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托幼一体化是指将0~6岁婴幼儿的保育与教育服务系统整合，消除传统“保教分离”的割裂状态，形成家庭、机构与政策协同的全周期支持体系。其本质是通过资源统筹与制度重构，保障儿童早期发展的连续性与整体性，推动教育公平与社会效益提升。这一理念旨在以儿童为中心，弥合照护与教育间的断层，为高质量早期教育奠定基础。随着人口结构转型与生育政策调整，0~3岁婴幼儿托育需求与3~6岁学前教育衔接问题日益凸显，传统“保教分离”的二元体系导致儿童早期发展缺乏连贯性，难以满足社会对高质量早期教育的期待[1]。在此背景下，“托幼一体化”理念应运而生，其核心在于整合0~6岁婴幼儿保育与教育资源，构建全周期、系统化的教育服务体系。这一模式不仅能够缓解家庭“入托难”困境，还能通过教育资源的统筹优化，促进儿童身心发展的连续性与整体性，为社会培养更具适应力和创造力的未来人才[2]。“托幼一体化”是破解我国0~6岁婴幼儿照护与教育割裂问题的关键路径，而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群作为托幼人才供给的主体之一，亟需通过系统性改革实现高质量建设[3]。对高职院校而言，托幼一体化要求学前教育专业群突破传统边界，将早期教育纳入培养体系，推动师资培养从单一“幼教”向“托幼融合”转型，从而为行业输送兼具保育能力与教育素养的复合型人才，助力教育高质量发展。
国家层面高度重视托幼服务体系的构建，近年来通过政策顶层设计明确发展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强调通过普惠托育服务降低家庭养育成本；2024年山东省率先出台《支持幼儿园开设托班的若干措施(试行)》，鼓励幼儿园向下延伸托育服务，并通过财政补贴、税费减免等机制保障普惠性托位供给[4]。此外，《托育机构设置标准》《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纲》等文件进一步规范了托幼服务的科学化与专业化要求[5]。政策导向下，高职院校被赋予培养“托幼一体化”师资的核心使命。《关于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要求高职院校增设托育相关专业，强化产教融合，以满足行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这些政策文本为高职学前教育专业群建设提供了行动框架与制度保障。
当前，我国在托幼一体化领域已取得显著进展。行政管理层面，上海率先实现0~6岁教育机构归口教育部门统一管理，打破传统卫生与教育分治的壁垒[6]；院校改革层面，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构建了“学前教育 + 早期教育 + 托育服务”三位一体的专业群，形成“底层共享、中层分层、顶层互通”的课程体系，并通过校企合作强化实践能力培养[7]；资源建设层面，泸州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多所院校推进教学资源库开发，聚焦托幼课程改革与数字化资源整合，为全国专业群建设提供范例[8]。此外，山东、云南等地通过普惠幼儿园扩容、产教融合研讨会等举措，有效提升了托育服务的覆盖率与专业化水平。这些成果表明，托幼一体化不仅是理论共识，更已进入实践深化阶段。多数院校学前教育专业仍以3~6岁为主，0~3岁托育课程仅占10%~15% (据2022年《高职学前教育专业调研报告》)。尽管现有实践取得一定成效，但高职院校在托幼一体化专业群建设中仍面临课程体系割裂、师资能力不足、产教协同机制薄弱等挑战。
基于此，本研究以国际经验为镜鉴，选取芬兰(依托高福利体系实现保教深度融合)、日本(通过政策渐进改革推动保育与教育内容衔接)及中国上海(行政整合与资源下沉并行)作为典型案例，对比分析其制度逻辑与实践路径；同时结合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地域特色，探讨其依托云南“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产教融合平台的建设前景。通过多维对比与本土化创新，旨在为高职院校提供专业群高质量建设的可行策略，推动托幼一体化从政策愿景迈向教育实践的新阶段。
2. 托幼一体化背景下学前教育专业群建设的国际经验与本土挑战
2.1. 芬兰、日本、英国与中国上海托幼一体化政策实践与模式比较
Table 1. Comparative analysis table of the integrated childcare and education in Finland, Japa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Shanghai (China)
表1. 芬兰、日本、英国与中国上海托幼一体化对比分析表
维度国家 |
芬兰 |
日本 |
英国 |
中国 |
政策与法律保障 |
2013年将0~6岁
托幼服务统一划归
教育与文化部管理，实现行政整合。
2021年修订《早期
教育与保育质量评估标准》，国家核心
