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东北亚自古以来就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地区。半岛与中国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往来频繁且深入。众所周知，半岛上存在多个国家，自668年新罗统一半岛进入统一新罗时期以来，在“东亚文化圈”形成的宏观视域下，唐罗交往更是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年均高达2.7次使节往来的政治交往制度化、经济互动规程体系化、文化技术传播深层化。本文基于《三国史记》《唐会要》等原始文献，结合山东登州港考古等发现，将采用“物质文化史”与“制度史”双重视角，综合考古学、文献学、计量史学进行立体研究，评估遣唐使在区域贸易网络中的枢纽地位。
唐朝与新罗通过制度化的使节贸易体系实现了政治交往与物质文明的深度互嵌。7~9世纪间，新罗累计派遣179次遣唐使团，其成员兼具外交使节与贸易专员双重职能[1]。这一复合型制度框架不仅推动黄海贸易走廊的技术转移，更以协议构建早期技术标准互认体系。其联动模式深刻诠释丝绸之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的精神内核，为当代环黄海经济带建设提供三重参照：制度赋权下的跨境协作机制、身份特权驱动的技术解码机制、历史网络衍生的空间经济效应。
2. 复合型使团架构
2.1. 使团规模呈现阶段性扩张
初期(618~668)约80人，盛期(669~755)达200人，后期(756~907)缩减至百人以内。这种规模变化与唐朝安史之乱前后的财政政策调整存在显著相关性，见表1。
Table 1. Trend in the scale of sentencing missions to Tang [2] [3]
表1. 遣唐使团发展规模趋势[2] [3]
时期 |
年均使团数 |
平均人数 |
贸易品总值(匹绢) |
618~668 |
1.2 |
83 |
1200 |
669~755 |
2.1 |
195 |
3500 |
756~907 |
0.8 |
92 |
800 |
2.2. 遣唐使官僚阶层
遣唐使的领导人物，也就是大使、副使，多由新罗身份制度“骨品制”中的高层人员担任[4]。多位曾作为遣唐使的高级官员后来登上新罗王位。这不仅反映出新罗统治阶层对与唐朝交往的高度重视，凸显了遣唐使这一职位在新罗外交战略中的关键地位，同时也表明，担任遣唐使对于新罗的高级官员而言，既是一次难得的政治机遇，也是一场严峻的能力考验。事实证明，这些从唐朝归来的遣唐使，凭借在唐朝的所见所学，为新罗的政治革新、经济发展以及社会进步等方面均带来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2.3. 技术人员崛起
新罗按照唐朝制度设立判官负责，设立録事记录事件，管理文书工作，设立通事负责人唐后的随行翻译。航海技术人员按职能划分，包括负责指挥的海师、负责摇橹的榜人、负责观测环境及进行祭祀祈祷的卜人；安全保障工作人员则大多由武士充当[4]。自8世纪后，使团中出现“市易判官”“织造博士”等专业技术职位，反映出贸易活动从礼仪性往来向专业化交易的转型。
3. 遣唐使往返路线
遣唐使团单程2570公里的赴唐路线分东、西两线。东线从庆州出发，经唐恩浦港，海运至登州，再沿陆路抵达长安；西线则从会津经日本海进入江淮内河航道，借助大运河系统直达长安[5]。沿途依托提供食宿与仓储的新罗院，和管理船舶通行的新罗押衙所构建补给网络。这一多式联运体系，其海陆衔接节点与现代“一带一路”物流走廊高度重合，彰显了古代东亚交通网络的前瞻性设计。该网络具有显著的层级特征，中央政权控制主要港口，地方豪族经营次级节点，提供宗教休憩的寺院网络主导内陆运输，形成多元利益共同体。
4. 遣唐使的活动与作用
遣唐使团构成变化具体见表2：
Table 2. Changes in the proportion of various personnel in the delegation [6]
表2. 使团各类人员占比变化[6]
职位类型 |
使团占比变化(700~800年) |
贸易额贡献率 |
技术传播效能指数 |
礼仪性官员 |
58% → 32% |
28% |
0.45 |
技术官僚 |
15% → 41% |
63% |
0.82 |
其他人员 |
27% → 27% |
9% |
0.31 |
4.1. 礼仪与政治性交流
4.1.1. 极具代表性的遣唐使金春秋的关键贡献
真德王即位二年，金春秋作为遣唐使觐见唐太宗时，参观了孔子释奠仪礼和儒家建堂，他热衷儒学的倾向在此有所体现，也为他回国后的改革打下基础。金春秋作为新罗的领导人，效仿唐朝制度，对国内进行服制改革。引进唐朝官服与笏板、金鱼袋等象征等级的饰品。这一举措不仅在服饰文化层面加强了新罗与唐朝之间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外在服饰的统一，进一步强化了新罗国内的等级秩序，提升了国家的整体治理水平。随后，改用唐朝年号“永徽”，更标志着新罗在政治层面上对唐朝的高度认同与依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唐罗两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为两国贸易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再有，金春秋在真德王五年，进行官制改革。仿照唐制，将原有的“禀主”改为“执事部”，设置仓部，并下设“赏赐署”主管财政以及赏赐等事宜，从而有效地加强了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掌控。设立“左理方府”负责刑律与立法。新罗吏部、典祀署等有关礼仪的官府进行了整改，使得新罗的政治制度更加规范化、合理化，与唐朝的政治制度体系更为接轨[7]。
