下的转型策略与路径(孙泉辉等，2023) [8]。通过对这一时期关键词的统计分析(见表1)，发现“绿色转型”“绿色发展”与“环境规制”仍为核心议题受到高度关注。同时，与前一阶段侧重于绿色经济导向下绿色转型的影响因素的探索不同，此阶段的研究聚焦于绿色转型对“碳中和”与“碳达峰”这一具体目标实现中发挥的作用。此外，数字技术作为新动力，研究数字技术如何赋能绿色转型、促进“双碳”目标实现成为热点。该阶段研究重点转向以全球生态环境改善为导向，利用数字技术为手段，探索绿色转型助力“双碳”目标的具体路径。

3. 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主要影响因素

资源型企业一般是指以开采和加工耗竭性地下矿产资源为主，依赖资源经营并拓展相关业务的企业，主要涉及煤炭开采、石油天然气开采、金属矿采选、非金属矿采选、石油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黑色金属冶炼及有色金属冶炼等行业。这类企业依赖资源独占优势获取超额利润，但在生产过程中对生态破坏和资源耗竭影响大，存在显著负外部性(王锋正和郭晓川，2007；Fuping M A et al. 2011) [9] [10]。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特殊性在于其主要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涉及大量资金投入和高难度技术研发，绿色转型受到宏观(如环境规制、环境监管等)、中观(如市场化水平、行业竞争等)及微观(如管理者思想、企业行动、资源等)等因素的影响。下文基于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研究框架(如图1)，深入分析其主要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

Figure 1. Research framework of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based enterprises

图1. 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研究框架

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是一个复杂且多维的过程，其成功实施依赖于外部制度压力与内部资源能力的协同作用。从制度理论视角来看，外部制度压力，包括政府法规、行业标准和社会期望等，构成了企业绿色转型的外部驱动力。这些压力不仅迫使企业遵守环保规范，还通过合法性机制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企业为了获取合法性并降低经营风险，必须通过绿色技术创新、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等方式，积极回应外部制度要求。与此同时，资源基础观强调企业内部资源禀赋和动态能力的关键作用。资源型企业拥有的自然资源、财务资源、人力资源和组织资源是绿色转型的物质基础，而动态能力则使企业能够识别外部环境变化、整合内外部资源并实现创新突破。通过将制度压力与资源能力相结合，企业能够构建可持续的绿色转型路径，最终实现环境绩效与竞争优势的双重提升。

3.1. 影响绿色转型的主要宏观因素

1) 环境规制。资源型企业因面临更紧迫的环保压力和转型需求，对国家环境规制、政策更敏感且行动迅速，政策收紧时受冲击更直接显著(刘金科等，2024；张建鹏和陈诗一，2021；任相伟，2021) [11]-[13]。环境规制是以环境保护为目的、个体或组织为对象、有形制度或无形意识为存在形式的一种约束性力量(赵玉民，2009) [14]。一般来说，环境规制可以细分为两种类型(Allen B et al. 2018) [15]，一是以强制性为特征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如环境税(于连超等，2019) [13]、环保法(崔广慧和姜英兵，2019) [16]等；二是以市场性为特征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如碳交易(吕建中，2021) [17]、绿色金融(陈国进等，2021) [18]、绿色债券(张雪莹等，2022) [19]等。关于环境规制对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学者们持不同观点。部分学者支持“波特假说”认为适宜的环境规制有助于“倒逼”企业绿色技术革新。例如，环境保护费改税(王性玉和赵辉等，2023) [20]、新《环保法》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绿色转型(李志斌和黄馨怡，2021) [21]，有效实现降低碳排放量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双赢局面。然而，有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加重了资源型企业的治污成本，减少了企业可供创新投入的资金，抑制了资源型企业的绿色转型(Greenstone M et al. 2011) [22]。另外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呈现先下降后提升的“U”型动态特征，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由弱变强，影响效应由“抵消效应”转变为“补偿效应”(张成等，2011) [23]。

