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唐寅(1470~1524)，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逃禅仙吏等，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苏州吴趋里人，父以贾为业。少有才名，乡试第一，然会试卷入舞弊案，后不事科举，日益放荡，宁王叛乱时佯狂逃出，筑室桃花坞，卖书画为生。作为“江南四大才子”之一，因其狂浪性格、坎坷身世、杰出艺术成就以及民间通俗文学“唐伯虎点秋香”(又名“三笑故事”)的渲染而闻名于世。
柯文说：“让我们跨越存在于民俗、文学、神话和历史之间的分歧，质疑那些将各个学科互相隔离的学科界限”[1]。但对“三笑故事”的研究主要关注两方面：真假辨析论证与文本源流演变1。马宇辉《“唐伯虎点秋香”考论》对“唐伯虎”及“唐伯虎点秋香”的相关题材作品的源流演变、治学纷争、相关人物、文化意义等方面进行详实充分地探究，是本研究领域一份重要的学术成果[2]。
总体来看，学界对“唐伯虎点秋香”的文本及其“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名的研究大多仅限于民间传说，对唐伯虎其人则仍限于传统的人物研究方法，且史学界对其关注较少。虽有对“三笑”故事的流变梳理，但并未详细探究文本演变的原因与文本撰写者对“唐伯虎”这一文化符号的隐含态度，也不涉及对其“江南才子”身份塑造与认同问题。此外，还需要关注故事和环境之间、在一种叙述和一个当代历史条件之间的共鸣。本文试图梳理唐寅诗歌中的自我形象，比较官方与民间视角下的“唐伯虎”有何不同，探寻“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名从何而来，并质疑唐寅与其他江南士人是否认同其“江南才子”之名？此种认同或不认同蕴含何种含义？
2. 诗词中的唐寅其人
唐寅一生波折，年少成名，因“科举舞弊案”失意于仕途，后求诸佛道，求诸于“心”，但仍不失儒家立名之望。
2.1. 名不显时心不朽：科举体制下的功名追求
唐寅生于商贾家庭，“其父德广，贾业而士行，将用子畏起家，致举业师教子畏”[3]，然“子畏犹落落”[3]，可见，唐寅原无入仕之心，为完成父命应举。但这并不代表他无功名之心：“计仆少年，居身屠酤，鼓刀涤血。获奉吾卿周旋，颉颃婆娑，皆欲以功名命世”[4]。又有《夜读》诗句：
夜来欹枕细思量，独卧残灯漏转长。深虑鬓毛随世白，不知腰带几时黄。人言死后还三跳，我要生前做一场。名不显时心不朽，再挑灯火看文章[5]。
唐寅出生于程朱理学仍大行其道之时，重儒轻贾仍是主流，因此应举，考取功名。唐寅所选择的生活模式是社会知识分子的传统模式，即读书——应试——入仕。有时，亦幻想自己成为汉唐边塞击敌立功的将领文士，能名留千古：
侠客重功名，西北请专征。惯战弓刀捷，酬知性命轻。孟公好惊坐，郭能始横行。将相李都尉，一夜出平城[6]。
陇头寒多风，卒伍夜相惊。转战阴山道，暗度受降城。百万安刀靶，千金络马缨。日晚尘沙合，虏骑乱纵横[7]。
渴望建功立业，入世兼济天下，是唐寅一贯的理想，《上吴天官书》：
又汉纲横施，略瑕绿腐。弩马效其驱驰，铅刀砺其括鳄。有志功名之士，扼腕攘袂之秋也。若肆目五山，总窖辽野；横披六合，纵驰八极。无事悼情，慷慨然诺；壮气云蒸，烈志风合。戮长貌，令赤海；断修蛇，使丹丘。功成事遂，身毙名立。斯亦人生之一快，而寅之素期也[8]。
此时唐寅认同自身“儒生”身份，欲以功名立世。但紧接着，一系列变故接踵而来，他的思想会发生何种转变？