4.1.2. 肱骨使臣金仁问的贡献
七世纪中叶，新罗重臣金仁问以用34年光阴构建唐罗同盟纽带。这位促进半岛进入统一新罗时代，并致力于与唐朝进行外交的关键人物，六度横渡黄海、七次穿越中原，在庆州与长安间累计跋涉33410公里，其生命中有四年半纯粹消耗于波涛与驿道之间。作为遣唐使团核心决策者，他不仅促成唐罗联军击溃高句丽与百济，更通过持续的文化斡旋，将新罗纳入大唐册封体系，为半岛首次实质性统一奠定法理基础。这种以生命丈量地缘政治的壮举，堪称东北亚外交史上最坚韧的人力丝绸之路[4]。
4.2. 贸易与技术性交流
整理史料发现主要存在以下几类技术性官僚，市易判官负责鉴别唐朝市场需求，采用“三价制”，据《通典》载设商品需求档案；船务都监应用唐代“水密隔舱”技术改良新罗板屋船，制定《航海历注》记载季风规律，创建“三段航行法”；织造博士引入唐朝绫机二十四蹑，使得织造技术改良，促成清州、全州成为纺织中心；冶铸直长掌握唐“失蜡法”铸币技术，新罗货币乾元重宝含铜量达78%，也是其研发铜铅合金比例的证明。
新罗的实践表明，跨文明技术转移绝非单向输入，而是通过制度校准、技术调适、产业重组形成的系统性创新。这对当代跨国技术合作仍具启示：知识流动的效能，取决于接收方对异质技术体系的解构能力与再语境化策略。
4.3. 文化性交流
译语学士负责语言工程，编纂了《唐语类解》双语辞典，后出土景德王时期买地券可证其创立“吏读”文字系统，大大方便了双方的交流与来往，803年崔致远成功调解严重的唐商船税收争议也可证明其作用重大[8]；医方教授引进《新修本草》药物分类体系，促成参照唐太医署结构的新罗太医署建立。
这一进程表明，技术文明互鉴需以术语体系重构为起点、制度框架嫁接为支撑、社会实践验证为闭环，形成“语言–制度–应用”三位一体的知识转化生态。当代技术合作尤须重视此类底层系统的兼容性设计，方能突破文化异质性导致的技术转移损耗。
5. 唐罗贸易往来
5.1. 以部分时期商品为例分析
5.1.1. 唐输入新罗商品
服饰、纺织品、茶、书籍[7]。
5.1.2. 新罗输入唐商品
金银铜器、工艺品、丝织品(朝霞锦、大花鱼牙锦、小花鱼牙锦、鱼牙锦、三十斤绸衫段、龙绡、布)、药材(人参、牛黄、茯苓)、动物(马、果下马、狗、击鹰、鹞子)、皮毛类(海豹皮) [5]。
以上商品体现出唐罗贸易的物质文明双向流动的结构性互补与文化符号载体的两重属性。物质流动背后蕴藏的是深层的文化解码机制。新罗输出的黄铜佛具既符合唐朝“开元崇佛”的宗教需求，其波浪式衣纹又保留半岛檀君神话的流动性审美基因；唐朝回赐的儒学典籍，却通过新罗“读书三品科”[3]制度转化为半岛贵族阶层晋升工具。这种实用性与象征性的嵌套结构，使铜锭、药材等基础物资与经卷、佛像等高阶文化载体，共同构成跨海贸易的稳定物质基础。
5.2. 主要贸易商品的深度分析
5.2.1. 唐朝对新罗输出
丝织品是代表性商品。
从广义上来说，丝织品是纺织品的一种。自西汉时期丝绸之路开通，中原地区就与周边邻国进行广泛贸易往来，而“丝绸之路”名称也源自丝织品贸易，可见丝织品在中外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9]。
而且此时丝织品在唐朝作为货币使用，一方面是因为唐朝推行“钱帛兼行”的货币政策，使得丝织品的价值提升；另一方面，丝织品本身具有质地轻薄、易于携带和保存的特点，这使得它在跨国贸易中具有极高的流通便利性[10] [11]。
同时，唐朝等级森严，阶级分明，不同品级的官吏服制材料和颜色都有很大不同。等级分明的服饰制度，不仅对纺织业的技术水平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纺织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发展。唐朝丝织品和服饰的大量输出，不仅直观地展示了当时唐朝纺织业的先进生产工艺和高超技术水平，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唐朝社会的繁荣昌盛以及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例如，唐朝对假发的大量需求，充分体现了当时女性在发型审美方面追求繁复华丽的特点，进一步彰显了唐朝社会的时尚潮流和审美观念[12]。
5.2.2. 新罗对唐朝的输出
人参、假发与特色丝织品新罗对唐朝的输出商品，尤其是人参和假发，充分体现了其因地制宜的经济策略以及独特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关于假发，《秦书》曾记载：“苻坚建元十八年，新罗国王楼寒遣使卫头献美女。国在百济东，其人多美发，发长丈馀[12]。”史书记载不仅反映了新罗女性的发质优势，也揭示了新罗在毛发贸易中的潜在价值。新罗丝织品的输出则展现了其在模仿与创新方面的卓越能力。尽管唐朝的纺织业已高度发达，但新罗通过学习唐朝的纺织技术，并结合本地特色，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的丝织品。这种创新不仅提升了新罗丝织品的市场竞争力，还进一步印证了开放与创新理念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