2) 政府环境监管。环境监管则是确保这些规制得到有效执行的关键环节，通过对企业的日常监测、评估和执法，政府能够及时发现和处理企业的环境问题(王云等，2017) [24]。2014年修订并于次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不仅在法律层面清晰界定了环保违规行为的行政、民事及刑事责任，还显著增强了环境监管的力度与精确度，显著提高了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杨友才和牛晓童，2021) [25]。在此背景下，资源型企业在推进绿色转型的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合规经营与风险管理。在政府环境监管较松的地区，企业面临较低的环保违法成本，而在环境监管较严的地区，企业环保违法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和违法成本较高，环境监管力度的加强进一步限制了企业通过环保违法行为逃避环境税的可能，环境税的绿色创新效应得到加强(杨晓妹等，2023) [26]。然而，学者们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在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方面所实施的环境监管措施，呈现出一种复杂的选择性效应：尽管在促进绿色创新数量增长方面成效显著，但在提升绿色创新质量上却未能实现同步进步，从而导致了绿色创新“泡沫”现象的出现。这一现象在重污染行业和东部地区尤为突出，揭示了环境监管在不同行业和地域间效果的显著差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高城镇化地区，环境监管却展现出了促进绿色创新数量与质量同步提升的独特效果，这充分说明了其影响作用的地域特异性(麻丽娜和陈宇含，2024) [27]。因而，环境监管究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还是诱发绿色创新“泡沫”，仍有待进一步验证。

3) 群众舆论与媒体关注。资源型企业的环境行为深刻影响着社会公众的生活品质、健康状况及消费偏好，同时，社会公众的诉求也反向作用于企业的生产供给(陈运平和刘燕，2023) [28]政府积极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增强了环境信息的透明度，并通过多元化渠道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形成强大的舆论监督力量，使资源型企业在污染防控方面受到更为严格的审视与监督(陈璇和钱维，2018；郑建明和许晨曦，2018) [29] [30]。公众借助社交媒体、网络论坛等平台，表达对企业环保举措的看法与态度，汇聚成显著的社会压力(王芬兰，2019) [31]。媒体作为公众了解并监督企业运营的关键渠道，其关注构成了一种舆情监督机制，能够有效代表利益相关方，向企业传达持续的环保期望。有学者认为媒体关注对企业绿色转型有显著正向影响。例如，有研究表明媒体关注有助于企业自愿披露ESG相关信息，从而显著缓解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在ESG评级表现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中和环境规制对地区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赵玉民等，2009) [14]。还有学者从媒体关注度的角度进行研究，发现媒体关注度越高，绿色金融越能促进企业的ESG表现(赖小东等，2022) [32]。然而，有研究却认为媒体关注类似于企业ESG表现的“催化剂”，一旦催化过量，将削弱媒体关注的协同效应，甚至产生负面影响(温素彬和周鎏鎏，2017) [33]。例如，有学者研究发现媒体关注度的增加在ESG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关系中有促进作用，然而一旦媒体过度关注，可能引发反作用效果，媒体关注度会负向调节ESG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袁业虎，熊笑涵等，2021) [34]、会抑制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创新的促进作用(秦颖和孙慧，2020) [35]。总之，媒体关注对企业环保及绿色转型具有复杂影响，既可能和各种其他因素发生交互效应来促进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也可能因过度关注而产生负面效应。

3.2. 影响绿色转型的主要中观因素

1) 市场化水平。市场化是指建立政府调节的市场经济体制，并形成统一的市场体系和市场运行机制。我国是一个市场化较不均衡的国家，由于环境差异，各地区市场化水平明显不同，其对企业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唐雪松等，2010) [36]。市场化水平较高意味着政府行政干预力度较小，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显著，企业能够享受到更多优质服务(赵莉和张玲，2020) [37]。市场化能从多个层面推动技术的进步，在不同的区域中，市场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市场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最强，而西部地区最弱(周兴和张鹏，2014) [38]。市场化程度对我国高技术产业R&D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有着显著正向影响，而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会促使产业由低级向高级演化进而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武鹏等，2010) [39]。市场化水平对区域技术进步影响产业结构“两化”时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在区域技术创新强度推动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中，市场化条件会使推动作用变得更强且更为显著(张治栋和廖常文，2020) [40]。市场化水平已经成为资源型企业实现绿色转型不可忽视的因素。

