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数字化时代的发展下，互联网已深度融入大众生活，微博等平台的发展为粉丝经济提供了肥沃土壤，粉丝经济下数字劳工数量显著提升。其中，明星站姐作为粉丝圈层中的特殊群体，处于数字媒介环境的中心，拥有剥削与被剥削的数字劳工双重身份。粉丝经济的蓬勃发展，使明星、粉丝、平台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而明星站姐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站姐们通过拍照等社媒互动方式为偶像塑造良好的赛博形象，在粉丝圈层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但站姐自身也在这一过程中受到资本、流量等因素的裹挟，成为数字劳工的一员。
2. 明星站姐的定义
“站姐”一词源于韩国，指的是经常带着照相机对着“爱豆”拍摄的粉丝，她们以个体身份所开设的专门为偶像应援的服务站点的粉丝，是应援行为中的个人角色，而非明星工作室此类具有官方形象的角色。但站姐并不特指女性粉丝，而更像是一种刻板印象和笼统称谓[1]。
“饭圈”按照与“爱豆”的关系分为近距离粉丝与远距离粉丝，近距离粉丝即站姐作为明星粉丝圈层的KOL，站姐因经常出现在明星身边，掌握第一手资讯，通常拥有较高的地位，但与此同时也难免落于流量、数据的圈套无法逃脱。远距离粉丝被称为“屏幕粉”，这类群体一般都依赖于“站姐”提供在社交媒体平台的信息。
站姐的大量涌现使得“数字劳工”呈现出许多新特点。
数字劳工是文森特·莫斯可提出的概念，这是受众商品论在当下数字化时代的变迁。相比于受众商品论，数字劳工强调受众在网络时代虽有自主性，但这种主动性是被在大范围内控制住的小部分权力[2]。当下互联网时代，所有使用互联网的人都陷入数字化生存中，以数字化平台作为劳动载体并以自己的互联网行为为平台提供“数据”资本的人都属数字劳工的范畴，其中“明星站姐”正是一个典型例子。
3. 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数字劳工”的新变化
(一) 剥削方式的隐蔽性增强
流量与数据在不经意间对站姐进行隐性剥削。在粉丝文化中，站姐们的劳动成果(如发布的明星视频、照片等)能够为平台带来巨大的自来水流量和用户活跃度。平台通过算法推荐和热门话题机制，吸引更多的粉丝群体对站姐的动态进行关注、参与讨论，从而实现平台最高效的流量利用的结果和商业利益的最大化。然而，站姐们往往只能收获虚无缥缈的关注和浏览量，无法直接获得相应的经济报酬，她们的劳动价值被隐藏在平台的流量经济模式之中，成为平台获利的无形资产。与此同时，这些关注又转而形成站姐新的枷锁，迫使她们为平台贡献注意力，提供更多平台内容。
站姐“为爱发电”过程中的情感劳动也为平台所利用。站姐们在为偶像应援的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情感和热情，这种情感劳动被资本所利用。她们为了维护偶像的形象和粉丝社群的稳定，不断付出努力，却常被理解为分内之事而难以得到官方(如工作室)的正确对待。相反，她们还需要承担因偶像的负面新闻或商业利益冲突等带来的压力和风险，被工作室当作“编外运营者”，这种情感劳动的剥削方式更加隐蔽，使得站姐们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资本的“免费劳工”。然而，这种努力往往得不到官方的认可和支持，反而可能使她们陷入更加复杂的舆论漩涡中。某明星的站姐由于在网络上发布了“未修图照片”而被谩骂，骂她的人除了乌合之众的路人，还有平日支持她的某明星粉丝，这一方面体现了站姐辛苦拍摄的劳动成果未被认可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明星站姐的被剥削特征。
(二) 作为“数字劳工”站姐的双重身份特点