2.2. 但愿老死花酒间：科场案后的佛道转向
“不幸多故，哀乱相寻，父母妻子，蹑踵而没”[4]，弘治巳未年会试冤狱，唐寅的思想发生转变。
科考案后，唐寅负气远游，回来后就筑室桃花坞，卖画为生，饮酒为乐。原来的“济世”热情在现实中逐渐冷却，认为“建功立业”只是浪得浮名，不如把酒逐欢。有《进酒歌》：
吾生莫放金巨箩，请君听我进酒歌。为乐须当少壮日，老去萧萧空奈何。朱颜凋零不复再，白头爱酒心徒在……劝君一饮尽百斗，富贵文章我何有空使今人羡古人，总得浮名不如酒[9]。
《对玉环带清江引》：
春去春来，白头空自挨；花落花开，朱颜容易衰。世事等浮埃，光阴如过客。休慕云台，功名安在哉！休想蓬莱，神仙真浪猜。清闲两字钱难买，苦把身拘碍。人生过百年，便是超三界，此外更无别计策[10]！
此外，还有《怅怅词》《慨歌行》《世情歌》等，他否定儒家“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滕文公下》)的社会参与意识与历史使命感，背离传统文人价值取向。
实际上，这种反叛精神并非空穴来风，其本身即有丰富的叛逆色彩：嬉笑府学、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尝自谓布衣之侠，私甚厚鲁连先生与朱家二人”[4]。这与李白的侠客精神十分相像。
此时唐寅尚有侠客气质，经宁王叛乱一事后，彻底看清官场，思想层面遁入空门。后期唐寅思想受佛教影响更为明显。自号“六如居士”“逃禅仙吏”，其画中亦蕴含佛性[11]，无院工之气，受南派禅宗影响甚重。
2.3. 夜深忽梦少年事：晚年诗歌中的痛苦表达
话本传奇中描绘的唐寅形象多是风流潇洒、狂狷浪荡，毫无汲汲功名之心，然事非如此。晚年唐寅虽于痛苦中向佛理求助，但仍对年少往事念念不忘，并未如其号“六如居士”般践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他总是借春闺女子之身抒发愁怨，如“堪叹薄情难料，把佳期做了流水萍飘……俏冤家何事还不到。”(《皂罗袍》)“如今瘦添楚腰，闷惬饮，离情懊恼，落花和泪，都做一样飘，知多少。”(《好姐姐》)“我怕你，乍相逢无恩义。我怕你，入侯门似海深。我怕你，把萧郎空违背……我怕你，埋没俺真诚意。”(《雁儿落》)“有些个风儿未真实，见人须问个因由。”(《浣溪沙》)“对于唐寅来说，被抛出政治轨道之恨只能压抑在心中，自我消解、转化。他只能自觉不自觉地把这种刻骨铭心之恨按照正统文化早已为士大夫文人设计好的模式转化为缠绵哀婉之怨”[12]。
唐寅在痛苦中亦有诸多劝世诗，试图与过往和解，如《百忍歌》：
百忍歌，百忍歌，人生不忍将奈何？我今与汝歌百忍，汝当拍手笑呵呵！……君不见如来割身痛也忍，孔子绝粮饥也忍；……好也忍，歹也忍，都向心头自思忖[13]。
此外还有《七十词》等，劝世亦是劝己，但与过往和解何其不易。
《伯虎绝笔》言：“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14]。此生实在痛苦，即使身处桃花坞也如异乡。
他在晚年依然梦回科场，《梦》：
二十余年别帝乡，夜来忽梦下科场。鸡虫得失心犹悸，笔砚飘零业已荒。自分已无三品料，若为空惹一番忙。钟声敲破邯郸景，依旧残灯照半床[15]。
如果功名之心已经彻底泯灭，怎会做梦时还想到多年以前的科举。
由此观之，唐寅并未放弃对“名垂青史”的追求，在科举无望的客观条件之下，他该如何选择人生道路？
3. 市民文化中的“唐伯虎”形象经营
世人对唐伯虎的印象出奇一致，如“江南四大才子”之一、“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唐伯虎点秋香”故事中的风流才子，这种“风流才子”的形象从何而来？这是否就是唐伯虎在科举无望之后，选择的人生道路？他是否认同自身的选择？为何会选择这种道路呢？