课程强调跨学科素养与保教融合。 |
2020年修订《儿童福利法》，扩大认定儿童园补贴；2021年提出《保育士培养课程改革纲要》，法律强制私立与公立机构协同发展。 |
2021年修订《早期基础阶段教育框架(EYFS)》，
覆盖0~5岁儿童，
强调儿童本位；
2020年提出《职业教育与学徒制改革法案》，
高职院校推行“雇主主导”的学徒制，强化职业技能
认证。 |
2022年推行《上海市托育服务条例》，地方立法
保障托育机构备案制；2021年颁布《关于推进
托幼一体化发展的实施意见》，高职院校试点
“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探索“医教结合”
模式。 |
管理机制 |
教育与文化部统筹管理，消除部门分割。
社区托幼服务中心整合多方资源。 |
厚生劳动省与文部科学省协作，推动保育与教育内容衔接。
私立机构占比高，市场化与政府补贴结合。 |
地方政府与教育标准局(Ofsted)共同监管，强调机构发展性评估。
托幼机构需通过EYFS认证。 |
卫健部门与教育部门联合管理，但区域政策碎片化。
鼓励幼儿园延伸开办2~3岁托班。 |
课程与教学特点 |
模块化课程设计
(保育、教育、
家庭支持)。
强调游戏化教学与
个性化发展。 |
0~6岁连贯课程框架，
融入“食育”“劳动教育”。
实践学分占比40%，
注重企业需求对接。 |
EYFS框架下课程以“儿童兴趣”为导向，重视合作与探究式学习。
学徒制课程与职业资格(NVQ三级)衔接。 |
高职院校开设“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课程涵盖0~3岁托育实务。
引入虚拟仿真技术模拟托幼场景。 |
师资培养与高校教育 |
教师需硕士学历，
师范院校录取率仅10%，强调理论与
实践结合。
高职院校与大学合作培养“双师型”
教师。 |
高职院校与企业
共建实训基地，
推行“订单班”。
“保育士”国家
考试制度，
职业资格标准化。 |
高职院校实施“学徒制”，学生需通过NVQ三级
认证。
教师培训注重儿童观察与
个性化支持能力。 |
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试点“三位一体”培养体系，增设《婴幼儿行为观察与评估》课程。
双师型教师比例提升至62%。 |
高职教育中的托幼一体化体现 |
1. 模块化课程设计
(保育 + 教育 + 家庭支持) 2. “双师型”教师培养(大学与高职合作) 3.实习占比≥30% |
1. 校企共建“订单班” 2. 保育士国家资格认证 3. 实践学分占比40% |
1. EYFS框架融入课程 2. 学徒制培养(NVQ三级
认证) 3. 在线能力档案追踪 |
1. “双证融通”
(教师资格证 + 保育员证) 2. 托幼联合体试点 3. 校企共建实训基地 |
从以上表格(见表1)可看出，芬兰的整合管理模式主要是通过教育与文化部统一管理0~6岁保教服务，实现政策、课程、师资标准的全面衔接，强调社会公平与家庭支持(如财政补贴与社区托育)；日本的保教融合制度则是通过“认定幼儿园”制度整合保育与教育功能，注重课程连贯性与行业标准统一，解决“保教分离”痛点。英国的早期基础教育框架(EYFS)是以国家课程标准整合0~5岁儿童发展目标，强调观察评估与个性化支持，并通过职业资格认证体系保障师资能力[9]。然而，我国主要是通过教师资格证与保育员证书的融合初步体现托幼一体化。
政策整合程度方面，芬兰通过行政一体化实现彻底整合，日本依赖法律强制与市场协同，英国以国家框架(EYFS)统一标准，中国上海则处于试点探索阶段。课程设计逻辑方面，芬兰与英国以儿童兴趣为导向，日本注重生活技能衔接，中国上海强调实务技能与数字化创新。高校教育模式方面，芬兰与英国侧重学术与实践深度结合，日本推行校企订单式培养，中国上海通过本土化课程改革填补0~3岁托育空白。
通过提炼芬兰、日本、英国在管理体制、课程衔接、师资认证等方面的共性经验发现，我国需突破的问题主要包含“政策分治、课程割裂、认证双轨”。
2.2. 我国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群建设的现实困境
1) 政策分治导致管理碎片化
我国托幼服务长期存在卫健部门主管0~3岁托育、教育部门主管3~6岁幼儿园教育的行政分割，导致课程标准与师资培养脱节。例如，上海市虽通过地方立法推动托幼联合体试点，但全国范围内仍缺乏统一的政策协调机制。反观芬兰，其教育与文化部统筹0~6岁托幼服务，彻底消除部门壁垒，实现了保育与教育的无缝衔接。《2023年中国托育服务发展报告》数据显示，我国仅有12%的省份出台托幼一体化专项政策，政策碎片化严重制约了高职院校的专业群整合[10]。
2) 课程体系割裂与内容滞后
据2022年《高职学前教育专业调研报告》显示，当前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仍以3~6岁为主，0~3岁托育课程占比不足15%，且缺乏连贯性[11]。日本通过“认定儿童园”制度构建0~6岁一体化课程框架，将“食育”“劳动教育”融入教学，实践学分占比高达40% [12]。而我国多数院校尚未形成模块化课程设计，早期教育内容偏理论化，数字化资源开发不足。英国EYFS框架强调以儿童兴趣为导向的探究式学习，而我国仅有少数院校引入虚拟仿真技术模拟托幼场景。