1) 情感劳动者：双重性矛盾
站姐的“数字劳工”双重矛盾性首先体现在剥削与被剥削的二重性上。作为掌握一定资源、具备一定能力的角色，站姐在一定程度上对普通粉丝进行剥削。站姐花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换取其他普通粉丝的关注，获得流量。她们让无法亲临现场的屏幕粉(只在线上透过屏幕追星的粉丝)能看到偶像的活动状态，而这些普通粉丝通过点赞、评论或转发站姐的微博，表达对偶像的喜爱和对站姐的支持，站姐能在其中获得满足感与成就感，进一步具备“为爱发电”的动力。站姐跟随偶像参加各种活动，但活动现场的站姐并非可以欣赏享乐的观众身份，为了提高站姐经营的站子的传播声量和粉圈地位，站姐一方面在活动现场扛着相机用镜头追踪偶像只为迅速高效出图。同时，站姐也会旁敲侧击粉丝为自己发布的偶像相关内容进行数据支持，在重大节点时呼吁站姐也会自发粉丝进行网络投票，而这些投票的过程常常是将注意力投注给平台，并不断关注竞争对手的追票情况。为调动粉丝积极性，有的后援会不定期公布投票“成绩”突出的粉丝ID作为鼓励。而未完成投票任务的粉丝会需要接受一定的惩罚，如2021年明星余某后援会的微博账号发布了打投结果，表示当日粉丝打投成绩为11分钟6万多元，没有达到目标设置的11万元，于是提供了向链接里打2.22元、完成全月反黑(举报黑粉)任务等5个方案，供粉丝“五选一”领取“惩罚”[3]。如福柯所言“话语即权力”，站姐掌握着明星的行动轨迹，发布着相关的关系，拥有一定数量的粉丝和流量，因此她们也变相成为小粉丝所追捧的对象，对普通粉丝进行着无形的剥削。一方面，普通粉丝会因沉浸于站姐的图频，不知不觉花费大量时间和注意力在微博等平台欣赏明星的盛世美颜和最新动态；另一方面，为了支持喜欢的站姐，让其保持更新的热情，粉丝也自愿成为站姐的跟随者，成为站姐免费的“赛博小工”。
但反观站姐自身，这类群体本身也是资本逻辑下的数字劳工，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她们并未和平台之间签订合同，也不具有雇佣关系，但她们迫于平台的规则，无偿为平台带去流量和用户。而站姐因对明星的爱，也甘愿付出时间沉浸在媒介中，或埋头修图、剪辑好几个小时，或在微博等平台上活跃以为明星巩固已有粉丝并吸纳新粉。这种行为看似给自己及明星带来流量，但最终都为平台留住用户做努力，帮助平台获得用户的注意力和时间，获取的利益并未流向粉丝主体，而是流向以微博为代表的平台资本[1]。这在传播学上被称为情感劳动，在情感劳动的过程中，情感被裹挟进资本复制的过程中，是一种双重异化。第一是由他人建构了自己的主体性，第二是将自己异化为免费劳工[4]。和其他小粉丝一样，站姐也需要长时间进行刷榜控评，甚至是主力军。但不管付出再多劳动，她们都只是流水线上生产数据的“数据工人”，情感与数据被画上等号。即使近年来站姐等粉丝的剥削意识逐渐觉醒，但意识到剥削并不等同于能够做到脱离剥削。站姐有太多的不得已，就像某位站姐曾说：“我愿意做数据并不意味着我认同这背后的逻辑，事实上这个逻辑是极其不合理的”[1]。
站姐的“数字劳工”双重矛盾性又在于她们与明星之间是纽带与锁链的双重关系。相比于普通粉丝，站姐拥有与明星更亲密的互动，能越过网络直接面对面地获得情感反馈。有些站姐因为长期在线上付出，会被明星记住ID并提起。张淼怡在活动中就向镜头展示站姐为她拍摄的红毯美图，这也是对站姐劳动的认可。站姐也能从诸如此类的活动中获得情感满意，情感满意作为情感劳动的正面效果，是指劳动者在劳动的过程中获得了正向的情感体验。相较于浅层表演，深度表演更容易产生情感劳动[5]。在数字技术，尤其是移动网络普遍渗透进日常生活的当下，幸福感与技术使用具有密切联系。通过网络，站姐和明星形成了全时段的一种若即若离的连接。因为站姐长期的活跃，明星对其ID熟悉的情况下，可能会增加其被明星回复评论的几率，无论是站姐还是其他普通粉丝，都会自发地为明星的动态发表评论，一方面是为了增加被看到的几率，另一方面是增加明星社媒动态的评论数量以增加其商业价值。在和明星的这个互动过程中，站姐相较于普通粉丝更易获得数字满足感，也拥有更多话语权。