最早书写“江南第一份风流才子”石刻的是阎秀卿所编《吴郡二科志》：
寅罢归，朝臣多叹惜者。归无几缘故去其妻。寅初为诸生尝作怅怅诗其词曰：怅怅莫怪少年时，百丈游丝易惹牵。……后复感激曰：“大丈夫虽不成名，要当慷慨，何乃效楚囚？”因图其石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16]。
根据以上史料记载，唐伯虎应是科场案后紧接丧妻，于是作《怅怅歌》，并刻石“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但唐寅并非甘愿“老死花酒间”，他自命“普救寺婚姻案主者”，自少壮时便追求不朽之功业，徐祯卿《新倩籍》回忆青年时代的唐伯虎：“衔杯对友，引镜自窥，辄悲。以华盛时荣，名不立，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恐世卒莫知，没齿无闻，怅然有抑郁之心”[17]。唐寅从来自视甚高，自称“郁郁梁栋姿，落落璠玙器”。(《咏怀》)即使人生陷落，亦比肩墨翟、孙子、司马迁、贾生之属，“愿丽其后”([4], pp. 669-670)。
唐寅“于应世文字诗歌，不甚措意，谓后世知不在是，见我一斑已矣”[3]。表达必将传诸后世的自信。亦有《伯虎自赞》：
我问你是谁？你原来是我，我本不认你，你却要认我。噫！我少不得你，你却少得我。你我百年后，有你没了我[18]。
马宇辉认为“《伯虎自赞》虽然也将自己审美对象化，虚设‘你’‘我’对话的形式，但却全无生平的记述与评价，并将目光投向相反的未来方向，前瞻到自己艺术形象的不朽。这或许也是一种暗寓自赏的评价吧”([2], p.66)。故其自名“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事实为可信。
除了唐伯虎自封“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其好友祝枝山在唐伯虎的形象经营中功不可没。祝枝山其人亦为狂士，书狂草，轻法度，主张才情至上，与唐伯虎书法自然理念不谋而合，相似的文艺追求使二人被认为是最亲密的同怀，如徐应雷为二人作诗“名士故逃名，谁与共明月。夜半闻叩门，知是祝希哲。”[19]《明史·文苑传》也将二人共列狂士：“吴中自枝山辈以放诞不羁为世所指目”[20]。
唐伯虎本人没有详尽的行状传世，仅有祝枝山为其撰写的墓志铭勉强算作生平记载。然与一般墓志按照时间顺序记叙生平事迹不同，祝枝山撰写的墓志铭通篇赞扬其性格而少记叙，尤重其才。开头便是“子畏性极颖利”，又言“奇思常多，而不尽用”，塑造一个天生聪颖，无需努力便能成功的才子形象。甚至有“尝乞梦仙游九鲤神，梦惠之墨一担”的记述，更为唐伯虎之才增添传奇色彩[3]。此外，对唐伯虎具体行事的留白，更给了传世形象以塑造空间，才有了后来冯梦龙《唐伯虎一笑点秋香》的再造传奇。
由此可见，“风流才子”之名是唐伯虎本人及其好友推动的结果。而许多人援引“七尺形骸一丘土，任他评论是和非”一句说明唐寅潇洒、不较功名之态，然风流之名乃唐伯虎自封，且“风流才子”形象亦其主观推动，此举说明他并未放弃求取功名，只是不以儒家价值观为导向。
唐寅思想随其经历而改变，整体上表现为儒释道交融。遵父意愿考取功名，此时儒家占主导地位，但从其不合时宜的行为亦能看出狂狷本色。以传统儒士之路获取功名之法失败后，陷入长期的怅惘之中，直至绝笔仍未和解。但他或有心或无意地效仿魏晋名士，重新以自我诠释“风流”，并以另类方式名留青史，变相实现“生前做一场”的愿望，这与戈夫曼的自我呈现理论不谋而合。唐寅周旋于狂狷与立名之间，并且制造出独特的“风流才子”之名，此为唐寅的自我认同。