2) 市场竞争与合作。市场横向竞争压力可以促进企业做出绿色转型行为。比如，有学者认为市场压力会企业财务绩效产生倒逼效应进而促进财务绩效的提升且市场压力使得绿色创新战略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徐雯，2020) [41]。此外，有研究表示提出消费者环境偏好和市场竞争程度的上升均会促进企业绿色创新(郑志强等，2023) [42]，但也有学者认为市场竞争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呈倒“U”型关系(程宣启和朱军生，2015) [43]。进一步，有研究指出竞争压力下的企业会同时增加创新投入和寻租支出，创新和寻租与短期财务绩效之间呈倒U型关系(徐晨和孙元欣，2019) [44]。而纵向竞争压力主要来自行业上下游供应链促使资源型企业面对更为严格的绿色行业规范(万攀兵等，2021) [45]，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迫使企业不断提升自身的绿色竞争力和适应能力(刘海月等，2024) [46]。

3) 数字赋能。数字赋能涉及数字技术和商业战略，是指利用数字技术(如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来增强个人、组织或社会的能力，提升其效率、创新力和竞争力。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与成熟应用赋予了传统企业更多的活力与机遇，促使其在打造技术优势、优化资源配置、整合业务运作方式与重塑价值创造流程方面进行系统性的改革，为企业绿色创新提质增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前学术界较为统一认同数字经济(龚新蜀和杜江，2024) [47]、数字技术(张维洁等，2024) [48]、数字化转型(王家庭和盛楠，2024) [49]等数字赋能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例如，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在数字经济与企业持续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中介效应，能够显著促进绿色转型(李金昌等，2023) [50]；数字赋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弱化代理冲突、提升成长能力，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Lee I et al., 2018) [51]；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生产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数字经济通过加快市场化进程、产业结构升级与提升人力资本有效提高我国工业绿色生产效率(曹长帅和郑琼，2023) [52]。重污染企业的数字技术对企业的策略性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夏雨瑞等，2023) [53]。

3.3. 影响绿色转型的主要微观因素

1) 管理者环保意识与经历。企业对外部压力和内部驱动力的解读有赖于高管的环保意识水平，高管环保意识越强，越容易感知环境规制的压力(肖华等，2016) [54]、识别绿色创新的潜在收益和市场机会，也越利于企业合理配置内部资源，将绿色创新纳入战略高度(潘安娥和郭秋实，2018) [55]，进而实现外部机会与内部资源的有机结合，促进绿色创新战略的生成和落地(曹洪军和陈泽文，2017) [56]。高管是企业战略决策中的关键角色。高层管理者对环境的态度和承诺影响绿色创新，进而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合作环境。高管环保意识越强，越倾向于识别绿色创新的潜在收益和市场机会(彭雪蓉和魏江，2015) [57]，越具有进行绿色创新的责任感，越愿意将资源和能力投入到绿色创新领域(和苏超等，2016) [58]。进一步，(王分棉等，2023) [59]研究表明有绿色经历连锁董事会通过减轻高管短视倾向降低信息不对称、缓解融资约束，从而促进企业积极开展绿色创新活动；通过提升高管环保意识来促进企业开展更多环保活动，从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但对企业非绿色创新没有显著影响。

2) 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并购。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并购是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两大途径。技术创新强调企业内部研发新技术以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而绿色并购则通过向外并购获取绿色技术或市场优势。绿色技术创新是指在尊重环境可持续性的基础上，经济主体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改进绿色生产流程、完善环保运营模式等途径，创造环保新产品、形成低碳新工艺，旨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减少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从而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的综合经济活动过程(赖小东和詹伟灵，2021) [60]。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工业结构绿色转型之间的正向关系是由绿色技术创新作为部分中介形成的(朱东波，2020) [61]。然而，有学者发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相邻地区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越高，本辖区内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也越高，而且这种空间依赖性主要来自于地理相邻距离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相近性(李香菊和贺娜，2018) [62]。环境税、排污费等环境规制手段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呈“倒U”型，即随着环境税的增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不断提升，待环境税到达一定水平后，创新水平反而会逐渐下降(王珮等，2021) [63]。