互联网除了是粉丝与偶像之间的互动纽带之外，也是粉丝与粉丝之间的互动纽带。粉丝在微博超话社区、微信群等社群中形成趣缘关系，并因为共同话题不断加深彼此间的联系。也会对私域中的数据任务做出积极的响应，在从众心理和趋同心理下自愿付出精力和时间做打投任务。迫于群体压力和情感压力，部分粉丝都会或多或少在双向情感交流中甘愿劳动，达成保护偶像的共识。站姐因为处在较高的粉圈地位和较显眼的社交媒体位置上，一旦在这种行动中不付出数字劳动就会被批判，因此站姐更加身不由己，会不断进行自我规训。不仅提供具备技术含量的技术劳动，也必须进行所谓宣告“爱”的机械性、重复性的数字劳动，站姐在进行这项劳动的时候最重要的并非贡献爱，而是被看见。
但站姐的劳动和付出常常并不成正比，甚至付出的金钱和精力远超得到的情感报酬。因此，也极易在这种机械性的劳动和被架起来的压力中产生情感倦怠，在情感劳动之后感到较强的疲惫感和负面情绪。粉丝情感劳动作为一种深度扮演，在劳动之后既会产生情感满足，也会产生情感倦怠。因此，情感既是连接偶像与粉丝之间的纽带，也是束缚粉丝精神自由的锁链。
2) 主体流动性：能动的意义生产者vs丧失拒绝劳动能力者
站姐常被看作可以“自力更生”的能动意义生产者。但在实际的运营过程中，大多数站子都因经营不善而长时间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这使得站姐的情感劳动也带有“为爱发电”的色彩。通常修美图、剪辑创意视频、二次创作等具有创造性的劳动会给站姐带来快乐和获得感。在这样的劳动生产中，站姐由于获得较多的满足感，虽仍在隐性剥削的牢笼中，却能够产出很多高质量的UGC。个人意志的高涨也是她们或甘愿或被迫成为数字劳工的心理抚慰。作为数字劳工的站姐也创造属于自己的仪式狂欢，在愚人节这天进行一场媒介仪式。站姐们的愚人节团建一改以往动员方式的“正向宣传”，而使用“反向戏谑”，体现了网络社群对新媒体语言的新适应趋势[6]。平台在这个过程中充当着仪式载体的身份，为这场仪式“赋魅”。
但站姐心中也会存在“想象中的监管者”，成为丧失拒绝劳动能力者。而这个监管者既是明星，也是普通粉丝，还是普通路人。因为站姐不是明星官方后援会，而是独立于普通粉丝而存在。具有一定声量和粉丝基础的站姐承载着众多普通粉丝的期待，也莫名承载着一股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这场无人监管的全景敞视主义便成为可能。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下，站姐即使认识到了平台对其的规训与剥削，却在一方面无法摆脱这种全景敞视，另一方面也没有办法放弃获得的粉丝声量，无法舍弃粉丝对她们付出的情感劳动，以及被粉丝追捧的感觉。心理上的纠结反映在她们的劳动积极性上，在这种“柔性压力”下站姐也被迫“做数据”，被迫“氪金”。但在情感劳动的机制中，无论是明星的粉丝，还是站姐的粉丝，她们的主体性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
3. 站姐摆脱“柔性压力”下被剥削的纠偏路径
(一) 普通粉丝：主动提高数据素养，增强边界感
在这个数字化生存的时代，普通粉丝更应该增加对数据的认识，提升自己处理数据、使用数据的素养。明白数据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而不一味沉浸在“抡博”的行动中。普通粉丝对站姐的微博数据也要注意放平心态，厘清自己和站姐的身份边界，也不过多介入明星的生活。普通粉丝不应该把站姐当作自己窥探明星私生活的一双电子眼，以此认为站姐付出的劳动是理所应当的，对站姐提出过多要求。站姐付出劳动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满足普通粉丝，而是为了其自身的需要以及对明星的热爱，毕竟没有任何劳动报酬。所以普通粉丝也要将站姐和工作室的性质区分开来，一方面普通粉丝自己不要陷入被平台剥削成数字劳工而不自知，另一方面，普通粉丝可以对站姐评论但不要神化站姐，需要减少对她们的线上监视。