除主观推动，这种形象经营能够成功，得益于明中后期的社会环境。高寿仙总结明中叶苏州狂士群体得以出现是因为三个条件：宽松的政治环境使狂士获得张扬个性的广阔活动空间、经济生活的繁荣使狂士较易得到生活费用、苏州能够欣赏风流之风的特定文化氛围为狂士提供社会文化基础[21]。
此外，哲学形态的变革是明中叶思潮的一个显著特征。被奉为正统的程朱理学日渐衰微，与之相悖的心学取而代之。诚如容肇祖先生所言，“一方面因为朱学中博学致知派的衰落，走入了繁琐的拘守的躬行实践的一途，为有天才人所厌弃一方面因为由穷理致知而到偏畸的主敬之学，自而发生进一步的心学”[22]。洪武采用八股体裁，以朱熹章句集注为标准答案，于是理学成为禁锢思想的工具。然王阳明提出“满街皆圣人”，否定偶像、批判程朱理学，具有冲破束缚解放思想之意。此种思潮之下，以唐伯虎为代表的风流行为自然得到流传。
至明末冯梦龙，以出版为业，他与唐伯虎有着相似的经历与兴趣，又比唐伯虎多了一丝愚忠与抱负，从源头便极具传奇色彩的唐伯虎故事自然为他所用。他在三本书中提到唐伯虎故事，《古今谭概》沿袭前人笔记，《情史类略》加以扩充，《警世通言》增加“一笑”情节并在文末附《焚香默坐歌》，“唐伯虎点秋香”的文本自此形成，并成为冯梦龙抒发情感的工具，成为清朝戏曲再创作的源头文本。又在评弹中发展为“三笑故事”，如《文星现》《花舫缘》，将“唐伯虎点秋香”以具体、稀松平常的语言叙述出来，体现故事的市民化与罗曼司化[2]。
至此，市民文化影响之下，唐伯虎的形象经营得以完成，唐伯虎风流才子之名得以流传。
那么当唐伯虎的时代过去，清廷高压之下，后人是否认可他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不同的立场与情景是否会产生不同的“唐伯虎”？
4. “唐伯虎”形象的记忆之争
唐伯虎通过诗词、书画与行为艺术建构的“风流才子”形象，迅速被民间话本与市井文化吸收，成为通俗文学的热门题材。然而，这一形象的流传过程并非单向传播，不同群体的接受程度不一，书写手法各异，暗含各自利益与诉求：民间将其浪漫化为“点秋香”的浪子，官方则刻意淡化其叛逆色彩，而明遗民视其为对抗清廷的文化符号。多重视角的对话，构成关于“唐伯虎”的记忆之争。
随着清军入关，明朝覆灭，《明史》的编纂提上日程，此时需要曾经的江南士人进京编纂《明史》，《明史稿》的几番修改，一定程度上可说明清王朝及江南士人群体对唐寅及其自身的身份认同。
《明史》编纂历经百年，各部由纂修官分期撰成再送至史馆，万斯同负责斟酌去取，分合编次，审阅删订。最终呈现的每一句话，都必定饱含朝廷意旨。
《明史·文苑二》为唐寅立传：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性颖利，与里狂生张灵纵酒，不事诸生业。祝允明规之，乃闭户浃岁。举弘治十一年乡试第一，座主梁储奇其文，还朝示学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未几，敏政总裁会试，江阴富人徐经贿其家僮，得试题。事露，言者劾敏政，语连寅，下诏狱，谪为吏。寅耻不就，归家益放浪。宁王宸濠厚币聘之，寅察其有异志，佯狂使酒，露其丑秽。宸濠不能堪，放还。筑室桃花坞，与客日般饮其中，年五十四而卒([20], p.7352-7353)。
观《明史》所述，唐寅其人虽然是少年天才，但个性张狂，为人放荡。行文并未为科举案辩解，只说他“耻不就”，且不提及其“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名。反而对同时代另外一位江南才子桑悦有所提及：