3) 师资能力与认证体系双轨并行
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比例普遍偏低，平均为35%，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为44.2%，且教师培养与行业需求脱节[13]。“双高计划”指出：“重点支持一批优质高职学校和专业群率先发展。”[14]教育部“双高计划”明确提出支持高职专业群建设，但托幼一体化领域仍存在课程体系割裂、师资能力不足等瓶颈。我国0~3岁托育服务缺口达80%，亟需高职院校培养复合型托幼人才[15]。
芬兰要求托幼教师具备硕士学历，并通过“大学 + 高职”合作强化实践能力；日本推行“保育士”国家考试制度，实现职业资格标准化。我国则存在教师资格证与保育员证“双轨认证”问题，导致师资能力难以满足托幼融合需求。此外，校企合作机制薄弱，《2023年产教融合白皮书》显示，仅30%的高职院校与托育机构建立稳定合作关系[16]。
4) 区域资源失衡与产教协同不足
西部欠发达地区托育资源供给严重不足，高职院校实训基地建设滞后。例如，泸州职业技术学院虽开发了全国共享教学资源库，但云南等地仍面临数字化资源匮乏问题。英国通过“雇主主导”学徒制强化职业技能认证，而我国中西部高职院校因财政支持有限，难以复制上海“托幼联合体”的校企共建模式。《2022年全国托育服务统计年鉴》数据显示，西部地区托育机构覆盖率仅为东部地区的40%，区域协同机制亟待加强[17]。
2.3. 国际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首先，构建跨部门协调机制，推动政策一体化。芬兰的行政整合模式表明，统一归口管理是托幼一体化的制度基础。我国可借鉴其经验，成立跨部门的“托幼一体化领导小组”，统筹卫健、教育、财政等资源，制定全国性《0~6岁托幼服务法》。
其次，重构模块化课程体系，强化实践导向。日本“0~6岁连贯课程框架”和英国EYFS框架为我国课程改革提供参考。高职院校可设计“保育 + 教育 + 家庭支持”模块化课程，增设《婴幼儿行为观察与评估》《早期营养与健康》等实务课程。同时，引入芬兰“游戏化教学”理念，开发虚拟仿真资源库，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可依托云南民族文化设计“多元早教”特色课程。
再次，完善职业资格认证，深化产教融合。英国的学徒制与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如NVQ三级)值得借鉴。我国需推动“双证融通”改革，将教师资格证与保育员证整合为“托幼教师资格证”，并建立国家统一的考核标准。
最后，强化区域协同与资源下沉。针对西部资源短缺问题，可参考英国“教育标准局(Ofsted)”的区域监管机制，建立东西部高职院校对口支援平台。教育部“双高计划”可设立专项基金，支持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联合云南本地幼儿园、社区卫生中心共建“托幼产教融合示范区”，并通过数字化平台共享课程资源。
3. 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专业群高质量建设的思考
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是云南省唯一一所专门培养幼教师资的高等专科学校。建有百余间现代化高标准的专业实训室，2024年6月，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作为主办方之一，主办云南省第一期“托幼一体化”背景下保教人员培训项目并圆满成功。2023年学校率先在全国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行业牵头成立云南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产教融合共同体，成为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产教融合共同体常务副理事单位、全国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产教融合共同体副理事单位。此外，学校开设早期教育专业和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便于学前教育与早期教育的深度融合。鉴于此，结合学校发展现状和当今托幼一体化发展趋势，提出如下思考。
3.1. 顶层设计：政策引领与区域特色结合
