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钱穆在其《中国史学名著》一书中指出，章学诚的学术特点是“从学术史的观点讲学术”，其学术史研究不仅在于解释中国古代学术世界，揭示学术发生、发展的历史流变和历代学术得失，更致力于改造固有学术世界，具有明确的建立一种新的学术秩序的目的[1]。
本文主要聚焦的《书教下》《史德》《史释》三篇，均可以体现上述观点。《书教下》重构史体，《史德》规范史家，《史释》融通古今，都符合“解释–批判–重建”的学术逻辑。章学诚在梳理史学流变过程的基础上，通过提炼“体圆用神”“气正平和”“以吏为师”等概念，为史学提供了新的史学范式与方法论。
2. “体圆用神”与史学范式的重构
2.1. “圆神”与“方智”的辩证统一
“体圆用神”是《书教下》篇的核心观点。章学诚认为撰写著作是为了让后来者受到启发，因此要追求圆满而神奇；记录注释是为了让往事不被遗忘，因此要追求方正而充满智慧。“体圆用神”就是“圆而神”与“方而智”的结合，是章学诚希望史书编撰可以达到的境界。
通过梳理从《尚书》到《史记》《汉书》再到《纪事本末》等一系列史书的体裁演变，章学诚指出：《尚书》“非圣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极致，不足以与此”，其“无定法”正是“体圆用神”的典范；《史记》虽然有固定的格式，但实际上“落笔自如，不拘体例，犹有遗书”；《汉书》“本撰述而非记注，则於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圆且神者……而可以传世行远也”；但自此之后史书被体例所拘束，逐渐僵化，如同科举的形式，“史学之失传也久矣”；直到《纪事本末》开创了一种新的史学新体裁，“文省於纪传，事豁於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又回到了《尚书》的遗风。
在本篇最后，章学诚主张将《尚书》义理融会贯通，使史书的编纂更加完善。他提出以变通命名章回体辅佐本纪，以达到“文省而益于事，例简而益于事”的效果。此外，他还强调通过图表补充文字难以表达之处，并主张回归《尚书》《春秋》的本源以纠正后世史书的流弊，从而达到史书体例“圆通”的目的，这为史书编纂开辟了新思路，具有后世启发意义。
2.2. 循环论与体例创新
透过探讨史书体例的演变规律，章学诚揭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命题：历史写作在形式和内容之间如何保持张力，在规范和创新之间如何进行。他将史书体裁的演变描述为一个“神奇–臭腐–神奇”的带有“循环论”色彩的过程，富有生命力的“体圆用神”原理被称为“腐朽化神奇”，而自马班以来的修史弊病被比喻为“神奇化臭腐”，历史写作既需要“方智”的系统性积累，又需要“圆神”的创造性突破，即应灵活贯通各类体例，将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进行结合，辩证统一于“体圆用神”的理想境界[2]。
陈其泰教授认为，章学诚氏以卓著的容思和远超当世儒学的见解，为史书编纂新体例的新突破提供了思想方向，其设想也符合进化史观下史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1]。
3. “气平情正”与史家伦理的建构
3.1. 从“才学识”到“心术”
《史德》篇聚焦史家修养问题，其核心观点是修史德、修心术，即修史之气、修史之情，需要做到“气平情正”。但史德观并非无中生有、一家独创；章学诚首先肯定了刘知几主张的三长史论，认为“才学知识，三者不易得，三者尤难得”，在这之后他指出该观点还不足以穷尽治史的道理，由此引出自己的史德观。
章学诚所认为的“史德”，就是著书人的心术。他把史家心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心术基础不正的人，他们的危害是比较有限的；第二种是“有君子之心，而养未至精也”，这类人虽有上进心，但个人修养远达不到要求，在各方面都容易受到影响，这也是令章学诚更为担心的。
3.2. “气积情深”与“气平情正”的辩证关系
那么这类人的心术该如何提升呢？换言之，到底该如何界定心术？章学诚在书中提到“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于人”。这一主张既承续了古代“天人合一”的学术传统，又通过强调客观史实与主观修养的辩证关系为史学实践确立了新的准则，体现了他试图在传统学术框架内建立新秩序的学术追求。
具体落脚到实际操作层面，章学诚提出，修心术需要修史者的气和情。他一方面承认，史书要成为“天下之文”，那么“气聚文昌”、“情深文义”是必须的；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必须通过修身养性，达到“气平情正”的境界。这种既尊重史学传统又力求改造的理论建构，正是章学诚学术特色的典型体现。