时常熟有桑悦者，字民怿，尤怪妄，亦以才名吴中。书过目，辄焚弃，曰：“已在吾腹中矣。”敢为大言，以孟子自况。或问翰林文章，曰：“虚无人，举天下惟悦，其次祝允明，又次罗玘。”为诸生，上谒监司，曰“江南才子”。监司大骇，延之较书，预刊落以试悦，文义不属者，索笔补之([20], p.7353)。
这说明清廷对唐伯虎的才子之名并不认同，但乾隆又曾为唐伯虎画印章。如《事茗图》中有乾隆御笔题记：“记得惠山精舍里，竹罏沦茗绿杯持。解元文笔闲相仿，消渴何劳玉虎丝。甲戌闰四月雨余，几暇偶展此卷，因摹其意，即用卷中原韵题之，并书于此。御笔。”钤印“古香”白文方、“太缶”朱文方[23]。这种割裂的态度，是将传奇人物“唐伯虎”的符号与真实的唐伯虎之才华分开来看，官方赞扬的是才华横溢的唐伯虎，唐伯虎的个人作风并不符合官方的意识形态。官方决定夺去其“风流才子”之名，一方面，是对佛教与心学的打压；另一方面，是出于正面形象宣传的必要。
而“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记载见诸江南文人笔墨之中，如：钱谦益《列朝诗集》：“图其石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24]；尤侗《明史拟稿》：(科考案、妻子死)“曰丈夫虽不成名，要当慷慨，何乃效楚囚。因图其石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作怅怅诗，读者悲”，《西堂集》亦，更有眉批：“施云吴中名贤虽多，而才人之厄未有甚于子畏。封传之固宜”，认为应当为唐伯虎单独立传[25]；万斯同《明史稿》：“自署其章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26]，王鸿绪《明史稿》亦，但《明史》通行本去其称号[27]。
故从“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称来看，尤侗对唐寅抱以同情态度，尤侗即苏州府人，以之为代表的江南遗民，借唐寅之名，暗自捍卫江南文化。而在清朝，满人以异族身份入主大统，面临着以“江南”地区为核心的“汉族文明”的挑战，“江南”的文化最奢侈，最学究气，也最讲究艺术品位，但从满人古板严谨的观点来看，“江南”的文化也最腐败[28]。“江南”的文人才子们常常在风流诗酒间怀念前朝，可想而知，被称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唐伯虎定是他们效仿追捧的对象。如何使江南士人真正从心理上臣服，绝不是简单的区域征服和制度安排的问题，“大一统”的设计必须透彻到文化交锋的层面才能真正有效[29]。故官方最后删去江南士人们笔下的“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绝不是无心之举。据《(道光)苏州府志》卷五十九《职官七》记，唐仲冕嘉庆四年(1799)七月八日任吴县县令。朱琪考其时唐仲冕以唐氏族裔身份重修唐寅墓，又刻唐寅遗集，均为嘉庆六年事，札当作于是年。其任编《六如居士外集》态度审慎：“私印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曰普救寺婚姻案主者”[30]，对比上述江南遗老们的“图其石”，此时他的“私印”就略显小心翼翼，极大可能受到清廷官方消极叙事的影响。
由此可见，关于“唐伯虎”的意象符号，存在民间、官方与士人的记忆之争。