绿色并购作为绿色转型的另一种手段，被认为有助于并购方快速获得技术优势并创造绿色价值(杨雯婷，2023) [64]。一方面，企业通过绿色并购的方式直接从外部获取企业所需的绿色技术，增强技术知识积累；另一方面，企业通过绿色并购后的技术资源整合、消化吸收，将获得的技术资源与自身研发技术相结合，以此获得技术创新绩效。但研究表明，重污染企业在媒体监督下采取的绿色并购举措，常被视为一种转移公众视线的“漂绿”策略，而非真正推动绿色转型的实质性行动(潘爱玲等，2019) [65]。另据研究指出，绿色信贷政策虽能有效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其主要驱动力在于促进了清洁并购活动，而对绿色创新的直接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刘金科等，2024) [10]。由此指出高污染、高能耗企业在推进低碳转型过程中，内在动力相对匮乏，更倾向于依赖资本层面的整合，而非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根本性转变。因此，相关研究就绿色并购是否是重污染企业的一种“漂绿”手段并未达成共识，但不可否认绿色并购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在有关绿色转型的研究中已被证实，可以帮助企业快速获取或提升绿色技术，从而满足社会、政府等对企业绿色发展的要求，实现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3) 企业资源与能力。资源型企业转型是生产方式的转型，这一过程需投入大量资金研发清洁生产技术，面临高风险、长周期和回报不确定性，且中小企业常因资金和技术人才短缺而难以独立承担(朱彬等，2015；张倩和吴梦瑒，2016) [66] [67]。研究发现企业的政治资源、融资资源、冗余资源、供应链协同能力和绿色管理能力都会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汪明月等，2022) [68]。企业的财务和知识资源、技术资源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通过创新(廖红伟和蒋静宇，2024) [69]。然而在全国总体样本下，资源禀赋虽然能够发挥正向支撑效应，但作用强度相对有限(张峰和宋晓娜，2020) [70]，资源禀赋会抑制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余长林等，2023) [71]。另外，企业内部控制机制的健全，能有效管理利益相关者关系并制定出符合绿色转型需求的战略规划(李文君和王海兵2017) [72]；内部控制质量水平越高，重污染企业越倾向于进行绿色投资(吴树畅等，2022) [73]，越是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并持续创新以维持绿色竞争优势(白世秀和章忠志，2022) [74]。

4. 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研究展望

基于文献回顾和中国实践，未来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不断深入和发展。

1) 因地制宜研究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首先，结合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实际，挖掘区域发展潜力，探讨资源型企业转型发展差异化路径。发展新质生产力强调“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意味着要根据地区经济特征、资源型企业发展阶段特征，发挥其比较优势，探讨其机制变革和转型路径。其次，着眼于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异质性，剖析其绿色转型过程中的特殊问题与内在困境，把握在转型动力、路径选择、技术需求、资金筹措、政策响应等方面的痛点和难点，因地制宜提出转型策略与政策措施。

2) 探讨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内在机制。企业转型是一个系统性、复杂性的变革过程。相比较于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以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目前针对于企业微观层面的研究仍显不足。资源型企业作为转型的核心力量，从微观层面探讨企业转型的实施路径与内在动力机制对于理解整个转型过程至关重要。企业内部的管理创新、技术革新、文化塑造等微观层面的变革，直接关联到转型的成败。同时，企业自身的特性，如规模、行业属性、技术基础等，对绿色转型的影响复杂而深远，需进行系统性分析以揭示其内在逻辑。

3) 积极响应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机遇与挑战。产业服务化是必然趋势，加速与服务业的融合是新型工业化时代资源型企业转型的发展方向之一。积极响应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关注资源型产业的服务化。探讨资源型企业在产业链上的带动和延伸作用，依托绿色创新技术、人工智能、新材料等相互结合，形成新业态和商业模式，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衍生专业化服务产品，推动资源型企业与服务业走向一体化和现代化。

基金项目

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自主科研项目“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多层次驱动因素研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SZKY2024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