就“气积情深”与“气平情正”的辩证关系进行思考，似乎存在一种矛盾：如果史家需要克制情感以保持客观的历史书写，那么“情深”是否会破坏“情正”，从而无法写出章学诚定义的“天下之至文”？如果把“气昌而情挚”作为好文章的先决条件，那么，这种这类文章，会不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主观性的影响呢？
但深入分析可知，章学诚更多强调的是，“气”和“情”一定要合乎“理”和“性”。他直言，有感情是非的主体，在面对客观历史时，难免会感情用事、感情用事，但只要其所发之气能“合于理”，所生的情能够“本于性”，克制自己的主观影响在一定的“度”之内，就可以称之为“良史”。
“气积情深”是史家表达能力的体现，否则史书将失去感染力；而“气平情正”则是这种表达必须遵循的规范，否则史学的客观性难以保障，二者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因此，章学诚所认为的理想状态是“天人合一”，即史家既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情感与气质，又能使其符合历史真实与道德理性[3]。
3.3. 比兴手法与《春秋》微言
史家要做到“气平情正”，关键是要“通六义、比兴之旨”。章学诚以司马迁为例，指出《史记》虽被误解为“发愤著书”，实则是“胸怀三代英主之志”的典范之作，然而后人在评判时深受主观影响，把司马迁称为讥讽的能手。
章氏强调，比兴手法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史家的“气”与“情”，使言辞委婉多讽喻又不失中正。因此，只有精通比兴，才能正确理解《春秋》等史籍的微言大义，才能够谈写历史，进而写出气平情正的历史著作。
章学诚在《史德》篇中，通过“气情”说的建构和“六义”说的诠释，为改造传统史德、建立新的学术规范提供了理论支撑。通过调和“气积情深”与客观书写之间的矛盾，章学诚建立了兼具情感表达与理性约束的史学伦理观。这种既注重学术流变又致力于学术改造的双重取向，充分体现了其“从学术史的观点讲学术”的鲜明特色[4]。
4. “以吏为师”与经世致用的治史方法
《史德》篇的核心观点是“以吏为师”，批判空谈学问与舍今求古，强调在古今辩证与因时而制中实现经世致用。
4.1. 史官职能与“道法”关系
章学诚首先指出，《周官》所载府史之“史”与五史之“史”，虽然在职位高低上有着较大的区别，但本质上都承担“守典章以存道”的职能。五史必须由卿士、大夫担任，因为这类工作需要具备“推论精微”的能力；而府史则由庶民担任足矣，负责具体文书档案的保管执行。这种区分并非职能的对立，而是治理体系中不同层级的合理分工，只是二者对道的认知层次不同。
由此，章学诚引出了“道”与“法”的关系：三代以前“道寓于法”，即先王之道并非抽象理论，而是具体体现在典章制度中。随着官师治教分离，学者开始脱离实际政务空谈道体，导致两者割裂。
4.2. 治史要求与“以吏为师”
章学诚就治史提出了三点具体要求。首先一点，言之有物，章学诚指出“文为后世不可及者，无空言也”；其次是融通古今、知古并用于今，章学诚主张治学必须立足当代典制，再溯及官府旧章，最终贯通经术精微，他以孟子举重明察的比喻，批评学者“舍当代而求古”的倾向实为本末倒置，认为这使学问沦为“斗奇射覆”的游戏，丧失了经世致用的本质；最后是“知时合时”，章学诚也否定盲目崇古的守旧态度，主张在参考前朝经验时“礼时为大”。
章学诚在文末强调，“以吏为师”是“三代之旧法也”，秦制之失只在“禁诗书”而不在其“以法为师”。他通过对比孔子“合时”思想与李斯“禁书”政策，揭示真正的好古应如殷承夏礼般“因革损益”，而非简单复刻古制，最终回归“当代典章可通六经”的观点，即真正的经术研究必须通过对现行制度的考察来实现。
章学诚在《史释》篇中完整论证了从史官职能到治史方法的理论建构，也为其“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提供了印证。
5. 总结
综上所述，章学诚通过系统梳理史学传统，在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史学范式，展现了解释、批判与重建的学术逻辑。
《书教下》《史德》《史释》三篇均体现了章学诚改造传统学术的思考：在史学编纂方面突破体例束缚，在史家修养方面确立新的伦理标准，在治学方法上强调古今贯通。其理论建构充分符合了钱穆先生所言的“从学术史出发重建学术”的独特路径。这些思考不仅对研究清代史学具有革新意义，其对于历史书写、史家责任和学术经世等问题的深刻见解，至今仍能给予我们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