5. 结语
观明代中后期，斯处于诸多矛盾的张力之中。制度废弛但理学仍禁锢思想，理学占主导地位但佛道已然世俗化，士人仍以“为生民立名”为己任但出现思想缺口，四民社会却有士商互动之迹。于是，就催生出以唐寅、王阳明为代表的“异端”。而唐伯虎自我成就之路行得通，也正是得益于此种流动的社会环境。
唐寅不是“伤仲永”之翻版，而是“晚而未就”的一流人物2。他自视甚高，才华过人，故不可能放任自己失意于仕途后遁入空门，从此于青史寂寂无名。所以表面看起来，他潇洒、风流、视功名如草芥，实则都是他为自己铺设的风流叙事，加以其友助推，又有明中后期通俗文化的发展与出版物的商业化，他为自己构造的桃色风流叙事自然成为小说、话本、传奇、评弹、戏曲之类民间文学热衷的题材。这与传统士大夫之思想十分不同，而唐寅之魅力也正在于此：不与痛苦和解，但接受并探索自我的多种可能。
“如果一个记忆太过频繁地被提起、被塑造成一个故事的话，这些记忆很可能会慢慢变成人们认知中固定的刻板印象”[31]。传世的是三种唐伯虎形象，一种是被《明史》认定的个人作风偏向负面，然才华横溢；一种是被政治高压下文人的精神寄托；一种是因弹词井喷而广为流传的“风流才子”形象。这一点与过去探究唐寅形象变迁只关注民间文学不同，虽然二者都归属于“唐伯虎”符号，但并不能将真实的唐伯虎与话本里的唐伯虎割裂开来看，因为成为“箭剁式”人物是唐伯虎自身愿望，永不停歇的文本再创作也是“唐伯虎”的一部分。这种杂音的争论，成就了“江南才子”之名。
NOTES
1“三笑”故事雏形创作于明中后期，最开始盛行于文人笔记杂录，如朱秀美的《桐下听然》真正将故事的男主人公附会为唐寅，后出现如周复俊《泾林杂记》、周玄暐《泾林续记》、项元汴《蕉窗杂录》等笔记，而“三笑”故事的转折点是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二十六卷《唐解元一笑姻缘》。有清以来，质疑其真伪之考论迭出，王士禛在《古夫于于杂录》中第一次直接否定故事真实性。辨析真伪主要从考论华师太与秋香人物身份事迹、托伪附会于唐伯虎、题材源流考几个方面出发，虽论证过程不同，但认为娶秋香事非伯虎所为则是公认观点。文本源流与演变方面，有谭正璧《三言二拍资料》、谭正璧、谭寻《弹词叙录》、周良《苏州评弹旧闻抄》《弹词经眼录》、吴宗锡主编《评弹文化词典》、李修生主编《古本戏曲剧目提要》、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薛亮《明清稀见小说汇考》等著作、工具书对所涉及的小说、戏曲、弹词或予以情节介绍、或列出本事来源、或抄录相关资料。现当代学术研究仍关注以上两方面。主要有李志梅的《唐寅娶秋香故事的真伪》及《唐伯虎与“三笑故事”》、马宇辉的《“唐伯虎点秋香”考论》等。《唐寅娶秋香故事的真伪》主要从故事原始材料的溯源、人物的考证、类似故事的衍生以及唐寅自身所娶三位妻子的考察等不同角度分析证明这是后人附会的结果而不是真实的历史。《唐伯虎与“三笑故事”》以明冯梦龙的《唐解元一笑姻缘》为主要原始材料依托以及结合唐寅生平来考察秋香故事附会到唐寅身上的原因，指出了其因不得志而期望从异性的赏识中求得自我价值的肯定心态是最主要且最直接的原因。
2“在当代读者的印象中，唐伯虎是一个声誉远远高于成就的人物。对他的了解主要来自少许不甚精准的历史记载中支离罣漏的概述，以及附著其上的大量绮艳传奇之夸张虚构。然而又有多种传世史料在在证明了他的学识广博与多才多艺。在唐伯虎生前，其前辈、同侪和后学早己对其禀赋一流资质却甘心二流事业深致惋借；而身后却又不乏一流学者、文人，对于这个仅仅取得了二流成就的人物不吝‘人间第一流’(钱大昕语)的评语。”(参见[2])