(二) 站姐的反抗：追寻权力以及关系的对等
站姐往往是无偿对明星付出得最多的一个群体，也是对明星的真面目最了解的群体。戈夫曼在《日常生活的呈现》中提出的拟剧理论阐释了“人设”相关的内容，而站姐就是维护明星台前人设最努力的人之一。明星的活动图等都是经过包装后呈现在公众眼前的，无论是拍摄还是修图，都需要站姐投入时间在处理电子设备上。站姐对此自然也并不会完全没有怨言，一旦明星做出一些负面的情绪反馈，站姐也会利用她们积累起来的所谓没拍好的“生图”或者是利用在做数据时积累起来的粉丝声量，发布相关证据，脱粉回踩。在丁泽仁事件中，为他花费300万的站姐因对其行为不满，于是将所掌握的录音等证据直接发布于互联网上。这表明平台资本在通过意识形态实现对粉丝隐性规训的同时，粉丝也在运用自己的视角完成对粉丝文化的解构，在无形的压迫之中，无形的反抗也正应运而生[5]。站姐们虽然会支持明星，为他们买大量专辑、打榜应援、转载作品，但这不意味着站姐们是没有头脑的数字劳工。她们是拥有主动性的、具有反抗意识的、追求平等的主体生产者。站姐们可以进行更多的创造性内容生产，而不要一味地迷恋为偶像刷数据带来的虚拟成就感。站姐们更好地为明星祛魅，就能更好地掌握主体意识，追寻到权力、关系的对等。
(三) 偶像纠偏：平等对待，发挥榜样作用
明星作为粉丝的偶像，也需要作出正确的引导。一方面，明星需要对追星价值观进行正确引导，不把站姐的付出当成理所应当，也不过分凸显站姐地位，和她们过于亲密。另一方面，明星也不能过度重视数据的意义，不旁敲侧击地要求粉丝投票等数据加工行为，把自己的每一次活动当成普通工作完成，更注重作品的质量而非虚拟的数字。抛弃“流量为王”的思想对明星具有重要意义，偶像要警惕被文化工业异化的危险，不能满足于靠流量出道，而要尽快走上靠作品说话、靠实力引领的可持续发展之路[7]。另一方面，明星也要注意饭圈的行为引导，对于饭圈撕逼、恶意谩骂、不正当竞争等行为明星不能坐视不理，因为在粉丝心中这就等于明星默认该行为合理。这些饭圈失范行为其实也是作为“数字劳工”的粉丝没有意识到的，所以明星偶像也需要学习到什么是“数字劳工”，并正确引导，跳出资本和平台的限制。除此之外，明星偶像也需要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规范，提高自己的媒介素养和专业素质。
(四) 国家整治：规范“粉丝经济”
饭圈乱象频生，但国家的规范却处于落后的状态，因此随着粉丝经济发展得如火如荼，国家的脚步也逐渐跟上，发布措施规范饭圈行为。我国积极开展网络清朗行动，在2023年6月29日，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自即日起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2023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聚焦解决有害内容隐形变异、网络欺凌、新技术新应用风险等问题，以强化对未成年追星群体提供保护。同时，国家也应该对明星的商业价值设置更加完整的考评结果，以此来消解数据给明星和站姐等粉丝带来的压力，进一步规范粉丝经济。国家也应该对平台有一些制止措施，防止平台出现数据灌水、网络暴力、劣质信息频生等问题。
4. 结语
因饭圈的复杂性，站姐的身份也一直是一个谜团，不具备完整统一的定义。站姐在为偶像打榜、出图的过程中获得了身份认同，也被剥夺了部分自主性，她们既是情感劳动者又是主体性流动者。所以对于站姐来说，除了要精进自己的技能，更重要的是明白自己的身份所在，避免被规训、被剥削，找到自我的主体性，摆脱数字劳动的异化，把握在技术赋能的数据时代下的追星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