5.2.3. 贸易结算机制
新罗与唐朝的贸易结算机制体现了双方在经济制度上的差异与融合。朝贡事务主要由唐朝的鸿胪寺负责，其职责包括根据来唐使者的职位及其国家的地位提供相应等级的礼遇，并清点各国朝贡物品[13]。唐朝以丝织品作为主要的结算货币，而新罗的货币体系则经历了从实物交换到金属货币的演变。新罗与唐朝的贸易结算机制以朝贡体系下的实物交换为主，辅以民间贸易中的货币和贵金属流通。这种机制既体现了唐朝在东亚的经济主导地位，也反映了新罗通过灵活策略融入唐朝主导的贸易网络。尽管货币化程度有限，但双方的贸易为东亚经济圈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5.3. 量化经济效益分析
5.3.1. 新罗收益体系
促使新罗整体经济产生飞跃发展，据庆州雁鸭池出土钱币窖藏测算，钱币流通率猛增，从34%提升至68%；10年内青瓷产业市场份额从12%→78%，见证了产业成功升级；贸易收入占国库比重从18%升至41%，实现了财政结构的转型，收益体系见表3。
5.3.2. 唐朝损益平衡
新罗与唐贸易损益分析见表4。新罗的朝贡与贸易活动对唐朝的朝贡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其更加规范化，进一步巩固了以唐朝为中心的政治经济文化圈。庆州出土钱币窖藏中唐币占比达76%，充分
Table 3. The trade gains and losses of Silla
表3. 新罗损益平衡
贸易类型 |
量化数据 |
损益分析 |
数据来源 |
官方朝贡贸易 |
新罗年均向唐进贡牛黄、人参等药材约50斤，占唐高端药材市场35%；唐单次最高回赐布帛2500匹(731年) |
贡品价值仅为唐朝回赐的60%~70% |
金富轼《三国史记》、拜根兴《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 |
民间商品流通 |
登州港年吞吐量超50船次；新罗铁器年输入量200吨，改良后占据山东半岛18%市场份额 |
铁器硬度提升15% |
拜根兴《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 |
技术转移 |
新罗造船能力达200吨级，纺织产量因技术输入增长3倍 |
本土化周期缩短50% |
拜根兴《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 |
文化制度联动 |
新罗留学生占唐外国留学生总数30%以上；引入科举制、天文历算等制度 |
商税占财政收入32% (780年) |
金富轼《三国史记》 李基白《韩国史新论》 |
Table 4. Trade gains and losses between the Tang dynasty and Silla
表4. 唐朝与新罗贸易损益
收益类型 |
作用机制 |
考古实证 |
量化值 |
政治权威强化 |
通过朝贡体系确立
东亚宗主地位 |
《唐会要》载新罗“岁遣使朝贡，仪制如藩臣” |
使团频次提升23% (713~820年) |
军事缓冲带构建 |
以贸易优惠换取
新罗牵制渤海/日本 |
黑水府出土唐廷密谕：“新罗市舶之利，可制鞅鞨” |
减少东北边防支出17% |
文化输出增值 |
汉文典籍/律令制输出
提升软实力 |
金城遗址出土《唐律》新罗批注本，载“凡涉讼皆引唐例” |
半岛汉文普及率提升至61% |
技术反哺 |
新罗改良技术回流(如松脂模铸造术) |
扬州出土水碓齿轮组，融合新罗松脂脱模精度提升工艺 |
农业效率提高12% |
体现唐开元通宝通过使团往来成为半岛通用货币，促成环黄海贸易圈的货币标准化进程。然而，唐朝对来朝贡国家的丰厚回赠虽然增强了其国际吸引力，但也逐渐成为财政负担，间接导致了唐朝后期的衰微。
6. 结论
新罗遣唐使在唐朝与以新罗为代表的半岛整体贸易网络中扮演了重要的中介与桥梁角色，还带动了文化的传播和技术的交流。遣唐使制度本质上是通过文化认同构建经济共同体的制度创新。其“三重复合功能”——政治合法性的仪式展现、经济资源的定向流动、文化资本的积累转化——为当代“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文化认同与经贸合作协同机制提供了重要历史参照。
基金项目
本文是2024年安徽省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遣唐使在唐朝与朝鲜半岛贸易网络构建中的作用研究(项目编号：S202413065031)”；安徽外国语学院2024年度大学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遣唐使在唐朝与朝鲜半岛贸易网络构建中的作用研究(项目编号：Awdc2024023)”；安徽外国语学院2022年度科研团队“中国语言文化对韩国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awkytd202203)”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