学校建设依托国家《学前教育法》提出的“鼓励幼儿园开设托班”导向，依托《云南省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实施方案》，本校将托幼一体化纳入“十四五”专业群建设规划，以及昆明市《关于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支持高职院校增设托育专业”的专项政策，形成“国家–省–市”三级政策联动机制。通过申报教育部“职业教育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项目，争取中央财政支持800万元，用于建设智慧托育实训中心。学校作为“云南省学前教育公费师范生培养基地”，通过定向培养男幼师和乡村教师，精准对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幼教师资缺口，2024年计划招生91人，毕业生中已有40余人担任幼儿园管理岗位，后期会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幼儿园师资的培养力度，进一步实现教育公平。
依托学校“云南省学前教育示范性专业群”基础，分阶段推进目标；短期(1~2年)：重点建设0~3岁托育课程体系，完成《婴幼儿行为观察与评估》《专业综合实训》等3门省级精品课程申报；中期(3~5年)：形成“托幼一体化”师资认证标准，覆盖云南60%的县级托育机构；长期(5年以上)：建成西南地区托幼一体化人才培养高地，辐射南亚东南亚。此外，基于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定位，开发《少数民族儿童语言发展支持策略》《跨境民族托育服务案例库》等特色课程，服务边疆地区托幼服务需求。
3.2. 课程与教学改革：打造“三阶递进”托育课程体系填补0~3岁托育空白
在基础层面，注重理论与技能的结合。目前学校已开设《0~3岁婴幼儿保育与教育》《学前儿童卫生与保健》课程，可在该课程中增设“婴幼儿急救护理技术”“托育机构风险评估”模块，引入芬兰“游戏化保教”理念，设计“情境模拟 + 案例分析”教学模式。
在应用层面，注重实践与认证的深化。参考英国EYFS框架，本校新增《0~3岁婴幼儿保育实务》《早期教育游戏设计》等课程，并开发“滇西民族育儿习俗”特色模块，融入傣族、白族等民族文化元素。同时，引入虚拟仿真技术，模拟婴幼儿急救、亲子互动等场景，实践课时占比从20%提升至35% [18]。
在创新层面，注重科研与服务的结合，依托学校“滇西民族育儿文化研究中心”，开发《云南民族育儿习俗数字化资源库》，将佤族“背婴仪式”、傣族“草药浴”等传统育儿法转化为教学案例，申报省级教学成果奖。
3.3. 双师型教师培养：校企双向赋能
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双师型教师占比为44.2%，目前校企合作项目单位较少，双向赋能效果有待进一步提升。因此，可逐步实施“双导师制”，聘请行业专家承担30%的专业课教学，并将企业案例纳入校本教材。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依托《云南省职业教育条例》中“深化产教融合、强化双师型队伍建设”的政策导向，结合学校“十四五”师资发展规划，逐步推进“校内能力转化 + 校外实践赋能”的双轨培养模式。校内通过“托幼融合能力认证培训”，系统提升教师对《托育机构卫生保健规范》(国家卫健委2021版)和英国EYFS早期教育框架的实操能力，要求教师每学期完成专项培训。校外积极践行校企合作机制，鼓励教师下企业实践，提高教师的实践水平。此外，“双师型”教师比例预期达到80%以上，双师型教师培养以“政策驱动–校企协同–能力转化–成果辐射”为核心路径，通过制度创新、资源整合与生态化协同，实现了教师能力从“单一教学型”向“复合实践型”的转型，为西部高职院校师资建设提供“云南样本”。
3.4. 区域协同：构建产教融合生态圈
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是昆明市直属学校，学校可联合云南省教育厅、卫健委成立“滇中托幼一体化产教联盟”，整合12所中高职院校、50家托育机构资源，共建共享“云南托幼云课堂”平台。针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提出“民族文化融入托育课程”是缩小城乡托育差距的可行路径[19]。依托该平台，开发微课、虚拟仿真项目，服务省内托育从业人员培训。实现科研反哺教学的闭环，成立“托幼一体化应用技术研发中心”，将教师转化为教学案例，并联合企业申报专利，如“民族育儿习俗教具包”，实现“科研–教学–产业”闭环。
总之，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学前教育专业群建设需以“政策精准化、课程模块化、师资专业化、协同生态化”为核心路径，通过顶层设计的系统性、课程改革的实践性、师资升级的学术性、区域协同的开放性，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云南模式”。未来可进一步探索跨境托幼一体化服务合作，将“中国经验”辐射至南亚东南亚地区。
基金项目
本论文隶属于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24年校级课题《“托幼一体化”背景下高职学前教育专业群高质量建设路径研究——以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为例》(编号：202407，负责人：成新月)的课题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